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覺漫長的六十年學書中間，早一時期是‘彷徨尋索’，走了不少彎路。稍后是想‘轉(zhuǎn)益多師’，多方面吸收些營養(yǎng)來豐富自己?！睂τ谧约旱臅ㄖ?，沙孟海曾如是說。
今年是一代書法大家、學者、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的先驅(qū)沙孟海誕辰120周年，由中國文聯(lián)、民盟中央、浙江省政府、中國書協(xié)聯(lián)合主辦的“碧血丹心——紀念沙孟海誕辰120周年系列活動”11月28日在中國美術(shù)館開幕。該系列活動由3個板塊組成，包括一個展覽、一次紀念會和3場學術(shù)研討會。
此次系列活動通過藝術(shù)家、學問家、教育家這三個維度聚焦沙孟海，對他的治學旨趣、學術(shù)淵源、學術(shù)特征及學術(shù)影響做出全面、系統(tǒng)的考察和解讀。
沙孟海（1900－1992年）
展覽現(xiàn)場
11月28日上午在中國美術(shù)館開幕的“沙孟海書法篆刻藝術(shù)大展暨學術(shù)文獻展”共展出來自浙江省博物館、沙孟海書學院、西泠印社、中國美術(shù)學院、天一閣博物院等單位收藏的沙孟海書法篆刻作品、手稿和文獻300余件，全面展示沙孟海先生在學術(shù)研究、考古文博、書法篆刻創(chuàng)作以及高等書法教育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展覽規(guī)模宏大，將持續(xù)至12月6日。
展覽開幕式后，“傳承、跨越與典范——沙孟海誕辰120周年紀念會”以“沙老親朋故友和門生弟子的緬懷”為主題，回望沙孟海先生的學術(shù)和藝術(shù)生涯，挖掘梳理沙孟海的時代意義和文化貢獻。主辦方同時還舉辦了“全國‘書法學’學科建設(shè)與發(fā)展學術(shù)研討會”。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號石荒、沙村、決明，鄞縣沙村人。出生于名醫(yī)書香之家，幼承庭訓，早習篆刻，曾就讀于慈溪錦堂學校，畢業(yè)于浙東第四師范學校。1922年，沙孟海到上海擔任家庭教師期間，有幸接觸令他十分仰慕的康有為、吳昌碩等大師，對以后沙孟海的書法和篆刻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1925年他任教商務(wù)印書館圖文函授社，其間，從馮君木，陳屺懷學古文學，使他學藝大進。章太炎主辦的《華國月刊》，多次刊載他的金石文字。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務(wù)委員、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浙江省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西泠印社社長、西泠書畫院院長、浙江考古學會名譽會長等職。其書法遠宗漢魏，近取宋明，于鐘繇、王羲之、歐陽詢、顏真卿、蘇軾、黃庭堅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獨特書風。兼擅篆、隸、行、草、楷諸書，所作榜書大字，雄渾剛健，氣勢磅礴。沙氏學問淵博，于語言文字、文史、考古、書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沙老與王個簃先生、諸樂三先生及日本友人在超山合影
沙孟海在浙江美術(shù)學院為學生授課
沙孟海曾經(jīng)用三句話總結(jié)其一生學書的經(jīng)歷，第一句是“彷徨尋路”，第二句是“轉(zhuǎn)益多師”。對于“窮源竟流”，他曾說：“什么叫窮源？要看出這一碑帖體勢從哪里出來，作者用怎樣方法學習古人，吸取精華？什么叫竟流？要找尋這一碑帖給予后來的影響如何？哪一家繼承得最好？”
沙孟海先生手稿
沙孟海先生手稿
百年樹人四字橫幅
作者：沙孟海
創(chuàng)作年代：1983
規(guī)格：47×18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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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文獻
西泠印社相關(guān)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沙老是中國近代書法篆刻史上的一個典范，此次紀念活動讓大家可以進一步貼近沙老，了解沙老，將其成為典范的元素從中提取出來，勾勒出一個具體的、別具一格的沙孟海形象，“首先，沙老雖然是一位藝術(shù)家，但他與整個中國近代政治社會的發(fā)展休戚與共。他曾任中山大學預科中文系教授，南京中央大學秘書。1946年，沙孟海應(yīng)時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朱家驊之邀，在教育部任秘書，也曾為蔣介石重修《武嶺蔣氏宗譜》。新中國成立后，沙孟海留在大陸，又歷任浙江大學、浙江美術(shù)學院教授，浙江省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浙江省考古學會名譽會長等職。他一直處于社會變革的大浪潮之中，但又始終保持著自己學者和藝術(shù)家的獨立品格。藝術(shù)上，沙老師承正脈，承前啟后。沙孟海先生早年師從馮君木、吳昌碩、趙叔孺等。在非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年代，他主動轉(zhuǎn)益多師，篆隸楷行草諸體皆能，習鐘王、歐陽詢、顏真卿、蘇軾等多家。尚北碑之厚重，最擅行草、榜書大字。在篆刻方面，吳昌碩的‘浙人不學趙撝叔，偏師獨出殊英雄’這句點評最為精準。翻看沙老的篆刻作品，就可以發(fā)現(xiàn)，他跟當時清末民初流行的時髦的東西不沾邊，當大家還在研究鄧石如、吳昌碩時，他轉(zhuǎn)身研究古璽印，可以說是孤軍奮戰(zhàn)。 此外，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就在當時公認的《東方雜志》上發(fā)表《近三百年的書學》等著作，這應(yīng)該是最早的書法史的文章，他的《印學概述》、《沙孟海論書叢稿》、《印學史》、《中國書法史圖錄》、《沙孟海書法集》、《蘭沙館印式》、《沙孟海寫書譜》等給后學者留下了寶貴的財富。第三是沙老的學術(shù)與藝術(shù)齊頭并進，從一個小小的細節(jié)就可以看出：西泠印社的“國際印學研究中心”是沙老提出的，用‘印學’而非‘篆刻’，足可見學術(shù)在沙老心中的重要性。對沙老來講，刻印只是60分的及格線，另外40分就是要靠學術(shù)。這與沙老長期研究考古、教授古器物學，長期研究上古治學非常有關(guān)，他兼跨學術(shù)與藝術(shù)兩個領(lǐng)域，兩者齊頭并進，在當時也是屈指可數(shù)。”
振尋天真四字軸_
作者：沙孟海
創(chuàng)作年代：1986
行書 七律毛澤東詩詞 沙孟海 縱134厘米 橫64厘米 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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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書法
行書小窗白云八言聯(lián)
縱九八厘米 橫二〇 · 五厘米 一九八六年
浙江省博物館藏
行書七言聯(lián)
縱一四三厘米 橫二三 · 五厘米 一九九一年
浙江省博物館藏
沙孟海 悲回風朱文印
沙孟海為留學生上課
沙孟海手跡
中國美術(shù)學院院院長高世名在致辭中表示，沙孟海先生自己的學術(shù)基礎(chǔ)，來源于清代樸學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新史學。他早年受“疑古派”影響很深，絕非一味擬古、抱殘守缺之輩。在同代學人中，他較早地引入近代考古學視野，對傳統(tǒng)金石學進行反思，批評沒有宏觀視野與系統(tǒng)框架的文獻搜輯與材料羅織。沙先生早期的考碑之作以及諸多文獻考證，大多是將書法與考古融為一體的實踐，文獻爬梳之外，自有其史學之目的與見解。他在史學方面的構(gòu)建與疏通工作，是書法之學會通經(jīng)史、連接古今的重要象征。然而他對于書法史最大的貢獻，則是在1960年代初，他應(yīng)潘天壽先生之邀，與陸維釗先生一同在浙江美院（現(xiàn)中國美術(shù)學院）開創(chuàng)了書法的高等教育之路，于現(xiàn)代學院體系中重新建立起道藝會通、學養(yǎng)相成的書法教育的“通人之學”。
浙江美術(shù)學院聘請沙孟海先生為終身教授的聘書
沙孟海《缶廬講藝圖碑記》，1986年
“沙先生作書首重結(jié)體之情態(tài)，內(nèi)集外緊，筆畫內(nèi)斂，體勢險勁，密繁緊結(jié)。除結(jié)體之外，他以北碑方筆入行書，筆方勢曲，重墨淋漓，厚重沉實，故其單字空間緊迫、點劃密集，綜觀全篇則氣脈流通，精力彌漫，氣質(zhì)俱盛。這種老辣矯健、氣象崢嶸的書風，與潘天壽先生雄強剛健的藝術(shù)風格和“強其骨”的精神訴求契合無間。這或許正是潘先生力邀其加入我校，創(chuàng)辦書法專業(yè)之根本緣由。”
《夜雨雷雨》，1934年
展出現(xiàn)場
展出現(xiàn)場
展出現(xiàn)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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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沙孟海自述： 六十年學書之路的“彷徨尋索”與“轉(zhuǎn)益多師”
我自覺漫長的六十年中間，早一時期是“彷徨尋索”，走了不少彎路。稍后是想“轉(zhuǎn)益多師”，多方面吸收些營養(yǎng)來豐富自己。由于功夫不到，直到老年，寫不出什么名堂來。
我早年“彷徨尋索”的過程是這樣的：
十四歲父親去世，遺書中有一本有正書局新出版影印本《集王書圣教序》，我最愛好，經(jīng)常臨寫。
鄉(xiāng)先輩梅赧翁先生（調(diào)鼎）寫王字最出名，書法界推為清代第一。我在寧波看到他墨跡不少，對我學習《王圣教》，運筆結(jié)體各方面都有啟發(fā)。只因我筆力軟弱，學了五六年，一無進展，未免心灰意懶。
朋友中有寫《鄭文公碑》、《瘞鶴銘》諸體筆力矯健，氣象崢嶸，更感到自己相形見絀。為了藏拙起見，我便舍去真、行書，專學篆書。
先父在世時，也寫篆書，刻印章，我約略認識一部分篆文。家里有《會稽刻石》、《嶧山刻石》，書店里又看到吳大澂篆書《說文部首》、《孝經(jīng)》、《論語》，喜極，天天臨習，加上老一輩的稱贊，勁頭更足。由于篆書寫的人少，一下子出了小名聲。
在中學求學時，星期天常為人寫屏、寫對。但上下款照例應(yīng)寫真、行書，還是見不得人，經(jīng)常抱憾。后來見到商務(wù)印書館影印梁啟超臨《王圣教》、《枯樹賦》，結(jié)體逼似原帖，但使用方筆，鋒棱嶄然，大為驚奇。
從此參用其法寫王字，面目為之一變。
沙孟海書法作
再后幾年，看到神州國光社等處影印的黃道周各體書，也多用方筆，結(jié)字尤新奇，更合我胃口，我就放棄王右軍舊體，去學黃道周。
黃道周，明末學者、書畫家、文學家，通天文、理數(shù)諸書。工書善畫，詩文、隸草皆自成一家，先后講學于浙江大滌、漳浦明誠堂、漳州紫陽、龍溪鄴業(yè)等書院，培養(yǎng)了大批有學問有氣節(jié)的人，世人尊稱石齋先生。他被視為明代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書法家之一。
他的書法擅長楷書、行書和草書。他的行書和草書，行筆轉(zhuǎn)折剛勁有力，體勢方整，書風雄健奔放。有力量，又有姿態(tài)，是黃道周行草書的主調(diào)。他以隸書鋪毫和方折行筆，點畫多取隸意；字雖長，但強調(diào)向右上橫勢盤繞，讓點畫變得綿而密，雖略帶習氣，但奇崛剛勁，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形式語言，尤顯出其人剛直不阿的個性。
與此同時，我結(jié)識錢太希先生（罕）。他對北碑功夫很深，看他振筆揮灑，精神貫注，特別是他結(jié)合《張猛龍》與黃庭堅的體勢來寫大字，這一境界我最喜愛，為人題榜，常參用其法。
我也曾按照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學敘篇》所啟示的程序臨寫北碑，終因膽量欠大，造詣淺鮮，比不上別人。但這一過程也有好處，此后寫大字，參用魏碑體勢，便覺展得開，站得住。
廿三歲，初冬到上海，沈子培先生（曾植）剛?cè)ナ?。我一向喜愛他的書跡，為其多用方筆翻轉(zhuǎn)，詭變多姿?？吹剿额}黃道周書牘詩》：“筆精政爾參鐘、索，虞、柳擬焉將不倫”（宋犖舊跋說黃字似虞世南、柳公權(quán)），給我極大啟發(fā)，由此體會到沈老作字是參用黃道周筆意上溯魏、晉。
我就進一步去追黃道周的根，直接臨習鐘繇、索靖諸帖，并且訪求前代學習鐘、索書體有成就的各家字跡作為借鑒，如唐代的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的宋克等人作品，都曾臨習取法。交游中任堇叔先生（堇）寫鐘字寫得極好，我也時常請教他。這便是我“轉(zhuǎn)益多師”的開始。
上海是書法家薈萃的地方。沈老雖過，吳昌碩（俊卿）、康更生（有為）兩先生還健在，我經(jīng)人介紹分頭訪謁請教。
康老住愚園路，我只去過一趟，進門便見“游存廬”三大字匾額，白板墨書，不加髹漆，筆力峻拔開張，嘆為平生稀見。吳老住山西北路，我住海寧路，距離極近，我經(jīng)常隨況蕙風（周頤）、馮君木（開）諸先生到吳家去。
在我廿五歲至廿八歲四年中間，得到吳先生指教較多。聽他議論，看他揮毫，使我胸襟更開豁，眼界更擴大。我從此特別注意氣魄，注意骨法用筆，注意章法變化，自覺進步不少。
三十歲左右，我喜愛顏真卿《蔡明遠》、《劉太沖》兩帖，時時臨習。顏又有《裴將軍詩》，或說非顏筆，但我愛其神龍變化，認為氣息從《曹植廟碑》出來，大膽學習，也曾偶然參用其法。
我對歷代書家也不是一味厚古薄今的。我認為臨摹碑帖貴在似，尤其貴在不似。宋、元以來諸名家作品，盡有超越前人之處，我都引為師友，多做借鑒。
行書鳳凰大橋題標
對篆書，大家學鄧石如，我也同時取法王澍、錢坫。隸書，明以前人不足學，我最愛伊秉綬，也常用昌碩先生的隸法寫《大三公山》、《郙閣》、《衡方》。行草，我對蘇軾、黃庭堅、米芾、祝允明、王寵、黃道周、傅山、王鐸都愛好，認為他們學古人各有專勝，各有發(fā)展。
抗日戰(zhàn)爭期間，避地到重慶，手頭無碑帖，只借到肅府本《淳化閣帖》一部，擇要臨習。我對第十卷王獻之書下功夫較多，盡管有偽帖，我愛其展肆，多看多臨，有時會有新的境界出來。
因想到傳世王鐸墨跡多是臨寫古帖，取與石本對照，并不全似，甚至純屬自運，不守原帖規(guī)范，這便是此老成功的所在。昌碩先生臨《石鼓文》自跋說：“余學篆好臨《石鼓》，數(shù)十載從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币彩沁@個道理。世人或譏評吳昌碩寫《石鼓》不像《石鼓》，那便是“門外之談”。
宋元人不重視南北朝隋代碑版，或者未見前代有些碑版，妄指歐陽詢真、行各體全出二王，太不切實際。又如：蘇軾曾稱贊顏真卿書法“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宋人看到前代碑版不多，只見其雄渾剛健，大氣磅礴，非初唐諸家所有，所以這樣說。
事實上各種文藝風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講究“字樣學”，顏氏是齊魯舊族，接連幾代專研古文字學與書法，看顏真卿晚年書勢，很明顯出自漢隸，在北齊碑、隋碑中間一直有這一體系，如《泰山金剛經(jīng)》、《文殊般若碑》、《曹植廟碑》，皆與顏字有密切關(guān)系。
顏真卿書法是綜合五百年來雄渾剛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獨步一時，決不是空中掉下來的。
我用上述方法來對待歷代書法，學習歷代書法。是否合理，不敢自信。
（本文據(jù)中國美術(shù)學院、中國美術(shù)館及浙江新聞等相關(guān)報道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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