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跟跑變?yōu)轭I跑”——《龜茲石窟題記》出版座談會

2021年3月21日，由中西書局主辦的“《龜茲石窟題記》出版座談會”在上海舉行。《龜茲石窟題記》（以下簡稱《題記》）由新疆龜茲研究院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合作，對古代龜茲王國范圍內(nèi)現(xiàn)存所有吐火羅語資料，尤其對之前較少被關注的石窟題記予以系統(tǒng)梳理，進行詳細釋讀及研究，是一部具有國際學術水平的新疆現(xiàn)存吐火羅語文獻研究的學術專著，包含文物圖版、保存信息、字樣摹寫、內(nèi)容轉(zhuǎn)寫、翻譯注釋、綜合研究、詞匯索引及文物編號索引等?！额}記》的出版，不僅將呈現(xiàn)中國學界在吐火羅語文獻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更充分反映了新疆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絲綢之路上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的文明交匯之地。

《龜茲石窟題記》出版座談會海報

新疆龜茲研究院黨委書記王一龍在座談會上講到，《題記》是自《新疆克孜爾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出版以來，克孜爾和北京大學合作出版的又一力作，很榮幸，此次的合作單位還有中國人民大學。這套書的出版具有里程碑的意義。2020年10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指導意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以專門類別的不可移動文物為對象出臺的專項工作指導意見，對我國不可移動文物重要類別之一的石窟寺，第一次從國家層面、戰(zhàn)略高度，對其歷史價值、文化內(nèi)涵、社會意義進行了集中表述，顯示了石窟寺在中國文物遺存中的重要價值及其在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中的特殊意義。

新疆石窟寺是我國石窟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疆多元文化薈萃、多種宗教并存的歷史見證。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事關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事關文化潤疆戰(zhàn)略全面實施，事關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核心區(qū)高質(zhì)量建設和文明交流互鑒，具有重大意義。

因此《題記》的出版，不僅將呈現(xiàn)中國學界在吐火羅語文獻研究上的最新成果，更充分反映了新疆地區(qū)自古以來就是絲綢之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文明交匯之地?！额}記》的出版是踐行新時代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最好成果之一，也為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有力的實證。 

王一龍

最終呈現(xiàn)出來的《題記》一函三冊，分別為《題記報告篇》《圖版篇》《研究論文篇》，成果版面字數(shù)約1814千字，圖幅數(shù)1760余幅，精裝，16開，《圖版篇》全彩印刷。

《龜茲石窟題記》實拍圖

座談會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長王炳華、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審徐文堪，以及北京大學教授段晴、新疆大學教授孟楠、陜西師范大學教授王欣、北京大學教授朱玉麒、北京服裝學院教授邱忠鳴、中山大學教授姚崇新、上海大學教授陳菊霞等龜茲學、西域考古、語言、歷史、文獻學、藝術史、宗教史研究等各領域的多位專家，就《題記》的整理工作、學術價值、出版經(jīng)驗以及龜茲學的歷史回顧和未來發(fā)展進行了討論。因故未能參會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文博院副院長于志勇發(fā)來了賀信，對《題記》的出版、對中西書局為此書出版付出辛勤勞動的工作人員表示感謝，并期望各位專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關注新疆歷史文化研究，深刻闡明新疆多元一體發(fā)展歷程和歷史史實，助力文化援疆，繁榮新疆文物歷史研究。 

與會者合影

十年艱辛，玉汝于成

《題記》的主編之一，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提到此書的出版緣由時說，其實他做《題記》很大的原因是季羨林先生的托付。他曾在《哭季先生》一文中說過，季先生在進301醫(yī)院前曾把他叫到家中交代過三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季先生談起自己是當時中國唯一懂吐火羅語的人，但后繼無人。季先生謙虛地說自己只懂吐火羅語A方言，即焉耆語，而不能讀吐火羅語B方言，即龜茲語，希望榮新江和他能一起努力聯(lián)系龜茲石窟研究所和法國的皮諾（Pinault）整理這批材料。那時，陳世良先生，也就是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的老所長，他曾找到季先生，說研究所收藏的40多根木簡，上面有婆羅謎文字，想請季先生找人識讀。榮新江感概，他曾為此做過一番努力，但最終還是沒能完成季先生交給的任務。所以后來慶昭蓉、荻原裕敏作為皮諾的學生，也作為在北大、人大學習工作的學者來進行這項工作，可以說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機緣際會。當然，這要特別感謝龜茲研究院及研究院的各位同行，因為所有的石窟題記、壁畫、院藏簡牘都是他們無私提供的。沒有他們無私的提供，釋讀工作就無法展開。 

榮新江

接著榮新江的話題，本書的另一位主編，新疆龜茲研究院的研究員趙莉深情并茂地介紹了她與龜茲石窟結下的不解之緣，以及她全程參與此項目的過程：“在我大學期間，看了一部由孟楠老師他們拍攝的教學片《龜茲石窟》，當時就被克孜爾石窟精美的壁畫震撼了。1992年從新大歷史系畢業(yè)后，主動要求去克孜爾石窟參加工作。

“1998年，在霍旭初老師的帶領下，我們研究室的彭杰、臺來提·吾布力和我在《克孜爾石窟內(nèi)容總錄》的文字記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很多古文字題記，尤其是臺來提·吾布力對題記非常敏感，可謂是火眼金睛，不斷有新發(fā)現(xiàn)。于是，我們在總錄中就設了‘題記’一欄。2000年，《克孜爾石窟內(nèi)容總錄》出版，榮新江老師看到石窟中有那么多婆羅謎文題記，就開始擘畫如何保護并解讀研究這些題記。

“2002年9月，我有幸跟隨霍老師、榮老師去德國柏林參加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現(xiàn)場，法國的吐火羅語專家皮諾和德國的吐火羅語專家施密特（Klaus T. Schmidt）就為克孜爾石窟的吐火羅語題記的解讀各執(zhí)己見，甚至爭吵起來，用榮老師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在為克孜爾而戰(zhàn)’。茶歇時，我在旁邊就聽榮老師和霍老師在聊關于龜茲石窟吐火羅語題記的話題。

“2008年10月，榮老師在巴黎見到多年前由他鼓勵出國學習西域胡語的臺灣大學畢業(yè)生慶昭蓉。她又介紹了同在吐火羅語專家皮諾教授門下學習的同班同學荻原裕敏。當時，他倆已經(jīng)在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等地累積了調(diào)查經(jīng)驗與豐富的研究資料。2009年5月，榮老師和朱玉麒老師就帶著慶昭蓉和荻原、文欣來到龜茲研究院考察石窟題記。之后，荻原和昭蓉陸續(xù)畢業(yè)，分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工作站工作。我們?nèi)液献黜椖繌?010年正式開始。

“從2010年到2013年，榮老師帶領慶昭蓉和荻原多次前往新疆龜茲研究院，在我們前期調(diào)查的基礎上（庫木吐喇、森木塞姆和克孜爾尕哈石窟內(nèi)容總錄于2008年和2009年先后出版），在研究院科研人員臺來提?烏布力等同事的大力協(xié)作下，項目組成員翻山越嶺，攀爬洞窟，非常辛苦，像亦狹克溝石窟要等到枯水季節(jié)才能進入。最終，在龜茲石窟群中總共獲取了大約七百條婆羅謎文題記，還全面調(diào)查了我院館藏和庫車縣文管所等單位收藏的同類資料。

“這10年間，榮老師放下了對于闐的研究，在龜茲研究方面投入了很多時間和精力，連調(diào)查經(jīng)費都是榮老師籌措的。在榮老師的引領下，通過這個項目，我們收獲了豐碩的成果，由榮老師組織陸續(xù)在《文物》《西域文史》《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西域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唐研究》等刊物上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國內(nèi)外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同時，通過這個項目，還為我們研究院保存了一批資料，很多洞窟題記和10年前相比，已經(jīng)漫漶不清，而我們拍攝的這些照片就非常珍貴了。

“由榮老師帶領的中國學者對龜茲石窟題記的調(diào)查、研究在國際學術界已經(jīng)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在形成全新的、更加健康的學術生態(tài)格局。” 

趙莉

趙莉當年的班主任，現(xiàn)任新疆大學歷史學院院長的孟楠教授此次也來滬參加了座談會。孟楠回顧了第一次接觸龜茲石窟和龜茲學是在大學畢業(yè)后的第二年即1984年?！爱敃r的新疆大學黨委決定把龜茲學研究作為學校的重點科研項目，得到了自治區(qū)文化廳的大力支持，為此新疆大學專門成立了‘龜茲學研究課題組’，由著名學者魏良弢先生擔任組長，朱英榮、馮錫時等先生均為課題組成員，我也有幸列入其中。時任自治區(qū)文化廳文物處處長的韓翔先生和新疆大學相關領導具體組織了這一工作。從4月20日至5月22日，在庫車縣政府和文管所、克孜爾千佛洞文管所等單位的大力支持下，課題組對古代龜茲地區(qū)的克孜爾、庫木吐喇、克孜爾尕哈、森木塞姆、瑪扎伯哈、托乎拉克埃肯等千佛洞及蘇巴什遺址的石窟窟形、壁畫進行了錄相、拍照。在此基礎上，課題組又初步編制了《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喇千佛洞》《克孜爾尕哈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瑪扎伯哈千佛洞》《托乎拉克埃肯千佛洞》《蘇巴什遺址》《龜茲壁畫——天象圖》《龜茲探古》等9部教學錄像片。同時還收集了中外有關龜茲文化研究的論文、著作，編成漢文《龜茲研究資料匯編》9冊、漢文史料匯編《龜茲史料》1冊。為此，新疆大學專門成立了龜茲學研究室。自治區(qū)文化廳也于1985年成立了龜茲石窟研究所（2009年更名為龜茲研究院）。

“1988年，自治區(qū)文化廳龜茲石窟研究所與新疆大學中亞文化研究所擬組織編寫一套龜茲文化研究叢書。最初叢書擬定的書目有：《龜茲石窟》《龜茲古國史》《龜茲史料》《龜茲佛教》《龜茲藝術》《龜茲物質(zhì)文化史》《龜茲石窟文字題記研究》等。其中，吳平凡、朱英榮編輯的《龜茲史料》于1987年出版，韓翔、朱英榮合著的《龜茲石窟》于1990年出版，并于1992年榮獲國家民委、國家出版總署聯(lián)合頒發(fā)的首屆民族圖書二等獎。1992年，劉錫淦、陳良偉主編的《龜茲古國史》出版。由于種種原因，當時提出要出版一部《龜茲石窟文字題記研究》的設想并沒有實現(xiàn)，但是，前輩學者極具前瞻性的學術構想，卻激勵了后學的奮進！在前輩學者提出這一設想的30多年后， 三巨冊的《題記》終于付梓出版，前輩學者的宿愿也最終得以部分實現(xiàn)，幸甚幸甚！”

孟楠

 由跟跑變?yōu)轭I跑

《題記》一書參評國家出版基金、上海市文創(chuàng)基金的推薦專家之一，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審徐文堪這樣評價此書出版的意義：“本書問世，其學術意義極其重大，將會改變中國龜茲學和吐火羅學的研究面貌，由原來的跟跑轉(zhuǎn)變?yōu)轭I跑?！?nbsp;

徐文堪

關于龜茲學，孟楠認為，“它的研究依靠兩大基礎，文獻史料的記載（當然主要是漢文史料的記載）和至今仍遺留于世的以龜茲石窟群為中心的文物古跡。從研究狀況來看，在龜茲學研究所依靠的兩大基礎中，學術界對漢文史料的發(fā)掘及據(jù)此開展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是，不可否認，我們對龜茲學研究所依靠的另一大基礎——至今仍遺留于世的以龜茲石窟群為中心的文物古跡的發(fā)掘和研究，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特別是對于龜茲石窟群中存在的大量題記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還存在著許多空白之處，或存在較大的爭議。這些題記中，漢文、回鶻文的相關題記，學者們相對研究比較多，也有一定的成果問世。但是，題記中的大量龜茲文及一些粟特文的研究卻極為薄弱。限于語文學的素養(yǎng)，對于龜茲文相關資料的研究外國學者顯示出了較大的優(yōu)勢，而中國學者的研究還極為欠缺。且長期以來，這些龜茲語的相關資料都十分分散，收藏于各地，或散見于各種論著，沒有得到很好的匯總，同時對龜茲文的釋讀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改革開放以來，新疆的文博考古事業(yè)迅速發(fā)展，龜茲研究院對以龜茲石窟群為主的相關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績。在此基礎上，新疆龜茲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三家單位充分合作，多次實地考察，最終完成了以龜茲語（吐火羅B語）為主的題記調(diào)查、釋讀與研究，形成了《題記》一書。它的出版也預示著，關于西域歷史研究，特別是西域考古、文字等的研究，中國學者的話語體系、話語權正在建立，我們開始在這方面進入了新的學術制高點”。

關于吐火羅學中最為基礎的吐火羅語研究，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院長王欣教授則認為：“作為國內(nèi)外第一部全面系統(tǒng)地展示古代龜茲地區(qū)石窟寺中遺存的以婆羅謎文字為主書寫的各類胡語題記以及出土簡牘文書的專書，《題記》的出版不僅填補了國際學術界的空白，標志著中國學者主導的東亞學界在龜茲語（又稱吐火羅語B）研究領域話語權的確立，而且對于深入認識古代西域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樣性，特別是古代東西方文明在絲綢之路上的交往交流與交融，不僅具有深遠的學術價值，無疑更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正如經(jīng)過幾代學人的共同努力，使得敦煌學最終從國外全面回歸國內(nèi)、進而又反哺和促進人類學術進步與成果共享一樣，《題記》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歐美學界壟斷吐火羅語B研究話語的局面，并與季羨林先生的吐火羅語A的研究成果相得益彰，表明中國學界已經(jīng)全面參與到古代印歐語語言和文獻的國際合作研究隊伍中，在龜茲學、西域?qū)W、中亞學乃至絲綢之路古代東西方文明交往史等學科研究領域與學科建設上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nbsp;

王欣

季羨林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段晴在座談會上指出，盡管多年來，我們在壁畫、石窟的研究領域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對于龜茲文化的研究仍未能深入。不得不說，進一步深入研究之所以困難重重，其中很大的障礙，就是缺乏掌握龜茲語等的人才。而《題記》正是在這一領域篳路藍縷，開了先河。她提到，季羨林先生曾經(jīng)說過：“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影響是只限于中國的。新疆這幾種古代語言的發(fā)現(xiàn)，卻有世界的意義?！?nbsp;

段晴

龜茲學研究新格局的打開

榮新江在介紹《題記》的學術價值時，指出了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它系統(tǒng)刊布了所有龜茲石窟的龜茲語題記以及連帶的梵文、回鶻文、粟特文、據(jù)史德語題記，完全可以說是一項填補學術空白的成果。西方學者雖然也釋讀出一些題記，比如當年探險隊劫掠的一些壁畫中的題記，但很多情況下這些圖版一半在他們那兒，一半在我們這兒，且很多題記在石窟壁面的角落里，光是看那些劫掠壁畫的照片，肯定是看不清楚且有疏漏的，所以他們沒法完整解讀。而今天我們則是一字不漏地完全解讀，且提供彩色圖版，完全亮給大家，如果解讀得不對，你們可以批評。我們盡我們的本事，把所有的都做了。當然，這項工作的基礎是龜茲研究院提供的內(nèi)容總錄，總錄上已經(jīng)提到了石窟中婆羅謎字母題記的位置，只是沒法判定是什么語言。因此沒有這些總錄，我們后續(xù)的工作也是完全不能展開的。第二個方面是，我們以題記為中心，把與題記相關的洞窟壁畫的問題做了透徹的研究。所以《題記》的項目是一個整體，除了解讀題記之外，比如說庫木吐喇第34窟，所有的壁畫我們都繪了線圖，這是非常難的，所以我們是把圖像和題記整合在一起做研究的。第三，除了題記以外，以石窟為中心，連帶地把龜茲的歷史文化問題，即把與題記有關的交通道路、龜茲歷史、龜茲佛教經(jīng)濟、龜茲王統(tǒng)世系，在我們力所能及下通過《研究論文篇》和《題記報告篇》都做了相應的工作。

榮新江的發(fā)言得到了與會學者的認同與呼應。比如段晴就在座談會上指出，《題記》的價值不僅僅在語言研究領域，“在拿到本書之前，我以為僅包含題記的內(nèi)容，不成想還有龜茲研究院多年考古發(fā)現(xiàn)、保存下來的胡語殘片照片，其中包括書寫在樺樹皮上的佛經(jīng)。這是特別珍貴的一點殘葉，我認為是貝多羅葉的殘片。季先生曾經(jīng)說過，和田地區(qū)出土的每一片殘片，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僅僅殘余的貝多羅葉，已經(jīng)顯示出遠達印度南部的交流渠道。為中印石窟的比較研究，提供了最好的佐證”。

《龜茲石窟題記·圖版篇》內(nèi)頁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姚崇新也從自身所關心的佛教考古、藝術考古的角度指出《題記》的意義：眾所周知，龜茲佛教史的撰寫之所以困難，主要囿于非漢語資料的全面掌握，包括龜茲石窟題記中的非漢文題記的掌握。因此將題記內(nèi)容與其他龜茲語寺院文書結合起來，可以展開龜茲佛教社會史的研究。此外還可與龜茲地區(qū)的吐火羅語世俗文書結合起來研究，相互發(fā)明。又比如對龜茲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的推動，包括對石窟的年代學研究、石窟與古代龜茲寺院的關系、造像題材內(nèi)容的識別與研究等，如在克孜爾石窟題記中發(fā)現(xiàn)了古代地名“耶婆瑟雞”的龜茲語形式，為證明克孜爾石窟寺應當就是古代的耶婆瑟雞寺提供了核心證據(jù)。再比如對古代龜茲地區(qū)歷史地理的研究也有推動作用，比如已有項目團隊成員根據(jù)龜茲語題記提供的信息，對古代龜茲地區(qū)的某些城址的性質(zhì)和身份重新進行了認定，等等。總之，《題記》所包含的成果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一個時期圍繞本書所展開學術研究的方向和價值取向。 

姚崇新

金維諾先生的弟子，北京服裝學院美術學院、藝術文化研究院教授邱忠鳴在發(fā)言中提到，一函三冊的《題記》是新材料的刊布與新問題的探討同時推進、整體推進的成果，厥功甚偉。在方法論上，《題記》可謂集大成者，兼具考古學的田野調(diào)查、整理，章句之學的文本比定、?？?、釋讀及文本分析與批評，歷史學的文本意義與語境闡發(fā)，以及相關圖像的研究等。而展望龜茲研究的未來，若能實現(xiàn)胡語語文學、歷史學、考古學與藝術史等學科的通力合作，或可推進長期困擾學界的龜茲石窟的營建、年代與分期的問題，以及洞窟分類與功能演變、部派佛教義理與歷史、佛教與世俗社會、軍政體制等問題的進展，并次第展開對西域、西域邊疆與中原王朝的關系，以及西域在整個亞洲乃至更廣泛的多元文明語境中的位置的認識。 

邱忠鳴

考古研究的文化哲思

此次座談會特意請到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長王炳華研究員。王炳華是新疆考古人的代表，在新疆考古一線工作了40多年。王炳華在其考古生涯中，足跡遍及新疆各地，取得了無數(shù)的開創(chuàng)性成果，比如古墓溝墓地的發(fā)現(xiàn)發(fā)掘工作。

在座談會上，王炳華從考古學的角度指出龜茲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指出，古代新疆地區(qū)是沒有“地主”的，但是有“水主”，在這樣一個廣袤的地區(qū)中只要有水就有財富，而龜茲所在的綠洲地區(qū)水源就是相當充沛的。龜茲的西邊是渭干河，東邊是庫車河，出山以后往沙漠里面走100多公里的廢城中都可以看到灌溉渠道，這樣的水環(huán)境在古代足以支持一個相當規(guī)模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畢竟沿這么多河川建那么多寺院得有經(jīng)濟實力啊，沒有經(jīng)濟實力，這些石窟、寺院是建不起來的，因此當時的龜茲是很重要的經(jīng)濟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宗教中心。所以它與當年的吐火羅所在的貴霜帝國關系是非常密切的，有很多宗教的東西也是從那里來的，這都是一個背景。由于龜茲與貴霜帝國的佛教交流很頻繁，所以有吐火羅地區(qū)的因子帶進龜茲一點也不奇怪。不過我們在研究中需注意到，這些問題如果不做具體的剖析，比如有了這些吐火羅因子的存在就夸大吐火羅文化的影響，則是相當危險的。所以在從事西域考古研究的同時，我們也要有一種“考古研究的文化哲學思考”。《題記》一書的價值，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實事求是，我們把一些基礎性的、經(jīng)過嚴格嚴謹釋讀出來的題記、研究擺出來，讓大家看，讓海內(nèi)外同行研究，我們的研究動機是很純粹的。

王炳華

生在新疆、長在新疆，且在新疆文博界工作過很長時間的王欣也補充到，“包括吐火羅語語言和文獻在內(nèi)的西域古代印歐文化遺存，是中國古代多元文化與多元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文化自古至今就是一個開放與包容的文明體系，中華民族原本就包括了一些古代操印歐語系的居民。這或許是中華文化連綿不斷、延續(xù)至今并依然充滿活力的內(nèi)在動因，對于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亦不無重要的啟示意義。從這種意義上來看，《題記》的出版可謂正當其時”。

孟楠也指出，多語種題記在龜茲石窟中的出現(xiàn)，漢語詞匯、龜茲語詞匯等的互借，都充分顯示了古代龜茲地區(qū)文化的多樣性。而古代龜茲地區(qū)文化的發(fā)展也是中國新疆地區(qū)文化發(fā)展的一個縮影，它既有來自古代印度、希臘、波斯的文化元素，更有來自中原地區(qū)的文化影響。漢唐中央政權對古代龜茲地區(qū)統(tǒng)一的管轄與治理，并沒有影響和限制當?shù)匚幕亩鄻有裕炊哟龠M了這一地區(qū)文化的交流交融與繁盛，這從龜茲石窟發(fā)現(xiàn)的各種語言文字資料中可以得到證明。

榮新江則從歷史和現(xiàn)實的意義上總結了《題記》出版的三點價值：首先，新疆過去是一個探險家的樂園，而現(xiàn)在是一個學術圣殿。晚清民國的中國學者是“夠不上”龜茲這個地方的，20世紀20年代才去了個黃文弼，其他都是德國、大谷、斯坦因等的探險隊在龜茲進行考古發(fā)掘。直到20世紀50年代，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內(nèi)地的學者才有機會對龜茲開展系統(tǒng)的考古研究。閻文儒、金維諾先生50年代去過。改革開放后宿白先生帶著他的四大弟子首先就先去了克孜爾，做了一本考古報告，但只做了一本。后來雖然魏正中、李崇峰也做了點工作，但整體上關于龜茲，需要工作的地方還有很多。我們這次編輯出版《題記》只是抓住了一個點來工作，但我們的工作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那些探險家。第二，從出版上來講，當年那些帝國主義強盜來考察的時候正是他們國家經(jīng)濟各方面最輝煌的時候，所以斯坦因的考古報告是維多利亞時代印得最精美的出版物，書脊都是燙金的，北大都是放在圖書館的善本部，是絕對不能復印的，現(xiàn)在西方的學術出版都印不到這個程度。而我們今天卻可以用最美的圖版、最美的裝幀，用完全不亞于任何殖民帝國的出版物來展現(xiàn)我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圖版篇》中的圖版，因為很多石窟題記都是非常纖細且位于石窟壁面的犄角旮旯里的，但龜茲研究院全部提供了清晰的彩版，這是相當了不起的地方，全部拍照，無私地貢獻出來。第三，新疆是一個西域文明的多元社會，龜茲是絲綢之路的通道，《題記》用最好的圖版和文字來表現(xiàn)這一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之地。因為龜茲是各種文明、各種語言、各種宗教的交匯之地。比如鳩摩羅什，是懂很多種語言的三藏法師，是龜茲土地培養(yǎng)出來的杰出人物。所以《題記》是我們弘揚新疆的多元文化、弘揚一帶一路美好故事的非常好的成果，也是新時代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的最新成果。 

會議現(xiàn)場

凡事皆有機緣，合力必結碩果

來自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的陳菊霞教授曾經(jīng)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員，長期在敦煌進行石窟的保護研究工作，對龜茲石窟同行的工作可謂感同身受。她認為，作為一個由項目組六次親赴現(xiàn)場調(diào)查，歷經(jīng)十年“打磨”的學術精品，《題記》既是石窟考古領域的力作，也是石窟題記集釋與研究方面的經(jīng)典之作。同時，拿到《題記》的一刻，也讓她聯(lián)想起敦煌研究院編的《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報告。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石窟考古在這些年推出來的力作。不過在陳菊霞看來，《題記》出版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它是文博單位和高校合作的成功案例。這不僅體現(xiàn)在《題記》的科學規(guī)范、精良編撰方面，其中所集結的多篇論文，都是在調(diào)查石窟題記時所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基礎上撰寫的，新見迭出，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影響。

作為同樣在西北石窟寺工作過的考古研究人員，陳菊霞指出，石窟所在的西北地區(qū)多風沙，這種天氣在悄無聲息地磨蝕著石窟壁畫和壁面題記，使其日漸漫漶、模糊，甚至消失。而文保單位所藏的文物，比如龜茲研究院藏的木簡也會面臨遭蟲蛀和酥堿等病害的侵蝕，其書寫文字也日漸風化、脫落。面對這一無奈困境，盡快、完整地攝影出版是給我們?nèi)祟惲粝乱环菡滟F檔案資料的有效途徑。而這類出版工作需要文保單位、高校等科研機構、出版社高屋建瓴的策劃、精誠合作的精神，強大和高端的學術出版陣容才能實現(xiàn)，這也是《題記》何以在當下的石窟壁畫題記的集釋和研究這一領域取得制高點的原因。 

陳菊霞

段晴和邱忠鳴的發(fā)言同樣提到了《題記》的出版在研究機構與文博單位密切合作這一點上值得國內(nèi)學界參考的示范意義。同時也指出，可以在材料的基礎上建立起以中國學者為主導的國際化、跨學科的學術研究共同體。段晴更以近年來一直進行的梵語佛教文獻以及北大外國語學院南亞系的人才隊伍建設為例，強調(diào)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以及認為《題記》最為矚目的成就，是對年輕人的信任、啟用與提拔，并在整理出版工作中培育出了一批國際級的青年人才。 

2009年5月10日，考察隊一行于克孜爾尕哈第25窟勘認題記

講到2009年5月的那個春夏之交，榮新江帶著慶昭蓉、荻原、文欣三位年輕的學者從烏魯木齊出發(fā)開了800多公里的車，一路沉默地來到庫車的經(jīng)歷，幾乎全程參與《題記》這個項目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朱玉麒便感慨良多。他從起初擔心這樣一群沉默的都市讀書人將如何打開龜茲學的大門，到最終感念這生活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能走到一起，共同經(jīng)歷那個終于推開秘境花園半扇大門的寶貴歷程。 

2009年5月9日，試行合作調(diào)查克孜爾后山區(qū)第220窟（上排左起：荻原裕敏、文欣；下排左起：臺來提·烏布力、榮新江、慶昭蓉、趙麗婭、吳麗紅、袁亮）

當然，作為作者之一，朱玉麒最想感念的是龜茲石窟的守護者們，《題記》實際上是獻給他們的。他們一直在艱苦的守候中生活，但換來的是把這批留存了近2000年的題記通過保護出版而永遠地保留下來?！额}記》是龜茲石窟守護者們的功績，是他們的里程碑，是對他們執(zhí)著堅守的一個交代，也是對他們辛勤工作的一個承認，而這種承認將會永遠地流傳下去。

在朱玉麒看來，《題記》之所以能做得那么好，也要感念一個大時代的到來，我們中國終于可以來領銜從事吐火羅語的研究。盡管研究者來自海內(nèi)外，但組織者是我們中國人。同時，他也感謝上海這座城市，如果要為研究者屈指可數(shù)的吐火羅話題的研究找兩位推薦專家，在上海就能找到兩位——王炳華和徐文堪。盡管大家的觀點可能有分歧，但各種觀點都能在上海兼容并蓄，可見這座現(xiàn)代都市的文化含金量是多么得高。而承擔這一出版任務的中西書局盡管年輕，卻當?shù)闷稹叭趨R中西、學術立社”的使命。《題記》是一個里程碑的項目，但絕不是中西書局在此領域的最后一個項目，朱玉麒表示，即將編輯出版的《黃文弼所獲西域文書》，同樣是值得期待的。

朱玉麒

最后，參會的所有學者都表達了對慶昭蓉、荻原裕敏這兩位目前身處巴黎、由于疫情而無法來到上海參加座談會的《題記》的重要編撰者的感謝，以及對他們工作的高度評價。他們是今天《題記》編撰的當然人選。正如徐文堪所說：“吐火羅文獻發(fā)現(xiàn)到現(xiàn)在也有100年了，但是現(xiàn)在還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結論。類似吐火羅等問題，學界曾一度討論得很熱烈，但到近年研究人員總的來說是變少了，而不是越來越多，國外也是如此。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像慶昭蓉、荻原裕敏這樣能全心全意地、很扎實地做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會議現(xiàn)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