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乾隆皇帝的千秋大業(yè)——《四庫全書》修纂已于一年前全面啟動?；实鄞藭r在思考一個重要問題：這套前所未有的大型叢書，該如何存放？
寧波天一閣引起了他的注意。為纂修四庫，乾隆曾下詔欽點江浙藏書家獻書，以范懋柱為代表的天一閣范氏后人進呈書籍638種，為藏書家之冠。而范家的藏書樓天一閣，當時已經(jīng)使用兩百多年，“并無損壞，其法甚精”，名聲在外。
乾隆于是命杭州織造寅著前往寧波調(diào)查，收到了詳述天一閣形制的奏折和圖紙。寧波月湖畔這棟二層小樓，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間，是當年兵部右侍郎范欽所建的私人藏書樓，坐北朝南，閣前鑿池，閣用六間，前后通風，在江南民居的基礎上為庋藏海量圖書做了專門設計。
寧波天一閣
很快，紫禁城東華門內(nèi)文華殿后的文淵閣、圓明園北部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沈陽清故宮文溯閣相繼建成，它們均以天一閣為模板，為藏書而造，史稱“內(nèi)廷四閣”，或稱“北四閣”；江浙二省也依樣建成“南三閣”，即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鎮(zhèn)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和杭州圣因寺文瀾閣?！端膸烊珪沸蕹珊蠊渤樒叻荩謩e存放于這七座皇家藏書樓中，合稱“四庫七閣”。
民國年間，建筑學家劉敦楨、梁思成曾對故宮文淵閣進行全面測繪，出版了一套限量版《文淵閣全景》（中國營造學社1935年初版、1936年再版），包含珍貴的上色彩照、測繪圖紙和藏書目錄。在這套書的英文簡介中，兩位建筑學家說明了“四庫七閣”與天一閣的關系，并寫道：“在中國古代的藏書建筑中，這些建筑形成了一種單獨的門類?！笨梢哉f，天一閣及仿照天一閣所建的這批藏書樓，在中國建筑史中構建了一種獨特的類型。
天一閣與“四庫七閣”。 天津大學 楊菁教授 供圖
2020年11月5日，由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故宮研究院建筑遺產(chǎn)保護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北斗錯落長庚明——四庫七閣與天一閣藏書樓研討會”在天一閣舉行。除天一閣博物院及天津大學建筑學院研究人員外，還有來自故宮博物院、北京圓明園研究院、沈陽故宮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承德市文物局、鎮(zhèn)江市圖書館等十余位專家學者作為“四庫七閣”的代表參會。
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會。由于種種原因，“四庫七閣”在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各有際遇，目前分屬不同的主管單位，有些已毀于戰(zhàn)火遺跡無存，不論是管理者還是研究者，此前都缺乏系統(tǒng)交流的機會。此次天一閣論壇以“藏書樓”為線索，聚集各地專家，重新審視七閣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學術意義，也為藏書樓的研究者和保護者搭建了難得的平臺。
與會學者合影
天一閣博物院院長莊立臻在致辭中說：“文淵、文源、文津、文溯、文匯、文瀾、文宗，這七座氣度不凡的皇家建筑從誕生之時便與天一閣結下了不解之緣。兩百多年后的今天，作為這些書樓的守護者，我們相聚于此，再續(xù)前緣……因為樓相近，所以也要人相親，因為道相同，所以也要謀相通。今天的會議只是開端，期待更多中華書樓的研究者、守護者、光大者加入我們的行列?！彼蚺炫刃侣劚硎?，藏書樓的興建體現(xiàn)了文化自覺，藏書樓的守護體現(xiàn)了文化韌勁，歷古至今的公私藏書樓的存在體現(xiàn)了文明高度，值得我們珍視傳承弘揚。
天津大學建筑學院教授王其亨在主旨發(fā)言中暢談文化遺產(chǎn)研究中的“大一統(tǒng)”與“多元共生”，強調(diào)保留地方文化多樣性和政治上的統(tǒng)一在文明傳承中的意義。他指出，天一閣和“四庫七閣”正如李白詩句“北斗錯落長庚明”，像北斗星和長庚星在空中共同閃耀；清代文化的魅力也正在于大一統(tǒng)和多元文化之間的共生與交融。
天一閣博物院院長莊立臻
一、寫仿江南：從私家藏書樓到皇家藏書樓
天津大學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所副所長楊菁自2012年起開始對“四庫七閣”的數(shù)字化測繪，已相繼完成承德文津閣、沈陽文溯閣、北京文源閣遺址的測繪。事實上，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已經(jīng)開始相關建筑的測繪和研究。近年來楊菁和她的團隊又對寧波天一閣進行了測繪工作，并著手“天一閣范式藏書樓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在會議上，楊菁的報告著眼于“四庫七閣”和天一閣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通過測繪成果等對比研究各藏書樓的建筑空間及園林環(huán)境。
四庫七閣建成年代和藏書情況。 楊菁 供圖
楊菁表示，“四庫七閣”都是“天一閣范式”的藏書樓，即便“內(nèi)廷四閣”選址北方，也在因地制宜地寫仿江南。奉命前往寧波調(diào)查的杭州織造寅著在給乾隆帝的奏折中詳細描繪了天一閣的設計，如設置六個開間，取義“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又如上下兩層俱設門窗，“兩面貯書，取其透風”，這些都是有別于一般民居、為藏書樓而設計的細節(jié)構思。此外，天一閣的空間序列關系——假山-水池-平臺-藏書樓-花臺-假山——在七閣里以直接或者間接方式反復出現(xiàn)，盡管根據(jù)實地情況不同有微調(diào)，但反映了對天一閣總體概念的模仿。
寅著這份帶圖紙的奏折拉開了北至盛京（沈陽）、南至杭州七座藏書樓寫仿建設的序幕；并且以浙東為中心出現(xiàn)了一批以天一閣為原型建筑的私家藏書樓，把這波藏書樓熱潮推向高峰。楊菁指出，天一閣在中國建筑史中構建了海量藏書的藏書樓類型。
“天一閣范式”下的“四庫七閣”。 楊菁 供圖
楊菁還分析了“四庫七閣”在實際建造過程中各自呈現(xiàn)的特點。宮殿類中的文淵閣地處紫禁城，與文華殿一起兼具了朝政功能，也是文淵閣區(qū)別于其他六閣的特有功能；承德文津閣和其周邊的園林環(huán)境融為一體，對天一閣建筑序列的寫仿最為相似；圓明園文源閣則因為被英法聯(lián)軍毀損，目前呈遺址樣貌；沈陽文溯閣沒有水景構成、沒有假山，而是采用廊院形式的空間序列，增加了長壽主題的內(nèi)部裝飾?！澳先w”中，揚州文匯閣、鎮(zhèn)江文宗閣均已被毀，文宗閣現(xiàn)存圖像最少，杭州文瀾閣則是晚清時期重修的主體建筑。
楊菁團隊于2014年掃描的文溯閣圖片
二、“北四閣”“南三閣”今何在？
故宮文淵閣
2020年的故宮文淵閣 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趙鵬 供圖
位于紫禁城內(nèi)的文淵閣無疑在七閣之中規(guī)格最高，歇山頂、琉璃瓦，地位不凡。然而在故宮一眾建筑中，綠墻黑瓦、六（雙數(shù)）開間的文淵閣仍顯得特立獨行，這一形制便源自天一閣。目前文淵閣并未對公眾開放。
文淵閣建成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庫全書》總纂官陸錫熊楷書《御制文淵閣記冊》明確指出“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
會議上，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趙鵬結合自身工作經(jīng)驗，介紹了故宮文淵閣建筑的現(xiàn)狀以及相應的保護措施。他首先回顧了文淵閣自故宮開放以來的修繕情況，并用細節(jié)照片展示了目前文淵閣的外檐彩畫、內(nèi)檐糊飾以及分布于內(nèi)、外檐的油飾，并探討其年代歸屬。他指出，文淵閣的彩畫、裱糊等反映出的建筑風格，體現(xiàn)了濃厚的藏書樓韻味。
1932年學界第一次關注到文淵閣的病害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建筑的上層地板中部向下凹陷。時任故宮博物院總務處長俞星樞先生將文淵閣樓面凹陷問題反饋至營造學社，委托學社勘察文淵閣并擬定設計方案。營造學社朱啟鈐、劉敦楨、梁思成三位先生前往勘察，后又邀請結構師蔡方蔭配合對結構進行計算分析，并由蔡、劉、梁執(zhí)筆作《故宮文淵閣樓面修理計劃》一文發(fā)表。他們在文中提出了五種可能的修繕手段，最后推薦采用鋼筋混凝土梁進行置換。
1935年，劉敦楨、梁思成又對文淵閣進行了細致的測繪，著《清文淵閣實測圖說》一文，并附有實測圖紙。該文指出文淵閣的結構設計本身存在問題。這可能是文淵閣迄今為止最全面的一次測繪。
文淵閣測繪圖（立面），來自劉敦楨、梁思成《清文淵閣實測圖說》
劉敦楨、梁思成著《文淵閣全景》（1936）中，在巴黎印刷的彩圖，上色時錯誤地為文淵閣涂上了鮮紅色，與真實情況大相徑庭
在五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兩次故宮大規(guī)模修繕活動中沒有查到文淵閣修繕保護的痕跡，直到1988年春，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對文淵閣再次進行勘察和實測制圖工作。1994年10月，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對文淵閣實施了保養(yǎng)工程方案設計，這一次范圍較廣，包括墻體臺基、油飾彩畫、室內(nèi)書架等等，但并未涉及大木結構。
文淵閣的最近一次保養(yǎng)是在2008年3月，只涉及瓦頂部分。趙鵬透露，在時隔十二年之后，文淵閣將開展全面的調(diào)研，為以后的研究性保護項目做好前期科研工作。此外，文淵閣的彩畫精美、頗具特色；目前故宮古建部已經(jīng)在積極整理勘查、積攢彩畫小樣、整理信息，或?qū)⒄沓霭妗⒆鰯?shù)字化復原。
文淵閣金蓮水草天花彩畫 趙鵬 供圖
沈陽文溯閣
文溯閣 文溯閣相關圖片均來自沈陽故宮博物院院長李聲能
位于沈陽故宮內(nèi)的文溯閣于1782年建成，在“四庫七閣”中地理位置最靠北，富有皇家園林建筑的特色，與“內(nèi)廷四閣”中的其他三閣也頗有差異。沈陽故宮文溯閣與北京故宮文淵閣的建筑是“四庫七閣”中保存最為完整的。
據(jù)沈陽故宮博物院院長李聲能在會上介紹，清代盛京皇宮充分體現(xiàn)了滿洲早期建筑的色彩，它的特點是分期規(guī)劃、多元文化融合。文溯閣作為盛京宮殿的拓展區(qū)域，與原“大內(nèi)宮闕”部分既有聯(lián)系又相對獨立，形成沈陽故宮西路建筑群。在功能方面，文溯閣兼顧行宮的用途，以滿足皇帝東巡期間的使用需要。在空間布局上，它弱化了園林設計，考慮到地勢和空間因素沒有設計江南景觀中的水景和假山，這也是文溯閣和其他閣的顯著差異。此外文溯閣在建筑設計上也充分體現(xiàn)了地域特色。
道光初年沈陽故宮文溯閣院落圖
承德文津閣
文津閣 文津閣相關圖片均來自承德市文物局古建園林管理中心副主任于洋
位于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內(nèi)廷四閣”中最早建成的一座。乾隆皇帝自述：“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閣之制，先于避暑山莊構文津閣，次乃構文源閣于此，月臺則又仿文津而為之也?！?/p>
據(jù)承德市文物局古建園林管理中心副主任于洋介紹，文津閣內(nèi)藏《四庫全書》抄寫本開頭蓋有“文津閣寶”“太上皇帝之寶”，最后一頁是“避暑山莊”印鑒。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成書，于次年三月運往文津閣，在此收藏近一百三十年。從清宣統(tǒng)元年（1909）以后，這套書籍經(jīng)過多次輾轉(zhuǎn)，最終于2008年正式搬入國家圖書館二期新庫房。目前文津閣內(nèi)擺放的是購自國家圖書館的影印版文津閣本《四庫全書》。
“文津閣寶”“太上皇帝之寶”“避暑山莊”印鑒
于洋在會上做了題為“避暑山莊文津閣歷史原貌復原研究”的報告。在2010年啟動文化遺產(chǎn)保護工程之前，文津閣內(nèi)部曾被改建，一度作為招待所使用。維修工程開始后，拆除改建的部分，先后進行了碑亭復建、門殿修繕及藏書樓屋面、裝修、書架復原工程。根據(jù)歷史資料比對，文津閣外部形制和沈陽文溯閣相似，內(nèi)部結構則與故宮文淵閣相近，團隊曾赴沈陽和北京兩地考察，并比照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書架和函套制作新版。修繕完成后的文津閣計劃于明年對外開放參觀。
一度作為招待所的文津閣
19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關野貞拍攝的文津閣藏書樓南側(cè)照片
修繕后的文津閣內(nèi)部
圓明園文源閣
文源閣玲峰石。 文源閣圖片均來自北京圓明園研究院院長張孟增
文源閣位于圓明園水木明瑟景區(qū)之北，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原雍正“四達亭”基址上仿寧波范氏“天一閣”而建。圓明園號稱“萬園之園”，有大量仿建建筑，文源閣是其中仿建江南建筑的重要景點。咸豐十年（1860年）十月，圓明園文源閣建筑和藏書均毀于英法聯(lián)軍戰(zhàn)火中。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文源閣再次遭到土匪官兵的趁火打劫。民國時期，文源閣物料又遭遇無數(shù)次土匪官兵偷盜強搶。目前文源閣僅殘存灰土臺基和部分疊石。
現(xiàn)藏于日本東洋書庫文源閣版四庫全書散本
文源閣遺址現(xiàn)狀
北京圓明園研究院院長張孟增在會上做了題為《淺議圓明園皇家藏書樓之文源閣》的報告，他提出三點對文源閣未來的思考，包括修復文源閣園林景觀、再現(xiàn)圓明園園林盛景和籌建圓明園文獻中心。張孟增表示，盡管文源閣的景點修復可能在資料方面相對匱乏，但圓明園研究院自2018年開始與高校合作，進行基礎文獻的研究，還可借助已修復的文津閣等模板，在一定程度上再現(xiàn)圓明園園林盛景。
文源閣復原圖《張寶成手繪圖》
杭州文瀾閣
文瀾閣。 文瀾閣有關圖片均來自浙江省博物館黨史部主任梅叢笑
杭州文瀾閣是江南唯一保存下來的皇家藏書樓，“南三閣”中另外兩閣——揚州文匯閣、鎮(zhèn)江文宗閣均在天平天國戰(zhàn)爭中被付之一炬，而文瀾閣在太平天國占領杭州期間作為軍營沒有被燒毀，但還是破損、樓宇半圮。
浙江省博物館黨史部主任梅叢笑在會上介紹了文瀾閣的保護現(xiàn)狀。文瀾閣位于西湖孤山南麓，隸屬于浙江省博物館，經(jīng)過2006年的修繕，目前已經(jīng)恢復了藏書樓及周邊院落的面貌，并對外開放參觀。
文瀾閣現(xiàn)有“西湖博物館”匾額
1911年浙江圖書館成立，1912年以后書閣分離，文瀾閣藏《四庫全書》轉(zhuǎn)而存放至浙江圖書館至今。1929年杭州舉辦西湖博覽會，文瀾閣被用作農(nóng)業(yè)館，博覽會結束后成立西湖博物館，選擇文瀾閣、御座房、圣因寺羅漢堂、太乙分青室等為館址，并在頭門建造門樓，正中嵌有“西湖博物館”匾額。
揚州文匯閣、鎮(zhèn)江文宗閣
文宗閣圖
文宗閣位于鎮(zhèn)江金山，文宗閣所在院落毗鄰金山行宮，現(xiàn)存唯一歷史圖像為《兩淮鹽法志》中的“文宗閣圖”。四庫七閣以水立義，喻示水流不息、文脈不斷，乾隆皇帝希望四庫全書能長久地保存下去。文淵、文源、文津、文溯、文瀾、文匯六閣中間一字皆含“水”旁，但文宗閣為何“缺水”？鎮(zhèn)江市圖書館學會理事長、研究館員徐蘇表示，文宗閣獨處江中，不言水而水源充沛無窮。乾隆在御制詩中有“百川于此朝宗海，是地誠以庋此文”的解釋，既與鎮(zhèn)江的地理形勢相合，又與以水喻閣的意思相符。
文匯閣圖 楊菁 供圖
徐蘇的會議報告從地方文化的角度談“七閣的構建與大運河文化”，他指出，“南三閣”的選址（鎮(zhèn)江、揚州、杭州）與水環(huán)境密切相關，是長江和運河的特殊位置構成了“以水立義”的佳境，決定了《四庫全書》落地的命運。如果說杭州的顯著地位毋庸置疑，另外兩部為何選在揚州和鎮(zhèn)江，而不是政治經(jīng)濟地位更高的蘇州、南京？徐蘇認為，兩地均處于長江和運河的交匯處，鎮(zhèn)江是大運河的南入口，而揚州是大運河的北入口，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更符合“以水喻文”的特征。
徐蘇表示，“四庫七閣”與運河文化關系密切，大運河的起點北京有文淵閣，重要節(jié)點江河交匯處鎮(zhèn)江有文宗閣，揚州有文匯閣，終點杭州有文瀾閣；這些閣是大運河的文化亮點和重要組成部分?！澳先w”的存在豐富了運河文化帶的詩文寶庫，提升了江浙官員和文人的文化自信，促進了江浙文人甲天下的奇觀，也增加了所居城市的榮光。
2011年重修之后的文宗閣
三、北斗錯落長庚明：“天一閣范式”
在“四庫七閣”之外，針對天一閣自身的研究也有新的進展。天一閣博物院副院長張亮則結合文字、圖像等歷史記載，發(fā)表了對天一閣歷史環(huán)境的還原推測和演變研究成果。他指出，探究天一閣的歷史環(huán)境，不僅有利于對其私家藏書樓價值的表述，也可以為未來天一閣新館的規(guī)劃以及類似建筑的維修保護提供參考。
他重點討論了明中期到清代約260年間范氏司馬第的四至范圍，制作了模擬復原圖。并從中分析藏書樓和私宅建筑群之間的關系：地擇東南——因東南角相對開闊，進出方便，又考慮到東南角是文昌位，與風水五行吻合；附加庭院——因為無論是“四庫七閣”還是天一閣，藏書樓都是后來增加的建筑，需要在一個相對空曠且獨立的場地。
張亮考證的司馬第范圍
張亮還考察了近代以來天一閣附近的環(huán)境格局。1933年的天一閣大修奠定了現(xiàn)在天一閣的基礎格局，后來逐步建設東園、納入范氏故居、范氏余屋、秦氏支祠、建設南園和書畫館等。他指出天一閣是不斷生長的模樣，但仍暗合了原來范欽的思路：地擇東南，相對獨立——例如陳從周設計東園，便是盡量讓游客往東園匯聚，獨立于書庫。
未來天一閣博物院還將向南擴展，張亮表示，天一閣面臨的新機遇和挑戰(zhàn)是：如何在新館建設和老館提升改造中，強化天一閣私家藏書樓基因，形成與藏書文化相協(xié)調(diào)的文化環(huán)境和自然環(huán)境？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員鄭殷芳從世界遺產(chǎn)語境探討了對天一閣遺產(chǎn)價值的認識。她指出天一閣藏書及其管理理念、天一閣的建筑形式及園林景觀，在我國藏書史、建筑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地位，其突出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應當受到全人類的珍惜和保護。根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chǎn)公約>的操作指南》關于世界遺產(chǎn)的評估標準來衡量天一閣的遺產(chǎn)價值，天一閣基本符合世界遺產(chǎn)標準(iii)——見證價值”、世界遺產(chǎn)標準(iv)——典范價值” 及世界遺產(chǎn)標準(vi)。天一閣自創(chuàng)建以來，其建筑和園林基址未曾改易，建筑形制和園林景觀因循舊貌，真實性和完整性保存較好。她建議做好天一閣申報世界遺產(chǎn)及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登科錄等申報世界記憶遺產(chǎn)的準備工作。
與會學者在討論中表示，這些一脈相承的藏書樓各有不同命運，比較性的研究為大家打開了視野。而作為研究者、管理者，在過去并沒有專門針對藏書樓的研討平臺，彼此之間也不熟悉，不少與會者在這次會議上是初次見面，因而更感受到交流的重要性。
最后，與會學者通過了關于“天一閣范式”藏書樓的共識，認為天一閣深刻影響了數(shù)百年來官私藏書樓的發(fā)展，“南北七座皇家藏書樓仿照天一閣制式而建，與江南一批私家藏書樓交相輝映，其影響甚至遠播日本、韓國等東亞漢文化圈，在海絲之路中體現(xiàn)了文化價值。這些古今中外的藏書樓共同構成具有獨特思想、建筑、藝術、人文、美學價值的‘天一閣范式’藏書樓體系”；而“研究傳播以‘天一閣范式’為核心的傳統(tǒng)藏書樓，能激活人們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推動傳統(tǒng)藏書樓的保護與發(fā)展，成為中華文化與民族記憶的永久見證”。學者們建議，以“天一閣范式”為紐帶，加強天一閣與《四庫》七閣以及各地現(xiàn)存藏書樓管理機構的聯(lián)系，建立以定期交流、共同研究、協(xié)力保護、廣泛弘揚為宗旨的保護與傳承的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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