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與公共考古

【編者按】三星堆考古發(fā)掘的最新發(fā)現，將公眾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考古活動上來了?！吧细F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考古學是什么？考古發(fā)掘是怎么進行的？考古學的研究有可能回答哪些問題？……帶著如許疑問，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織“考古新識”系列，邀請校內外歷史考古文博領域的相關學者撰文，以三星堆考古的新發(fā)現為契機，與讀者一起進行一次考古之旅，以期透過對考古發(fā)現的觀察，認識考古發(fā)掘觀念與技術的發(fā)展變化，更是能觸摸到考古學工作與研究的價值。以下是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陳淳教授的文章《三星堆與公共考古》。

左圖為1986年，工作人員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fā)掘現場2號“祭祀坑”內清理文物（考古學家陳德安供圖）；右圖為2021年3月10日，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fā)掘現場，考古人員在3號“祭祀坑”內工作。

象牙塔vs鬼吹燈

最近，三星堆的發(fā)現引發(fā)了一波文物考古的熱潮。對這項轟動的考古發(fā)現，公眾的熱情和想象與專家的低調和克制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央視邀請盜墓小說作者南派三叔亮相直播采訪終于引發(fā)吐槽?？脊艑W家們紛紛出來表態(tài)，批評將盜墓與考古混為一談的不妥和誤導。這個現象一方面說明了大眾對文物和考古的興趣和參與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說明考古學這門學科還是象牙塔里的學問，沒有讓老百姓真正了解考古的意義和出土文物的價值。公眾的熱情需要正確的引導，媒體人的采訪導向也需要有專家的眼光，不能媚俗和一味追求轟動效應。所以，三星堆所引發(fā)的社會反應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和直面的一個問題，這也是公共考古學應該關心和亟需加強的問題。

人類對自己的由來和歷史有一種天然的興趣，而考古學本身就是從19世紀的古董收藏和挖寶中發(fā)展起來的。今天訪問博物館和游覽重要考古遺址已經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考古學已經和老百姓的業(yè)余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然而，社會文化的發(fā)展與考古學這門學科的定位和研究卻存在很大的不協調，這種不協調就在類似曹操墓和三星堆等考古轟動發(fā)現上體現出來。

電影《奪寶奇兵》海報

迄今為止，考古學還沒有從象牙塔里走出來。一方面，這門學科和大眾的距離仍頗遙遠，這便令很多人從《奪寶奇兵》、《鬼吹燈》和《盜墓筆記》這類電影和小說來滿足對考古的好奇，使得挖寶和盜墓小說大受歡迎，歷久不衰。另一方面，考古學與歷史學家及其他學科專家之間也顯得十分隔膜。比如，文史學家陳平原說，考古學有一套“不足為外人道也”的理論術語，阻礙了普通人的接受與欣賞。在他看來，考古學是“門禁”十分森嚴的一門學科，有深不可測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覺。歷史學家葛兆光也說，上古文明不止是考古學的專利，而且它可以只憑考古發(fā)掘的資料來說話。而考古發(fā)掘的材料就像地質學的采集標本一樣，是純而又純，“科學”得不能再“科學”。它的“文化”、“類型”、“地層”和看上去規(guī)范而整齊的考古簡報常常冷冰冰地使人無法運用他的想象力。所以，多年來考古學盡管與歷史學有緣，但是他們的論文和著作卻始終自我封閉，要么讓人難懂，要么讓人覺得他們是在自言自語。他一針見血地批評，考古發(fā)現的資料雖然是經過編號的標本，卻并不是經過重新理解和闡釋了的歷史。

所以，要讓大眾了解考古學是一門嚴謹的探索性學科，它就不應該單單以轟動發(fā)現來體現自身的價值，而應該用自己研究成果和對歷史的重建和闡釋來增進公眾和其他學者對考古資料和遠古歷史的了解。目前，考古學家的自豪感和成就感還是囿于自身的重大發(fā)現，津津樂道于每年的十大或七大考古發(fā)現。盡管研究成果往往要滯后于現場發(fā)現多年，但是大多數研究成果和發(fā)掘報告多以枯燥的材料描述呈現，并沒有提供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歷史和解釋，這才是值得業(yè)內專家深刻反省的問題。

參觀埃及金字塔的游客

“干考古”與材料的解釋

今天，中國考古學基本上還是一門技術，以準確和規(guī)范的發(fā)掘、精確的記錄和樣本采集以及精致的類型學分析和描述為特點。長期以來，專業(yè)雜志要求研究報告只介紹具體發(fā)現，不提倡任何個人的解釋，使得考古研究成了照章辦事的刻板操作。撰寫的成果也流于形式，成為羅列出土標本的目錄單。還有人認為，考古學是提供材料的學科，如何進行解釋是其他人的事情。甚至還有學者認為，考古學是客觀的學科，考古學家不應該對材料隨意做出主觀的解釋，要讓材料自己說話。結果，大部分考古學家所做的工作只是“干考古”的技術活而已。

當代考古學的發(fā)展不再是用一套技術去尋找和發(fā)掘古代珍寶和歷史遺跡，它還包括一批科學概念、理論模型和分析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論方法要比考古發(fā)現更重要，因為只有不斷提高研究水平，拓寬研究方法，這門學科才能更好地破譯文物中所含的古代社會文化信息，讓無言的文物活起來，進而才能增進我們對歷史的了解。這也是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而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

在史前研究中，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與歷史解釋屬于不同的研究層次?？脊艑W的田野工作涉及發(fā)現和提取各種物質遺存的相關技術和方法，在材料的分類整理和時空定位之后便需要進入解釋的層面，應對解釋的技巧構成了有別于材料處理的一套理論方法。而較高層次的解釋在我國學界大體被認為主觀性太強，不值得提倡。而且，這種歷史重建的解釋往往要比大家想象和承認的更加困難，于是便以強調研究的客觀性來加以回避。考古學解釋的最大挑戰(zhàn)就是結論難以把握，即同樣的材料可以提出各種不同的另類解釋。

史前考古學家的解釋工作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解釋和重建古人的生活方式，二是要解釋社會和文化的變遷。由于這門學科不是一門實驗性學科，所以考古學家對材料的解釋也具有一定的試錯成分，就是對以前的解釋需要不斷用新研究和新發(fā)現來檢驗。有時，新發(fā)現可能完全推翻過去的解釋，而新技術的運用和學科交叉的發(fā)展可以為材料解釋提供更廣闊的視野，而且可能獲得始料未及的結果。所以，考古學家傾向于將自己的解釋視為比較接近真相，但這種真相會隨時修改，甚至推倒重來。這種不斷發(fā)展的解釋一般被稱為“模型”，它有助于考古學家對材料的性質有明確的設想，是進行研究和做出解釋的基礎。由于這種解釋的證據是不完整和有限的，因此這種解釋模型需要不斷用后續(xù)工作來檢驗和修正。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我們可用的材料甚少，而有關人類行為性質的那些不當且常常錯誤的概念又發(fā)揮著比較重要的作用，因此以問題為導向的理論思考以及有明確目的的信息提煉要比材料收集和整理更加重要。

美國《考古學》雜志

歷史重建與公眾參與

考古學家并非萬能，他們對歷史的解釋受到材料的性質和自身的能力的制約。對于考古材料的研究和解釋來說，有三個困難的梯度，即研究技術和生計比較容易，研究社會結構比較困難，研究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tài)最為困難。這個困難梯度是由材料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為人類生計活動留下來的工具和動植物遺存可以用實證的辦法進行比較可靠的分析和解釋。比如我們從古人的工具可以了解他們的技術水平，從遺留的動植物可以知道他們吃什么。社會結構的變異范圍比較大，與物質文化沒有可靠的對應關系，即使有民族志的類比，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比如器物特征相近的同一類考古學文化并不一定代表同一批人群。而宗教信仰根本無法從物質材料中提取，是最難解釋的內容。像三星堆的發(fā)現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物化表現，古人的思想已經消失，其解釋的難度可以想見。對于這類材料的解釋，考古學家其實并不比普通百姓來得高明，只是他們有專家的理性，不會像一般老百姓那樣用外星人來做胡亂的解釋。所以，當三星堆有新發(fā)現時，公眾熱情高漲，但是考古學家都比較低調，不愿貿然提供解釋，以至于有人誤以為考古學家是想刻意隱瞞某種歷史真相。

《大眾考古》雜志

考古學家要走出象牙塔，向公眾普及他們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在當今形勢下更顯緊迫。這在國外也是一個深受重視的問題，這種普及一般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現場參觀向受過教育但是缺乏專業(yè)知識的普通公眾進行闡釋，比如美國國家公園的現場參觀項目和日本考古學家向參觀考古現場的公眾進行解釋都做得比較成功。二是考古學家撰寫科普讀物，這點仍然有待改善和提高。有學者批評說，考古學家之間對有些問題的看法都難以交流，更不要說和公眾進行溝通了。這是因為，考古學研究和解釋是一種將過去零碎而雜亂的材料和信息拼合起來的過程。人類的過去涉及生態(tài)環(huán)境、技術工具、生業(yè)經濟、社會組織、交流貿易、戰(zhàn)爭沖突、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這些不同方面都屬于某個領域的專攻，而且各個領域的專家普遍缺乏相互溝通。如果考古學家只是關注物質文化，不是將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整合到一起，用邏輯推理來將不同的資料和信息拼合成一幅動態(tài)的歷史圖像，那么他們仍然很難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只有深入才能淺出，將枯燥的材料轉變成大眾喜聞樂見的歷史故事應該是考古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吧钊搿本褪浅跫壗庾x，專家通過研究提煉各種材料中的人類行為信息，把研究成果發(fā)表在專業(yè)雜志上?！皽\出”是二次解讀，要求考古學家用通俗和公眾能夠理解的方式對他們發(fā)研究成果進行普及。

這種二次解讀和向公眾普及考古知識其實是對考古學家專業(yè)水平的挑戰(zhàn)，就目前我國考古學研究的操作來看，大體上是對發(fā)掘材料的初步整理，同時做些年代學和文化關系的說明。這類初步工作，離透物見人的解釋仍然十分遙遠。遺憾的是，我們大部分的考古工作都限于材料整理，而各種學科交叉的研究基本上各自為政，多種信息沒有得到很好的整合，這樣就難以復原古代人類生活的真實圖像。

2007年12月15日，浙江杭州，中學生們在良渚古城遺址尚在測量的東城墻考古現場外圍觀摩。

解釋考古學的理念

目前，雖然中國考古學仍以文化歷史學方法為主導范式，但是強調學科交叉和實證方法的過程論范式也在成功嘗試之中。不過，后過程論的解釋考古學已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釋考古學對實證論的考古學闡釋提出批評，認為沒有價值觀完全中立的考古學解釋?？脊艑W家對過去的所有解釋都會受到當下社會風尚與專家自身偏見的影響，所以不可能為大眾提出完全符合歷史真相的解釋。

考古學和民族學一樣存在主位和客位的分析和解釋。主位是指從古人立場來解釋考古材料，而客位是指從研究者角度來觀察考古材料，并做出客觀的解釋。對于像三星堆這樣的考古材料，采用主位的解釋幾乎不太可能。而客位的解釋往往受制于專家自身的知識背景和研究能力，解釋方式也各有不同，而且這些解釋大多未必正確。

本文前面提到，考古學家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就是材料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解釋。由于人類思想和行為的復雜性，對于物質文化背后的許多動機和原因幾乎是難以探知的。所以，解釋考古學提倡“多聲道”的解釋，鼓勵專家和公眾都參與到材料的解釋中來，以提供各種不同可能性的解釋。解釋考古學認為，考古學家在提供解釋時并不掌握著絕對的權威，并強調解釋的動態(tài)性質，即各種解釋應該相互碰撞和補充，并通過考古研究的新發(fā)現來不斷加以豐富和修正。

從解釋考古學的理念來看，目前對三星堆解讀的各種聲音和專家對話應該是值得鼓勵的。問題在于，在解釋存在巨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考古學家如何能讓自己的見解令公眾信服，而不是以專家的權威和身份來壓制不同的聲音？從這個理念出發(fā)，盜墓小說作家南派三叔似乎也應有他的發(fā)言權。只不過考古學家應該用自己的實力和成果來說服和公眾，并讓盜墓小說“相形失色”，而不是用專家的權威來指責不當的解釋或堵住別人的嘴巴?？脊艑W家的責任就是讓公眾領會和信服，盜墓不是考古，而是對考古材料的破壞和損毀。而且，考古學家應該有更大的擔當，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來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和解釋。在能夠利用實證方法解決的問題上，用充分的證據鏈和邏輯推理來提供比較可信的解釋。而在無法確知的古代人類宗教信仰上，考古學家應該盡可能多的提供跨文化案例和跨學科比較，讓公眾了解世界古代人類思想和行為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如果考古學家能夠做到這點，中國的公共考古學就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本專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