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教授曾于2020年1月起連續(xù)八個月?lián)螙|京國際高等研究所東京學院的特任教授。日前，葛教授的《中國は“中國”なのか：「宅茲中國」のイメージと現(xiàn)実》由東方書店出版發(fā)行，這是2011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宅茲中國》（中華書局、聯(lián)經出版事業(yè)公司）的日語譯本。因為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中國和中國研究的專業(yè)知識，所以本書的閱讀和理解并不那么容易。但是，這本書內容很有深度，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能令人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思考各種各樣問題的著作。不僅僅是中國研究，可以說是為了思考未來的人文學而備的必讀文獻。在此，我想從我所關注的問題出發(fā)，在諸多問題中聚焦“作為解釋歷史和敘述框架的‘中國’”這一點，發(fā)表我的感想。
如日譯本書名“中國は‘中國’なのか”所示，葛教授通過這本書提出了敘述歷史的單位，或者說提出了作為敘述框架的“何為中國”之問，將在此之前毋需置疑的“中國”這一概念，特意作為問題提了出來，這是文化上的統(tǒng)一體，還是指人群的共同體？或者是指地理上的空間，抑或是指政權的疆域呢？
如果是文化上的統(tǒng)一體，那么，在地圖上很難畫出清晰的線來表示“中國”的疆域。人群的共同體也同樣如此，各種意義上對“中國”抱有歸屬感的人們，散居在世界各地，也很難簡單地在空間上畫線界定。即使“中國”是指政權的疆域，但歷史上政權的疆域因時代而異，在多個政權并立的情況下，從哪里到哪里視作“中國”？至少，我們似乎無法超越時代，將同一個既定的地理空間稱為中國。
那么，如何才能將不同觀察角度呈現(xiàn)在眼前的各種“中國”，歷史、統(tǒng)一并系統(tǒng)地描述出來？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漢族的文化共同體自古以來就存在著政權與疆域并不一致的情況，葛教授關注到這一點，認識到如果按照時間軸來描述漢族共同體空間的變遷，也許就可以構建中國史，因為它無需拘泥于地理的空間?！爸袊钡臍v史，和以疆域和國民的存在明確的前提下描述國家歷史的歐洲近代歷史學不同，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描述、也應該用其他方法描述。
這是把近代歐洲產生的歷史學研究的前提和方法相對化的方法。
沿著葛教授的思考軌跡，雖然有點冒昧，但我想起了我曾經與“伊斯蘭世界”這一概念搏斗過的經歷。在2005年出版的《伊斯蘭世界的創(chuàng)造》（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的著作中，我對作為描述歷史的框架，就什么是“伊斯蘭世界”的問題作了論述。順便提及，這本書增加了新的補充章節(jié)后，2021年2月題為“《伊斯蘭世界》是什么：描述‘新世界史’”，收入“講談社學術文庫”，在講談社出版。另外在葛教授的支持下，也出版了《“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劉麗嬌、朱莉麗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的中文版。
“伊斯蘭世界”是指人的共同體，還是文化的統(tǒng)一體？是地理空間的概念，還是政權的疆域？針對這一組問題，我在這本書里批判了日語“伊斯蘭世界”一詞的模糊性，指出這一概念是由近代歐洲的知識產生的。而且，“伊斯蘭世界”這一概念具有正（≈伊斯蘭主義）和負（≈東方學）兩種意思。無論是哪種意思，對于欲將這個概念實體化的人來說，歷史很重要，面向重視“伊斯蘭世界”這一概念的群體時，是可以描述“伊斯蘭世界”史的，但作為描述世界歷史的單位或者范圍時，則是不成立的。
再一細想，我在這本書里提出的問題，也完全適用于“中國”。無論是作為地理空間還是人的共同體，“中國”和“伊斯蘭世界”都是模糊的、難以定義的，而且兩者在具有文化共同體這一點上也是共通的，兩個概念其實非常相似。正如葛教授在本書中嚴謹?shù)恼撟C那樣，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成為日本學者研究的熱點。另一方面，“伊斯蘭世界”史的研究，也同樣在歐洲和美國的學者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也許學者們并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研究都是“他者”的研究?？梢哉f，“中國”和“伊斯蘭世界”都是為了強化日本或西方的“自我”認同感而被利用的。
但是另一方面，兩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其一，“中國”是自古以來的自稱，而“伊斯蘭世界”則是十九世紀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稱。不過，這里有一點需要引起注意，因為在十九世紀以前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之間，并非完全沒有將自己視為一個整體的意識。例如，阿拉伯語的“umma”或“dār al-islām”的概念就是如此。前者指的是穆斯林共同體這一人類集團，后者指的是基于伊斯蘭法形成的、井然有序的社會空間。與此不同的是，十九世紀以后的歐洲近代知識創(chuàng)造了作為他稱的“伊斯蘭世界”這一概念?！皍mma”和“dār al-islām”和“伊斯蘭世界”之間，意思和譜系是斷絕的，兩者之間并不能直接順暢地聯(lián)系起來。其二，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在現(xiàn)代世界上，“中國”擁有可直接聯(lián)系的政治主體，而“伊斯蘭世界”則不具備明確的政治主體。葛教授本人也在著作中強調，國家需要其過去，也就是歷史?！皞鹘y(tǒng)文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建立對國族（是文化意義上的）的認知，過去的傳統(tǒng)在一個需要建立歷史和形塑現(xiàn)在的國度，它提供理解，確立認同”（320頁）。也就是說，為了確立國族這個“自我”，自己的過去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敘述的。
“伊斯蘭世界”史的框架，在這一點上并不有效。的確，對于穆斯林居民占多數(shù)的國家來說，伊斯蘭教是政治、社會和日常生活中需要留意的重要因素。但是，世界上有五十多個這樣的國家，對這些國家來說，“伊斯蘭世界”史并不能成為區(qū)別于其他國家而確立“自我”的框架。例如，伊朗理解歷史的基本框架是“伊朗”，而不是“伊斯蘭世界”。據我所知，這在穆斯林居民占多數(shù)的其他國家也是如此。現(xiàn)實中只要沒有新的“伊斯蘭世界”這一空間上的、巨大的“國家”構想，“伊斯蘭世界”史就無法與國家形成聯(lián)系起來。
那么，“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葛教授是這么論述的：“中國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象。”（321頁）作為文化共同體的“中國”至少從宋代連續(xù)至今,它并沒有在某個時代就變成了近代歐洲型的現(xiàn)代國家，因此,“中國”的歷史沒有必要和歐洲一樣，用疆域和國民為前提的歐洲現(xiàn)代國家建設的歷史為標準和尺度來理解（參考本書的序論）。我贊成這個意見，在世界各地，國家形成有各式各樣的路徑，最好不要認為，歐洲近代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就是普遍的。
但在現(xiàn)代世界，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既然是主權國家，它就需要歷史。那么，漢文化共同體的歷史，能窮盡它的歷史嗎？葛教授認為“中國”是文化意義上的國家，而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政府（320頁）。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作為文化共同體的“中國”的歷史和主權國家的歷史又是怎樣的關系呢？主權國家的歷史又該如何描述呢？這些是我想向葛教授請教的問題。
關于“中國”和“伊斯蘭世界”，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和葛教授交換意見。那就是關于世界史敘述中，如何描述中國的問題。我在上述拙著中曾經提到，不應將“伊斯蘭世界”這一歷史理解框架導入世界史敘述中。理由是，歐洲中心或伊斯蘭中心的歷史解釋會滲入其中。但是，當時執(zhí)筆時，我對歷史學家的定位或立場性認識不足。因此，我在拙著里只是籠統(tǒng)地使用了“世界史”這個詞，實際上，并沒有論及由誰、以怎樣的立場描述的問題。
拙著出版已經十多年了。我現(xiàn)在認為，作為歷史學家不但需要有家族、村鎮(zhèn)、組織、國家、地區(qū)等多重的歸屬意識，而且還需要具有“地球居民”的意識，應該在此立場上解釋、描述世界史。雖然我們可以從各種角度反映各種復雜的歸屬意識，做出多種世界史解釋，但只要那些世界史解釋，是用地球居民的意識敘述的，就都能被接受。因此，假如伊斯蘭主義者帶著地球居民的意識，從其立場來敘述世界史的話，我認為使用“伊斯蘭世界”這個框架是可行的。當然，其前提是需要對使用的“伊斯蘭世界”所代表的意思，進一步作出明確的定義。
同樣我也認為，現(xiàn)代對作為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抱有歸屬感的人描述世界史時，也應該從地球居民的立場作出解釋。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史應該以什么作為敘述的單位描寫為好呢？以往的世界史描述多以明朝、奧斯曼王朝、法蘭克王國等政治權力為敘述單位。如果將與政權不重疊的、作為文化共同體的“中國”作為敘述單位的話，那么“中國”以外的敘述單位又將是怎樣的呢？重視“伊斯蘭世界”“天主教世界”“正教世界”等文化共同體，將它們作為與“中國”并列的敘述單位是否妥當？還是不應該對具有相同性質的敘述單位做單一的規(guī)定，而應該根據地域或時代采用多樣的框架呢？我理解葛教授關于“中國”史的把握和敘述方法的主張。但是，我對這個“中國”史在為地球居民的世界史中如何定位的問題尚不甚明了。
在以現(xiàn)實世界為分析和考察對象的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里，毋庸置疑，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但是，不僅僅是歷史學，在文學、思想、宗教研究等人文學的諸多領域里，“中國”這一框架自身就是一個難題。葛教授的著作揭示了這一重要問題。在以“2050年的人文學”為主要研究主題之一的東京大學國際高等研究所（Tokyo College），有關2050年的人文學，將以什么為框架？由誰闡述？闡述什么？面對這個根本性問題，我們將繼續(xù)作進一步的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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