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6日，正當美國國會參議院清點總統(tǒng)選舉人票之際，數(shù)千名特朗普支持者聚集華盛頓的國會山，并強行闖入國會大廈，以阻止參議院確認拜登當選總統(tǒng)，導致國會議員緊急疏散，計票工作一度中止，并造成5人死亡。四個多小時后，闖入者被警察和國民警衛(wèi)隊驅(qū)散，隨后參議院重新開始計票，并最終宣布拜登當選美國總統(tǒng)。這一事件引發(fā)全世界的同步關注與熱議，產(chǎn)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和上海大學邀請部分美國史資深專家和中青年學者，于2021年1月13日舉行網(wǎng)絡圓桌會議，與會者從美國史專業(yè)的視角，對“國會山”事件的起因、后果和影響進行了深度剖析，展示了史學工作者的現(xiàn)實關懷和專業(yè)思考。
一、國會山事件的嚴重性與復雜性
與會者回溯歷史，發(fā)現(xiàn)美國歷史上曾有過多次類似的事件，比如：1856年，來自南卡羅來納的眾議員在國會毆打來自馬薩諸塞的參議員；1915年，哈佛大學教授在參議院接待室引爆炸彈；1932年，約2.5萬名一戰(zhàn)老兵圍堵國會大廈；1954年，4名的波多黎各分離分子闖入眾議院并打死打傷5名議員；1983年，國會山發(fā)生爆炸事件；1998年，有持槍者襲擊國會。
蔡萌（上海師范大學）將此類事件歸結為“民眾通過制度外的集體行動或法外行動沖擊現(xiàn)有制度”的抗議形式。1787年確立的憲政體制并未否認這種抗議形式的正當性，且選舉制、司法制度、修憲機制、政黨制等一系列制度設計使得美國能夠用制度改革的方式吸納社會不滿、消解暴亂或革命的風險。杜華（武漢大學）認為這是民主政治的有效補充。
但是，與會者認為，這次國會山事件乃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暴力事件。王希（賓州印第安納大學）談到，這次事件嚴重性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國會山是國會所在地，是美國民主的象征；其二，國會山事件是總統(tǒng)（執(zhí)法部門）動員其支持者沖擊國會（立法部門），表現(xiàn)為美國國家權力的兩大分支——執(zhí)法與立法之間的沖突；其三，國會山事件還涉及社會階層的對立，即總統(tǒng)支持者與國會支持者的對立，其中特朗普支持者集合了反奧巴馬、反民主黨、反共和黨建制派和少數(shù)族裔等多個群體，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復雜性。
原祖杰（四川大學）談到，國會山事件沒有發(fā)展到更加嚴重的程度，取決于許多偶然因素，因而不可低估這次事件所暗含的危險信息。張勇安（上海大學）對總統(tǒng)特朗普與占領國會山事件的關聯(lián)性提出疑問。并表示，作為歷史學的研究者，我們需要更多資料和文獻來梳理特朗普、周邊的政要以及幕僚和這次的暴力事件的相關性。焦姣（上海大學）認為，這次事件中有部分基本事實尚不明確，有些“詭異”的細節(jié)還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例如圍繞事件中缺位的主角——警察為什么沒有及時趕到。事件真相需要等到最終調(diào)查結果公布。鑒于有輿論把國會山事件比擬為“巴士底獄事件”或“國會縱火案”，王立新（北京大學）認為這顯然是類比失當，夸大其詞。在他看來，美國目前的國內(nèi)分裂和政治緊張，并非是意圖顛覆立法機構的尖銳政治沖突。杜華（武漢大學）對前述觀點加以補充：他將目前美國社會與內(nèi)戰(zhàn)前的美國社會分裂狀況、沖突激烈程度相比較，發(fā)現(xiàn)當今美國社會的分裂呈現(xiàn)出網(wǎng)絡化、碎片化的特征，并不存在以地域、政治經(jīng)濟的嚴重對立。
二、國會山事件的性質(zhì)及對美國民主的影響
目前美國輿論對國會山事件的定性，有“騷亂”“暴動”“政變”“革命”等多種說法。但與會者認為，這次暴力沖擊國會事件帶有“叛亂”的性質(zhì)，是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多種矛盾的集中爆發(fā)。
王立新認為，從規(guī)模來看，這次事件的實際影響十分有限。事件持續(xù)時間較短，暴力程度較低，且事態(tài)在幾小時內(nèi)迅速平息。參與者并無嚴密組織，也未能阻止國會對拜登當選總統(tǒng)的確認。但此次事件給美國民眾心理、美國的國家形象和民主聲望帶來了十分惡劣的影響。同時，此次反映了美國社會加劇分裂的現(xiàn)狀、所遭受的深刻危機以及美國民主所面臨的多重挑戰(zhàn)。
王希談到，從表面上看，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總統(tǒng)以后，美國的憲政危機就已經(jīng)開始；在特朗普敗選后，特朗普團隊的上訴在各級法院的受理及駁回、提請重新查證選票等一系列行為，使得憲政危機進一步凸顯。但是，從體制的層面看，美國民主并沒有陷入危機，憲政運作機制仍在按部就班地有效運轉(zhuǎn)。
梁茂信（東北師范大學）贊同王希的觀點，認為此次事件既不是憲政危機，也不是社會危機，僅是美國當前面臨的社會危機的組成部分。特朗普無疑是此次事件的主要責任人，在敗選后起訴、查票、號召選民為正義自由斗爭的言行實則違背了美國憲法。相關追責程序也已啟動。特朗普競選總統(tǒng)的過程是保守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白人之上主義者、新納粹主義者等社會群體之間統(tǒng)合價值意識形態(tài)認同、統(tǒng)合利益訴求的過程，這與過去注重階層界限的社會結構截然不同。同時，美國個人主義傳統(tǒng)也是促使事件發(fā)生的因素之一。一味強調(diào)權利，忽視社會責任的個人主義傳統(tǒng)暗含著族裔認同、意識形態(tài)。這最終危及到美國的社會秩序，致使國家權力結構失衡。此次事件實際上是個人主義、種族問題、兩黨制度以及特朗普極端利己主義雜糅而成。
焦姣提出，在憲政危機的視角之外，國會山事件是否可以看作是一場由底層發(fā)動的、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著手了解特朗普支持者中各個群體本身的屬性和訴求，并對美國新興右翼團體進行深入的在地研究，是目前亟待解決的任務，對厘清事件脈絡有重要意義。
徐天（美國天主教大學）認為，這些闖入國會大廈的人可能受到了特朗普的煽動，但從美國政黨政治的歷史來看，自新政以來民主黨聯(lián)盟長期受到共和黨自由至上主義者的反制，共和黨和特朗普支持者的行動，以及國會山事件的爆發(fā)，可以說是這一歷史的延續(xù)。
杜華立足托克維爾的研究成果，例證當今美國所面臨的三個危險：一是行政集權，二是所謂多數(shù)的暴政，三是民主政治秩序的非政治化所導致的民主暴政。他認為上述危險不是美國民主制度的特例，而是民主社會難以克服的共性問題。
原祖杰從這一事件中看到一些危險的信號，具體包括：如何解決美國代議制民主制中，更加傾向民眾的制度設計所造成的制度性隱患？如何解決全球化導致諸如貧困階層形成、社會分裂加劇等一系列問題？媒體實際上已成為“第四權力”，社會媒體作為私人企業(yè)，免受言論自由原則的制約。在美國七大媒體聯(lián)合下，甚至可以限制和改變總統(tǒng)乃至政府的權力。例如，推特、谷歌等社交媒體對特朗普的封殺。媒體權力是否應該受到制約？又以什么方式制約？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對當代美國社會提出挑戰(zhàn)。
張勇安談到，特朗普無法接受敗選事實，在最高法院判決后依然鼓動民眾重新選舉的行為，實際上顯示出當前美國正處于社會結構性危機之中。這種危機可以追溯至1998年金融危機的全球性影響。盡管特朗普任內(nèi)采取一系列支持底層的政策。但是由于疫情的發(fā)生，逆全球化的思潮的傳播，使得美國社會各個階層在政治分裂進一步擴大。
2021年1月6日，美國華盛頓特區(qū)，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當天下午召開聯(lián)席會議，對2020年美國總統(tǒng)選舉各州選舉人團計票結果進行統(tǒng)計認證。會議開始后不久，部分聚集在國會大廈附近的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沖進國會大廈。議員隨即被疏散，國會休會。隨后，警方對國會大廈內(nèi)部實施清場，聯(lián)席會議于20時恢復。
與會學者都不認為這次事件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行動，但一次無計劃的事件何以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呢？王希認為，這與特朗普的政治影響力有莫大關系。特朗普的出現(xiàn)是對政黨政治現(xiàn)存格局的反叛。此前美國兩黨政治和極端政策已使美國民主體制陷入僵化，而特朗普用民粹主義方式贏得了初選，并成為共和黨領袖，隨后又利用推特等大眾傳媒，建立起與民眾溝通的更有效的渠道，創(chuàng)造了特朗普模式以及對特朗普的個人崇拜，這種崇拜類似于某種“邪教”。特朗普還借助宣傳“失敗者”的論調(diào)，激發(fā)對多元文化主義和種族正義的反感，強調(diào)中國威脅論，最終把反奧巴馬、反民主黨、甚至包括反共和黨建制派的各種力量集合在自己的旗幟下。
徐天借助身處美國的便利，從國會大廈闖入者所持旗幟的直觀形象，解讀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復雜成分。他以QAnon為例，闡述陰謀論作為負面黏合劑在這次事件中的作用。同時，對于自由主義沒落趨勢下，觀念的力量對美國社會產(chǎn)生的威脅和沖擊表示擔憂。觀點不同的眾多社會階層將如何平衡相互之間的利益這一問題系帶解決。當代的陰謀論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加持之下又會對美國的命運產(chǎn)生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李劍鳴（復旦大學）從共和制和政黨政治的異化談到了這次事件的影響。他認為，在現(xiàn)代共和制的形成和發(fā)展中，對單獨一個人所掌握的行政權力加以“馴化”，乃是保證共和制不變質(zhì)的關鍵之一。但在特定的社會情勢下，行政權力擴大、其獨立性不斷增強；特朗普更是被塑造（或自我塑造成）特定選民群體和大眾的精神領袖，在他的鼓動下發(fā)生了這場政治風暴。這表明，當年施萊辛格所說的“帝王般的總統(tǒng)職位”，已再不是一個嚇人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任意而強勢的作為，乃是政黨政治異化嚴重破壞美國制衡體制的結果。美國憲法設計的制衡機制，原本建立在純粹的權力功能關系的基礎上，并未考慮到政黨活動、政治利益和派別斗爭對制衡機制的腐蝕作用。實際上，如果一個政黨同時控制立法機構和行政部門，那么權力制衡機制就會失靈。特朗普的為所欲為和巨大影響力，都部分地緣于異化的政黨政治給美國分權制衡機制帶來的破壞。
王立新指出，目前美國民主面臨五個方面的挑戰(zhàn)：第一，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發(fā)展對美國民主的挑戰(zhàn)——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正在威脅美國的民主；第二，廣義的文化沖突對于美國民主的挑戰(zhàn)——文化的沖突加劇了社會的部落化和政治的兩極化，削弱了許多人對于美國國家的認同；第三，互聯(lián)網(wǎng)革命對于美國民主的挑戰(zhàn)——社交媒體的興起為傳播假消息和散布陰謀論提供了絕妙的機會；第四，新冠疫情對于對美國民主的挑戰(zhàn)——美國的政治體制并不利于新冠疫情的防控，而新冠疫情也導致了選舉結果爭議的擴大；第五，特朗普對美國民主的挑戰(zhàn)。
三、國會山事件在美國和世界的后續(xù)影響
與會者認為，國會山事件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美國社會的分裂；如何抑制民眾心中的惡，如何用憲法和司法手段來應對類似事件，這次事件是否會成為進一步危機的序幕，它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權力交接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又會給全球政治格局帶來什么變化，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關注。
梁茂信提出了三點質(zhì)疑：1.美國新冠疫情形勢嚴峻，處于權力交接之際的政府應該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 2.個人（公民）應該怎么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權力？如何制約個人主義與個人權利膨脹帶來的負面影響？3.今后如何從體制和法制兩個層面杜絕類似特朗普的政治人物當選？
謝國榮（武漢大學）、蔡萌有著同樣的擔憂。在美國社會加劇撕裂、政黨政治極化嚴重以及媒體權力不受約束等因素作用下，民主黨是否會打擊共和黨、極化政治極化？國會山事件能否激發(fā)國內(nèi)政治改革？改革的力量來源是什么？社會的共識在哪里？是否會有另一個特朗普出現(xiàn)？如何杜絕極端政治理念的政治路線擴散與效仿？這都將是美國需要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
張勇安談到從短時段來看，這個事件釋放出民眾心理的惡，對此應如何進行規(guī)制、限制？司法和法律如何來應對這一次的危機？同時，此次事件可能會影響共和黨、民主黨政治的交接和交替。事件最終走向還要等待法律的最終裁定。
從長時段來看，此次事件可能會影響美國的兩黨的票倉分布以及民主選舉。特朗普當年當選美國的總統(tǒng)、民主黨拜登高齡當選美國總統(tǒng)，其中均有一定的隨機性成分，但是這其中也有成為常態(tài)的可能性。對拜登執(zhí)掌政權之后，美國國內(nèi)社會性的危機和政治的分裂，會對包括對華政策、對外政策等內(nèi)政外交政策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
李劍鳴談到，國會山事件在世界歷史進程中可能留下較深的印跡。首先，國會山事件可能會加劇全球性的“去民主化”趨勢，因為美國民主的樣板效應以及美國在海外推廣民主的努力，對于20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民主化進程有較大的推動作用，而這次事件導致對美國民主的妖魔化，無疑會為全球性民主化退潮推波助瀾。其次，這次事件可能會進一步推動全球性的“反美主義”的發(fā)展。最后，這次事件具有極大的負面象征性，美國的領導力和影響力，特別是道德感召力，會因此受到極大的削弱。這三種趨勢交織在一起，可能會給世界政治留下長久的負面影響。謝國榮則結合民權運動時期美國致力于修復其國際形象的做法，認為這次事件以后，美國政府需要用很大的氣力來修復美國民主的形象。
四、結語
作為中國的學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美國的歷史？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研究美國史的最初動機是學習美國，因此，我們所看到的美國一直是先進的、發(fā)達的、民主的，美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不是完美神話。美國社會確實存在危機，其中往往蘊含改革的動力。只有破除其中的刻板印象，史學工作者才能夠正確看待。
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此次圓桌研討會議的與會者充分挖掘國會山事件背后隱藏的復雜含義，詳細闡釋了美國當今面臨的社會危機的歷史根源與現(xiàn)實因素以及該事件的必然影響。為中國學者呈現(xiàn)出一個更加真實的美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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