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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研究新范式的可能性

2020年9月26日,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等單位聯(lián)合舉辦“邏輯與現(xiàn)代性”云端學術研討會。

【題記】2020年9月26日,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等單位聯(lián)合舉辦“邏輯與現(xiàn)代性”云端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設“從語義分析到中國哲學研究”專場,圍繞中山大學李巍副教授新著《從語義分析到道理重構:早期中國哲學的新刻畫》(商務印書館,2019年)展開了專題研討。來自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中國社科院、武漢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復旦大學、上海財經(jīng)大學、寧波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澳門大學、西北大學等單位二十余位同仁參會。研討活動由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劉梁劍教授主持。記錄稿由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博士生蔣周偉、碩士生陳雪雁根據(jù)錄音整理。

李?。ㄖ猩酱髮W):小書出版以來,特別感謝梁劍教授多次垂顧,并提議和組織了今天的討論!特別感謝志偉教授及西電哲學系諸位同仁抬舉,惠允提供平臺并費心安排!更要感謝諸位師友在百忙中審正拙著并抽空指導,使我能有一個寶貴的集中求教的機會!按照議程,我應當對小書的內容做一個引介,但主要是一些宏觀的設想。同時,這次討論也是“邏輯與現(xiàn)代性”會議的一項議題,我的想法剛好還與邏輯有一定的相關性。

我想從現(xiàn)代邏輯的建立者弗雷格的一個概念談起,就是思想。通常,我們可以寬泛地說哲學研究思想,中國哲學研究中國思想。但弗雷格對思想這個概念的討論,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區(qū)別了對思想的表達與對思想的斷定。舉個例子,我們可以用任何語言表達這樣一個思想:2020年9月26日是周五;也能表達另一個思想:2020年9月26日是周六;但除了表達這些思想,還能干什么呢?我們還能以某種方式,比如查日歷,確認第一個思想是假的,第二個思想是真的。因此除了表達一個思想,還能斷定它,即,斷定它是不是真的。當然,正如弗雷格指出的,也可以表達一個思想而不斷定它,所以對思想的表達與對思想的斷定,是可分離的兩件事。但哲學的研究,在我看來,除了表達某個思想,斷定其是真是假,也應當是思想研究的一種方式。而關鍵在于,既然思想是可斷定的,那勢必是公共的、客觀的。因此遵循弗雷格,應當把思想和主觀的東西區(qū)別開。比如,通過查日歷,大家都能斷定“2020年9月26日是周五”這句話表達的思想是假的,因此我說出以上這句假話時就至少說出了兩類東西:一類是我的主觀的、私人的想法,比如錯誤的記憶或是蓄意騙人的企圖,但我究竟怎么想,聽眾很難了解。另一類東西完全不同,因為大家能斷定一句話是假的,表明從這句話中把握到一些公共的、客觀的東西,即思想。由此回到小書,書名中“道理重構”的說法,一方面是借用了馮友蘭提倡的哲學是講道理的觀念;另一方面,“道理”這個詞表示的即弗雷格意義上的“思想”,是可斷定的客觀的東西。因此小書設想的中國哲學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中國思想中客觀的或可斷定的部分。

如何進行這樣一種研究,就涉及到小書題名中的“語義分析”。

我想先說說為什么是“語義的”。作為客觀項目的思想不依賴語言,但對思想的談論卻無法繞開語言,所以達米特說,只有通過對語言的哲學說明才能有對思想的哲學說明,這是語言哲學或分析哲學的基本信條。我支持這個觀點,但并不認為語言是把握思想的唯一途徑,而是在把握思想的眾多方式中,斷定這種方式所針對的只能是被說出或被談及的思想。因此以詢問真假的方式研究思想,就離不開對語言如何表達思想的研究,所以首先從語義層面研究。當然,與本書相關的語義研究主要是文本研究,因此導論中專門區(qū)分了文本和文獻的概念。我認為,被稱為“文本”的東西是以句子為單位的語義概念,被稱為“文獻”的東西則是以字詞為單位的語法概念。因此,我認為在文本研究中參考文獻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但不同意以研究文獻的方式研究文本。對于這種方式,小書中也有個概括是“把認字當讀書”。這實際是說,對字詞的探討解決不了語義問題,因為基本的語義單位或表達思想的最小單位是句子(以句子為單位,Quine認為還是把格子畫得太細了),所以人們在學外語時會有一種經(jīng)驗,就是一句話的每個單詞都認識,但拼在一起就不知道說的是什么。所以,無論文本與文獻之分,還是認字與讀書之分,我想說的只是對文本思想的研究應當以句子為出發(fā)點,不同于以認字為核心的文獻研究。

而這樣一種研究為什么是“分析”的。我認為,這仍然與斷定一個思想的真假相關?;氐竭壿嫷墓糯搭^,表示“分析”的希臘詞“analúein”字面上表示拆開、解開、分解等意思,不僅是把問題說清楚的手段,更是一種求真的手段。比如,亞里士多德說對是的東西說是,對不是的東西說不是——這是最為典范的分析,但絕不僅是一種追求清晰性的手段,因為他馬上說“這是真的”,即分析在根本上是求真的手段。只不過在西方傳統(tǒng)中,這一手段主要被應用在謂述或表達思想的領域;直到弗雷格,才明確服務于斷定思想的目標。而要點是,對思想的斷定或求真乃是一切科學的共同目標。所以正如小書導論所說的,以語義分析的方式研究文本,如果能被視為一種解釋工作的話,應當以一般科學而非某種特定的哲學觀點作為參照。只不過,相比于科學中的解釋活動,人文研究中的解釋往往牽涉到解釋者的個性因素,如價值立場、思維方式、人生閱歷等,但是,這不等于后一類解釋沒有對錯,因此無法以求真的態(tài)度來研究文本。因為,既然思想是文本表達的東西中可把握的客觀成分,而非難以琢磨的作者的心中所想,解釋就不可能沒有對錯。所以,人文研究以求真的態(tài)度解釋文本和科學研究以求真的態(tài)度解釋世界,應該是一回事。當然,這不是否認人文研究與科學研究的差別,但若上升到本質差別的高度,會導致嚴重的后果。尤其對哲學來說,我認為被視為科學之母的哲學現(xiàn)今面臨的首要問題,不是如何為當代科學的發(fā)展提供指導,而是如何跟得上科學的腳步。始終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所謂“反思”的態(tài)度對待科學,很可能使哲學變成一種前現(xiàn)代的、操持特殊語言的自娛自樂。

以上就是小書依據(jù)的方法層面的設想。在一個邏輯的會議上談論一本中國哲學的著作,說說這些相對寬泛的東西可能比談論書中的具體內容更有意義。但亟待指出的是,小書設想的從語義分析到道理重構,或者說以求真的態(tài)度探討文本表達的客觀思想,僅是把握中國思想的一種方式。選擇這種方式,和我對中國哲學作為一門現(xiàn)代學術的理解有關。哲學是普遍的,但這種普遍性只在哲學作為現(xiàn)代大學的一個專業(yè)的意義上成立,即哲學除了是一個對象概念,以不同的思想傳統(tǒng)為其外延;也能視為一個方式概念,是以思想或客觀道理為對象的專業(yè)研究——后者所以是普遍的,正在于衡量一種研究的專業(yè)標準是普遍的。因此,不應該把“研究哲學”與“哲學研究”混為一談,前者是多樣的,在于所研究的“對象”只是某種意義上的“哲學”;后者是普遍的,則因為一種“研究”是不是哲學的,不是取決于研究的對象,而是研究對象的方式(是不是符合哲學研究的專業(yè)要求,尤其是求真的要求)。鑒于此,我所理解的“中國哲學”不是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哲學,而是以哲學的方式研究中國思想,因此并不預設中國文本中有能被“哲學”命名的對象或素材。當然,“哲學的方式”是怎樣的,我在“中國哲學作為方式”一文中有專門的討論。這里要說的是,這種作為方式概念的中國哲學構成了本書全部討論的出發(fā)點。而中國哲學作為現(xiàn)代學術的現(xiàn)代性不僅體現(xiàn)在得出的結論上,更體現(xiàn)在得出結論的方式上。

我就說到這里,敬請諸位師友批評指正!

劉梁劍(華東師范大學):感謝李巍兄,我提幾個需要李巍兄澄清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思想在何種意義上是客觀的?第二個問題涉及語言跟思想的關系:是不是通過語言分析來分析思想就夠了?比如:語言表達思想,這個表達本身是不是充分的?思想的客觀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語言影響的?第三個問題:古代漢語不是那么注重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分析,這一現(xiàn)象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最后是一個解釋學問題。從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的觀點來看,人文學解釋文本的求真和自然科學研究解釋世界的求真具有類別上的差異。

葛四友(武漢大學):我的感覺就是李巍兄的書,還沒有做得特別徹底。以某個哲學家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做的是二階研究,而所有的二階研究都依托于對根本問題的研究。如果一階問題作為哲學研究的問題,哲學家們各給一種解釋。解釋有好壞取決于我們認為一階哲學問題是有解的,或者如李巍兄說是有客觀真理性的。以這個方式來看,可能李巍兄更徹底一點,我們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是對一階問題的見解。如果這樣的話,傳統(tǒng)的哲學思想、觀念,今天究竟可以提供什么樣的價值與意義。另外,我覺得可能還需要用更現(xiàn)代性、更日常的語言去處理傳統(tǒng)哲學資源。

宋寬鋒(陜西師范大學):李老師講文本解釋,跟西方解釋學傳統(tǒng)相聯(lián)系,強調通過對文本的解釋把握思想。解釋有多樣性是常識。李老師似乎認為有一種解釋是真的。從解釋的目標來看,他更側重傳統(tǒng)的方法論,即存在著對文本的唯一的客觀的解釋,并似乎以此為目標,而這在解釋學傳統(tǒng)里是被反思過、非常有爭議的目標。我的問題是,如果文本有一種更好的或客觀的解釋,那怎么證明?怎么把真的解釋挑出來?怎么證明那是我們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真理性的解釋?

才清華(復旦大學):我想是不是可以分兩個層次說。一個是中國哲學古代文本自身的表述方式,一個是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表達方式。

就第一個層次來講,我們看中國古代文本時,不能無視文本本身的表達方式,比如《老子》《莊子》里的各種言說方式。我們要順著它的言說方式去理解為什么要以特別的方式去傳遞那樣的思想。馮友蘭說中國哲學是一種啟發(fā)、暗示、指點的語言。但是,啟發(fā)、暗示、指點的語言是意味無窮的,意味里也有一些內涵和思想。這種語言本身也是值得關注的。

如果說中國有語言哲學,可能跟西方現(xiàn)代意義上的語言哲學是錯位的,但是里面其實也有可以溝通交流的地方。比如西方語言哲學里關于隱喻的問題。隱喻不光有字面意思,還有metaphorical meaning。Metaphorical meaning可能指向關于語言的理解的更豐富的面向。這時候語言作為一種行為起到了更深的作用。于此,我們可以更好理解中西哲學可溝通和交流的地方。

另外,我覺得李老師這本書有很大的關懷。這就涉及我想說的第二個層次:如果我們不否認中國哲學作為現(xiàn)代學科的話,它應該向哪個方向發(fā)展?現(xiàn)代學者應該怎樣言說、發(fā)展它?中國哲學表面上沒有形式系統(tǒng),怎樣通過現(xiàn)代學術表達的追尋,整理出它的實質性的系統(tǒng)?

以上兩個層次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們之間有很重要的關聯(lián)。在思考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表達方式時,不能完全脫離對中國古代哲學文本自身表述方式的理解,即便現(xiàn)代語言的表述習慣跟古代的很不一樣。從古代的言說方式可以發(fā)掘里面更豐富的語言和思想之間的關系。這樣的發(fā)現(xiàn)對我們現(xiàn)在重塑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學術表達方式,也有一定的作用和影響。

吳曉番(上海財經(jīng)大學):李巍兄講語義分析時,涉及語言分析與哲學分析的關系。但語言現(xiàn)象的分析,我覺得還不是太夠。此外,在某種意義上,認字、讀書等也沒有那么簡單。古代漢語跟現(xiàn)代漢語不一樣,語言本身也不僅是描述的過程,還有隱喻等其他多種用法必須要有所考慮。

此外,我覺得講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沒什么意思,重要的是,語義分析對具體的哲學問題的討論有什么促進作用?李巍兄考察過濠梁之辯跟心靈哲學的關系,我覺得類似這樣的考察很有意義,可以幫助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哲學其實可以加入當代問題的討論。

彭傳華(寧波大學):首先,以哲學的方式研究中國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哲學不是一種地方知識,而是恰如其名地探索一般智慧。這必定以普遍理性為主體,以思想的一切可能性為對象。普遍道理的理解,就是李巍兄講的哲學的理解。

李巍兄主張用語言分析的方法處理中國古代的經(jīng)典文本,但是我們同時要看到語言分析方法的限度,分析哲學的語言在邏輯化程度上過于苛刻,使哲學損失了太多的意義。而且視野受限于自然科學的知識標準,缺乏哲學所需的全視域。中國學者大都傾向以人生論為中國哲學之根本和強項。但中國的人生論,更多的表達在詩詞文章、琴棋書畫方面,這種藝術化的經(jīng)驗就難以理性化分析,也就難成理論。這就是中國哲學家書寫中國哲學史,以人生論為重點經(jīng)常遭受的批評。

茍東鋒(華東師范大學):李巍兄這部書采取語義分析的方法,這接續(xù)了馮友蘭的思路,把沒講清楚的道理講清楚,沒講出來的道理講出來,在這個基礎上,把哲學理解為一種道理重構。道理重構就是講道理。但問題就在于,道理是不是可以講清楚?馮友蘭和金岳霖都認為存在一個超越名言的世界。所謂哲學屬于名言世界還是非名言世界呢?如果屬于名言世界的話,問題就很簡單,講清楚就可以。但在很大程度上,哲學的工作主要屬于非名言世界。哲學的主要工作就是說不可說的東西。不可說,但是卻要說,這正是哲學的魅力。哲學觀的差異是做哲學的元問題。這個問題有時候很難溝通,但可以做一些溝通,這個溝通可能才是最有意思的。

譚延庚(山東師范大學):把中國哲學說清楚是必要的。中國哲學研究的說理和李巍老師談到的說理結構,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應該是我們比較缺,我們需要有。我提一個小問題。大作認為,性惡說是基于經(jīng)驗的一種理論。我不太同意這一看法,因為人性不是經(jīng)驗歸納來的。荀子談的本心,可能是一種最本質的自我規(guī)定,essence。人之為人不是因為在經(jīng)驗中如何才這樣的,它恰恰可能反過來是經(jīng)驗的前提。本性在社會生活中不加節(jié)制才是亂,意味著人心的主宰作用的自我放棄從而造成惡。所以從性到惡,中間一定要談心。善惡是心在善惡經(jīng)驗之前的作用,這是一種先驗性的理論。

陳鑫(海南師范大學):李巍老師引用了達米特的觀點,認為對思想的分析的唯一途徑是語言分析。從符號學角度看,語言分析包含三個領域:句法學、語義學和語用學。李老師顯然是從語義學層面來探討中國哲學中的一些問題。李老師的語義分析應該是從弗雷格來的。弗雷格提出了著名的語境原則,即我們只有在句子或命題中才能確定語詞的含義。因此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文本進行分析,實質是對文本中各命題的分析,由此衍生出對命題中的詞的含義的分析。比如“道”的多義性,只有在各個命題之中,才能對它進行比較清楚的分析,才能從各個維度接近“道”本身的意義。從傳統(tǒng)的形式邏輯角度看,“道”像是西方的“存在”,都是不可定義的。我們只能用馮友蘭說的烘云托月的方法來接近。

李庭綿(澳門大學):李老師所采取的語義分析,可以說是運用分析哲學的方法,而不是把分析哲學的某一個理論讀進中國哲學文本中。伴隨方法論自覺的是他對語言使用的自覺,即一種更清新的書寫、言說方式。這兩點,我覺得是李巍兄新書最大的特性和貢獻。

我想提出兩個跟語言哲學比較相關的問題。首先,我不太確定我是不是同意李老師說的識字跟解讀文本的區(qū)分。我也同意解讀文本的工作是解讀文本語句的意義,而非文獻學的研究。但文本意義的解讀有時需要借助于文字學或文獻學的研究成果。如果具有命題內容的語言單位才是我們理解意義的對象的話,那我們對字義的判斷應該也是建立在語句跟文本意義上。所以對文本的意義或語句意義的理解是更基礎的。其次是關于作者的原意。我不太確定是否還原作者原意就會屬于歷史研究,而不屬于文本詮釋的工作。在語言意義的理解上,作者的意圖到底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李友廣(西北大學):有兩個問題想討論一下。一是語義與道理的關系,這是李巍兄非常重要的議題。語義有時代性、社會性,道理可能沒有語義受時代性、社會性影響這么強烈,兩者之間可能會有差異性。如何處理或看待這種不一致性?二是求真,這是一種重要的思想研究的目標,如何處理求真和文本思想的不確定性、多樣性之間的關系?從求真的角度看,多種解釋中可能有一種最為合理,這跟文本形成、發(fā)展、演變過程中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之間似乎會產生一定的張力。

王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李老師區(qū)分了文本研究和文獻研究。我其實沒有太理解文本研究和文獻研究的區(qū)分的適用范圍,就是說在思想研究中它可以涵蓋全部還是哪一部分?比如孔子的“述而不作”是文本研究還是文獻研究。

陳志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我提兩個具體的問題。李老師把“因是”作為核心概念來解讀《莊子·齊物論》。但是,“因是”確實在《莊子·齊物論》里出現(xiàn)次數(shù)較少,以此來解讀《齊物論》,還是有一點偏。是不是還是要從“通”來看《齊物論》這樣一篇奇文?另外,李老師從“不忍”和“不忍人”的區(qū)別來重新解讀孟子的人性論。這個角度我覺得特別巧妙?!安蝗獭笔乔榫诚碌某尸F(xiàn),“不忍人”是個體對仁義禮智的自覺。這種自覺可能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對“人”的踐行,而“不忍”是在某種情形的刺激下展開、呈現(xiàn)的狀態(tài)。儒家德性原則首先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也就是李老師說的“不忍人”的行動是具有普遍性的意義的。但是,普遍性的德性的展現(xiàn)必須在情境的前提下呈現(xiàn)出來,如果沒有情境,普遍的德性原則得不到呈現(xiàn)。

蔡添陽(華東師范大學):李老師將“不忍”和“不忍人”處理為兩種不同的認識,前者是情境下的發(fā)動,后者是自覺,這看起來似乎是將“不忍”和“不忍人”對立起來。但李老師在文本中,似乎是說實際上我們要通過“不忍”達到“不忍人”的狀態(tài),涉及了從不完滿到完滿的過渡,兩者并不是在對立層面上被探討的概念。

匡釗(中國社科院):李巍兄這本書最大的意義在哪兒?就是要明確學科的邊界在什么地方,也就是中國哲學作為學科而存在的行規(guī)。行規(guī)要提供知識的可公度性標準。這一點對于全部做中國哲學研究的人來說,應該是最具啟發(fā)性的。這本書起了示范作用。具體的處理文本的操作要具有知識上的可公度性,而這些操作成立與否,可以把它一步一步回溯出來。

葉樹勛(南開大學):關于語言跟道理之間的關系,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語義分析如何通向道理重構?我概括為一個背景、兩個方法、一個宗旨。一個背景是什么?導論里李老師特別強調了方法和方法論的區(qū)別。我們不要動不動就講“方法論”,其實我們現(xiàn)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講的都是具體的方法,不是方法論。這個背景對于我們理解李老師這本書或者對于做中國哲學都是重要的前提。兩個方法,第一個是廣大和精微的結合。語義分析首先是概念、語詞的語義分析,是精微性的工作,道理重構是廣大的東西。但李老師這本書,不管是整體的架構,還是具體論題的分析,都做到了廣大和精微的結合。第二個是視域轉換和老題新論。先來講老題新論,李老師的書有個很大的特點,他講的題都是老話題,但在老話題上講述了新東西。老題新論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視域的轉換。但視域轉換不是標新立異,而是出于本心,要客觀地反映文本的意義,不得不提出一種新的說法。老題新論基本的可能性、依據(jù)在于視域的轉換,而轉換的依據(jù)是盡可能地求真。終極的真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這本書副標題叫“早期中國哲學的新刻畫”,刻畫的宗旨是什么呢?其實我覺得是古代中國哲學的理性性格。在中國哲學學科里邊,去哲學化的傾向比較強,比如在思想史路數(shù)上不自覺或者自覺地跟哲學疏遠。還有國外的漢學家有意地消解中國哲學。還有更加極端的,就是經(jīng)學立場上對哲學的拒斥。如果哲學是科學中的皇冠,那我們還是要盡量去反映理性性格。而這種理性性格在早期中國哲學中已經(jīng)有所鋪墊。去哲學化的傾向反而把早期中國哲學的理性性格不斷弱化、淡化。所以一個宗旨就是要刻畫中國哲學的理性性格。

李?。?/strong>謝謝各位同仁的批評指正。因為時間關系,我只能就討論中涉及到的一部分問題做一點簡短的回應。

關于語言跟思想的關系問題,實際上我是比較正統(tǒng)的弗雷格式的觀點,就是思想是句子表達的含義,句子的含義是思想,句子的所指是真值。我談論語言跟思想的問題,主要因為這是分析哲學的正統(tǒng)話題。我之所以要談論思想要以語言為載體,實際是針對中國哲學研究,強調談論語言的時候要定向于文本。

我做的兩個區(qū)分,一個關于文本跟文獻,一個關于認字跟讀書,其實區(qū)分得非常隨意。它的背景是什么?文本跟文獻的區(qū)分就是語義概念和語法概念的區(qū)分。思想研究以句子為單位。為什么要強調以句子為單位?也是針對中國的傳統(tǒng)學問。文本是以句子為單位的語義概念,而文獻是以字詞為單位的語法概念,讀書實際上在我看來就是以句子為單位。但我們要讀懂句子也需要文獻學的知識,但文本研究才是我們的本職工作,或者說是中國哲學的專業(yè)性的底線所在。另外,文本是以句子為單位的概念,由此不僅要關心句子,還要關心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系,實際上這就是語境的問題。我所談論的是不同的解釋,對同一句話的不同解釋一定是可以判斷優(yōu)劣的,判斷依據(jù)語境的原則,即一致性、層次性和節(jié)約性原則。不同的解釋可以同時成立,等于沒有解釋,在我看來是這樣。

關于解釋學,我所談的解釋的范圍是現(xiàn)代大學里一般的科學的解釋?,F(xiàn)代科學研究中的解釋不僅指人文學科的解釋文本。我們不能認為解釋只是解釋學的專利,有很多其他科學理論專門討論解釋。這些東西對哲學的解釋、人文學科的解釋、文本的解釋,應當是有幫助的。

關于作者的原意的還原,實際上語句的意義,meaning 這個概念是個垃圾筒,里面什么都能裝,其中就可以裝作者的原意。但文本中客觀的意義就是我稱之為思想的東西??茖W的解釋沒法驗證作者的原意是不是作者的真實想法,但是文本表達的意思是可以判定的。

關于求真的問題,我們不能夠得到絕對正確的東西。但是我們?yōu)槭裁慈砸@樣做?因為這涉及學科規(guī)范問題?,F(xiàn)代學術作為專業(yè)化的學術,有它特定的專業(yè)化的標準、規(guī)范。其中的一個規(guī)范就是求真。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能夠追求到終極的真理,或者能夠把問題說清楚。作為科學的信念或規(guī)范,求真是必要的。我們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求真強調分析和論證,這并不是對哲學的專有要求,而是整個現(xiàn)代學術的一般規(guī)范。

關于普遍哲學,我想說的是,大學里作為現(xiàn)代學術的學科分化下的哲學是普遍的,沒有古今中西之分。既然能夠叫做一門學科,那么學科有沒有專業(yè)的標準?專業(yè)性體現(xiàn)在哪里?這是普遍哲學的問題。我說中國哲學是研究中國思想的一種方式,實際上主要指的是作為哲學一級學科下的專業(yè)的一種研究方式。如果哲學專業(yè)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其他學科不能提供的知識,那它必定有它專業(yè)的判斷標準、方法和方法論。

另外葛四友老師提到一階研究跟二階研究,還有吳曉番老師提到我們的研究能不能跟一般的現(xiàn)代的哲學問題接軌。我的意見是,對我們傳統(tǒng)留下的文本,以一種知識探索的態(tài)度做重新的處理。這個處理實際上更重要,我們首先得把它說的是什么搞清楚,這個問題遠遠沒有搞清楚。下一步才是我們能不能把它轉化成為以現(xiàn)代的方式能談論的。我在小書里想做的是第一步的基礎性工作。但確實在方法和方式上需要調整。如語義分析是不是要容納不同的方式。才清華老師提到文本的表述方式和中國哲學的學術表述方式,其實我現(xiàn)在也在反思這個問題。才老師講到隱喻的問題,而我現(xiàn)在主要關注類比的問題。

“道”到底能不能說得清楚?假定老子確實說了道是講不清楚的,而我們仍然能把道講不清楚的道理說清楚。也就是,老子說道說不清楚時,他表達了什么樣的想法,他的理由、思想是什么?

關于荀子的性惡,我所說的問題是荀子批評孟子“性善”時,有一個理由是沒有“辯合符驗”,然后荀子就開始講人性惡,舉了很多的經(jīng)驗依據(jù)。我的論證是說這些經(jīng)驗依據(jù)論證不了人性惡,并不是說荀子的性惡論是一種經(jīng)驗理論。

劉梁劍:我們的討論從晚上六點開始,不知不覺進行了四個多小時。中國哲學何為?從胡適、馮友蘭開始,這樣的問題就一直貫穿著中國現(xiàn)當代哲學史,每代學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也許,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哲學將出現(xiàn)新的研究范式。感謝李巍兄的大作提供了討論的契機,感謝各位同仁貢獻自己真誠思考所得的真切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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