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帝國”與“帝國治理”

何為“帝國”？這一概念的內涵在學界一直頗有爭議，為此，上海大學世界史學科于近日舉辦圓桌會議，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20余位知名學者就古代世界的“帝國”以及由此而來的“帝國治理”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此次會議分為四個議題，分別由《光明日報》報社編輯周曉菲、《史林》雜志社編輯徐濤、《社會科學戰(zhàn)線》編輯劉莉和中西書局編輯王宇海主持。在第一個議題“古典世界的‘帝國’與‘帝國治理’”相關問題中，魯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魏鳳蓮教授通過例舉公元前5世紀期末雅典帝國政治斗爭中的宗教事件，如赫耳墨斯神像被毀、亞西比德保護下的厄留斯密儀式游行，以及阿吉紐斯戰(zhàn)后將領的判決等，分析宗教禮儀制度作為雅典城邦的政治基石在希臘人民中的重要作用，闡釋了宗教禮儀制度與雅典城邦的關系；南京大學世界歷史系的祝宏俊教授認為，由于斯巴達公民人數銳減、公民內部分裂、公民道德水平下滑以及公民內部政治派別斗爭，斯巴達帝國的公民隊伍逐漸解體，加之監(jiān)察管制的取消，晚期斯巴達帝國日漸衰頹，治理模式也隨之變得特殊化；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王忠孝博士提出，“愷撒”一詞具有多義性，并從三個方面闡述了“愷撒”名號在羅馬元首制時期的演變：“愷撒”一詞先是作為私人名被屋大維及其后繼者繼承；后來又為克勞狄家族繼承，以宣揚和愷撒家族的關系；最后演變?yōu)榱私y(tǒng)治名，成為皇儲的身份標識，并成為后世歐洲大陸君主的標準稱謂之一；南京大學哲學宗教學系的宋立宏教授通過分析羅馬公民權利的下放、羅馬總督的權力與制約以及羅馬在被征服地區(qū)推行的統(tǒng)治政策，認為羅馬帝國在鼎盛期形成了“大帝國小政府”的模式，軍隊成為保護帝國運轉的重要力量，公元3世紀后，“大帝國小政府”的模式逐漸解體，并最終被官僚體系所取代；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晏紹祥教授對古代帝國的治理模式和各古代帝國治理的比較研究提出了新觀點。對于當前古代帝國治理的相關研究，晏紹祥教授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看法：首先，不僅要關注帝國的“開疆拓土”，也不能忽視帝國的“守成治理”；其次，考慮到古代的交通和通訊條件，地方自治或許也是帝國治理的有效模式；第三，古代帝國治理的比較研究、古代帝國治理模式的古為今用等方向都值得當前學界進行深入發(fā)掘。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的柴彬教授從“中間人”這一概念入手，認為這一群體的出現(xiàn)迎合了帝國統(tǒng)治邊遠地區(qū)的需求，承擔著行政管理、征收賦稅、組織軍隊、傳教等職能，對帝國的統(tǒng)治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但這一群體也不可避免具有消極性，例如割裂了統(tǒng)治者和底層之間的聯(lián)系、滋生腐敗以及權力過大危及帝國的中央集權。柴彬教授將帝國治理“中間人”和殖民地宗主國的代理人進行對比，認為這兩者均是帝國無力對廣大地區(qū)進行直接統(tǒng)治而不得不進行間接統(tǒng)治的產物，但“中間人”與帝國高層的聯(lián)系并不緊密，具有較強的離心性。

此次會議的第二議題是“古代近東的‘帝國’和‘帝國治理’”相關問題。在這一議題中，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歐陽曉莉教授認為，根據泥板文獻可知，信徒會向神廟敬獻供奉物，而國王舒勒吉的十項改革使得神廟財產收歸國有，因此，在烏爾第三王朝，神廟不僅是崇拜場所，也是重要的經濟資源儲備場所；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王獻華教授提出以“人”本身為視角看待兩河流域的種族問題。王獻華教授認為，要在發(fā)生學的背景和變動的語境中談論民族和認同，而圖像學可以作為研究的指標，指示具有身份認同的某個民族是如何在族群流動中強化自己的身份意識；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李海峰教授以經濟文獻為主要依據材料，認為古巴比倫時期實行的是一種公平合理的借貸利率，甚至出現(xiàn)了較多的無息利率，這種借貸利率反映出了古巴比倫帝國建立公平正義、保護弱勢群體的治國理念；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劉健研究員認為波斯帝國皇帝納布尼德的懦弱名聲或許并非屬實，而是居魯士大帝用來宣傳的一種手段，劉健研究員認為，納布尼德時期的文獻與傳世文獻中對納布尼德的描述和評價明顯相反，后者的記載或許受到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宣傳性敘述的影響，這種一正一反的鮮明反差反映了古代兩河流域王權觀念的一致性和傳承性；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王歡副教授通過分析托勒密時期的王室敕令、紙草檔案、神廟遺址以及同時期其他地區(qū)的歷史記載，認為托勒密時期的巴勒斯坦地區(qū)具有人口規(guī)模大、人口流動性強、多族群共生的特點，而埃及曾對這一地區(qū)保持著一段時期的持續(xù)有效的軍事和經濟控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郭子林研究員認為，古埃及的宗教儀式的最終目的在于展現(xiàn)國家的治理能力，因此宗教儀式不僅具有表達王權神圣性的宗教意義，更體現(xiàn)了新王國時期靜態(tài)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動態(tài)的國家治理活動；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的王三義教授以分析了奧斯曼帝國政府垂直管理地方事務的優(yōu)勢和困境。王三義教授認為，垂直管理的優(yōu)勢在于上傳下達的便利，但軍事奴隸制使得垂直管理存在消極的一面，這也是奧斯曼帝國官僚機制本身具有的缺陷。

除了對古代希臘羅馬和古代近東的“帝國”相關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外，學者們還就目前學界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即中西文明異同和互鑒進行了比較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黃洋教授圍繞古代希臘、羅馬和中國的族群認同展開論述，他認為，盡管中國的先秦文獻大多以“禽獸”一類的字眼代指外族人，但蠻夷和華夏之間也可以相互轉化，身份轉換的界定標準就是行為是否符合儒家之禮，然而古希臘人則是以血緣而非行為來界定身份。此外，黃洋教授還談及族群與政治的關系，他認為中國的族群認同體現(xiàn)在文化觀念上，其“帝國”觀念具有包容性，因此能夠將蠻夷納入華夏；羅馬的族群認同則是體現(xiàn)在法律層面上，其包容性和中國相似；希臘因其政治具有排他性，因此外族群體不能被本群體接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徐曉旭教授考察了希臘化時代東西方之間的交通和交往。通過分析公元1世紀《紅海周航記》地理路線中最早提到“秦”的記錄，以及《后漢書·西域傳》中甘英通往“大秦”的道路，徐曉旭教授認為在印度洋貿易網中，各國更傾向于通過海上絲路運載貨物，因此某種意義上海陸交通比單一的陸路交通更加重要。此外，徐曉旭教授還對“塞壬”進行重新解讀，認為這一詞表達的是“忘憂”之情，而非“令人悲傷”，這種變化體現(xiàn)了意義的跨文化飄移；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的劉招靜博士從心理學和性別角度對中世紀歐洲的中國形象進行解讀。劉招靜博士認為，在中世紀歐洲基督教語境下，女性應當取悅于男性，因此當時的歐洲將性別等級植入到中國形象之中，將中國男女描繪為“陰盛陽衰”，以服務于歐洲基督教。這種塑造體現(xiàn)了中世紀歐洲人的集體心理訴求，即塑造符合歐洲讀者期望的中國形象。

此次圓桌會議學者們討論的最為深入的一個議題是古代帝國的中心和邊緣問題。為此，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金壽福教授以羅馬帝國統(tǒng)治下的埃及行省為例，探討羅馬帝國的衰落。金壽福教授認為，羅馬帝國對其行省埃及的剝削促進了羅馬地區(qū)基督教的興起，例如埃及在這一時期形成的“苦修”派，也加速了羅馬帝國的衰落；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的黃薇博士認為，邊緣地區(qū)對帝國中心的身份認同是有限度的，猶大地區(qū)對帝國的認同和族群記憶基本依賴于希臘化早期的先知作品，并在反復閱讀中不斷重新詮釋和逐漸強化，亞述和巴比倫在猶大地區(qū)的歷史記憶很大程度上是由猶大群體自己塑造的；上海大學歷史學系的郭丹彤教授以努比亞和巴勒斯坦地區(qū)為例，分析了新王國時期埃及對周邊地區(qū)的不同治理模式。郭丹彤教授認為，新王國時期的埃及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動以及追求建立國家和個人榮耀的思想支配下走上了帝國之路。在努比亞，埃及建立起殖民地，并將其生活習慣和行政管理體系移植到這一地區(qū)；在西亞地區(qū)，埃及通過該地區(qū)各國向其宣誓效忠的方式確立起宗主國的地位。

此外，郭長剛教授認為，當前的學術研究既要看到帝國對治理和秩序的需求與族群身份認同之間的矛盾，也要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例如“阿拉伯之春”事件，考慮到帝國治理的優(yōu)勢，進行新的敘事和解讀。上海師范大學的陳恒教授對當下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世界史的研究需要中國眼光，要結合中國史研究；其次，世界史的研究要具有中國特色，創(chuàng)造自己的研究路徑；第三，世界史研究要結合實際、服務當下；最后，世界史研究要走向國際化。

最后，與會學者普遍認為，“帝國”應該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內部文化和民族組成是多元的，并通過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影響其他國家。他們還認為，從廣義上講，只要是統(tǒng)治的地域足夠廣闊，并在某一地區(qū)強盛一時的國家，就可以稱為帝國。盡管古代世界的帝國已經消亡，但古代帝國的治理模式仍值得后世研究、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