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現(xiàn)實困頓和精神疑難，他們身處其間的掙扎與糾結、苦痛與創(chuàng)傷、堅守與妥協(xié)，它們產(chǎn)生和存在的源頭、文化根系在哪里？其間的荒誕感與合理性又在何處？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如何在西方現(xiàn)代知識分子和古代士大夫傳統(tǒng)之中，尋找和確認到自身的主體性？
新的還是舊的？
當下“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一種觀察
“父親，現(xiàn)在是我，你的兒子，站在這里。也許，在這個世界上，我是唯一能夠理解你的人，雖然我并沒有按照你的方式面對世界。你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時間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則置于生命之上。我理解你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姿態(tài)，那樣從容不迫地走了犧牲的道路……而我，你的兒子，卻在大勢所趨下別無選擇的口實之中，隨波逐流地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那里有掌聲、鮮花，有虛擬的尊嚴和真實的利益。于是我失去了信念，放棄了堅守，成為了一個被迫的虛無主義者。我的心中也有隱痛，用灑脫掩飾起來的隱痛，無法與別人交流，這是一個時代的苦悶。請原諒我沒有力量拒絕，兒子是俗骨凡胎，也不可能以下地獄的決心去追求那些被時間規(guī)定了不可能的東西?！遍L篇小說《滄浪之水》的結尾，當主人公池大為獨自站立在父親的墳前，一字一頓地說出上述這段話，我猜想，他心里定是百感交集、況味復雜的。而作者閻真，面對故事的結果和人物的結局，大概還會有一層深深的不安：他無法篤定地評判主人公池大為到底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他甚至無法為主人公在當下語境中對“清兮”、“濁兮”做出更有見地、更有效的選擇。當上了廳長是池大為的沉淪和墮落，違背了父親生前言傳身教的諄諄教誨，也背叛了自己曾經(jīng)的信仰與追求，但又或許，這也是他的成功和榮耀？
閻真《滄浪之水》
很顯然，《滄浪之水》是在呈現(xiàn)和討論當代知識分子的重要問題或說核心困境：堅守還是沉淪？從敘事策略論，父親形象實際上是作為主人公精神上的引領人，同時他更是懸在主人公頭頂?shù)囊粋€審視者。這樣就把池大為置于一種“被看”的位置，池大為在名利場上的反抗、掙扎、堅守，直至最后的沉淪、墮落和懺悔，都是在父親靈魂的注視下發(fā)生的。父親一生堅守著自己的信條，但是依照世俗的標準他卻是一個現(xiàn)實世界的失敗者。他留下的那本書、他對池大為的期望，可以理解為一個對現(xiàn)實失望的人轉向古仁人那里去尋找精神上的力量，但是這種尋找似乎不是那么有效，既找不到現(xiàn)實意義的出路，恐怕也得不到精神上的皈依和撫慰。
很多年后閻真的長篇小說《活著之上》，坦白地說，幾乎就是把《滄浪之水》換了個背景場域重復了一遍，官場換成高校，機關干部換成大學教師，小說在結構、主題、核心情結、人物和人物關系上都和《滄浪之水》太像，太嫌自我重復。主人公大學老師聶致遠和《滄浪之水》中的機關干部池大為一樣，把古仁人作為精神導師和信仰，給自己設置了過于抽象、絕對的人生榜樣，但在現(xiàn)實中遭遇困難面對選擇時，又一再后退，以極低的要求自我麻痹和安慰。聶致遠崇仰的曹雪芹，古仁人那里的士人傳統(tǒng)無法有效應對21世紀中國的當下問題。和《滄浪之水》一樣，通篇籠罩彌漫的是知識分子在現(xiàn)實世俗世界中的無力和挫敗之感，而這些所謂無力和挫敗背后，其實隱藏著一個預設的價值前提：知識分子本來應該是成功的、志得意滿、萬千寵愛的，博士、教授們就應該從精神到物質上受到優(yōu)待——這不過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21世紀版本，而絕非現(xiàn)代價值、視野下的知識分子自我定位。
閻真《活著之上》
而在張者201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桃夭》中，延續(xù)之前《桃李》《桃花》，仍以大學為背景、大學師生為主要描摹對象，小說從律師鄧冰的離婚事件寫起，用一場重返大學校園的同學會，串起了一群法學專業(yè)畢業(yè)生從婚姻到事業(yè)、從現(xiàn)實境遇到精神狀態(tài)逐漸陷入中年危機的生活狀態(tài)。作者力圖經(jīng)由一群人的中年危機故事，去呈現(xiàn)當代知識分子的時代處境，探討這一人群的歷史定位和出路。但遺憾的是，作者明顯地力有不逮，并未處理和表達好這個本該充滿文化張力和人性張力的題材?！短邑病分写罅看┎辶烁鞣N“段子”和打油詩，各種流行的對知識分子的調侃和諷刺，諸如“防火防盜防師兄、愛國愛家愛師妹”、“北大的，一半同學批判另一半同學；政法的，一半同學抓另一半同學”……作者大概想要借此增強小說的真實性和當下感，營造敘述中的黑色幽默和荒誕感，但這種腔調在小說中不加節(jié)制的泛濫，給整部作品籠罩上一層惡趣味和油滑腔，刻薄之氣太重。面對知識分子群體在時代大節(jié)奏中的精神萎靡和現(xiàn)實無力，《桃夭》的敘述沉溺于對生活的原生態(tài)復制，既無深刻冷峻的批判，也無深沉的理解和悲憫。
小說中甚至不自覺地流露出來頗為陳腐庸俗的女性觀和性別認知?！短邑病分猩婕暗呐?，無論男主人公大學時代的女同學、還是人到中年后返校時結識的年輕師妹，又或者始終不曾正面出現(xiàn)的梁師母等等，這些女性形象在張者筆下始終面目模糊、個性含混?！短邑病分械呐?，僅僅作為功能性的人物出現(xiàn)在小說中，是作者從男性視域、男性視角出發(fā)所塑造的單向度的人，在對她們的敘述中始終未曾整合進女性自身的情感與生命邏輯。這就是反映在《桃夭》中的對女性的文學想象與表達，也是中國現(xiàn)代以來在啟蒙、個性解放等等名義下的新文學和現(xiàn)代知識分子那里始終不曾解決的問題：理性層面言之鑿鑿的人的解放、婦女解放，以及比理性宣言更深刻真實地表現(xiàn)出來的文學想象中的潛意識文化心理。
張者《桃夭》
小說結尾處的情節(jié)發(fā)展就愈加離奇：買春丑行敗露后的梁教授，給他的學生們留下一封信后離家出走、不知去向。信中，梁教授對幾個學生袒露自己一直以來的壓抑和欲望、浪漫與丑行，直陳自己對于掃黃與性服務的觀點看法，更明白地告知出走后自己的生活安排——“我將去一個風景如畫的鄉(xiāng)村，租一個院子，帶上一位姑娘，找一個健碩的農(nóng)婦做保姆，過田園牧歌的生活”。而這幾個學生在驚訝之余，更多的是感慨“他自由了，解脫了”、“導師能瀟灑走一回”。在這近乎離奇的一幕里，這封信，人物以及作者對這封信的態(tài)度里，我們看不到這群法學知識者的睿智、理性和悲憫、擔當，而只是真真切切地目擊了一群重度男權主義者在共同的男權視角下的相互體貼、慰藉和包庇。至此，小說的品質一降再降，距離它所試圖表達的主題和高度更是漸行漸遠。
閻真的小說中，人物有強烈痛感和掙扎，無論是對荒誕的現(xiàn)實世界，還是對自己的沉淪妥協(xié)；而在張者筆下，這些痛苦和反抗卻語焉不詳，仿佛從來如此、理應如此。知識分子的精神標高和價值底線，似乎從來不是作者的敘事著力點，既沒有深刻的批判也沒有誠摯的悲憫。
這些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諸多問題癥結之所在，大概源自寫作者始終未曾想清楚：當我們談論知識分子，我們在談論什么？
所謂知識分子，當下中國一個乍看不證自明、其實含混模糊的概念。我們通常約定俗成地用它來指代受過高等教育、某一專業(yè)或領域的專家或學者（循此邏輯，作家和批評家或可視為文學知識分子）?，F(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并非僅僅是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延續(xù)，而是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型讀書人品格。新生并脆弱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傳統(tǒng)，在那個山河破碎、風雨飄搖的年代未來得及充分展開，就被時代的急躁癥以及刻不容緩的救亡圖存大形勢所邊緣和擠壓。來自西方近現(xiàn)代的啟蒙傳統(tǒng)未曾充分打開和舒展，民主、自由理念，契約精神、公民意識、個性解放等未曾真正徹底地刷新知識者的思想資源。即使當時身處五四現(xiàn)場的第一代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自身也沒有深刻深入地消化并有效將其內化為自己的心理結構和價值體系。那些啟蒙先鋒，于理性的顯在層面真摯而狂熱地呼喚著新文化、新道德、人的解放，而在其下意識的日常生活和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中，“舊”仍實踐著強大作用。饒有意味的是，即使魯迅，一面真誠而決絕地批判著“偉丈夫”和“孝子”，一面在生活中卻不自覺地實踐著這樣的男性角色。先天不足的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后又歷經(jīng)了一系列政治運動，歷經(jīng)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jīng)濟的全面展開和新世紀的媒介革命，而這些都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社會，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改變著知識分子群體的自我想象和價值建構。
中國當下知識分子的問題，是顯在而隱性的、尖銳集中又復雜多維的。比如，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盡管也會面對很多精神和現(xiàn)實層面的困頓，但他們至少在文化心理層面有一種堅固而篤定的身份認同感，作為“士”的身份、角色、權利、義務似乎一直理所當然地橫亙在天地之間，中國古代的讀書人身處和面對的始終是一個穩(wěn)定的、不證自明的價值體系和秩序范式。而今天我們艱難又尷尬之處至少在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并不能給現(xiàn)代知識分子提供足夠依靠的精神力量和示范作用。儒家文化在根上講求的是實用理性，強調遇則仕，不遇則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古代知識分子為自己設計的前進與后退的道路，但是在當下時代，社會分工愈加細化，個人對社會、對體制的依賴愈強。今天，“窮”或“不遇”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沒有深山可以歸隱，無論愿意與否，他始終要和現(xiàn)實社會發(fā)生方方面面的關系。在這個各種社會角色充分職業(yè)化、體制化的時代，一個人的現(xiàn)實生存和生活幾乎無法不跟現(xiàn)實社會和體制發(fā)生關系。我們在傳統(tǒng)士大夫和現(xiàn)代知識分子之間的認識理解是模糊混淆的，用來評價和想象他們的角度和標準也是混亂的。而這種混沌與復雜，也恰是當下中國和中國人的大問題——舊有的已經(jīng)坍塌無效，新的卻尚未建構有效。
一部關于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如果只是對生活原生態(tài)的片段復制，只是在蹩腳的故事中穿插些網(wǎng)絡段子和打油詩，在認知和審美上并無太多價值和意義。而在這個過程當中，知識分子的現(xiàn)實困頓和精神疑難，他們身處其間的掙扎與糾結、苦痛與創(chuàng)傷、堅守與妥協(xié)，它們產(chǎn)生和存在的源頭、與之有關的文化根系在哪里？其間的荒誕感與合理性又在何處？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如何在西方現(xiàn)代知識分子和古代士大夫傳統(tǒng)之中，尋找和確認到自身的主體性？寫作者只有深入到這些層面，在小說的譜系上才有談論和表達的意義和張力。（文/金赫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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