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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相遇》:中國走向近代化與國際化的艱辛之旅

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派出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帆船,滿載對財富的渴望和對東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國;一百多年后,大清轟然崩潰,而美國卻在通向霸權之路上。

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派出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帆船,滿載對財富的渴望和對東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國;一百多年后,大清轟然崩潰,而美國卻在通向霸權之路上。在一個多世紀的相望、相遇與相撞背后,是中國逐漸認清世界,并蹣跚追趕時代腳步的歷程。雙方的此消彼長,正是兩個世界、兩個時代交錯的側影。

最近,歷史學家陳兼和歷史學家宋念申,與新書《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的作者、歷史學家王元崇遠程連線,就中美關系、晚清歷史、美國現狀進行了線上對話。

《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書影

《中美相遇:大國外交與晚清興衰(1784-1911)》書影


《中美相遇》一書是王元崇關于中國近代史和中美關系史的寫作,書中選擇了從1784年中美因貿易結緣到1911年清朝滅亡這一百余年的時間段,分析了晚清與美國在貿易、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的交往與互動。通過一系列具體的細節(jié),在“天朝”與“外夷”、傳統(tǒng)與現代的激烈沖突之中,還原了中國走向近代化與國際化的艱辛之旅。

中美兩國并不接壤,但自1784年以來卻從未分開。從東印度公司販茶至美,到廣州民婦命喪珠江,從蒲安臣使團到幼童留美,從美國的排華法案到慈禧的“夫人外交”,歷史學家王元崇在《中美關系》一書中,分析大清與美國的貿易、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的交往與互動,通過一系列具體的細節(jié),在“天朝”與“外夷”、傳統(tǒng)與現代的激烈沖突之中,解讀進步與保守、開放與封閉的復雜博弈,也還原了中國走向近代化與國際化的艱辛之旅。

理解中美關系,從歷史中找答案

王元崇從“中國皇后”號講到慈禧的時代,陳兼認為,這一百多年非常重要,在這段時間里中國經歷了長期和平,同時中國本身發(fā)生了一些深刻的變化,首先是人口的急劇增長,完全突破了中國歷史上的人口上限,從明末清初一億多人口到十九世紀初達到四億。與此同時,中國農業(yè)生產結構發(fā)生變化,隨著新世界引進的一系列新的產品,像土豆、紅薯、玉米、煙草等等,中國農業(yè)開始從有著高度灌溉需求的地區(qū)轉向邊緣地區(qū)、山坡地等等,所以產生了中國的一場農業(yè)革命。而在這個過程當中發(fā)現,又出現一個新的城市化的潮流,因而導致中國總體貨幣需求量大大上升,而中國的白銀有相當部分是來自中美貿易。

從1784年美國的商船第一次到達中國以后,美國就看到了國際貿易的巨大利潤,在之后的十幾年間,美國趁著法國大革命之機,也將觸角伸向了西印度群島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了古巴和墨西哥最強硬的貿易伙伴,也是在這兩個地方,美國獲得了大量的西班牙銀元,美國要這些銀元有什么用?我們將目光再次轉向美國的對華貿易,截至1800年,中美貿易已經進行了十七年,美國在中國購買大量的茶葉、瓷器、絲織品、香料,即便美國商船賣空了帶到中國的皮、棉花等商品,仍然不足以支付從中國購買的貨物,因此美國每次都需要帶著大量的銀元現金。所以到1800年,美洲新大陸75%的銀都輸送到了中國。

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美關系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歷史學家宋念申指出,包括貿易戰(zhàn)在內的中美問題,都并不是21世紀特有的,而是具備深遠的歷史淵源。中美相遇實際始于1784年,甚至在那之前,兩國就已經發(fā)生了非常重要的間接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正是通過貿易實現的。

《中美相遇》中提到,美國從誕生之初便具有一種“傳播先進文明”的“使命感”,即所謂“昭昭天命”。200多年前的美國如此對待清朝,而今也多少秉持同樣的思路對待其他國家。而包括歧視華人、維護美國貿易地位等行為,也都源自美國與晚清的交往過程中,是美國固有的線性歷史觀和追求經濟利益的商業(yè)精神混合在一起的產物。正如國際關系學家和歷史學家陳兼指出的,在同中國兩百多年的交往史中,影響美國對華的想象、看法、政策和行為的重點,第一是關于中國市場的想象,第二是美國的價值觀。破解中美關系的僵局,則需要我們首先從更為寬廣的歷史角度認識美國、理解中國自身,而非自限于眼前與現實。

很多歷史“常識”其實是偏見

在認識和理解中美兩國的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我們所謂的“常識”,實際上離歷史的真實有一定距離,帶有慣性與偏見。

陳兼指出,我們通過教科書認識的美國,往往是簡化的、平面的?,F實的問題往往帶有復雜性,這就需要我們回到歷史細節(jié),認識多元化的問題本質。《中美相遇》詳細分析了1840年以前中國的對外交往情況,指出中國擁有一個活躍的國際交往體系,只是這種基于朝貢的外交體系和西方基于主權國家的體系大相徑庭。

這種固有思維不僅妨礙了我們認識中國自身,也影響了我們對美國以及世界現狀的認知。對于美國而言,也正是由于大多數美國人缺乏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理解,被來自晚清時代的固有觀念束縛,才會使眾多“妖魔化”中國、敵視中國的行為很容易得到市場。所以,消除偏見,才是最重要一步。

歷史由人譜寫,也終歸要回到人本身

在認知歷史細節(jié)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是人的因素。在傳統(tǒng)教科書和歷史類圖書當中,通常更多關注戰(zhàn)爭與條約這類大事件,而較少提及大時代之下個體的生存與命運。然而,歷史終歸是由人組成的,判斷一個時代的進步與落后,也要結合生活于其中的個體。

《中美相遇》一書將很多的筆墨放在個體故事之上,從珠江口民婦郭梁氏之死,到密西西比州沒法上學的林家女孩,從努力適應新大陸生活的留美幼童,到大搞“夫人外交”的慈禧太后,通過這些小故事,我們更容易看清被大事件簡化的歷史本質,看清個體與集體、個人與國家命運之間復雜深刻的聯(lián)系。

陳兼說:“為什么中美相遇的過程中發(fā)生那么多故事?就是因為雙方各自不斷都在變化,而雙方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對方的時候需要不斷的調整自己的眼光。同時還有一條很重要,雙方都要不斷反過來看自己。”

宋念申說:“《中美相遇》實際上展現了一種人文性的視角,用這種視角來看中美關系的形成過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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