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9日－20日，“唐宋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博物館召開，共有43位國內外學者以線上及線下的方式做了學術報告，主要議題涉及“‘黑石號’出水文物及相關研究”“唐宋時期貿易瓷”“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相關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等問題，茲將精彩內容簡述如下。
此次研討會是配合“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的學術活動之一，“黑石號”出水文物及相關研究是與會代表關注的焦點問題，共有17名學者進行了發(fā)言，內容涉及唐朝對外交往、技術交流、文化傳播等諸多方面。
上海博物館陳克倫在《探秘“黑石號”》的發(fā)言中，介紹了其在新西蘭與德國參觀“黑石號”出水文物庫房所見相關遺物的最初出水情況，揭示了許多以往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信息。
上海博物館陳克倫
上海博物館陸明華發(fā)言題為《黑石號出水陶瓷器再認識》，他指出唐青花是一種主要用于外銷的物品，其與西亞9世紀出土白地藍彩器雖然外觀相似，但在產品質地和化學元素方面具有差異；長沙窯在滿足本地需求的基礎上，分兩條銷售線路，銷往江淮和廣東地區(qū)，并且外銷為主，內銷為輔，是國家大宗外銷商品的主流；白釉綠彩“進奉”款盤與“盈”字款碗屬邢窯燒造。
上海博物館陸明華
北京大學榮新江在《從貞元到寶歷：雜談楊良瑤出使與“黑石號”帆船》的發(fā)言中，以《楊良瑤神道碑銘》為例，復原了楊良瑤作為國使從廣州經西洋到巴格達出使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的史實，這一事件確定了廣州在海外交往中的政治和貿易地位，推動了唐朝與阿拉伯、波斯地區(qū)的貿易往來。
北京大學榮新江
深圳博物館郭學雷以《透視“黑石號”——唐與大食間的陶瓷技術交流及深遠影響》為題，通過對比伊斯蘭白色錫釉陶與唐朝白瓷、伊斯蘭三彩與鞏義窯三彩、大食淺黃釉釉陶與長沙窯、巴士拉青花與鞏義窯青花，認為在9世紀初“黑石號”一類貿易船將大量瓷器運往大食帝國，引發(fā)了兩國大規(guī)模的陶瓷技術交流。
深圳博物館郭學雷
上海博物館彭濤就《“黑石號”出水陶瓷器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進行了發(fā)言，通過對揚州出土青釉大罐、唐代市舶使制度的研究，認為“黑石號”在揚州一次性裝貨離港的可能性最大。
上海博物館彭濤
此外，關于在唐青花和白釉綠彩器物上多次出現(xiàn)的菱形花葉紋，學界幾乎都認為是源自西亞阿拉伯地區(qū)而非中國的傳統(tǒng)紋樣。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來支持這種觀點，因為其所有的證據都指向9世紀，并不早于唐青花的生產年代。而中國自新石器時代即開始使用菱形圖案，之后不斷延續(xù)，敦煌莫高窟的藻井、壁畫上就非常多見。
唐·鞏義窯青花花卉紋盤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尤其重要的是，在黑石號出水的一件唐青花盤上的紋飾，是由兩個菱形壓角相疊后再于角部繪花葉紋，這是一種比單個菱形紋飾更加復雜，也更有設計感的構圖。而這種紋飾后來逐步發(fā)展成為中國傳統(tǒng)的吉祥紋飾——方勝紋，一直到現(xiàn)代還在使用。由此可見唐青花紋飾較西亞地區(qū)白地藍彩陶器上的紋飾更為復雜，因此西亞白地藍彩陶器模仿唐青花的可能性較大。
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森達也在《“黑石號”沉船與波斯灣出土中國陶瓷》的發(fā)言中，介紹了波斯灣北岸尸羅夫、馬夫班、薩馬蘭遺址出土的9世紀中國陶瓷，并將其與“黑石號”沉船和揚州城出土的陶瓷進行比較，認為“黑石號”出發(fā)港為揚州、目的港為尸羅夫的可能性較大。
唐·長沙窯青釉褐斑模印貼花獅紋雙系壺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臺北故宮博物院陳玉秀以《“黑石號”——伊斯蘭教禁止像生紋飾的思考》為題進行了發(fā)言，認為“黑石號”裝載的一批帶有人物、動物等像生裝飾的陶瓷器及金銀器與伊斯蘭宗教禁止崇拜偶像、禁止把一切生靈制造出來崇拜的教義并不相悖，伊斯蘭教在非宗教范疇并未嚴禁使用像生紋飾裝飾。
香港海事博物館陳麗碧在題為《再探唐代貴金屬的跨文化交流：以黑石號及東南亞沉船的金銀器窺探中世紀的全球貿易網絡》的發(fā)言中，以黑石號及印坦沉船等其它東南亞沉船出水貴金屬文物為焦點，探討唐王朝不同地區(qū)作坊所生產金銀器的區(qū)域性、金銀器作坊背后的皇室背景、貴金屬產品的外銷貿易及其所反映的全球貿易網絡。
唐·伎樂紋八棱金杯 陜西西安何家村窖藏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
故宮博物院陳華莎就《黑石號西亞元素的探究》進行了發(fā)言，認為“黑石號”沉船出水唐青花及白釉綠彩器所飾菱形紋與伊斯蘭教中的先知屋或天房有關。白釉綠彩器的出現(xiàn)與伊斯蘭教以綠色為尊、認為綠色是神圣的顏色的教義有關。白釉綠彩吸杯可能與西亞地區(qū)早至公元前13世紀赫梯帝國時期即已開始使用的吸杯具有聯(lián)系。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任志錄發(fā)言題目為《“黑石號”沉船上的綠釉胡瓶塔式罐及其產地》，他通過隋唐時期所見胡瓶的類型學研究，指出黑石號出水的胡瓶塔式罐在晚唐才開始出現(xiàn)于河北，是河北北部粟特人將漢文化與胡文化結合的產物，其產地可能在澤州、邢窯。河北地區(qū)晚唐出現(xiàn)的大量綠釉產品反映了胡漢文化結合背景下這一地區(qū)窯業(yè)發(fā)展的新動向。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任志錄
深圳望野博物館閻焰在題為《“黑石號”沉船所出白地綠彩窯器的產地及其他》的發(fā)言中認為，“黑石號”沉船出水的白釉綠彩及綠釉器主要產自澤潞地區(qū)，黑石號裝船封倉離開中土的時間應在大和二年（828）五月之后的冬月，珠江口外南海東北季風起時。部分船貨在東都洛陽城內匯聚，沿水路運至揚州中轉，在此裝船，然后經泉州抵廣州，在此最后封裝，目的港是尸羅夫。
復旦大學劉朝暉就《唐青花研究的再思考》進行了發(fā)言，他從裝飾傳統(tǒng)、紋樣流行的普遍性角度出發(fā)，推測唐青花等陶瓷器和其它唐代工藝上的“菱形+花葉紋”組合紋樣很可能是來源于伊斯蘭藝術。唐青花出現(xiàn)與河南地區(qū)窯場生產的白釉醬、褐彩等釉下彩瓷具有密切關系。
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曹建文、郝喜文以《唐代青花瓷器產生的歷史原因研究》為題，對唐青花概念進行了廣義與狹義的劃分，廣義上的唐青花包括青花陶和青花瓷、釉中（釉上）與釉下青花。狹義上的“青花”特指以景德鎮(zhèn)窯為代表的青花瓷器。唐青花的產生由技術基礎、社會基礎、器物基礎三方面共同促成。
“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覽現(xiàn)場
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李偉東在《唐青花的原料及工藝基礎》的發(fā)言中，通過對白河窯和黃冶窯出土唐青花瓷片的科學檢測，認為這些標本是胎體燒結程度高、用鈷料在生坯上繪制圖案、罩透明釉高溫一次燒成的青花瓷。鞏義窯出土的白釉藍彩器是先高溫素燒、后施鉛釉低溫二次燒成的。唐青花誕生于中晚唐時期，經歷了唐三彩—白釉藍彩—唐青花三個階段。
湖南省博物館方昭遠就《“黑石號”沉船出水長沙窯瓷器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發(fā)言，他認為“黑石號”出水長沙窯瓷器包括大量的外銷型產品以及經過選擇的少量通用型產品，其中書寫于長沙窯瓷器上的阿拉伯文應是最古老的阿拉伯書法體——庫法體。進而以白釉綠彩、褐綠彩聯(lián)珠紋、繪畫技法為切入點，分析了長沙窯發(fā)展的階段性。
湖南師范大學李建毛以《長沙窯“大中三年”撲滿考》為題，對湖南省博物館的這件藏品從定名、年代、銘文三方面進行研究，認為該器物彌補了長沙窯撲滿紀年瓷缺環(huán)，體現(xiàn)了道林寺對募資者的監(jiān)管制度，其背后更反映出唐代后期藩鎮(zhèn)割據政治格局下，各地區(qū)對朝廷政令執(zhí)行的差異。
湖南師范大學李建毛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興國在題為《長沙窯彩瓷工藝有關問題的討論》的發(fā)言中綜合長沙窯褐綠精細彩瓷、詩文瓷、露底褐彩瓷、褐綠斑點瓷等類型彩瓷的科技檢測結果與有關學者的論述，認為高溫釉上彩瓷是長沙窯彩瓷的主流工藝。
沉船、港口與貿易品，是考古學研究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材料。本次會議共有12名學者圍繞近年來國內所見有關海絲考古遺存新發(fā)現(xiàn)及相關問題進行了發(fā)言。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崔勇以《經驗之精髓、智慧之靈光——從南海Ⅰ號發(fā)掘看中國古船裝載特點及作用》為題，指出“南海I號”貨物裝載中鐵器在上、瓷器在下的裝載方式可以降低船體搖擺頻率，達到降低船貨貨損率的目的。這種降低貨損率的裝載方式是以犧牲船舶的穩(wěn)定為前提，這也可能是造成船舶沉沒的原因之一。
北京大學崔劍鋒就《碳十四測年應用于沉船年代研究——“南海I號”和菏澤沉船精確年代測定》進行了發(fā)言，以“菏澤沉船”為例，通過對船幫、碳化稻米、香爐灰進行碳十四取樣分析，結合樹輪校正及貝葉斯校正法，修正了過去認為沉船年代為元代的觀點。
華東師范大學黃純艷在《“南海Ⅰ號”研究中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相互補證》的發(fā)言中，以文獻中對海船大小的記載為例，強調了研究者在引用相關歷史文獻時，需結合史料來源、生成方式、書寫目的等方面對史料相關記載進行細致甄別。
揚州博物館束家平發(fā)言題目為《前店后坊 興衰與共——論長沙窯與揚州的關系》，他梳理了揚州城內出土長沙窯瓷器，認為長沙窯是以外銷為主內銷為輔的貿易瓷，長沙窯依靠揚州城的興盛而達到生產銷售的高峰，也隨著揚州城的衰敗而衰落，并以“前店后坊”概括兩者的關系。
“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覽現(xiàn)場
揚州博物館徐仁雨就《異彩紛呈——談?chuàng)P州出土唐代外銷瓷》進行了發(fā)言，介紹了揚州城內出土的各窯口瓷器，將之與“黑石號”出水瓷器比較研究，他認為“黑石號”的始發(fā)港即為揚州。揚州外銷瓷的出土地點主要在文昌閣一帶，此區(qū)域很可能就是胡商的貿易聚集點，即文獻中的“胡店”區(qū)。
復旦大學翁倩、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楊金東在《3-9世紀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窯業(yè)面貌管窺——以余杭李家塘遺址出土瓷器為中心》發(fā)言中，介紹了余杭李家塘遺址出土六朝至隋唐時期瓷器的基本情況，并進一步探討了李家塘遺址中出土瓷器貿易運輸路線的問題。
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何安益就《廣西宋代博易場與陶瓷貿易》進行了發(fā)言，介紹了田東百銀城、潭蓬運河、西坑古運河、皇城坳、洲尾五個宋代博易場遺址的考古成果，豐富了人們對橫山寨博易場與欽州博易場的認識，為研究宋代西南諸國及安南與南宋瓷器貿易路線提供了新的考古證據。
唐·青釉褐綠彩帆船紋執(zhí)壺 上海博物館藏
復旦大學余欣在《海洋文明與絲綢之路視野下的車渠》的發(fā)言中，梳理了歷史文獻中有關車渠的文獻記載，結合考古相關發(fā)現(xiàn)，勾勒出其自西域與海上絲綢之路舶來的路線，進而以寧波天封塔出土的車渠為例，闡明了車渠隨著佛教七寶觀念的傳播所被賦予的宗教供養(yǎng)具和莊嚴具色彩。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禚振西就《從郟縣臨灃寨路線看耀州窯海絲外銷瓷在河南地區(qū)的水路通道與耀州窯系的形成》進行了發(fā)言，指出清代朱氏兄弟所使用的從豫西汝河經洪河入淮河至揚州的運鹽路線，是耀州窯瓷器除洛水—黃河—板渚—大運河—揚州這一運輸路線外另一條通往揚州的重要水路運輸線，兩條運輸線的暢通對于耀州窯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同時也是宋代耀州窯由陜西內陸運往海上絲綢之路外銷港口的重要國內路線。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禚振西
復旦大學唐啟迪、鄭建明以《從上林湖越窯考古的新進展再談黑石號年代問題》為題，介紹了荷花芯、后司岙、張家地等窯址考古發(fā)現(xiàn)，建立了唐代越窯詳細的編年序列。通過窯址出土遺物與“黑石號”出水越窯瓷器比對研究，他們認為其時代為中唐時期。
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羊澤林以《2020年德化尾林窯考古發(fā)掘收獲及幾個問題的思考》為題發(fā)言，尾林窯考古發(fā)掘第一次較為完整地揭示了德化窯從宋元時期龍窯至明清時期橫室階級窯的演變過程；作坊區(qū)的發(fā)掘填補了德化窯在瓷土加工、制瓷工序上的缺環(huán)。國內外沉船、遺址發(fā)現(xiàn)的同類產品，顯示出德化窯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
唐·長沙窯青釉褐彩詩文碗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釋文：“孤雁南天遠，寒風切切驚。妾思江外客，早晚到邊停?！?/p>
江西省考古研究院肖發(fā)標在《贛州七里鎮(zhèn)窯瓷器的外銷》的發(fā)言中，介紹了七里鎮(zhèn)瓷業(yè)史及晚唐至元代七里鎮(zhèn)窯出土的各類瓷器，其中有一批刻劃阿拉伯數(shù)字的瓷器標本，他認為宋代七里鎮(zhèn)窯的青白瓷已出口到中東的阿拉伯世界。結合文獻記載及考古發(fā)現(xiàn)，他指出贛州是連接贛江水系與大庾嶺道的樞紐，七里鎮(zhèn)窯產品運往廣州，參與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網絡中。
海上絲綢之路是連接古代中國與海外世界的重要航路，本次會議共有14名學者根據中國以外區(qū)域發(fā)現(xiàn)的相關遺存，圍繞貿易內容、貿易模式、貿易港口、貿易網絡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北京大學秦大樹就《中國古代瓷器外銷的濫觴——從唐三彩到白釉綠彩》進行了發(fā)言，他首先指出中國大規(guī)模海上貿易是從8世紀后半葉開始，主要外銷陶瓷器是鞏義窯產品。進而他以黃冶窯分期成果為依據，對朝鮮半島、日本、西印度洋地區(qū)出土的唐三彩及白釉綠彩器進行了梳理，探討了唐三彩外銷的時間和路線。結合《貝伊哈奇史》《塔巴里歷史》文獻記載，他認為尼沙布爾及越南巴地市沉船所發(fā)現(xiàn)的鞏義窯陶瓷器，反映了早期大規(guī)模外銷貿易從陸路向海陸的轉變。最后，他還指出從以鞏義窯為主要輸出產品到以長沙窯為主要輸出產品的變化，體現(xiàn)了從政府主導向民間主導的貿易模式的嬗變。
北京大學秦大樹
北京大學丁雨以《南宋至元代中國青白瓷外銷管窺》為題發(fā)言，他對環(huán)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各遺址、沉船所發(fā)現(xiàn)的青白瓷進行了數(shù)量統(tǒng)計分析，將青白瓷外銷分為三個階段：12世紀早中期以青白瓷等南方白瓷居于主流地位、14世紀早中期以青白瓷衰落、龍泉窯青瓷占據較明顯優(yōu)勢、12世紀末至14世紀初產品情況尚不明朗。
牛津大學李寶平發(fā)言題為《海上絲路交流中的中國陶瓷儲物罐——以“黑石號”發(fā)現(xiàn)為重點》，他以中國廣東、福建生產的陶瓷罐為切入點，系統(tǒng)梳理了窯址、港口、沉船、海外遺址發(fā)現(xiàn)及傳世的這類陶瓷罐，深入討論了其涉及到的生產、傳播和使用消費過程。他認為黑石號出水的青釉大罐，與宋元時期所生產的外銷品不同，屬商品包裝范疇。
“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覽現(xiàn)場
復旦大學周雪妍、沈岳明在《宋元明時期龍泉青瓷的東洋航路》的發(fā)言中，介紹了龍泉窯青瓷在日本的流布概況，進而探討了龍泉窯青瓷的對日貿易路線，他們指出溫州港在宋元時期是龍泉青瓷主要的對日發(fā)舶港口。他們認為中日貿易路線對龍泉瓷窯業(yè)格局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東洋文庫金澤陽在題為《日本西南諸島海域的初期貿易陶瓷與交換商品》的發(fā)言中，介紹了日本倉木崎水下遺址出水的12世紀下半葉至13世紀初龍泉窯生產的劃花青瓷碗、碟以及福建窯口瓷器。他提出在研究陶瓷貿易時還應關注與瓷器形成交換關系的貿易商品，在日本西南諸島海域，最有可能與陶瓷形成貿易交換的應是在東亞地區(qū)僅存于這一海域的特產——夜光貝，其在唐代被用于漆器及銅鏡的螺鈿裝飾。
慶北大學樸天秀發(fā)言題目為《唐宋時期韓半島海上絲綢之路——以伊斯蘭玻璃為中心》，他梳理了“黑石號”沉船、井里汶沉船、印坦沉船、越南占婆港遺址、中國扶風法門寺地宮、廣州南漢康陵、南京大報恩寺、韓國慶州雁鴨池、慶州四天王寺、陜川白巖里寺、延白郡黃海道北朝鮮寺廟址、日本福岡太宰府、鴻臚館、正倉院等發(fā)現(xiàn)的伊斯蘭玻璃器，進而對唐宋時期東亞地區(qū)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路線、貿易內容、貿易方式等內容進行了探討。
故宮博物院項坤鵬在《管窺9‐10世紀我國陶瓷貿易的域外中轉港現(xiàn)象——以東南亞地區(qū)為焦點》發(fā)言中，通過分析“黑石號”、印坦和井里汶三條沉船出水遺物的不同構成，結合相關文獻資料，認為9世紀中期在東南亞可能并不存在中轉港。黃巢攻掠廣州之后，中轉港得以逐漸形成，其位置大致位于今馬來半島西岸吉打州一帶，即文獻記載中的箇羅國。
上海博物館陳潔在題為《8-9世紀沉船出水陶瓷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的發(fā)言中，介紹了泰國灣北部龍仔厝府Phanom Surin沉船、越南廣義省平山縣珠新號沉船、越南巴地市沉船資料，并對沉船出水的帶有阿拉伯文、南婆羅米文或漢字墨書的陶瓷容器、廣東青釉大罐、印有巴列維語銘文的魚雷罐、象牙等遺物進行研究，探討這些遺物背后所反映的東南亞貿易港口、貿易模式、貿易網絡等問題。
“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覽現(xiàn)場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斯蒂芬·墨菲就《東南亞海岸的外國商品：7‐10世紀馬六甲海峽和爪哇海的貿易與交流》進行了發(fā)言，他認為這一地區(qū)港口城市、遺址出土的遺物與“黑石號”或井里汶沉船出水遺物十分相似，據此判斷這些沉船上的貨物與在印度洋和南海之間航道上航行的其它船只上的部分貨物一樣，是以東南亞沿海為目的地的。
景德鎮(zhèn)陶瓷考古研究所翁彥俊以《從顧塔收藏看10-14世紀中國外銷瓷在菲律賓群島的分布演變及啟示》為題進行了發(fā)言，通過對顧塔收藏的出土于菲律賓群島的10-14世紀中國陶瓷器的年代和產地研究，探討了不同時期菲律賓群島在中國外銷瓷貿易中的地位、規(guī)模結構以及島嶼變遷等問題。
亞洲水下考古學研究所田中克子就《越南中部海域發(fā)現(xiàn)的唐代沉船與貿易瓷淺析》進行了發(fā)言，介紹了越南“珠新號（Chau Tan）”沉船資料。該船用于存放貿易商品或給養(yǎng)的廣東青釉大罐與盆占遺物中的大多數(shù)，其中部分器物底部有印度系、阿拉伯系文字的墨書，部分釋讀出的印度系文字“ambarak”與伊朗波斯灣附近現(xiàn)有地名相同，是與瓷器消費市場、海商等問題密切相關的重要材料。
北京大學劉未就《北宋海外貿易陶瓷之考察——以斯里蘭卡阿萊皮蒂遺址為中心》進行了發(fā)言，從斯里蘭卡阿萊皮蒂遺址往年出土的瓷器入手，結合近年景德鎮(zhèn)南河流域窯址調查收獲，將阿萊皮蒂遺址所出景德鎮(zhèn)窯產品的年代精確地推定在北宋中期晚段。進而以阿萊皮蒂遺址所見貿易陶瓷為線索，將國內和海外遺址兩類考古材料串聯(lián)起來，通過細化編年，對北宋陶瓷生產格局和陶瓷外銷情況分時段進行共時性考察。
上海博物館朱逸冰發(fā)言題目為《阿萊皮蒂遺址——陶瓷器的無損熒光成分分析》，她以上海博物館合作發(fā)掘出土的阿萊皮蒂遺址陶瓷器為樣本，采用無損熒光成分半定量分析方法，測試了樣品胎、釉表面的元素組成，分析其元素特征，并將之與已知窯口瓷器特征數(shù)據相比對，對陶瓷器產地作出判斷。
出光美術館德留大輔、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村上夏季在《關于出光美術館收藏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唐宋時期中國瓷器的幾個問題》發(fā)言中，將這批收藏進行了年代與窯口研究，并與同時期日本發(fā)現(xiàn)的中國外銷瓷比較，他們認為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瓷器質量更高，銷往這一地區(qū)的龍泉窯青瓷在南宋中晚期至元代早期達到了其質量的高峰。
“寶歷風物——‘黑石號’沉船出水珍品展”展覽現(xiàn)場
最后，陸明華為此次學術研討會做了學術總結，他指出與會代表們從考古學、文物學、歷史學、自然科學等多個角度對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各方面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促進了相關內容的研究，為今后的研究規(guī)劃了方向，把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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