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是太平天國金田起義17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晨共同邀請國內外學者撰寫系列稿件，向讀者介紹“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對相關研究有所助力。
1866年秋，一場被清廷定性為宗教叛亂的事件，發(fā)生于山東中部偏遠的黃崖山之巔。根據官方奏報，政府對這場所謂起義的鎮(zhèn)壓，造成超過萬余抵抗的叛亂者死亡。是什么因素鼓動了人心、讓這些抵抗者組織起來的？這一事件可以書寫為聞名于世的中國異端性宗教叛亂史冊中的又一條目嗎？
黃崖山
演員：張積中及其朋友、先師
這場災難背后的主謀是一位名叫張積中的老人。大約在黃崖事件之前六十年，張積中出生于一個綿延數代的士宦家庭，排行第七。在其生前，他的堂弟張積馨官至護理陜西巡撫。張積中的長兄張積功于1854年殉難，生前曾經取得令人羨慕的舉人功名，并做過四任州縣官近二十年。張積功之殉難，系在擔任臨清知州時，由于太平軍突進臨清，積功及其直系親屬全部遇難。因積功獨子亦死于此戰(zhàn)，他的侄子、積中之子紹陵襲蔭。此后不久，紹陵就獲得了一個官職。在黃崖潰敗的時候，紹陵已經做到山東候補知縣。
他們的親屬、被定性為宗教叛亂者并最終葬身黃崖山火海的張積中，有關他的記載不甚明晰。據說，積中盡管幼時飽讀詩書，但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售。然而，在某些資料中，積中被描述為一個曾經擔任過教官的貢生。我們能夠知道的是，積中是前任湖廣總督周天爵的幕僚。經周天爵舉薦，積中在1851或1852年受命為兩江總督擔任幕僚，兩江總督管轄江西、江蘇、安徽地區(qū)，在阻擋太平軍進軍中至為關鍵。積中以這種身份和其他積極參與鎮(zhèn)壓起義的南方杰出士紳建立起密切關系。他在發(fā)展地方團練方面的努力受到重視，并曾到北京接受朝廷召見。
即使張積中對自己相對普通的身份感到些許不滿——與他所接觸的那些地位不俗者相比而言——他仍然不是那個因為科舉失敗、喪失晉升希望的洪秀全。當時，張積中的世界是充滿權力和影響力的世界：士紳、地方官、督撫。但是，他與廣東那位遭受科舉挫折的叛亂領袖至少有一個共同點：轉向一種極不尋常的哲學宗教信仰。
張積中青年時代生活的揚州，在19世紀初是一個繁榮的商業(yè)中心。在市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個叫周星垣的術士，他擅長吐納、辟谷、符箓等傳統(tǒng)神秘之術。張積中顯然很是癡迷于這些神奇的力量，于是拜周為師。在積中的幫助下，周星垣在揚州士紳中吸引了大批虔誠的追隨者。
周星垣的教義（或稱作泰州學派，或是太谷學派，或是大成教），以類似于王陽明的方法強調“良知”和“實行”的重要性。周星垣幼時失去父親，稍長即四處游學，接受教育。他先在福建學習道教，后又在安徽學習佛教，他曾獨自一人登山接受啟示。據說他在那里發(fā)現(xiàn)了儒家（大成）成功的關鍵，即“心息相符”。這一啟示鼓舞周廣泛宣傳自己的發(fā)現(xiàn)，從而吸引了眾多的信奉者，包括他自己先前學習佛、道時的老師。他的哲學見解，通過增加神奇的醫(yī)術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環(huán)節(jié)，也得到了廣泛傳播。在其晚年，周將其廣為流行的學說帶到揚州，在那里，這位目不識丁的傳教者的語錄被他的學生記錄下來，并匯編為哲學文集。
盡管周星垣的弟子中包括許多高官，但他那不同尋常的教義最終還是導致兩江總督下令將其監(jiān)禁。監(jiān)禁對他的身體造成了很大損害，出獄不久，周星垣就去世了。
積中在老師去世后，便沉浸在寫作之中。除了對周星垣的教義進行評論，積中還對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著作加以批判，把道家和佛教的觀點應用于解釋儒家經典。雖然積中并未公開傳教，但想要執(zhí)弟子禮者紛至沓來。顯然，張積中之所以如此廣受歡迎，在于他那令人振奮的說法。他宣稱，他老師的遺體已像道家仙人一般消散，為那些想要成仙得道之人樹立了榜樣。盡管這一斷言屬于非傳統(tǒng)論調，當受到挑戰(zhàn)時，積中也能在士紳中間證明自己是一個非常合格的傳統(tǒng)學者。
但是，沒過多久，平靜的學術生活在混亂的揚州變得難以為繼。早在兩年前就殺死其兄一家的太平軍，如今又威脅到這座城市的安全，1856年，積中被迫逃離揚州。由于他的兒子在山東做候補知縣，他的表弟吳載勛也在山東做官，張決定全家北遷山東，以逃避叛軍的威脅。
到達山東后，張定居于肥城和長清交界地區(qū)，顯然這是一處遠離叛軍攻擊的安全山區(qū)，并且幸運的是，這里還有他另外一家親戚。盡管這里是一處僻靜之地，這位揚州學者的到來不久就受到當地士紳的關注。肥城的一位生員劉曜東尤其仰慕張積中的學識。為了表達自己成為張積中弟子的意愿，劉分出房屋安置積中一家。積中接受了他的熱情款待，并搬進劉宅居住，據稱劉家已經定居黃崖山頂有數代之久。然而，或許是這里山區(qū)條件欠缺和封閉的緣故，張不久又接受了另一個更具吸引的安置邀請，遷居至東北方向大約五十英里的博山。博山以其壯麗的景色聞名，積中在舒適的環(huán)境中居住了數年。然而，1861年冬，捻軍逼近博山，又促使他回到黃崖。盡管黃崖不能提供許多便利的生活條件，但是由于它位置僻靜，似乎可以免受叛軍攻擊的影響。
布景：黃崖山滅頂之災的前夜
黃崖位于肥城縣城西北約二十英里處，三面環(huán)山，中間是一片大約十五英畝的隱蔽區(qū)域。隱蔽區(qū)大約有一英里高度，只能通過曲折的路徑到達，為躲避叛軍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
由于捻軍在山東南部的迅猛發(fā)展，越來越多的難民為黃崖山隱蔽的位置和張積中的教義所吸引，紛紛前往。積中表弟吳載勛此時剛被提拔為山東省會濟南的知府，由于他的大力支持，積中也開始在官場上得到一批忠實的擁護者。
1862-1863年，由于捻軍在山東的活動日益頻繁，張積中開始在黃崖督眾壘石為寨，為其日益擴大的村落提供更多的保護。他在山下開挖壕溝，設武備房，制造和存放武器。張回到黃崖六個月后，山寨經受住了它的第一次考驗。當土匪進攻周邊地區(qū)時，黃崖民眾加固據點，又為難民準備米粥和湯水，使其安全躲避戰(zhàn)亂。當然，張積中防御措施的成功，大大增加了黃崖在當地民眾中的吸引力。不久，大約有八千戶居民——其中有數百士紳和官宦——遷居到安全的黃崖山及其周邊村落?？梢酝茰y，新來的成員中有不少是地方富戶。他們攜帶著大量財富，意外地給曾經荒涼的黃崖山帶來了富裕之名。
可惜我們幾乎沒有張積中那些富裕信眾的資料。我們知道，起初大力支持張積中遷居黃崖的生員劉曜東，作為積中最為信賴的助手之一，在擴張村落的過程中繼續(xù)發(fā)揮著積極作用。積中最喜愛的弟子是其表弟吳載勛，吳在1862年因處理當地劉德培起義時的表現(xiàn)而被撤職，之后他遷往黃崖。張積中還收了兩個女弟子，其中一個是張積中在揚州時的老師周星垣的孫媳，早年守寡；另一個是積中的侄女。這兩位女子都住在專門的房間里，任何拜訪她們的人都要行九叩首之禮，拜見張積中時也要行同樣的禮節(jié)。張依靠當地士紳家庭出身、排行第五和第六的朱氏兄弟負責防衛(wèi)之事。由于朱氏兄弟的一位兄長是附近水里鋪的團長、文生朱良峯，兄弟倆可以從他那里獲得軍事援助，以保護黃崖居民。
然而，許多資料記載，黃崖似乎也依靠一些名聲不佳的人員負責防務。為了確保眾多富戶的安全，很多人被雇傭為守衛(wèi)。這些被雇傭的守衛(wèi)，主要來自山東社會中的“流民”，顯然也包括這一階層中的大批鹽梟。張積中歡迎這類新成員入教，強調即使低賤之人也可以成為他的重要弟子。為了保持泰州傳統(tǒng)，他聲稱其法平等，弟子無強弱貴賤之分。然而事實證明，由于與山東下層社會中人發(fā)生聯(lián)系，黃崖社區(qū)付出了昂貴代價。
在1866年血腥大屠殺發(fā)生前，還有幾年的時間。其間，在張積中的領導下，聚集在黃崖的那些成千上萬的難民是如何生活的呢？教育制度顯然是非常嚴格的。新成員要住在校舍里，必須通過一種有關忠誠信仰方面的強化教學項目。盡管積中本人很少參與教學過程，但是他指派其信賴的弟子負責灌輸其教義。在訓練階段后期，信徒們要求能夠背誦張的許多語錄。一旦入教，信徒們要露出右肩作為標志，沒有允許不得下山。在他們的新生活中，嚴禁物欲和性欲。
為了提供持續(xù)的精神感召，積中時常在山頂一個寬敞的大廳里舉行夜祭，該大廳叫做“圣人堂”。舉行儀式時，積中的兩個女弟子盛裝挾劍而侍。儀式中要焚燒大量熏香和檀香，光照數里。積中本人身著古代衣冠，喃喃自語。雖然表面上是舉行祭孔儀式，但奢華的祭祀形式在周圍鄉(xiāng)村引起不少謠言。由于只有真正虔誠的信徒才被允許參加，這一儀式被鄉(xiāng)民稱作“張圣人夜祭”。
祭祀事務僅限于重要信徒，而公開演講則吸引了更多的人。張每個月都要出席由整個肥城和濟南地區(qū)的學者參加的哲理講座。他的演講旨在闡明泰州學派傳統(tǒng)的“諸教合一”思想，指出儒家和佛教理論的銜接，批評過于狹隘的思想路徑。盡管張在其主張中堅定聲明以儒家為基礎，仍然有不少人對他產生懷疑。是否由于他的演講不甚明晰，或是部分聽眾的誤解、歪曲，抑或由于缺少真正新奇的內容，這一系列講座引起了張實際上是在傳布邪教的輿論。
還不清楚這些相當數量、從事各種活動的黃崖人口，是靠什么政治結構進行管理的。在教主和老師張積中的名義掌控下，山寨表面上按照某種神權政治的模式進行運作。雖然后來的事情證明這一體系存在缺陷，至少還有一些制度化的嘗試。在山巔和山腳都設有公局登記人口，處理內務。我們認為，他們的防務主要依靠團練和雇傭兵的聯(lián)合。
黃崖是一個功能齊全的社會團體，設置了一整套特殊的教育、宗教、經濟、醫(yī)療、政治和軍事機制。但是，如果黃崖脫離于中國主流社會之外，它也是一個反政府的武裝團體嗎？那么對抗為什么發(fā)生？是什么讓官軍登上險峻的山腰，摧毀黃崖山寨，屠殺數以千計原本無辜的居民？
劇情復雜化：官府對黃崖的懷疑
1865年深秋，黃崖發(fā)生的一些不同尋常的事情首先引起了省府的關注。當時一個名叫王小花的男子被濰縣官府逮捕。王收拾行裝，準備攜全家遷往大約一百三十英里外的黃崖。濰縣知縣發(fā)現(xiàn)此事相當異常，便逮捕了王。經審訊，王供稱曾有人召其赴黃崖，拜張積中為師，計劃加入聚集于黃崖山的信徒群體。
知縣向省府報告此事，要求全面調查。對此，山東巡撫閻敬銘派出兩名使者前往黃崖調查。兩人見到張積中，深感積中言辭儒雅，有長者之風。他們特別注意到張積中一家世代忠良，積中至親又多有功名和官職。張積中的教義看起來并無危害，其信徒也都安于農耕治學。此外，兩位使者確信張未曾聽說過遠在濰縣的王小花?？傊?，沒有理由追究此事。至此，閻撫也樂于息事寧人。
然而，次年，另一件事又使黃崖引起了巡撫的注意。1866年10月，捻軍嚴重威脅到山東，在距離黃崖東北約一百英里的益都縣發(fā)生一起叛亂陰謀。經審訊，被捕的策劃起義的首領冀宗華供稱尚有同伙五人在逃，均系黃崖張積中弟子。他還交代，張令其聚集人馬，準備深秋起事，先取益都縣城和濟南，然后控制全省。經巡查，益都縣報稱捕獲叛匪十一人，供稱系黃崖信徒，同時供出占領益都和濟南的計劃。這些謀劃起事的叛匪除一人外全部處死，幸存者被監(jiān)禁，留待與張積中對質。
與此同時，還有幾件關于黃崖的令人不安的報告送達省府。將軍耆善一日路經黃崖，曾停留酒店進餐，飯畢，店家告知飯錢已由張積中付清，張還邀請他上山休息。將軍非常懷疑，拒絕了邀請，并將此事告知閻撫。另一件報道是，一位山東候補道在濟南完婚，新婚三天后，新郎告訴妻子自己即將遠赴黃崖聽張積中講學，妻子非常煩惱，力勸丈夫，但丈夫仍然堅持說張積中約束甚嚴，不得不前往。妻子把這件奇怪之事告知父母，父母擔心其新女婿系邪教中人。由于擔心全家遭受牽連，其父——也是一位道臺——遂將此事報告閻撫。
閻撫獲悉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后，又一次派人前往黃崖調查，這次的調查者包括肥城和長清兩縣的知縣，還有一位來自省府的守備。使者令張積中來省自白，并告知因其年邁，且系累世大家，政府無意殺之。這些使節(jié)及一大批隨員到達黃崖時，遇到了張的表弟吳載勛。這位前濟南知府正匆忙移家下山。吳告訴來訪的官員，他表兄外出游五峰山未歸。言談間，忽然有人從黃崖山持書疾行授吳，吳色變，催促官員們離開。守備察覺事情不對，上馬沖出，但有一侍從被山上下來的人殺死。肥城知縣進入山寨，聽聞炮聲，立即馳回，一侍從也被殺死。
一則資料告訴我們，黃崖居民也許是因為將官員及其隨從誤認為賊匪，才開槍自衛(wèi)。另一則資料表明，守備稟報巡撫時或許夸大其詞，以掩蓋其過失。但我們都不能確證這些事情。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巡撫認為黃崖正在醞釀一場極其嚴重的陰謀。為了防止叛亂的發(fā)生，閻召來張積中的兒子、山東候補知縣張紹陵，令其前赴黃崖勸父來省自白，限期五日，否則便要大舉進剿。
盡管紹陵盡力勸說父親，張積中仍然不為所動。看到父親不為所動，孝順的兒子紹陵也選擇留在黃崖。閻撫沒有從紹陵那里得到回復，轉而求助于張積中的另一個親戚、表弟吳載勛?，F(xiàn)在該由吳嘗試勸積中從其藏匿處下山了，但當吳到達黃崖山腳時，卻被拒之門外。
當這些秘密勸說張積中投誠的嘗試陷于不果的時候，其他更為公開的事情卻在大張旗鼓地進行著。在黃崖山民為難政府使者的第二天，據記載，所有山區(qū)居民都開始遷往山寨。黃崖山巔立有大紅旗，寨墻遍插旗幟。運送柴草、糧食、煤炭和蠟燭的人車絡繹于道。又有鹽梟運送武器入山，裝載貨物的船只沿黃河至水里鋪。晚上則有數百戴紅頭巾的黃崖人搶掠附近村莊的騾馬，混戰(zhàn)中打死數名鄉(xiāng)民和兩名驛丁。
高潮：黃崖之戰(zhàn)
當政府騎兵逼近距黃崖六英里朱氏兄弟團練總部所在的集鎮(zhèn)水里鋪時，一批人正在瘋狂搶掠。數名匪徒被捕，其余的人撤至黃崖山安全地帶?，F(xiàn)在我們要問的是，為什么山上之人會在自己的地盤上劫掠呢？可能是因為情況危急，黃崖山寨的主要防御體系放棄了朱氏兄弟的部隊——他們或許寧愿和賊匪交戰(zhàn)，也不愿與帝國作對。當然，沒有記載證明朱氏兄弟的八百精銳參加了隨后的戰(zhàn)斗。據我們所知，朱氏兄弟也是唯一在大災難中幸存的黃崖山重要居民。
無論水里鋪團練的作用是什么，我們知道當地其他地方軍隊都積極支持政府一方。一位名叫王宗淦的肥城居民以剿滅黃崖為明確目的，捐資訓練鄉(xiāng)勇。王曾經拒絕參加黃崖山寨的邀請，據記載，他家在政府進兵前的混亂時期被黃崖山民焚毀。然而，閻撫得知當地很多人忠于張積中，決定消滅周圍所有的村莊。王宗淦前往巡撫處解釋，聲稱自己沒有屈服于張積中，他還提出了一個占領黃崖山寨的作戰(zhàn)計劃。巡撫似乎仍有疑慮，王又自拘親屬五十余人為質，其弟廩生宗范也加入隊伍，率鄉(xiāng)勇為前導，進軍黃崖。肥城和泰安的地方軍隊也加入戰(zhàn)斗。至此形成一支超過一萬二千人的聯(lián)合部隊，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地方鄉(xiāng)勇和團練。
在最初幾天的戰(zhàn)斗中，官軍發(fā)現(xiàn)山嶺崎嶇，難以攀越。他們只能痛苦地在危險的小路上緩慢進軍。盡管官軍火炮奪去了積中弟子劉曜東及其十余名同伴的性命，但山寨防守者控制了戰(zhàn)斗開場的主動權。官方奏報則說如何成功拆毀諸多低矮的路障，并奪獲叛軍火炮、旗幟、竹竿和鳥槍若干。
經過數日激戰(zhàn)，官軍提出暫時停戰(zhàn)，以便讓人們知道政策寬大、投降免死之情形。吳載勛又一次被召來與其表兄聯(lián)絡，這次他給張積中寫信，要其投降。兩天后，吳的信使帶來了張婉拒投降的回復。
收到回信后，閻撫再次提出他的安撫條件，宣稱山寨中人主動投降者免罪，限期兩日投降，但仍然無一人肯冒險下山。相反，山民在寨墻上施放火炮，屢屢傷及官軍。
閻撫恐雙方玉石俱焚，再次提出臨時停戰(zhàn)。是日，積中之子紹陵出謁巡撫。閻撫要求限期一日，造作黃崖居民、官員名冊。此外，巡撫又令吳載勛致信張積中，承諾如果張服從政府命令出降，可以饒命。在山寨外面，閻撫下令立大白旗一桿，上書“脅從罔治，投降免死”。是夜，張復信與吳，稱：“人心洶洶，不能舉步，需從緩造冊?！?/p>
民間傳言，張的信函不過是緩兵之計，他已派密派使者出山，尋求鹽梟和捻軍的幫助。的確，曹縣知縣的報告證實，有被捕的捻軍間諜供認，他們正準備北援黃崖。
由于擔心叛軍從幾個方向聯(lián)合進攻，閻撫下令官軍向黃崖發(fā)起全面進攻。最終這場慘烈之戰(zhàn)使數千人被屠戮，不計其數的人跌落山崖身亡。在萬余居民中，無一人投降，其中還有官員家庭二百余戶。
張積中知道末日來臨，召集親屬、弟子約二百人來到山頂圣人堂?？赡芤呀浟晳T了有規(guī)律的祭祀禮節(jié)，人們按資歷坐好，積中坐于上首。地上鋪滿火藥，當有人報告說寨門已破時，火藥立即被點燃，爆炸聲聞數里。
有些黃崖信徒雖然被進攻的官軍抓獲，他們都堅稱其唯一愿望就是追隨老師而死。官方再大的壓力也不可能讓他們寫下供詞。閻撫這樣向同治帝描述這些真正的信徒：“他們的眼神凝視，仿佛在念一些奇怪的咒語。”整個山寨遭到毀滅，僅有大約四百名婦孺幼兒幸存。巡撫說，即使是婦女，也“形色灑然”。
混亂結束后，閻撫親自登山視察。他穿過鐵門和石墻進入山寨，前往張積中與其最親近的二百個弟子自焚的祭祀大堂。他在給皇帝的奏折中聲稱，大廳中盡是樓梯、講臺，宏大奢華，其上覆以黃布。桌椅也違禁使用皇家顏色。廢墟中搜得黃絲帷幔及臺布百余張。還有其他違禁物品已毀于于火中，無法收回。在灰燼中發(fā)現(xiàn)張積中燒焦的頭顱，懸桿示眾。大廳之外，槍劍竹竿都被堆積起來。還發(fā)現(xiàn)鉛塊硝磺并武器清單。清單及張積中書籍副本均被送往軍機處查驗。
巡撫指示地方官照料幸存的四百婦孺，并撫恤遭受戰(zhàn)亂的鄉(xiāng)民。隨后下令調查黃崖經營的商鋪。結果發(fā)現(xiàn)，在官軍出動前，這些商鋪都已關門，店員逃離。在有些房間里還發(fā)現(xiàn)了“逆書”及“悖謬乖妄，離奇荒誕”的小冊子。鑒于商鋪是整個叛亂網絡的一部分，閻撫下令查封。他還下令秘密調查山東各地原有匪巢（如白蓮池），查明可能與黃崖事件有關的關系網絡。然而，調查結果顯示，黃崖事件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
嘗試收尾
在黃崖周邊地區(qū)，許多人繼續(xù)堅持泰州信仰，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教義中的大部分哲學內容逐漸消失，保留下來的只不過是一種道教宗派。根據1957年對黃崖地區(qū)居民的調查，那時，信奉者每年仍要登山舉行宗教儀式。
這種傳統(tǒng)的不斷普及表明，有不少人回憶起政府對黃崖事件的處理時都表示不滿。1906年，一位四川御史——據說是泰州信徒——上奏光緒皇帝重審此案。在與山東士紳和官員的談話中，這位御史得知這些地方精英一致認為閻撫處事不當。他們說，黃崖設防是由于懼怕山東當時混亂的環(huán)境，巡撫對那些沒有根據的傳聞反應過激，貿然動用武力解決這個最初僅是自衛(wèi)性質的團體。御史請求由現(xiàn)任山東巡撫楊士驤查明真相，為原本無罪的張積中平反。楊撫奉命調查此事，查明盡管黃崖可能有人心存反意，但積中本人卻是一位忠誠文人。不過，楊士驤擔心對其前任閻敬銘造成不良影響，將調查結果隱瞞，后來此事聲息漸平。
如果問題太有爭議致使清廷無法解決，一個世紀后的我們能給出一些定論嗎？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關鍵性的事實正在捉弄人似的消失，許多記載都有明顯的矛盾。然而，我們嘗試著把種種謎團拼湊在一起，也很難創(chuàng)作出一幅叛賊張積中的畫像。積中之兄死于太平軍之手，他的表弟以鎮(zhèn)壓捻軍聞名，他本人對太平軍和捻軍的態(tài)度是征伐和逃避。他使他的黃崖山寨有了五年的安寧，在如此困難的時期，數百官員受其教義和山寨提供的避難所的吸引，紛紛前往黃崖。這是一場典型的自衛(wèi)運動，由富戶名流鼓動和組織，潛在的動機是保護生命財產。面對一個分裂無能的政府，他們奉獻自己的力量，想要在一個無法提供物質和精神安全的大社會里建立起一個新的可替代體系。造訪黃崖的人們——從好奇的士紳到官方代表——都對山區(qū)避難所背后純粹的防御動機留下了深刻印象。
當然，政府對黃崖的指控似乎相當牽強。形跡可疑之人聲稱與張積中相通的事實很難作為領導者本身具有反叛意圖的確鑿證據。再者，就張積中本人來說，最能表明其造反的罪證——那些據稱散落于圣人堂的黃布——也是值得懷疑的。根據幾種資料，大屠殺后，閻撫因為缺乏能夠證實黃崖居民謀反的有力證據而心煩意亂。他命令部下尋找屠殺合理的證據，限期三日，否則將被處死。據說，將軍們請來七個裁縫制造罪證。為了隱瞞事實，這七人事后全被殺死。事實上也不可能在大爆炸中找到完整無缺的絲綢。
盡管證據不充分，為什么閻撫仍然認為有必要下令進軍呢？政府舉措失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黃崖事件為清朝的沒落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情報不足、信息不實以及決定草率。作為一個獨立王國，黃崖在國家安全體系控制之外能夠持續(xù)如此之久，本身就是官僚制度腐朽的強有力證據。巡撫對這個擁有八千戶居民，包括許多著名學者和官員在內的團體知之甚少，無所作為，更是難辭其咎。
然而不能單純指責官僚體系的窳劣。因為在故事的表象之下，關于閻撫的行為似乎有一個更陰險的解釋框架。1866年秋，山東的官員們很難有上佳政績向北京朝廷報告?？苟惡团褋y在山東四處蔓延，官員仕途極為不順。閻撫本人在1866年春因山東的動亂局勢而降職，隨時有可能喪失前程。我們認為黃崖之戰(zhàn)可能是他重獲聲望的一種有利可圖而且風險相對較低的手段，應該不是毫無根據的指責吧？實際上，事情的結局——盡管閻提出辭職——是他此前地位的恢復。后來，這位巡撫逐漸升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和署理兵部尚書、授東閣大學士的顯赫地位。巡撫親自督戰(zhàn)，對這場所謂的邪教叛亂加以鎮(zhèn)壓，無疑對延續(xù)閻敬銘未來的政治生命有一定的幫助。
圍繞黃崖，有足夠充分的不當行為使其因邪教指控而引人注目。首先，該團體信奉“諸教合一”的哲學、重視治病術可以狹義地解釋為對正統(tǒng)教義的挑戰(zhàn)。推崇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王艮和林兆恩，實際貶低死板的程朱理學，暗示著罔顧清朝正統(tǒng)，甚至也許暗示著對恢復明王朝的同情。
更潛在的罪證是這場運動的社會構成。如果張積中的兩名女性弟子的地位具有普遍性，那么女性就被賦予了尊重和平等之義。這一事實本身就使該團體暴露在“男女混雜”的罪名指控之下。鹽梟之加入山寨，引發(fā)了更多的麻煩?？雌饋硐袷且粓龃蟮纳鐣\動的黃崖，是各種階層和各種利益的聯(lián)合。與中國的許多自衛(wèi)性組織——看更、護院、青苗會、鄉(xiāng)團之類——一樣，黃崖的人力資源主要來自鄉(xiāng)村社會下層。盡管領導者可能是有產者，抱持一種防御性理念，普通的新加入者卻往往表現(xiàn)出相當不同的姿態(tài)和狀況。
思想和現(xiàn)實需要的結合吸引了士紳和鹽梟，同樣也為后來的災難埋下了伏筆。盡管不可能重構鹽梟和士紳之間關系——將兩者捆綁在一起、拼死反抗強大的敵人的關系——的確切特征，但是，面對官軍入侵，亡命之徒和鄉(xiāng)村精英的融合確實形成了一種爆發(fā)性的合作關系。
可以肯定，閻撫有他倉促行事的理由。捻軍迫近，異端教派的叛亂在全省到處蔓延。黃崖離省城不足三十英里，所有報道都稱黃崖的領導者有能力、有才智。但是，以后見之明的優(yōu)勢來看，十分明確的是，閻撫草率而無知的決定導致了并不必要的、萬余人死亡的大屠殺。這是政府高壓手段的一個典型事例。在隨后的幾十年里，政府高壓急劇增加了中國鄉(xiāng)村精英階層對政府權威的疏遠，并使地方保護主義和土匪勢力結合，形成武裝反抗。
半個世紀后，不成熟的民國政府和晚清統(tǒng)治者相比，也無法更好地對鄉(xiāng)村地區(qū)施加控制，種種摻雜宗教啟示的自衛(wèi)團體如雨后春筍般遍布華北。1920年代的紅槍會——曾聲稱擁有成員三百萬——雖然最初是因地方名流為抵抗盜匪而發(fā)起的，同樣也吸引了眾多為生存而斗爭的亡命之徒加入其中。就像黃崖的先輩們那樣，隨著他們對低效無能的中國政府及其文化基礎幻想的破滅，紅槍會采取了一種結合儒學和宗教的特殊方式。同樣，也像聚集于黃崖的士紳們一樣，紅槍會最初并未反叛，只是由于政府的錯誤干涉，他們才奮起抵抗。
在1860年代，大批鄉(xiāng)村精英沉溺于某種奇特的宗教教義、與不法之徒結合、抵抗政府鎮(zhèn)壓的情形十分罕見——這就是黃崖之謎。大約五十年后，盡管確實發(fā)生了許多變化，這樣的事情卻是屢見不鮮——這就是黃崖的意義。
（本文原文收入裴宜理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增訂本），池子華、劉平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本文經裴宜理教授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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