《政治的學問》，錢端升著 / 錢元強編，文津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我學習和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史”，錢端升先生主持的《民國政制史》都是基本教材，并且是因為具有經(jīng)典研究水準而成為教材的。這說明，錢端升先生的學術(shù)影響，并不限于政治學、法學，在“政治制度史”這個中國歷史學的主要研究領域中，錢端升先生也有其重要的地位。錢先生的學問格局和三十年代北大及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氣象，從新出版的《政治的學問》，可以窺見一二。
在錢端升的政治學方法論世界中，歷史學始終是一個重要的組成方面。錢端升對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方法的論述，集中在他1925年在清華學校大學普通科所作的演講《政治學》，1986年在《政治學研究》雜志發(fā)表的《為我國政治學的發(fā)展進言》這兩篇文章。兩文也有一首一尾之意，前者是清華學校大學部初創(chuàng)，他擔任政治學系教授所發(fā)表的演講；后者是政治學學科恢復建制五年后，他以年近九十的高齡建言發(fā)展，并且是除了1988年為《蔡元培政論集》所作跋文之外，他發(fā)表的最后一篇學術(shù)文章。在這兩篇堪稱個人與國家學術(shù)發(fā)展的重要節(jié)點的鄭重倡言中，他都提到研治政治學，需要融會相關(guān)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第一次提及的是法律、經(jīng)濟學、歷史、心理學，第二次提及的是法學、歷史學、社會學，法學和歷史學是交集。如果進而聯(lián)想到錢端升在哈佛大學研究院主修政治學，兼修歷史、經(jīng)濟和法學；回國后在清華學校講授“西洋百年史”，兼任歷史系講師；1972年曾計劃撰寫一部百萬字的《世界史》。我們便可知道，歷史學始終是錢端升學術(shù)世界中的重要一員，是他研治政治學的重要學術(shù)資源。
以他主持的《民國政制史》為代表，錢端升和他的同事們將政治學與歷史學結(jié)合，不僅在于內(nèi)容上的詳實，更在于使歷史學成為行政與政制研究的一種方法，一種學術(shù)表達方式?！睹駠剖贰吩谥贫仁奉I域的影響，有典范的效應，也不僅在于內(nèi)容的深度與系統(tǒng)，更在于其將政治學理論融入歷史敘述的方法和風格。作為中國政治學學科奠基時代的經(jīng)典著作之一，《民國政制史》的主要風格是敘述與分析，是“論在史中”，而不是“以論帶史”，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地方。
錢端升先生在《民國政制史》“序”中強調(diào)中國行政研究“每一問題，必法律與實施并重，而歷史之演進，尤為必要之基礎”。在“增訂版序”中，他進而強調(diào)：“立言態(tài)度亦一仍舊貫，只客觀地敘述變遷經(jīng)過，分析法制要點，而不參以贊否之意見。其所以然，乃因本書之旨在欲有裨于中國政制與行政問題之研究，而不在提供任何方案也?！痹趯W術(shù)與現(xiàn)實之間，他堅持學術(shù)的價值中立，不為現(xiàn)實提供方案；在理論與歷史之間，他堅持把政治學的修為融入歷史敘述，在敘述“歷史的演進”中，將“法律的規(guī)定”和“實際的狀況”融進去，我們知道，后兩者正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基本“問題”，但他的表現(xiàn)手法是非常樸實的敘述和解釋。我今天主要談對后一點的感慨，因為我覺得，它反映了中國政治學界及北大政治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學術(shù)氣象。
大的學術(shù)氣象，往往是平和、樸實的?！睹駠剖贰肥?937年脫稿、1939年出版；1935年的時候，北大政治系研究室的馬奉琛先生編纂了《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參考書目》（第一輯）。兩者可以看作一系列努力的組成部分。馬奉琛說，自從戊戌變法以來，特別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國經(jīng)歷了從重視基本政治制度到“刷新行政，提高效率”的發(fā)展：“不過行政制度及其問題，是有歷史性的，就在今日的行政上，還存留著些清代的成規(guī)。再說創(chuàng)造新的，必須徹底明了舊的?！?/p>
他總結(jié)指出，研究中國行政制度有四方面工作必須同時并進：一是整理，整理、考訂舊材料，“把同類的記載給合攏來，用去同留異和舍略用詳?shù)姆椒ǎ右环怼?；二是匯輯，不僅努力收集分散各處的舊材料，而且制作書籍和論文的索隱；三是編參考索隱，就各種行政專題，開列應參考的材料；四是研究，和前面三項工作相輔而行，有助于熟悉已有的材料，有助于改良整理的條理和方法，有助于增加搜集的興趣和勇氣。根據(jù)馬奉琛的介紹，當時北大政治系研究室已經(jīng)“暫依清代行政區(qū)域分為中央（六部）、省、州縣”以及“一個特殊行政問題清代的科舉制度”設置研究專題。
這本《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參考書目》第一輯匯集了北大、北平、清華三所圖書館約五百種“舊籍”編成?！跋抻诩瘸傻恼?，或有直接關(guān)系的其他紀載”，“其余若舊檔、文集、地方志等等”也要陸續(xù)匯輯刊出。對于收錄的每一部書，《書目》都寫明卷冊、作者、年代、收藏機構(gòu)，撰有“提要”，說明書的內(nèi)容；對于連續(xù)刊刻的書，交代編纂沿革。“提要”的水平很高，我們舉《皇朝續(xù)文獻通考》“提要”為例，不僅交待了收錄內(nèi)容的起止時間、取舍特點及原因、與《皇朝文獻通考》史源異同，而且還比較了“皇朝三通”的體例，《續(xù)文獻通考》的體例特點及原因。可見作者雖然研究生畢業(yè)不久，但下了苦功夫，做了一定的研究，而不是泛泛的書目匯輯。
這是一部很好用的“清代行政制度研究書目指南”。把這本書目和錢先生的《民國政制史》放在一起，我們就能很直接地感受到當時中國政治學界及北大政治系的前賢們從制度史入手研究行政制度，從資料入手對制度史有全盤掌握、扎實研究的學術(shù)抱負。這個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馬奉琛也說資料整理工作“因為人太少，一時無法進行。等將來經(jīng)費充裕的時候，共同研究的人數(shù)可以加多；那么，我們才能夠?qū)崿F(xiàn)現(xiàn)在的期望！”雖然條件還不成熟，但馬奉琛們已經(jīng)在努力的路上，而沒有別尋坦途。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前提，是制度史的基礎，八十多年過去了，很多空談的制度史著作、高頭講章，都不再具有學術(shù)價值，而平和、樸實的《民國政制史》成為經(jīng)典著作，《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參考書目》讓人眼前一亮，這是靜悄悄的學術(shù)升降的過程，學術(shù)的價值選擇不言自明，它不是新勝于舊、單線進化，而是汰粗取精、老而彌篤。
大的學術(shù)氣象，又是開放、會通的。錢穆先生到北大，也是三十年代。1932年，錢穆先生在歷史系開“中國政治制度史”課程，歷史系主事者認為“中國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今改民國，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錢穆堅持“言實際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問。今治歷史，以前究屬如何專制，亦當略知，烏可盡置不問?！碑敃r北大歷史系是“新史學”的重鎮(zhèn)，制度史“可勿再究”實則只是其次，傅斯年等新史學主將不認同錢穆的“舊史學”的眼光和方法才是更主要的。結(jié)果是歷史系無人選課。但是，“當時法學院院長周炳霖（應為：周炳琳）告其同事，學生來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國政治，今文學院開此課，當令學生前往聽課。遂有政治系全班學生來選聽此課?！卞X穆先生講得好，這個效果又反饋到歷史系：“稍后，人益多，乃歷史系學生前來旁聽?！蔽覀兘裉於贾厘X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制度史的重要的小書，其源頭就是北大“中國政治制度史”這門課，是課程大綱的“簡編”。所以，當年北大政治系的開放的氣象，不僅促進了中國的政治學的研究，還參與了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一門學科，能通過自己的一個發(fā)展舉措，影響及于其他學科，這是對其學術(shù)判斷力的非常好的說明?！叭甏?，中國史學界諸流競起，但以學術(shù)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言，與西方‘科學的史學’相匯合的考證學仍然居于主流的地位?！薄芭c西方‘科學的史學’相匯合的考證學”支配下的新史學主流也重視制度史研究，但他們看重的是像陳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那樣具有新史學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寫作方式的著作，不欣賞錢穆、蒙文通這些舊史學的“通人”。對舊史學之本有追求的不解與偏見，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之于楊樹達先生的學術(shù)評價上亦有相似的表現(xiàn)，雖然楊樹達是作為“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的專而不通的代表而被歸入舊壘的。舊史學中的“通家”與“專門”，都已被新史學視為故物。（新、舊史學在多個層面上的分野與交融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難以簡要說盡，本文僅是就在社會群類上形成的區(qū)隔而言。）但被新史學奉為開山的王國維說過：“學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弊龅搅恕皩W無新舊”的，不是本有舊學淵源的歷史學，而恰是主要從西方舶來的政治學。周炳琳先生北大法科經(jīng)濟系畢業(yè)，后來到美國、英國、法國留洋，學習和研究政治學、法學、經(jīng)濟學，是典型的新派社會科學家。舊學科持新裁斷，新學科容舊手眼，“東家流水入西鄰”，這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史中饒有趣味的一個小故事，今天說起來，更讓人感佩北大政治系的開放包容與追求中西古今會通的努力。
陶希圣的境遇則又是新舊格局中選擇之一種。陶希圣能夠接到北大的聘書，起因是史學系的學生向校長蔣夢麟提議，并希望開設社會史學、唯物史觀等課程。但“被胡適派擠得靠邊站”，落腳于法學院政治系。陶希圣對“社會史論戰(zhàn)”生搬西學理論進行了反思，轉(zhuǎn)而重視“歷史的事實”，強調(diào)“不要為公式而犧牲材料”“多找具體的現(xiàn)象少談抽象的名詞”，倡導“多多從事于詳細的研究”。而陶希圣婉拒政治出山的信中，亦提到北大政治系正在研究三個題目，一是“清代以來中央各部之組織及辦事程序”，二是“省政府之組織地位及職權(quán)，此題欲從歷史探求，尤注重于清代以來”，三是“清代以來縣行政之研究”，“現(xiàn)正整理書目、制作提要，并分題研究”。這三個問題，與馬奉琛介紹的研究計劃高度一致，說明其為當時北大政治系學術(shù)建設的共識。面對“與西方‘科學的史學’相匯合的考證學”的新學排擊，錢穆的舊史學，陶希圣及“食貨”派的新史學，都在法學院政治系的包容下，在北大安頓下來。我們今天讀錢穆、陶希圣的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政治思想史論述，總能受到新的啟發(fā)，在其傳承影響下，中國思想史、社會史已蔚為大觀，只有開放包容，學問的不同路向才能從容交流，新認識才能在交匯處生長。
今天我們紀念錢端升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中國政治學的發(fā)展，也是要從錢端升先生“接著講”。傳統(tǒng)中國的制度與行政研究，可以有很多種路數(shù)，我無意于做優(yōu)劣、取舍的判斷。我只是在想，如何從錢端升先生，從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政治學界以及北大政治系的學風和學術(shù)追求“接著講”。那曾經(jīng)是一種普遍的共識，瞿同祖先生1962年出版的《清代地方政府》仍然立足于“描述、分析和詮釋”的結(jié)合，在“關(guān)于官僚政治的學理性研究和經(jīng)驗性材料之間，有著一定差距”的學術(shù)認知背景下，他堅持“所有行為分析必須放到特定的情境中進行，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按照任何行為在具體社會和政治條件中實際顯示的情形來思考分析它。從這種意義上講，在特定政治環(huán)境中的中國官僚的行為模式，一般來說也應能說明中國行政管理及官僚行為的一般規(guī)律。”今天，我們對歷史上的政治、制度、行政、社會有了更多的認識。思考“何為中國制度”，需要打通政治學、歷史學以及相關(guān)學科，構(gòu)建基于政治、行政與社會的“整體史”意義上的制度史。而這個制度史的樣子，是否能夠不僅有著扎實的史實基礎，而且理論的新見融于其間，它既不是材料的堆砌，更不是理論的注腳。“論在史中”，這條路很漫長，但可以從學術(shù)史中汲取力量。
（本文中提及的陶希圣信函，承蒙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金安平教授慨示；《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參考書目》一書，蒙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李文杰副教授告知；周炳琳、馬奉琛先生生平事跡，蒙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碩老師提供，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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