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劍橋大學教授的生活1、2》（后浪·貴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是英國著名古典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瑪麗·比爾德常年發(fā)表于博客的諸篇文章（文末有相關評論）的集合。本文選摘兩個短篇，關于劍橋大學的女教授和校長競選故事。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劍橋畢業(yè)的女性文學巨匠——誰正在照料孩子？（2009年4月27日）
成為紐納姆學院（Newnham）的一員有很多好處，即使（或尤其）在2009年，我仍然可以詳細地講述女子學院的優(yōu)勢。這個我在后文中會討論。這個周末我一直在思考的是紐納姆學院的文學傳承。我們的校友（我現在幾乎習慣了這樣稱呼她們）中有一些是20世紀最優(yōu)秀、最知名的作家：A. S. 拜厄特（A.S.Byatt）、瑪格麗·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克萊爾·托馬林（Claire Tomalin）、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瓊·貝克韋爾（Joan Bakewell）、杰曼·格里爾（Germaine Greer）、凱瑟琳·懷特霍恩（Katharine Whitehorn）以及薩拉·杜南特（Sarah Dunant）等。
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慶祝這顯赫的成果，劍橋文學節(jié)（Wordfest，當地的文學盛會）今年在紐納姆學院舉行了一些適當的活動，學院設晚宴款待演講者和各路人等，包括我。幾乎我們所有人都和紐納姆學院有著某種聯(lián)系，在這里學習或是工作過。
我們桌有14個“女生”，在我這邊坐著的有弗朗西絲·斯波爾?。‵rances Spalding）和伊莎貝爾·格雷（Isabelle Grey，在紐納姆學院讀本科時和我是同年級），還有瓊·威爾遜（Jean Wilson）。我“承認”飯后我和伊莎貝爾、麗貝卡·艾布拉姆斯（Rebecca Abrams）以及學院的副院長凱瑟琳·塞維爾（Catherine Seville）暢飲了很多紅酒。
聊得怎么樣呢？嗯，晚宴上我和弗朗西絲談工作。她打算和蘇珊·塞勒斯（Susan Sellers）在文學節(jié)組織一場關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研討會。研討會的亮點是展出伍爾夫在國王學院進餐時用的那張有名的桌子。正如伍爾夫在《一個人的房間》（Room of One's Own）里所闡釋的，這張桌子是一件女性主義的標志性家具，而它最近被借給了紐納姆學院。此外，弗朗西絲的一本關于約翰·派珀（John Piper）和邁范維·派珀（Myfanwy Piper）的書也即將問世。
但是飯后，很快我們如同其他女人一樣，更多地談論起女人的命運。當女人享有與男人一樣的權利時，男人和女人的生活和事業(yè)仍然存在著差異，為什么會這樣？
我們認為這很大程度上與家庭責任的“概念經濟”有關。我在午餐時和一些在紐納姆學院工作的母親交談過，了解到無論她們在做什么（從分裂原子到講授盎格魯-撒克遜），她們從來沒有能完全將家庭生活拋開。她們的腦子里一定會為找不到的芭蕾舞鞋、幼兒園的圣誕聚會和將要接種的疫苗留有空間。大多數男人，我相信，無論在家里分擔多少家務，只要他們走出家門就會把這些都拋在腦后。我曾觀察過傍晚時參加劍橋研討會的學者們。假設討論進展得很順利，你仍然可以看到他們在盤算是否能再多待一會以及晚回家一小時該怎樣道歉。用鮮花？還是紅酒？還是出去吃飯？女人們別無選擇，她們會馬上回家。
我們用了一個悲劇性的反例結束了那晚談論的主題。伊莎貝爾想起一個美國人的故事。這個美國人去上班，忘了把孩子送到托兒所而是遺留在了汽車里。下班時，他發(fā)現鎖在車里的孩子因為車內溫度過高而死亡。
這是一個都市傳說？不，這是真實發(fā)生的事情?！疤彀?，我把孩子落在公共汽車上了。”這個古老的笑話又有了新的版本。
評論
1998年至2008年間，美國平均每年有38名兒童死于車內中暑。這似乎與強制性安全氣囊有關，將孩子放在前排座位違法。孩子被放在后排座位。這可真是“眼不見，心不念”。
——托尼·弗朗西斯
對下面這個句子的回復：“大多數男人，我相信，無論在家里分擔多少家務，只要他們走出家門就會把這些都拋在腦后?！爆旣?，句中的“大多數”救了你，因為我也無法給出具體的統(tǒng)計數字。但是恐怕我和你的想法不同。事實上，我更傾向于沒有這樣的假設：男人純粹/通常/就是這樣。這對于我們這些無論多么喜歡學術討論，但晚上一定“愿意”陪伴家人的男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
——JIW
瑪麗，今天寫的內容很具有挑釁性！我們博學的朋友JIW已經先我一步，但是我完全認同他的感受。紐納姆學院的女士們 可能會邀請我和詹姆斯這樣的人參加討論。但是我想讓會議/研討會快點結束，帶著孩子去參加小精靈俱樂部的演出。這樣的事情（今天周一，所以今晚輪到我，明天輪到比弗斯，周三舞蹈，周四準備晚餐）對于現在30歲左右的父親們來說太正常了。
——克里斯
盡管女性不斷取得比男性更好的學術成果，但是對于女性的看法仍然是貶低和破壞性的。男人的魅力被認為體現在地位和財富，擁有多少房子、汽車、美女/情人等。女人的魅力則體現在對這樣的男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可憐的女人。所以我們要像布狄卡（Boudica，堅強而富有韌性的不列顛部落女王，看不慣她的臣民在羅馬人手下受苦而揭竿起義）一樣，消滅數量眾多的寄生于我們國家皮膚上的狡猾自負的雄性寄生蟲和癤腫。
——XJY
1847年的劍橋校長選舉（2011年8月11日）
我已經有一年沒去大學圖書館的手稿室了（有機會去一趟真是太好了）。所以我本周去那里時才發(fā)現有了新的監(jiān)管制度：現在要在專門的登記簿上簽名，甚至圖書館里其他地方允許攜帶的小包在這兒也不讓攜帶，必須把包存在外面的儲物柜，所以每次你想從包里取25便士去買一支新鉛筆什么的，你都得去取鑰匙然后再還回去。（因為，鑰匙由你保管他們不放心，這也許是聰明的做法。）
我相信這是非常明智的，也是保護收藏的好方法。但這種方式確實很惡劣，感覺自己被當成了罪犯，讓人油然而生一種不快的感覺，就好像自己和其他在場的讀者都有可能會在別人轉過頭去的一剎那將某份珍貴的文件偷走。（我在想，這種做法讓偷文件變得更加困難，但同時又會把多少人推向犯罪呢？）
無論如何，我是不會被耽擱的，因為我到那里是為了尋找更多關于菲茨威廉博物館歷史的資料。我想要徹底了解一下1842年歡迎新校長諾森伯蘭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的慶?；顒印Ｒ徊糠只顒邮窃诓┪镳^還沒有完全竣工的情況下舉行的。我很好奇，到底還差多少完工。
一份看起來很像文件的東西被編入目錄，它描述了19世紀大約五名新校長的選舉和就任。這是一份由19世紀熱心、執(zhí)著和相當聰明的官僚們撰寫的手稿，渴望將這個程序傳給他們的繼任者。
結果它對了解1842年菲茨威廉博物館的狀況沒有任何幫助，但它有很多關于1847年選舉的有趣東西，與我們10月份將要進行的選舉有很多共同之處。
我隱約記得（但如此認真的記載讓這個歷史事件又一次生動地呈現出來），在1847年校方確定的候選人是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但是，一幫來自圣約翰學院的菜鳥對此持反對意見，他們推選波伊斯伯爵作為其競爭對手（一個真正可怕的保守黨，勒德洛的國會議員，1832年改革法案頑固不化的反對者）。
雖然經歷了一點動搖，但王子并沒有真正退出，而是進行了一場充滿活力的選舉。這為當今候選人的支持者們提供了大量的建議，包括組織委員會以及從倫敦專門租來的運送選民的火車。（王子的反對者擔心的一件事是，他會試圖讓這所大學德國化。另一個擔心是，大學和皇室之間的后門關系有點不體面。）
這似乎是一場激烈的戰(zhàn)斗，正如人們所期望的，艾伯特獲勝了，但并不是以絕對優(yōu)勢。我找到的這份文件是由一位官僚 匿名撰寫的，他接著花了很多筆墨描述在宮殿舉行的慶功宴（他堅持認為，第一道菜配的是銀制刀叉，甜點配的是金制餐具）。顯然，波伊斯伯爵被邀請了，但不可能來。
這一切讓你想知道，我們現在的四位候選人塞恩斯伯里勛爵（Lord Sainsbury）、米爾路雜貨店老板（the Mill Road grocer）、布賴恩·布萊斯特（Brian Blessed）、邁克爾·曼斯菲爾德（Michael Mansfield）將會如何慶祝10月份的勝利。我想，不會那么奢侈，但我會讓你們知道的。
評論
他們對王夫艾伯特王子的看法是正確的：他確實干涉了，據我所知至少有一次。1860年，他推動任命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為歷史學欽定講座教授—主要是基于他的歷史小說，而這違背了歷史學家們的意愿。
——馬里恩·戴蒙德
不要覺得被當成了罪犯。這些預防措施聽起來像是對稀有材料明智并且常見的保護。幾年前，當我在劍橋讀研究生時，我想借用一個非常稀有的喬叟手稿。我就不說我去哪所大學借的了。我被留下和書單獨相處，完全有機會墊著它吃一頓有三道菜的飯或者撕掉自己需要的那幾頁。當我用完以后，我開始找人去歸還它。我在大學里漫無目的地尋找，最后，門衛(wèi)給一個重要人物打了電話，我才得以把書移交出去。當我想到這種粗心大意時，仍然不寒而栗。
——埃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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