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三國演義》少兒不宜

如何教育下一代，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中國“焦慮中產(chǎn)”最焦慮的一個問題。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傾向是：不少家長自己對國外的事情一知半解，卻非常喜歡讓孩子早早學外語、看外國童話，并動輒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狼奶”啦、“有毒”啦。實際上凡事都不宜扣個大帽子做籠統(tǒng)評論，而要透過顯微鏡，就事論事。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分儒、釋、道三大主流，其中還可分為俗文化、廟堂文化。一概說“有毒”或一概吹捧，都是非常極端的態(tài)度。就拿《三國演義》來說。我就聽過有家長抱怨說《三國演義》有毒，里面動不動就砍人頭、壘京觀什么的，不適合給小朋友講。但是古希臘神話里帕爾修斯砍下美杜莎的人頭做武器的橋段其實也挺殘暴的，為何這些古希臘神話就不是“糟粕”呢？《圣經(jīng)》的《舊約》里，耶和華懲罰人類的橋段，或是描述中東地區(qū)各民族互相沖突的橋段，其暴力指數(shù)超過《三國演義》的案例比比皆是，外國的小孩難道不也是從小聽這些故事長大的嗎？難道聽過這些故事的小孩長大都成了罪犯，沒有聽過的都成為了良好公民了？恐怕沒有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支持這樣的假設吧。

很顯然，提及暴力或死亡本身，并不構成思想糟粕，因為軍事沖突本來就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筆者看來，以恰當方式向兒童展現(xiàn)這些戰(zhàn)爭故事，本就是為了捍衛(wèi)兒童的“知情權”；而片面向其勾勒一個純美的“楚門的世界”，則有“忽悠”兒童之嫌，從長遠看，這會害了孩子，因為這最終容易令其精神世界無法接受現(xiàn)實世界中哪怕一點點殘酷。

此外，雖然暴力本身并不是人類解決問題的第一選項，但其作為“備選項”很難通過“刪除鍵”而被完全取消。否則我們就無法為各國保留武裝部隊的必要性進行辯護了。而武裝部隊的成員，顯然需要從小培養(yǎng)一定的“武德”意識——而在這方面，恐怕富有軍事內容的傳統(tǒng)文學作品就具有不可取代的教育功能了。

有的家長或許會說：兒童模仿能力強，像《三國演義》這樣的軍事類小說中的暴力描寫會給其帶來陰影，弄不好會促使其傾向用暴力解決問題。在我看來，這種擔心純屬多余?，F(xiàn)在孩子一打開電視，隨時能夠看到橫店式“抗日神劇”里鮮血橫飛的場面——可絕大多數(shù)智力正常的孩子恐怕都能分清現(xiàn)實與虛構之間的區(qū)別。再說，有幾個男孩小時候沒用過玩具沖鋒槍在弄堂里和小伙伴互相“掃射”？長大后不還都是該上班上班，該打卡打卡，養(yǎng)家糊口過日子？實際上，很多會受暴力影視作品侵染的孩子，本身家庭環(huán)境就有很多問題——也就是說，更可能是其目睹的家庭暴力，與影視信息中的暴力因子產(chǎn)生“共振”，才使兒童失去了對現(xiàn)實與幻想之間界限的把握。很顯然，僅僅因為這些個別案例的存在，就要求在向兒童輸送信息時過濾掉一切戰(zhàn)爭因素，恐怕是非常以偏概全的。 

還有家長抱怨說，像《三國演義》這樣的歷史作品中，人物事件太抽象，孩子記不住。但在筆者看來，正因為有點難記，所以才更需要記。關于記憶力訓練與所謂兒童“創(chuàng)新性教育”，當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在彼此爭鳴。一種觀點是：填鴨式死記硬背是扼殺創(chuàng)造力的；第二種觀點是：只要反復熟讀偉大經(jīng)典，自然可以自動衍生出創(chuàng)造力。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正確性，但也都有所偏頗。

在筆者看來，創(chuàng)新力當然不是記憶力的疊加，否則人腦就與移動硬盤沒有差別了。但是，創(chuàng)新力也不可能離開一定的記憶做底子——比如，司馬光同學小時候之所以能夠想出“砸缸救娃”這樣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點子，其必要條件之一是：他的確記得石頭是可以用來砸破水缸的。再回過來說《三國演義》。不得不承認，看“三國”的一個大難點就是人物多，你得記住那么多軍閥、門客、謀士、武將的名字與各自性格特點，不能張冠李戴，這當然要費一點力氣。但孩童一旦能夠成功地躍過這道門檻，其記憶人名與相關數(shù)據(jù)信息的能力，就立即可以從記憶三國人物轉移到別的領域上去——說白了，跨過這套門檻的孩子就會產(chǎn)生這樣的自信：三國武將我都能背得滾瓜爛熟，班上這么多新面孔我怎么會記不住？換言之，“三國”本身復雜的人物關系圖譜，其實是為孩童梳理人名信息的能力提供了很好的鍛煉對象。而一旦這樣的能力能夠穩(wěn)固形成，孩子一輩子的學習與生活無疑都能從中受益。 

《三國演義》劇照，王允把貂蟬薦給董卓，施以“美人計”。

另有家長恐怕會說：“三國”里用計太多，小孩的單純性恐怕會因此受影響。而在筆者看來，“三國”的教育意義恰恰就在于它能夠向讀者初步展現(xiàn)世界的復雜性。在這里我想特別糾正一個誤解：很多人認為單純就是善良，心思縝密就是陰鷙狡詐?？稍诠P者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單純就是愚蠢，而愚蠢本身就是德性的一種匱乏形式。

舉個“三國”里的例子：董卓被殺以后，司徒王允否定了呂布寬恕董卓舊部李傕、郭汜的建議，后反而遭致了李傕、郭汜的禍害，無數(shù)長安百姓也因此罹難。這就是因為王允將問題想得太單純、太簡單了，認為“董卓”與“董卓的勢力”是兩個可以互相劃等號的概念，消滅前者就等于消滅后者。結果，被消滅的恰恰是他自己，還有大量無辜的百姓。而讀者讀了這個橋段之后，就會思考王允傾覆的真正原因，思維也可以變得復雜起來。筆者實在看不出這對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壞處。又比如，現(xiàn)在很多孩子往往以“單純”為名，不顧他人感受，大搞自我中心主義，這種思維方式難道不正好能通過“三國”得到糾正么？譬如，諸葛亮之所以能夠舌戰(zhàn)群儒說服江東君臣一起抗曹，用的難道不正是“假設江東立場、以江東利益為第一出發(fā)點”的辯論策略？而自我中心主義者的簡易思維模式，又如何可能像孔明一樣，容納對于他人心理狀態(tài)的復雜表征模型？

對此，有些教育人士可能就會說：照你這樣的教育方式，孩子都會被教育成“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對社會有啥幫助？那我倒要反問一句了：你是如何斷言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就一定不好？現(xiàn)在滿世界呼喚的“工匠精神”，難道不正意味著華夏大地上“精致性”的稀缺？而哪個試圖把“工匠精神”與自己的企業(yè)道德結合在一起的企業(yè)家，不是想著通過制作精品來使得自己的公司盈利的呢？若按照上述這種對于“利己主義者”的污名化理論，難道我們也要對上述的企業(yè)家進行道德譴責嗎？

再回到《三國》的語境：所謂“吳蜀聯(lián)盟”，難道不正是東吳與蜀漢在“精致的利己主義”思維引導下構成的政治聯(lián)盟嗎？相對弱小的吳國與蜀國互相利用，難道不是雙方的政治家在進行反復博弈后得出的對己方最有利的博弈方案？難道我們就應當僅僅因為雙方最終考量的自私性，就去否定吳蜀聯(lián)盟自身的歷史價值？很顯然，如果“精致性”本身意味著“對于長遠利益的考量”與“對博弈對手利益區(qū)間的尊重”的話，那么，一個由“普遍精致的小人”所構成的社會，便是向真正的“賢人社會”過渡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如果真有所謂“賢人社會”的話）。如果給筆者本人一個選擇機會的話，我寧可與一群類似孫權孫仲謀這樣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為伍，也不想與王允這樣的粗陋的利他主義者同朝。從這個角度說，“三國”對吳蜀聯(lián)盟的肯定態(tài)度，本身便為后來的讀者從正面理解“利益共同體”與“私利”之間的辯證關系提供了很好的文化與歷史范例。多給小孩子看看這樣的范例，有什么不好？ 

《三國演義》劇照

還有觀點認為：傳統(tǒng)文化不僅僅包括“三國”，也可以讀讀唐詩宋詞，背背《論語》。筆者在此當然并不否認儒家經(jīng)典與詩詞歌賦對傳統(tǒng)文化傳播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三國演義》這樣的俗文化所能夠起到的作用，卻不能因此而被抹殺。說得具體一點，《論語》是告訴大家圣人心目中的理想是什么，《三國演義》更多揭示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在事實層面上是怎么運作的。理想可以鼓勵讀者，但不能當飯吃，而具體的操作經(jīng)驗卻可以對未來的決策產(chǎn)生實打實的指導價值。

說得更具體一點，三國的三個核心家族——劉家、孫家與曹家——的社會地位都不高。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后，但問題是中山靖王自己有120個兒子，傳到劉備這一代，其皇族血親的成色已經(jīng)非常稀薄，他本人也只不過就是一個賣草鞋起家的，后來才結識了通緝犯關羽與桃園承包戶張飛。至于孫權的爹爹孫堅，從小是揚州富春的一個江湖小混混，家世背景一片昏暗，靠與錢唐吳氏結婚，社會地位才稍有提高。曹操算是三個家族里社會初始地位最高的，但也因為與宦官的關系而被袁紹、袁術等更高級的名門暗自瞧不起。從某種意義上說，三國建立的故事，其實就是三個主流門閥社會的半邊緣人物奮斗史。而這樣的奮斗歷史卻是傳統(tǒng)儒家士大夫所不屑于關注的。因此，像羅貫中這樣不被主流士大夫所關注的小說家，能夠將這樣的故事記錄下來，本身就補足了主流儒家“至上而下”視角之不足，其“記錄華夏傳統(tǒng)文化隱蔽信息”的功德，當為后人沒齒難忘。若吾輩今天繼續(xù)運用主流儒家文化的“高大上”眼光忽略羅同志的創(chuàng)作之功，豈不是辜負了以羅同志為代表的一批草根小說家的良苦用心？而若繼續(xù)用這種偏頗的眼光向后代傳播傳統(tǒng)文學，豈不是會讓所傳承的傳統(tǒng)文化缺乏來自草根與土地的滋養(yǎng)？ 

當然，筆者也并不是無批判地看待《三國演義》對于兒童的教育意義。對于試圖引導兒童閱讀《三國演義》的家長來說，的確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小說的個別橋段需要略去，因為價值觀與現(xiàn)代人過于抵觸。比如，《三國演義》第19回提到劉備兵敗小沛后，一個叫劉安的獵戶殺了妻子煮其肉給劉備充饑。劉備以為是野物的肉就吃了，事后才發(fā)現(xiàn)吃了人肉。羅貫中沒有對劉安的行為作出明顯的鞭撻，而實際上，若放在漢代，這樣的行為也肯定屬于殺人罪。不過，此類橋段并不構成《三國》核心內容，不讓兒童知道，并不影響向其傳播三國文化。

第二，《三國演義》是小說，與《三國志》、《后漢書》、《晉書》的正史描述有大致四到五成的內容出入。比如，正史記載的斬殺華雄的英雄是孫堅，《演義》說成是關羽；草船借箭其實是孫權做的，《演義》說成是諸葛亮所為；真實歷史中的周瑜是個氣量很大的人，《演義》則將其描述為小肚雞腸。因此，《演義》的傳播可能會為正確歷史信息的傳播制造障礙。為了克服這個問題，我們今天的文藝工作者不妨通過游戲、動漫等方式提供一些更接近正史的三國信息，以使得青少年的信息獲得渠道可以多樣化。

第三，《演義》有濃重的英雄史觀，對草民與士卒的關注很少，對經(jīng)濟、人口等制約政治活動的“底層因素”關注也很少。因此，《演義》文體的傳播可能會助長對于歷史的簡單化理解。不過，對于兒童來說，《演義》既有內容已經(jīng)足夠燒腦，若要引入經(jīng)濟史與人口史的內容對其加以全面補強，則對兒童心智要求過高。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宜作出過高要求。但對于一部分具有強烈好奇心的優(yōu)秀少年兒童而言，我們也需要為他們了解這一類“更深刻的三國故事”提供足夠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