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娛樂產業(yè)近年來發(fā)展迅猛。本土娛樂內容受到歡迎，觀眾與市場邊界逐漸清晰，“內地娛樂圈”（簡稱內娛）的概念橫空問世。熱衷內地娛樂的粉絲，被稱作內娛粉絲或內娛飯圈[1]。
有趣的是，內娛并非外界貼上的標簽，而是粉絲自創(chuàng)的概念，因而表達出一定的自我認同。內娛熱鬧也荒誕——事無大小都占據網絡熱搜，牽引著公眾的注意力。內娛給人“娛樂至死”的即視感，我們對它感情復雜，嬉笑而后怒罵。
在我看來，內娛講述著這樣一個故事：在強技術與強市場的扭力下，中國的網絡世代如何尋找并修建（或解構）自己的生活方式、審美領域與文化身份。
追星文化由來已久，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同風格和特點。當下圍繞內地娛樂圈展開的追星則充滿了新的動態(tài)，可算作一種“中國式追星”。內娛的運作方式實則反映了平臺時代的文化生產特征，照射出當代的社會文化生存境況，也醞釀著新的道德和價值準則。如是，內娛是一個肌理豐富、充滿動態(tài)的時代文化景觀。
對文化研究者、行業(yè)觀察者以及市場分析者來說，內娛都可算作一個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個案。本文接下來嘗試梳理一下內娛及其飯圈的主要特點。
1）內娛：文化地理新認同
在主流話語中，內地指除港澳臺地區(qū)以外的中國領土。內地娛樂圈實際上將“中國大陸地區(qū)”標示為特定的范圍，與歐美、日韓、港臺等文化生產中心在地理上作區(qū)分。歐美是全球強勢的流行文化輸出地，對大陸觀眾有顯見的影響（如好萊塢大片）。盡管歐美娛樂工業(yè)水準較高，但由于文化、語言、政策等因素，與最大多數的中國觀眾仍有距離，因而屬于小眾利基市場。
改革開放后，對大陸觀眾影響最深的莫過于香港、臺灣地區(qū)的流行文化。從鄧麗君、羅大佑到小虎隊、周杰倫，從金庸、瓊瑤的文學原著到影視改編，從港產電影到臺灣綜藝與偶像劇——這些娛樂內容建筑了70后、80后的青春文化夢境。但港臺流行文化的影響近年來漸漸弱化以至消失殆盡，成為一代人懷舊憑吊的文化記憶。
最近十年，日本、韓國的娛樂對中國內地的影響尤為明顯。其中韓國娛樂生產模式一直是中國娛樂業(yè)學習效仿的對象。例如，以東方神起、Super Junior、Big Bang及BTS為代表的韓國男團，以及在韓國受訓的歸國四子，先后在中國大陸受到追捧。直到今天，熱衷日、韓娛樂的中國粉絲數量仍然非?？捎^。
在地理區(qū)隔之上，內娛也表明獨立的文化與審美標準之建立。這兩年，中國大陸的娛樂生產摸索出本土化策略，推出大量本土藝人、偶像團體、IP、綜藝、影視音樂作品。粉絲群體激增的同時，更發(fā)展出一套觀看、評價、參與內地娛樂的標準和方法。
TFBOYS
比如，2013年成團的TFBOYS，經過時間考驗已成為當下最成功的藝人。TFBOYS作為偶像團體，在審美、風格、運營上與韓團區(qū)別很大，可看作本土市場野蠻生長的另類模式。又如，大陸原創(chuàng)網絡文學IP改編的劇集，收視號召力極強，往往能推出頂級明星。隨著“內容-觀眾”生態(tài)逐漸成型，內娛作為一個文化地理概念也逐漸清晰。
盡管在很多話語中，內娛可能含有自我嘲解的意思，流露出對本土娛樂工業(yè)品質不佳、行業(yè)標準缺位的批評。但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內娛概念隱晦地指出中國娛樂工業(yè)擺脫外部影響、走向獨立發(fā)展的歷史過程。與時尚領域的“國潮”理念相似，內娛體現出在中國文化行業(yè)及粉絲群體中形成的新文化自我認同。
2）市場規(guī)模龐大
市場規(guī)模是內娛不可忽視的特點。據最新統(tǒng)計數據，年齡在10到39歲之間的青年、少年網民占我國全體網絡人口的40.8%，約有5.72億人[2]。青年網絡用戶是娛樂消費主體，可以想見構成內娛粉絲的人口基數很龐大。
據《2018年微博粉絲白皮書》統(tǒng)計[3]，僅在新浪微博一個平臺，當年共有167億人次關注娛樂明星，活躍娛樂明星粉絲人數達到7498萬。在所有微博娛樂粉絲中，20到29歲的青年人占比達到71.2%，女性占比為61.1%。調查還顯示，粉絲中有57.5%為全日制學生，76.8%擁有大專/本科及以上的學歷，學歷高于互聯網人口的平均水平。
粉絲規(guī)模大意味著內娛是一個巨量商業(yè)市場。大市場保證了高投入的娛樂生產可獲得充分的利潤。當下娛樂生產的制作成本攀高，同時娛樂內容吸引投資、廣告的能力也更強。或許也只有內娛的市場規(guī)模才能支撐起如此高成本的文化生產。
值得注意的是，內娛粉絲是一個高度性別化的群體，在話語、符號、消費等方面都有女性色彩。這意味著圍繞內娛所形成的是以年輕女性為中心的性別差異化市場。在這個趨勢下，男性偶像成為護膚品、彩妝、珠寶等女性消費品的主力代言人。
3）被嵌入平臺的娛樂圈
內娛的另一特點是深度嵌入網絡平臺。在很多國家，傳媒公司和娛樂經濟公司是娛樂生產的主導力量。中國的互聯網巨頭在娛樂生產上有極高話語權?；ヂ摼W平臺參與策劃、創(chuàng)制內容，同時通過資本運作深入演藝行業(yè)的上下游產業(yè)。比如，騰訊有互動娛樂（IEG）及平臺和內容（PCG）兩大事業(yè)群參與娛樂生產，在原創(chuàng)內容、改編、制作、運營、藝人經紀等行業(yè)實現一條龍式運營。在飯圈討論中，粉絲經常會談及“鵝選”或“桃選”等概念，以暗示某些明星與互聯網大廠的資源綁定。
又如，互聯網平臺利用其技術機制引導粉絲參與數據化運營。在平臺環(huán)境下，商業(yè)投放效果可以被精準量化，從而優(yōu)化廣告投放的效率。平臺機制幫助品牌方與青年粉絲群體建立聯系，甚至直接形成購買關系。如是，平臺將嵌入其中的內娛飯圈轉化為一個定位清晰、反饋機制明確的消費市場。
一些互聯網平臺會開發(fā)迎合粉絲需求的功能。新浪微博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其“熱搜”，“超話”，“廣場”等產品都有很強的粉絲色彩。粉絲在社交平臺上獲得專屬空間同時，也必然貢獻更多數據和流量。在此流量成為一種串聯機制，將粉絲、藝人、內容納入同一個循環(huán)模式中[4]。內容生態(tài)和觀眾形成的是相對松散的審美關系，而數據如同粘合劑一般將雙方封入一個完整的商業(yè)閉環(huán)。
5）追星是一場競賽
內娛受數字平臺和傳統(tǒng)營銷的雙重邏輯構造，粉絲活動逐漸內化了商業(yè)競爭模式，追星活動增加了“競技性”。我覺得今天的追星體驗很接近觀看商業(yè)體育競賽。
其實平臺不只提供技術-商業(yè)模式，也創(chuàng)建了新的技術-文化空間。以往各家粉絲聚集在較為封閉的網絡論壇，以會員俱樂部的形式運作，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但社交平臺提供了新的“類緣空間（affinity space）”，它容納力更大，多樣性更強，允許不同深度的參與者進入泛文化社群。[5]平臺空間客觀上了增加追星的競技張力：各路粉絲在平臺上相遇，仿佛走進了一個巨大的體育場，數據化成了共通的游戲規(guī)則。
例如，應援是飯圈的重要活動，它是一種情感表達，同時也是粉絲群體間的競賽。粉絲參與線上或線下應援，組織性很高，協(xié)同起來表達對偶像的支持（如刷彈幕、控評、打燈牌、戶外廣告）。在應援中，粉絲常常講要給偶像“排面”。排面意味著有排場、有面子、隆重而熱烈的支持場面。這當然帶給粉絲和偶像滿足感，但同時排面也是做給路人和廣告主看的，希望證明自家偶像的價值，其實折射出的是商業(yè)競賽的內隱邏輯。
在一定時間內，娛樂圈的商業(yè)資源有限，競爭者眾多，可謂又一個典型的“內卷”之地。面對殘酷的商業(yè)競爭，粉絲們不再僅僅強調與偶像的情感聯系，也試圖與偶像建立戰(zhàn)略合作關系。今天，越來越多粉絲把自己定位為“事業(yè)粉”——以推動偶像事業(yè)發(fā)展為主要目標的粉絲角色——并以此為傲。
6）更復雜的組織與行動
幾乎所有的社群都會演化出獨有的表達與行為模式，以之構建邊界，維系身份。在這一點上，內娛粉絲不是例外。例如，內娛粉絲的表達包含很多暗語、特定句式及文體。這些粉絲符碼對內意義充沛，對外則顯得令人困惑。內娛粉絲會形成一些或松散（如粉絲聊天群）或正式的組織（如后援會）。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內娛粉絲屬于典型的粉絲社群案例。但在平臺環(huán)境下，內娛飯圈的組織和行為更加多樣復雜。例如，為了應對在復雜商業(yè)環(huán)境下的飯圈競爭，粉絲后援會在組織層面比以往更復雜、機構化層度更高。隨便看看某個明星后援會，就可找到網宣、數據、策劃、財務、人力等組織部門。
在個體層面，內娛粉絲是積極的文本“盜獵者”，他們追蹤官方生產的內容，但更看重粉絲自創(chuàng)或修改的衍生作品（如精修圖、同人文、視頻混剪、飯制周邊）。粉絲通過社媒體沉浸粉絲文本流，并在創(chuàng)作、散播、討論中收獲文本快感。這種趨勢頗具有“后現代”特征——在“擬像游戲”中生成意義，從而模糊了原初作品與復制品的界限，也消解了根源性的宏大敘事[6]。
粉絲還普遍參與數據活動——通過大量人工勞動改善平臺的數據指標，以增加偶像可見度，提高正面評價，降低負面評價，并最終證明其商業(yè)能量。據學者尹一伊分析，粉絲漸漸將數據參與看成是追星的常規(guī)化活動。在平臺的推動下，他們逐漸習得內化數據與算法的運作思路，將數據生產轉換為新型的情感寄托物或情感體驗[7]。
追星粉絲使用手機拍照
7）飯圈多爭端，是沖突也是協(xié)商
平臺空間使得粉絲間橫向聯系加強，但也增加了不同粉絲社群之間的摩擦，常常引發(fā)論爭或沖突。在內娛追星，粉絲是偶像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因而集體上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這又制造了粉絲群體與平臺及經濟公司之間的矛盾。
沖突具有兩面性，它可能破壞秩序，但也是醞釀新共識的過程。在多方交流中，道德和價值原則不斷被重塑，例如飯圈內部經常反思“私生飯”問題，辯論“努力、實力、幸運”的關系。最近，不少選秀出道的男偶像戀愛曝光，于是人們紛紛討論偶像到底有沒有戀愛的權力?？紤]到有些選秀偶像出道依賴粉絲的勞動與金錢，那么情感之外，“戀愛”到底有沒有破壞某些未被言明的商業(yè)契約呢？不難看出，內娛飯圈的價值體系中參雜了很多商業(yè)倫理考量。爭端是情緒沖動，但往往也觸及娛樂背后的社會構成。
8）一種生活方式的建立？
盡管人們感覺內娛飯圈多爭端，但實際上追星群體已形成為廣泛而共通的內部認同。由于追星人群以年輕女性為主，“追星女孩”成了被廣泛接受的自我稱謂。在日常交往中，追星女孩以“姐妹”相稱；對粉絲社群貢獻較大的粉絲（通常是文本產出者），則被稱為“太太”。這讓我想到“籃球少年”或“電競少年”等青年男性興的趣群體，他們經常經常以“兄弟”相稱。在此，追星成了一種有女性色彩的休閑和愛好。
如果說內部認同提供了廣泛的情感聯結，平臺的介入則讓追星有了不少新的實踐和組織方式。換言之，追星的“可操作性（operationality）”增強[8]——粉絲不僅僅是挑剔的“讀”者[9]，在追星日?？伞白觥钡氖虑橛迂S富。比如，今天的粉絲需要頻繁地使用社交媒體以追蹤行程或制造數據，粉絲之間交換“無料周邊”，在線上交友或奔赴線下活動等。移動社交媒體讓追星的操作變得更加容易，也與日常生活更加協(xié)調兼容。一個工作繁忙的上班族，或者一個需要照顧嬰兒的年輕媽媽，也有機會持續(xù)維系自己的粉絲身份。
如此追星有機會發(fā)展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本質為一系行為習慣和選擇偏好，但這些行為和選擇反應了特定人群或階層的狀況，蘊含著獨有的價值和道德。生活方式不是孤立的行動，而是與其它日?；顒踊ハ嗲短椎膶嵺`。從這個角度看，圍繞內娛所展開的生活方式已從一種亞文化式的興趣轉變?yōu)轭H具結構性意義的社會實踐。
注釋：
[1]本文所討論的娛樂內容指市場最大化的流行文化文本，包含但不限于下列體裁：電視劇、電視綜藝、網劇、網綜、商業(yè)電影、流行歌曲、流行小說及網絡文學等。
[2]數據來源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
[3]這里的統(tǒng)計數據包括所有微博上的粉絲，主體為內地娛樂圈粉絲，其中也包括韓日歐美等其它娛樂圈的粉絲。
[4]Zhang, Q., & Negus, K. (2020). East Asian pop music idol produ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ata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4), 493–511.
[5]吳舫.(2020). “何以為家”？商業(yè)數字平臺中的同人文寫作實踐研究. 《中國青年研究》，第11期
[6]Azuma, H. (2009). Otaku: Japan's database animal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7]Yin, Y. (2020). An emergent algorithmic culture: The data-ization of online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4), 475–492.
[8]Lash, S. & Lury, C. (2007).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9]見John Fiske對粉絲作為“過度的讀者（an excessive reader）”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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