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賴惠敏著，中華書局2020年11月出版，563頁，78.00元
滿大人者，清朝邊疆大吏之謂。荷包者，錢袋也。透過書名，作者探討的是喀爾喀蒙古地方衙門財政與商業(yè)問題。書名莊中寓諧，或有舉重若輕之意。通觀全書，以喀爾喀蒙古的恰克圖、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四地官衙與商業(yè)為考察對象，對四地官衙組織及財政開支有抽絲剝繭般分析；對四地商業(yè)組織、經營方式及效益、與蒙旗社會關系、政商關系互動等問題的探討，似鏡湖投石激泛漣漪，予人諸多啟發(fā)，并促使我們重新審視相關研究。又因作者曾對相關內容有專項研究先后發(fā)表，為專著奠定堅實基礎。
全書征引史料繁復又不乏新穎。除官書政典外，因喀爾喀蒙古方志鮮少可資，作者發(fā)掘旅行記、調查報告乃至極為稀少的當事官員日記，大大豐富了讀者對史實的認識。書中大量引用檔案，其中官員奏折，清廷討論、批復等，有助于還原決策的過程；除了臺灣地區(qū)收藏的民國外交部外交檔、經濟部檔、商業(yè)檔等外，尤其令人羨慕的是，作者能夠系統(tǒng)利用到臺灣收藏的原蒙古國檔案局庋藏的大量漢文商業(yè)檔案。當然，作者十多年來往返于海峽兩岸，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檢索查詢，收獲亦豐。據我所知，有些資料，諸如《祥麟日記》《庫倫邊情調查記》《烏桓紀行錄》《烏里雅蘇臺行程紀事》《烏里雅蘇臺日記不分卷》《科城商場案》《民國元年蒙亂前科城城外商場華商私有房產表》等，是經作者發(fā)掘引用才為同行所知，并補充了某些史實空白。發(fā)掘新史料加上作者細致梳理，深入分析，將清蒙關系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滿大人的荷包》出版，作為學術前沿動態(tài)，應該予以關注。
喀爾喀蒙古臺站路線圖
明末清初，喀爾喀蒙古迭經內訌戰(zhàn)亂，逐漸為新崛起的后金-清帝國控制。又以其與俄羅斯接壤的區(qū)位，成為清俄地緣政治前沿。如何有效控制喀爾喀蒙古，康雍乾三朝殫精竭慮，在準噶爾汗國與喀爾喀三部內訌之際，援喀抑準，復經封爵賜賞，建旗分盟，鎮(zhèn)壓反叛等，逐漸固定對喀爾喀的控制，最終成功將其納入藩部統(tǒng)治。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步開放，對這一過程的相關研究有了漸次深入的認識。同時也可以看到，既往研究大多關注喀爾喀歸屬的判定、清廷對蒙政策及相關制度訂立、清俄外交相關人物、事件等方面，對于維系清朝統(tǒng)治的蒙地欽差衙門地方財政關注較少；蒙古地區(qū)商業(yè)研究率多以農牧產品易物貿易為重點，“促進經濟發(fā)展”或“加強了內地與邊疆的聯(lián)系”的結論往往代替了曲折過程深入考察。研究視野過于專一，卻未關聯(lián)清朝全面控制喀爾喀蒙古的多種措施和努力。誠如作者所言：“過去討論清朝統(tǒng)治蒙古成功因素之一為滿漢聯(lián)姻制度。但乾隆皇帝深謀遠略，主要也不在乎聯(lián)姻，而是由上而下層層地控制?！比绾斡缮隙聦訉拥乜刂?？駐防與常設欽差辦事大臣是人們看到的常態(tài)，借助這種建制如何實施“層層地控制”？作者通過發(fā)掘史料，特別是檔案資料，公示典型案例，揭示出商業(yè)與官府互動的過程及其影響，在我看來，這是從新角度揭示清朝成功統(tǒng)治蒙古隱秘管控效應的路徑。
游牧經濟門類的短缺需要從周邊尋求找補，這已是千百年蒙古高原族群演替的推動力。盟旗制度是清廷實行差異化統(tǒng)治的既定國策，通過分解整體、固定各旗王公封地、屬民，有效實施對蒙古社會的控制。但封閉禁錮也使游牧經濟傳統(tǒng)的外向交流受阻。為維系蒙古游牧經濟平衡，清廷通過操控對蒙商業(yè)，在滿足農牧經濟互補的同時，成功地使蒙旗社會產生經濟依賴；同時接管傳統(tǒng)自發(fā)的蒙古社會對俄貿易，以加強對邊境的管控。事實上，利用商貿等經濟手段輔助軍政措施，從而層層控制蒙古，就清朝穩(wěn)定統(tǒng)治來講非常高明。
作者下述觀察很有見地，讓人耳目一新。她認為“清朝統(tǒng)治喀爾喀蒙古花費相當少的經費，卻能有效的治理，得力于商人的協(xié)助。就商人來說，他們具備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優(yōu)勢”。作者所講的天時優(yōu)勢，指清朝與準噶爾汗國耗費數(shù)千萬兩的戰(zhàn)爭，為商人以效力介入提供了機遇。所謂地利，指官設驛站為商貿活動提供安全路線，并為商民沿途開墾、放牧等帶來便利。更有官員接受商請，違禁利用官驛替商號有償帶運貨物。所謂人和，商人為清廷協(xié)運軍需，墊付開支，服從管理并繳納種種規(guī)費等。這些具體而微的內容在本書中比比皆是。
相關研究表明，輔助清軍后勤的隨營貿易使赴蒙商人得到清政府信任，由此得到清政府對隔離封禁地區(qū)的貿易特許。于是旅蒙商填補了蒙古社會對外貿易受限產生的空白。作者告訴我們，清政府對赴蒙貿易商人設立了周密的票照核查制度，同時設立關卡，抽稅以裕國庫。還告訴我們，“管理這么龐大貿易量，也需要相當人力物力。例如對庫倫辦事大臣或恰克圖章京，除了官俸之外，該衙門并沒有中央撥給經費。以恰克圖章京衙門為例，嘉慶五年（1800），皇帝才下令由口北道撥給恰克圖衙門辦公銀212.5兩。對每年需支出超過一千兩的恰克圖衙門來說，杯水車薪”。作者研究表明，庫倫和恰克圖衙門都得仰賴商人的各種生息銀、捐輸、陋規(guī)、攤派、走私罰銀等。既然正常開支經費不足以支撐，遂有化私為公堂皇理由。又因為有了化私為公，凡朝廷交辦事宜且不撥經費或經費不足，遂可以用辦事名義開辟新的陋規(guī)收入，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的勇于任事，以及清末蒙古地區(qū)推行新政，都不能排除這種化私為公的辦事方式。讀當事官員《祥麟日記》《額勒和布爾日記》等，官商融洽，躍然紙上。
化私為公如何與滿大人荷包關聯(lián)？作者以庫倫為例，舉陳箓《止室筆記·奉使庫倫日記》提到清末庫倫辦事大臣的收入，包括舊款息銀、新款息銀、羊馬折價、地方收入等，平均計算每年總在五十萬兩以上。清廷規(guī)定庫倫辦事大臣歲支養(yǎng)廉銀才七百二十兩，倘無其它收入幾乎難以維系額外開銷。作者并沒有簡單接受陳箓歲入五十萬兩說法，進而推論出大臣貪腐，而是根據檔案資料周詳核算，指出上述收入尚需上繳交理藩院或戶部。譬如恰克圖查驗商民部票費；庫倫、恰克圖出口統(tǒng)捐銀；鋪戶銀等項目必須上繳中央。至于查地陋規(guī)銀、商民臺站免役銀、庫恰車馱捐銀、甲商認捐巡防步隊餉銀、地基銀等，才屬于庫倫辦事大臣可支配辦公經費及官員胥役津貼等。刨除上繳部分的分解核算，才能準確理解“滿大人的荷包”。
1913年的庫倫
依作者判斷，“商人的付出大幅節(jié)省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盡管中俄貿易和蒙古地區(qū)商業(yè)繁榮不能擴大國家財政規(guī)模，但對挹注地方財政上仍有貢獻”。這個分析或許不乏道理，但官商相助互利的同時，給蒙旗社會經濟帶來了什么？須知商人付出并非甘愿犧牲，那么“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難理解，通常是要蒙旗為其買單。賒銷和高利貸通常是被研究者詬病的超級剝削。債務是清末蒙古陷入危機的重要因素。作者分析了旅蒙商賒銷或借債方式，列舉檔案存留的典型案件加以說明。其中根據大量資料整理排列的圖表數(shù)據有很強的說服力，極具參考價值。我特別注意到，作者對蒙古王公貴族舉債濫購高級奢侈品、寺廟大量消費宗教用品等不無微詞。這種區(qū)分揭示了蒙旗舉債危機的內在因素，給讀者留出很大的追究空間。
不過在我看來，似有更深層次問題在本書中尚未展開探討。盡管作者多次極其細致地整理出貿易貨物清單和人事、經費的開支目錄，讓我們了解到對蒙商業(yè)具體內容，諸如除牲畜貿易外，輸入商品基本在日用百貨、絲綢布帛、茶酒煙糖和土產雜貨范圍，兼營放貸金融、旅店運輸、手工業(yè)制品和糧食、醋醬油、燒酒釀造等。為滿足蒙古上層高端消費，甚至還有來自英國、普魯士諸國羊毛絨織物、天鵝絨等歐洲商品。但是，我們沒有見到對蒙貿易引進新式生產工具，也沒有感受到十八世紀工業(yè)革命對北亞游牧經濟有何促進與改良。作者考述蒙古地方財政和商業(yè)歷史過程中并沒有給我們解答上述疑問，卻給我們帶來了思考。
蒙古貴族（山本贊七郎1906年拍攝，現(xiàn)存于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對蒙商貿給蒙旗社會周而復始的游牧經濟究竟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在清朝統(tǒng)治的三百年間，世界經濟及東西方交流給中國及亞洲帶來的沖擊與應因變化有目共睹，地處北亞偏僻的蒙古地區(qū)，何以能置身變革之外？恐怕不僅僅是地理遙遠交通不便。內地沿海能引進紡織機器、兵工制作等，固然有海路開通的便利，但我們看到茶葉貿易也可以穿過蒙古地區(qū)通達歐洲。是蒙古游牧方式自產自銷不需要新工具？木轱轆車不需要改良，過冬儲草以及沒有大規(guī)模屠宰因而不需要倉儲建設？蒙古社會缺乏變革的內在動力？據王建革的研究，清末民初的呼倫貝爾草原曾出現(xiàn)過一個歐式社會，由布里亞特移民（與當?shù)匕蜖柣⑷送澹锥韼淼臍W式生活、生產方式（《三河：一個歐式農牧文化在中國的復制與變化（1917—1964）》，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年第2期）。當?shù)禺a品銷往歐洲，又從歐洲進口拖拉機、刈草機、 播種機、集草機、收割機、束草機和脫谷機等工業(yè)產品注入游牧生活。由他們改良的三河馬、三河牛至今仍是中國優(yōu)良品種?；蛟贿@是東清鐵路開通后帶來的便利，但歐亞陸路通道早有絲茶貿易。至少旅蒙商號就將茶葉生意做到了歐洲。以維護穩(wěn)定統(tǒng)治為宗旨的清廷，對蒙并不求促進其經濟發(fā)展；對俄則防堵為要。拒俄，鎖國，開關，限制，一味被動應付，最終導致發(fā)展滯后。北亞游牧經濟近代以降的衰落，并未因對蒙商貿發(fā)達而提振。其中復雜成因，雖已溢出本書研究范圍，但帶來的啟發(fā)似有助于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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