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最早意識到青年人“焦慮、忙亂、無聊”的“現(xiàn)代性困境”的學者之一。對此，他提出“趣味主義”和“盡性主義”的人生觀，倡導“反省克己”和“致良知”的修身方法，試圖幫助青年人找到精神寄托，樹立獨立人格，從而改變時代風氣，
“梁啟超修身系列叢書”近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xù)推出，其中《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場講演》記錄了梁任公在20世紀10-20年代對青年人所做的演講內(nèi)容。之所以將這些聽眾稱為“新新青年”，是因為這些聽眾相比于“五四”一代的“新青年”，已經(jīng)是又一代新人。梁啟超對這些“新新青年”進行演說的目的，則是想要“救救青年”：“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于看著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梁啟超將當時的教育稱為“販賣智識雜貨店”的教育，這樣的教育雖然是“新式教育”，卻已弊病纏身。于是他向青年人疾呼：“諸君?。∧愕降走€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險呀！非你自己抖擻精神，想方法自救，沒有人能救你呀！”
梁啟超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攜新書《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場講演》，邀請華師大歷史系許紀霖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鄧秉元教授、華師大歷史系唐小兵教授，做客上海中心朵云書院旗艦店，舉辦“年輕人，你在焦慮什么？”讀書分享會暨新書發(fā)布活動，共同討論梁啟超對“新新青年”的演講內(nèi)容，以及今天的年輕人該如何面對精神空虛和迷茫焦慮的問題。
“趣味主義”與“盡性主義”
許紀霖首先提出，梁啟超是一個真正的啟蒙者。梁任公在1902年創(chuàng)辦了《新民叢報》，并開始連載系列文章《新民說》，影響深遠。在他看來，相比于陳獨秀、胡適等人開展的激進的反傳統(tǒng)革命，梁啟超倡導的是一場相對溫和的變革，從而能夠在變革的時候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西方與中國接續(xù)起來，開啟另一種啟蒙道路。據(jù)許紀霖介紹，這三十場講演的主題不是當時流行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而是“穆小姐”（即Morality，道德）。梁啟超這一系列演講的核心觀點是道德樹人，道德立國。據(jù)他介紹，梁啟超最初區(qū)分“公德”和“私德”的概念，認為中國傳統(tǒng)道德中缺乏對于“公德”的闡述，導致無法實現(xiàn)國家面前人人平等；后來梁啟超游歷西方，開始意識到“公德”也是以“私德”為基礎(chǔ)，提倡儒家思想中“推己及人”，“以家化國”的思想。
在許紀霖看來，梁啟超的思想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感，只有放在當時的思想語境中，才能理解他的很多見解。對于梁啟超來說，國學不應該是知識的學問、文獻的學問，而應該是德性的學問、人生的哲學。據(jù)許紀霖介紹，在講到道德的時候，梁啟超非常強調(diào)“意志的自律”。梁啟超在演講中引用《論語》中的句子“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結(jié)合現(xiàn)代心理學，認為一個人格完整者應該包含知、情、意三個部分。許紀霖說：“我一直強調(diào)在智商和情商之外，今天的學生也需要‘志力’，即意志力，這一點上我覺得梁啟超是我的知音”。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場講演》
許紀霖繼而補充，梁啟超在三十場演講中強調(diào)的另一點是“盡性”，即充分發(fā)揮自己的個性，從而形成獨立的人格。在許紀霖看來，今天的年輕人同樣面臨這個問題：如何實現(xiàn)自己的個性。對此，梁啟超提出了“趣味主義”。據(jù)他介紹，梁啟超通過反思自己早年的政治生活，發(fā)現(xiàn)要做好一件事，最重要的是對其有興趣，才能夠做到“樂此不?！?。無論是工作還是學習，都應該避免功利的想法，以自己的興趣為導向。中國古代文化重視生命過程之“樂”，“樂”代表古人追求的生命質(zhì)量和生命境界?？鬃佣啻沃v“樂”，許紀霖引用《論語》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闡釋梁任公的“趣味主義”：趣味是生活的原動力，喪失趣味，生活就會失去意義。
在道德與知識、內(nèi)在和外在之間找到平衡
鄧秉元首先談到了題目中的“新新青年”。梁啟超講座的聽眾是當時的“90后”、“00后”，梁啟超自己則是“70后”，這和我們今天新書分享會的年齡結(jié)構(gòu)是相似的，在時間上正好相差了百年。鄧秉元直言，梁啟超是一個天才式的人物，在早年也有著令人矚目的經(jīng)歷，也因此卷入了清末復雜的政治和思想潮流。難得的是，梁啟超沒有完全被社會浪潮所裹挾，用今天的話說，他盡量多地保存了“初心”：梁啟超在北洋政府做過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后來進入學術(shù)界卻完全恢復了一個讀書人的本色，沒有留戀政壇。
鄧秉元指出梁啟超對“致良知”這一修身方法的看重，并對“致良知”進行了解釋。對于梁啟超來說，“致良知”的關(guān)鍵在于“服從良心的第一命令”，而他也用自己的人生踐行著這一修身方法。從梁啟超在1917年于上海青年會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將具體的修身工夫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發(fā)達身體，注意“獸格”的培養(yǎng)；二是當獸格（人的生理和欲望）與神格（人的精神和理性）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服從良心的第一個命令；三是擴充自己的人格，使個人人格與社會人格相一致，合小人格為大人格。
鄧秉元隨后指出了“癸卯學制改革”作為我們理解梁啟超思想的歷史背景。晚清以來，中國原來的知識系統(tǒng)，也就是以“經(jīng)史子集”考試內(nèi)容的科舉考試系統(tǒng)開始瓦解，中國的學校也開始采用新式的教育系統(tǒng)。據(jù)鄧秉元介紹，反傳統(tǒng)、全盤西化的觀點在戊戌變法前后已經(jīng)提出，但是在后來的影響才逐漸變大，其根本原因是教育制度和學校體系的變化。隨之出現(xiàn)的問題就是，原先的經(jīng)典，尤其是“經(jīng)學”的經(jīng)典應該以怎樣的態(tài)度去對待。應該注意的是，“經(jīng)史子集”并不只是一套知識系統(tǒng)而已，更是中國古人的精神寄托，因此在教育革新之后，出現(xiàn)了如梁啟超所說的“精神饑荒”現(xiàn)象。
在鄧秉元看來，“經(jīng)學”可以為君主專制服務，也可以為自由服務、為生命的安頓服務。針對學制改革的時代背景，鄧秉元對梁啟超的這三十篇演講有了另一種解釋方式：“梁啟超雖然是在講道德，但他并不是抽象地說道德有多重要，他實際上是希望在道德和知識之間，在‘內(nèi)’和‘外’之間，建立起一個平衡，這個平衡也就像剛才講的智、仁、勇三足鼎立才會平衡。如果一個人只是朝道德的方向走，也會出問題?！编嚤獙⒅袊鴤鹘y(tǒng)文化的弊病總結(jié)為“作繭自縛”，西方文化的問題則更像“懸崖撒手”，這也是我們今天學習、思考的時候會面對的困難，二者的接續(xù)和平衡需要更多的努力。
文化比權(quán)力更有尊嚴，學術(shù)比政治更有生命
唐小兵則坦言，這本書讓他讀來非常感動。在他看來，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和梁啟超所處的時代仍然很相似，我們要在不同的道路中進行探索，在對西方的學習中進行反思和選擇。他感嘆：“梁啟超當時對青年人的演講包含他自己的很多感慨，我們面對的是懸而未決的現(xiàn)代，過去又已經(jīng)不可能回去。”對于今天焦慮和煩悶的情緒，唐小兵認為不僅應該停留于做世界的“光”，更要做世界的“鹽”，在自己身上活出時代的矛盾。
在唐小兵看來，對于梁啟超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革命的時代，一個意識形態(tài)高度集聚的時代，所以他們也會和今天的年輕人面臨同樣的問題，而梁啟超的演講正是對這些真實的問題所做的真誠的回應，這是讓我們會覺得感動的地方。唐小兵特別提到了梁啟超1925年于清華大學所做的關(guān)于“政治家之修養(yǎng)”的演講，梁啟超看到了政治越來越成為一個去道德化、去倫理化的交易形態(tài)，因此強調(diào)德性教育的意義，這對我們今天仍然很有啟發(fā)。
唐小兵隨后提到了梁啟超“做第一流的人”的主張，對于梁啟超來說，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每個職業(yè)的內(nèi)在價值，而不必要到了最大程度的攫取社會資源、支配他人的時候，才能得到尊嚴感。梁啟超強調(diào)的 “做第一流的人”，就是要對前一種意義進行堅守的人。在唐小兵看來，梁啟超的“趣味主義”反映了他肯定生命、熱愛生命，在每個職業(yè)的尊嚴中尋求自我意義的態(tài)度。面對我們今天對于生命的倦怠感和無聊感，應該回到梁啟超在演講中所提倡的“趣味主義”。唐小兵引用梁啟超的話來解釋他晚年的選擇和自我調(diào)整：文化比權(quán)力更有尊嚴，學術(shù)比政治更有生命。唐小兵認為，如果在今天，梁啟超會反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也會反對“能動的虛無主義者”，他會希望青年人更加廣闊地擁抱生命和時代，成為對自己的生命有文化和意義自覺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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