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變遷與思想新詮：《老子》研究高端學術沙龍述要

2021年5月22日，由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所和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文本變遷與思想新詮：《老子》研究高端學術沙龍”在浙江杭州舉行。本次沙龍主要討論《老子》的文本變遷與思想詮釋，旨在反映學界在《老子》研究中的最新動態(tài)和工作進展。沙龍以線上和線下結合的方式進行，召集人分別為華東師范大學方旭東教授（線上）、上海大學寧鎮(zhèn)疆教授（線下）。與會專家有：北京大學鄭開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王志平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李銳教授、復旦大學林志鵬教授、濟南大學何家興教授、清華大學程浩副教授、四川大學吳毅強副研究員以及上海大學趙爭博士、東華大學成富磊博士等。與會學者來自語言學、歷史學、哲學、文獻學等不同研究領域，從多個角度對《老子》文本和哲學思想的研究進行了深入交流和討論。沙龍氣氛熱烈，論辯充分，在《老子》研究的問題與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林志鵬教授關注《老子》文本流傳中衍生的“經解”類內容，認為這可能是早期的注疏體式。他以今本《老子》第十章的“載營魄抱一”為例，懷疑“營”字或為“載”的旁注字，原本應作“載魄抱一”。他指出“載”字有“持守”的意思，《荀子·富國》“以國載之”“以國持之”互見，王念孫指出“載”訓為“持守”。“載魄”即持守形魄，“一”就是指“道”，或者直接理解為“精氣”也是可行的?！氨б弧本褪亲尩溃ň珰猓v止于身，使其不離散。傳習者或許是認為“載”的“持守”義不明朗，又因“營”有“營衛(wèi)”的意味，因此在“載”下旁注“營”字。傳抄者不知“營”為旁注字，直接混入正文，便將二者混淆不分了。林志鵬教授通過分析認為所謂這種“旁注”的現象與竹簡的形制有關。他指出，早期竹簡作為書寫載體，其簡的寬度無法作雙行夾注，故傳習者多用旁記或者補敘作解。他還指出，新見文獻也有一處例證，清華簡《四告》首篇周公告皐陶末段（簡11）中的“茲德用心”之“德”下有小字“天德”，抄手特別注明該處的“德”為“天德”，可能就是一種旁注。

王志平教授主要從語言學、方法論的角度談了《老子》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問題。他提到錢鍾書先生曾回應海外漢學家關于自己不重視出土文獻的問題：馬王堆帛書本《老子》對研究形上學有何貢獻？指出我們不能對出土文本有過高期待。我們今日研究《老子》，隨著相關出土文獻的數量日益增多，學者容易對這些古本產生某種依賴性，對此要有清醒認識。與錢鍾書《老子》有關的另一例子則是與語言學有關的。比如傳世龍興觀碑本《道德經》刪去了很多語氣虛詞，錢大昕、嚴可均等均奉碑本為不刊，錢先生卻很不認同，形象地譏之為“發(fā)電報”。朱謙之的《老子校釋》雖號稱以龍興觀碑本為底本，但他在標點《老子》第十章時卻仍然使用了詰問語氣（“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如嬰兒？”），說明其理解的出發(fā)點還是基于王弼本的。這一則說明朱謙之其實只是貌從碑本，二則也說明王弼本的巨大影響。今天即便有這么出土《老子》古本，但傳世本仍然是我們的知識背景和理解的前提。

李銳教授介紹了他正在做的《老子會箋》的工作，并提到繼續(xù)用其提出的“族本”說來看待諸本間的異文問題。在此過程中，他發(fā)現《道》、《德》篇有一些歷時性差異現象。從馬王堆帛書、北大漢簡等來看，《老子》的章節(jié)編排雖微有不同，但大體上早已固定，內部有邏輯關聯。由《德》篇的第六十七章“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以及《德》篇對《道》篇某些問題的補充來看，李銳教授推測《德》篇可能比《道》篇晚，甚至《德》篇六十七章之后的某些內容，又是《德》篇內部更晚形成的文本。郭店簡未見六十七章之后的內容。這種歷時性現象，對研究《老子》文本特別是結構形態(tài)比如《道》、《德》二篇的上下、先后問題或有一定啟示。

鄭開教授談了三個問題。第一，從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了《莊子》中的“老子注”，提出文獻學、歷史學研究不能忽視思想史的規(guī)律及其內在邏輯，一些文獻學的問題如從哲學的角度來思考可能會獲得新的啟發(fā)。如《老子》中的“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有物混成”等，從哲學“既是又不是”的角度來講，“道”“物”不能割裂開來分別討論，而是應該在“道物關系”的張力中予以把握，所謂“恍惚”“混成”正是在“道”既不是“物”同時又離不開“物”的意義上出現的。第二，《老子》所謂“道”兼具“可言”（言語）而“不可名”（隱含了邏輯結構的日常語言）的矛盾性質?！独献印匪f的“言”和“名”兩者有著微妙的區(qū)別：“言”指“言語”，“名”則隱含了分類系統和邏輯分析等要素（這一點人們往往習焉不察）?！独献印返谝徽隆暗揽傻溃浅５馈泵}中的第二個“道”即為“言、說”，即道如果絕對不可說，就永遠不會出現“道可道”這樣的說法?！独献印返诙逭隆拔岵恢涿种坏馈?，“字”可理解為比日常語言更弱化的形式，可以作為進入思想世界的標記。但同時理論語言和日常語言之間有明顯差別，“道”的復雜性超出我們日常語言所要表達的范疇，即“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老子》中的“道”既是可道，又非常道的矛盾關系正是對理論語言的思考。這也提示我們可以反過來用哲學、用思想的規(guī)律來研究文本。第三，還討論了老莊哲學“無為”“無名”概念之外的“無窮”的意涵，認為《老子》中的“恒”“常”“反”“無極”等語詞均有“無窮”“無限”的含義；而莊子等古代哲人講論“無限”“無窮”觀念的一個基本規(guī)律是：通過循環(huán)往復、無休無止來詮釋“無窮”“無限”，其中涉及到天文、律歷等內容（古所謂天道），進而通過“無窮”觀念進一步討論宇宙、進一步詮釋“道”。因此，我們在理解《老子》《莊子》這樣的哲學文本時，應以訴諸哲學和哲學史的內在規(guī)律予以解讀，這有助于更恰切、更深刻地理解古代思想經典。

寧鎮(zhèn)疆教授主要從歷史學角度談了《老子》一書的文本性質及年代學定位，試圖將其還原為一“歷史性”文本。他指出，雖然《老子》文本不像《論語》等書有具體人物、事件來考證并準確定位時代，但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一些能夠反映特定時代的事類做一些推進。另外，借助歷史語言學的方法，《老子》年代學的研究同樣可以有所作為。寧教授并介紹了他最近完成的國家課題主要就是措意于《老子》一書的“歷史性”痕跡以及由此反映的年代學特征。他的結論大致與郭店簡發(fā)現后學者的主流意見基本一致：《老子》應該與老聃本人關系密切，其書最遲在戰(zhàn)國早期應該就基本形成了。與此相關，他還指出大量新出簡帛古書證明當年羅根澤所謂“戰(zhàn)國前無私家著作”的觀點已站不住腳，從古書體例看，“戰(zhàn)國前”能有《老子》這樣的書是并不稀奇的。當然，對于《老子》之成書，他也結合晚近學者討論比較多的“經典化”問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經典化過程中，“思想”與“文本”可能也并非同步。在《老子》研究的方法問題上，寧教授表示自己對材料的“共時”和“異時”有較為嚴格的區(qū)分：在缺乏“共時”性材料的情況下，對“異時”性材料寧可不用，哪怕這些“異時”性材料是《莊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寧教授最后提到，在根據出土文獻進行新的研究時要全面考察，不能被新材料“帶節(jié)奏”，偶有所見便率爾“立異”，很多時候是站不住腳的。

程浩副教授主要討論《老子》首章中的“妙”和“徼”，他認為這是解讀《老子》首章的關鍵，在第一章中“妙”和“徼”作為一種相對的范疇來闡釋“無欲”和“有欲”。此前學者多將“妙”理解為“深奧玄妙”一類的哲學概念，但在《老子》的古注中，“妙”一般訓為“微眇”，而在目前已知的先秦古文字資料中，尚未見從“女”從“少”的“妙”字用例，即便是晚至東漢的《說文》，也未收錄此字?！懊睢弊值某霈F及其被賦予“玄妙”的意義，時代應較晚。認定今本《老子》的“妙”是“眇”的假借字，最直接的證據是北大漢簡以及帛書甲乙本《老子》中所有對應今本《老子》“妙”字之處，無一例外均寫作“眇”。郭店簡《老子》“非溺玄達”對應今本第十五章“微妙玄通”，“溺”用作“弱”，訓為“小”，可與“眇”換讀?！搬琛眲t應視為“要”的音近通假字，在第一章與第二十七章中都用為與“眇”對立的概念，可解釋為貪求。“故常無欲，以觀其眇；常有欲，以觀其要”，“眇”即清心寡欲，“要”即貪求不止，是“無欲”與“有欲”兩種狀態(tài)下的終極追求。將此理解代入北大簡《老子》首章，可以看出此章是圍繞“道”與“名”進行的“總—分—總”式的闡發(fā)。第一段拋出“道”與“名”兩個重要概念；第二段解釋“名”，從“無名”與“有名”兩個對立的方面概括性地闡釋了其生成哲學；第三段則描述如何觀察“道”，提出“無欲”與“有欲”可以分別洞悉世間的淡薄與貪求，即本文所討論的“眇”與“要”。第四段“此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的“兩者”，所指應即開篇所說的“道”與“名”以及其衍生出的“無名”與“有名”、“無欲”與“有欲”、“眇”與“要”等二元對立的哲學范疇。

方旭東教授以宋明理學《大學》“古本”與“改本”的關系為例，探討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關系問題。方教授提出，考察《大學》“古本”與“改本”之爭，對當下討論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復雜關系可能不無裨益。從思想世界和文字表達的角度看，朱子的“改本”明顯有其合理之處，這提示一個問題：最初的文本可能并非“最優(yōu)”的文本。另外，文本的優(yōu)劣評價也與傳習者的思想追求有關，是否一定表現為“合理”，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四川大學吳毅強副研究員結合自己研讀郭店簡本、北大簡本《老子》的經歷，強調在解讀《老子》字詞、文句時，首先應從宏觀上把握其內涵。他指出，因文字本身有多種可能的通假，以及同義換讀等因素，因此我們在研讀時應充分尊重《老子》的古注，以做出綜合性的判斷。同時他還強調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都是重要的材料，其本身沒有優(yōu)劣之分。此外他認為，我們在解讀《老子》時，文字、語言、思想及哲學等學科之間應加強對話與交流。

趙爭博士從古書成書的角度出發(fā)，提出應當審慎處理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間的關系。趙爭博士指出，對于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之間優(yōu)劣關系的判斷，包括寧鎮(zhèn)疆先生在內的論者已經明確區(qū)分了版本學和文章學兩種意義上的優(yōu)劣概念：版本學意義上的“優(yōu)”對應流傳序列中的“早”與“初”，文章學意義上的“優(yōu)”則更多關涉文本內容的邏輯圓通、意義豐滿、文句整飭等。他還指出，《老子》研究是有關中國早期文獻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這一研究領域正在經歷一場范式轉換：由基于真?zhèn)味拍畹摹肮艜鎮(zhèn)螌W”轉向基于長時段動態(tài)成書觀的“古書成書理論”。他認為，這給予我們對包括《老子》在內的古書成書研究有重要啟示：應當基于長時段、動態(tài)的古書成書觀考察包括《老子》在內的古書形成與流傳，對古書成書的相關情形及規(guī)律應有較為科學的整體性理解。另外，對古書形成及流傳的復雜性要有充分的估計和認知，在考察先秦秦漢古書時有必要持一種“古書佚失觀”，為可能的古書文本留有空間，同時要辯證理解學術研究中“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與“古書佚失觀”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