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載于《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6期《學術中的中國——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100周年》?？?/p>
1942年3月，毛澤東發(fā)表名文《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提出黨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古今中外法”。這里的“中外”不僅限于簡單的中國與外國，毛澤東特別闡發(fā)說：
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nèi)戰(zhàn)時期，共產(chǎn)黨是“中”，國民黨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對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沒有這方面，也就沒有那方面。
這一闡發(fā)清晰地說明，“中外”不僅指中國與外國，更包含著如下洞見：歷史過程充滿各種各樣的矛盾，但又處處互相聯(lián)系，彼此依存，乃是一個整體。從廣義上說，中共建黨是“中”，則圍繞中共建黨的時代語境就是“外”。因此若要深入地討論、理解中共建黨，就必須深入探究1920年前后豐富繁雜的時代語境，進而審視中共建黨如何成為觸發(fā)時代“真覺醒”的樞紐。
因這個大時代的內(nèi)容太過豐富，本文只能做一管窺，所選擇的切入點主要是1921年10月10日的《時事新報》和其《雙十增刊》。《時事新報》是“五四”時期著名的傳播新文化的綜合性報紙，其背后主導政治力量是以梁啟超等為首的“研究系”。在當時的著名報刊中，《時事新報》和《晨報》南北同源，互為犄角，與《新青年》《民國日報》等經(jīng)常既有角力又有呼應。因其立足、出版于上海都市，所以內(nèi)容不只是傳播主流新文化，也具備一定市民氣息；更因它是“老新黨”主導的報紙，所以不時表現(xiàn)出欲蛻舊殼又未能蛻盡的“士大夫”腔調(diào)，這些都讓它提供的材料能夠較為充分地反映時代，進而有助于我們從“外”的角度思考中共建黨前后的時代語境。
“新文化運動”的成果與張力
按照毛澤東的看法，中共建黨的歷史要從“五四”談起，但1921年前后的時代語境，除了五四運動，還有新文化運動。將兩者聯(lián)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乃后出。在一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敘述中，所謂“新文化運動”開始于“五四運動”前數(shù)年，但這個以“文學革命”為主要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在1949年的周作人看來，是“焊接”上去的。周作人認為真正的“新文化運動”發(fā)生在“五四運動”之后，是由其“引起了的熱情”觸發(fā)這一看法從時人認識中也得到呼應，1921年就有人指出：
“五四運動”雖然好像是和平的，實在是革命的。自有了這一次革命性的群眾運動，方才把新思想硬生生的在社會中豎立起來；如果沒有“五四運動”，我敢說便到十年之后不見得就有現(xiàn)在那樣的現(xiàn)象。
1921年“新文化運動”已到了收獲成果之時，同時又表現(xiàn)出種種張力。我們先從成果角度看當時的文化氛圍。翻開那一年的趨新報紙，由五四運動激發(fā)的“新新”文化元素隨處可見。所謂五四“新新”文化，對應的是清末民初的“舊新”文化，其元素特別體現(xiàn)在各家書局占據(jù)巨大版面的廣告之上。以1921年10月10日的《時事新報》為例，當日報紙上首先亮相的是泰東圖書局，其廣告特別指出，“以下各書為最近出版之新文化書，凡研究新文學、哲學、教育、經(jīng)濟者，不可不讀，而中學以上學生及小學教員更不可不人一編也”，足見“新新”文化運動的范圍和目標人群所在。在具體書目中，泰東圖書局抓住的搶手品牌是率先在中國巡回演講的西方思想家杜威與繼之者羅素，有兩人的《演講合刊》，有《杜威三大演講》合刊本，亦有杜威三大演講的單行本即《教育哲學》《試驗倫理學》和《哲學史》。
除了走馬燈般的西哲，大時代里也少不了層出不窮的中國人物。泰東圖書局書目中有章太炎的《白話文》、王無為的《白話信》、曾毅的《中國文學史》等，另外則有一批講求“新新文化”的名人和新秀的創(chuàng)作，如胡懷琛的《新文學淺說》、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作序的《西廂記》、郭沫若翻譯的《茵夢湖》、朱謙之的《革命哲學》和張靜廬的《中國小說史大綱》。
繼泰東圖書局之后，在當日《時事新報》第三張第二版和《雙十增刊》中兩次出現(xiàn)與北京大學關系密切的亞東圖書館。其“拳頭產(chǎn)品”分為兩個方向：其一是與北京大學相關的“新文化大家”作品，如胡適的《嘗試集》、胡適翻譯的《短篇小說》，以及即將出版的《胡適文存》與康白情的詩集《草兒》；其二是“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明清小說如《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除了加標點、分段落等“新文學”特點，這些1921年再版、新版的諸種小說的“賣點”還在于對其進行“五四新文學”解讀的大篇幅“附錄”。如《水滸》就附有胡適的《〈水滸傳〉考證》《〈水滸傳〉后考》和陳獨秀的《〈水滸〉新敘》?！都t樓夢》附有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陳獨秀的《〈紅樓夢〉新敘》、顧頡剛的《答胡適書》和胡適的《考證后記》?！度辶滞馐贰穭t附有胡適的《吳敬梓傳》與陳獨秀、錢玄同的兩篇《新敘》。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新文化書社，這家書局資本未必雄厚，背后力量也未必強大，但它卻能抓住“新新文化”的躍動脈搏，從自家名稱開始做文章，在眾多出版社中異軍突起。新文化書社有多部出版物以“白話”“新文學”為顯著標識，非常搶手，因此在《時事新報》第三張第三版繼續(xù)做特別啟事推薦。如有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的《白話文做法》，其推介說：“二三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怒潮，振蕩得一天高似一天，白話文是新文化運動的開路先鋒，我們要盡力新文化運動。不可不去研究白話文，這本書的內(nèi)容，如白話文的意義，白話文的變遷，白話文的條件，白話文的種類，白話文和國音字母，白話文和言語學，白話文和標準語，白話文和文言文，白話文用詞，白話文用語，白話文的句法，白話文構造，白話文的修辭，白話文的記讀記號，附白話詩做法釋理，件件都很明白的。”有洋裝二冊、定價九角五分的《新文學評論》，其介紹為：“歐戰(zhàn)告終，新潮突起，由新思想而產(chǎn)新文學，這部書是新文學大家蔡孑民、胡適之、陳獨秀、羅家倫、朱希祖、沈仲九、傅斯年、施天侔諸先生的巨著，洋洋二十萬言，洵為研究新文學的寶筏。”
《共產(chǎn)黨》月刊創(chuàng)刊號
以上各出版社連同其他出版機構，共同掀起了五四“新新文化”的風潮，其影響并非僅局限在讀書人群體，而是深入整個時代肌理，改變了人們的思想結構和認知氛圍。中國商業(yè)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廣告就說明了這一點。其強調(diào)公司是為了“擴張一般人之能力，補充一般人之能力，均平一般人間之權能”，所以“為高尚之精神的事業(yè)而非資本的事業(yè)。為利他的具公益性的事業(yè)而非利己的純粹營利的事業(yè)。為穩(wěn)固的投資事業(yè)而非冒險的投機事業(yè)。為運用法律手段之事業(yè)而非純粹經(jīng)濟事業(yè)。為一般的社會事業(yè)而非特定的金融業(yè)”。這里的用詞體現(xiàn)出五四“新新文化”無處不在的影響，形成了新概念、新詞匯與生意鋪排、資本擴張的吊詭結合。
除了“新新”文化運動，1921年“舊新”乃至“舊傳統(tǒng)”的模樣并未消失，按照商務印書館的說法是既要有“新文化之曙光”，又要有“舊學海之巨觀”。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續(xù)古逸叢書》《學海類編》《學津討原》和《涵芬樓秘笈》頗引人注目。除了龐淵古奧的“舊學?！?，還有不少文學革命以來被樹起的“舊標靶”?！抖Y拜六》照樣熱銷，王鈍根、周瘦鵑、汪劍鳴、程瞻廬、嚴芙孫等“鴛鴦蝴蝶派”名家的名字頻頻出現(xiàn)。包天笑主持出版的《小說大觀》也一再得到推介，廣告還特別強調(diào)“每冊有五彩時裝妓女照片二十余幀，每冊有精美簡峭短篇小說一十余篇，每冊有趣味濃郁長篇小說三五六篇，每冊有筆記、劇本、詩詞、歌曲二三十種”。以上人物、雜志和推銷方式都是“新新人物”一再抨擊的對象，“鴛鴦蝴蝶派”名家們和普通市民認為的“趣味濃郁”，正是“新新人物”眼中必須去除的“惡趣味”與“臭趣味”。不過“新新人物”卻不能阻止其在消費市場和思想市場上出現(xiàn)，因為這些人物、雜志能為報刊提供豐沛的廣告費支持，其作品符合一般市民趣味，在上海乃至中國各地都有廣大市場。上海書商甚至為了商業(yè)利益將雙方強行嫁接?！懂敶诵麦w情詩》一書的廣告就是一個好例子：
詩雖有新舊之分，而其言情則一，然舊詩重雕琢，言情往往不中肯，新詩貴自然，言情不滅天真，此新舊詩價值之所由判，亦新情詩之所以可貴也。惟五年中作者雖多，而佳者甚少。本書由詩學大家浦方亮先生手輯，內(nèi)容作者多一代名人如胡適之、胡懷琛、吳芳吉、劉大白、劉半儂、沈玄廬、沈松泉、張靜廬、黃日葵、王統(tǒng)照、周瘦鵑、吳江冷、李妃白、曹靖華、瀟湘白蘋等三十余人詩，所選詩二百余首，無句不香，無語不甜，洵研究新詩者之模范，亦天下有情眷屬青年男女不可不讀。
“新新”與“舊新”的并存互滲表明，中共建黨的時代語境仍有待進一步研究。這提示了中國共產(chǎn)黨自建黨起就在文化建設上面對的尖銳問題：中共建黨于上海都市之中，面對著自明末興起至晚清民初蔚為大觀的都市市民文化，“新新文化”的發(fā)展一方面確實起到了改變思想、推進先進主義傳播的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都市市民文化亦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影響。雙方的此消彼長不是一個簡單的激濁揚清的過程，而是一個在競爭中塑造社會主義新市民文化的長期任務。
不過，中國共產(chǎn)黨興起的關鍵恰在于其不是僅僅停留在“新新文化”上，而是要投身時代進行實踐。因此對于那個大時代中產(chǎn)生的諸種問題，尤其是這些問題帶來的現(xiàn)實與思想困局，亦需要予以相當程度的揭示和思考。
危機時刻：20世紀20年代初的現(xiàn)實與思想困局
五四“新新文化”崛起，指向的正是民初以來的各種政治、經(jīng)濟、社會困局，從這個意義上說，20世紀20年代初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比“庚子事變”時還要嚴重，諸多難解困局影響時代、擾亂人心。國家紛亂，軍閥混戰(zhàn)，水旱并行，游民日多；國際地位日低，外交屢遭重挫，中國難有進入列強主導之“世界”的可能；教育成本越來越高，輿論中孜孜以求“教育普及”，貧寒子弟上進的通道卻越來越窄；民族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資本強烈擠壓，實業(yè)不興，國貨滯銷。困局讓中國人的思考悄然改變著方向，像黎錦熙在給報章的文章中，本想寫過去十年國語運動的情形，但他收到張東蓀、鄭振鐸的信后，被其中“國民所受痛苦愈深”一語擊中，遂放棄寫國語運動，另寫一文抒發(fā)感想。其中談到湖北一位警務處科員的家書，所描繪的軍閥混戰(zhàn)慘狀，令人不忍卒讀：
沃兄手足，兩讀手書，以兵禍梗塞，未克答復，罪甚。憶自援鄂軍起，兄來書謂以吾湘之力，扶助鄂人，造福兩湖，或在斯役。乃此次失利，紀律全隳，閭閻則搜括一空，市面則毀搶殆盡。甚至奸擄婦孺，劫奪耕牛，脅索重金，方行釋放。始嘆前書皆作欺人語也。家中自陰歷七月二十七日被某團兵士毀門突入，明火放槍，搜索靡遺。弟旋報告該連連長，始將服物追還。弟以為世界軍隊之野蠻至此而止，孰料二十八日，潰兵蟻集，彈丸雨下，一日數(shù)驚。弟因母親堅執(zhí)不走，屢頻于危，卒被該兵等捆綁，云欲實行槍斃。經(jīng)母哀釋，該兵等遂將銀錢衣服劫去盡凈，后仍絡繹不絕，搜毀不休，所幸存者四壁耳，同鄉(xiāng)居民無一不受慘劫。當搶毀之時，該兵等不曰奉長官命令籌餉，即曰恐飽敵人，或曰我等為國出力，豈容汝等安居，種種悖謬，如虎如狼。沿村遍野，只見男啼女哭，露宿風餐，自治軍之賜，小百姓誠頂受不起。嗟嗟，荒關才渡，繼以旱災，場谷未登，又罹兵劫，加以各處萑苻，乘風煽亂，哀我小民，何堪此毒。不知政府仍能為吾省自謀否也?，F(xiàn)在母親因受虛驚，頭暈氣痛。望兄速假歸來，藉侍湯藥。槍下余生，述不盡意。
這樣的混亂時局漸漸幻滅了國人自辛亥以后尚留存的一線樂觀，失望愈加膨脹。由此“新文化運動”所牽動的愿景與希望也開始遭遇各種各樣的懷疑，這些懷疑大致可分為三類。
一類是對“各個問題能分開解決”的懷疑。政治改良、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等說，原來都是辛亥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問題解決方案。但隨著時局日壞、危機日重，國人對單一式的解決方案越來越有所疑惑，而傾向于整體性、全盤性的解決。程振基就指出：政治不良、實業(yè)不振、教育饑荒“皆是我國今日的大病急須醫(yī)治”，需要三方面同時并進，不可偏廢。因為“三者皆有連帶的關系，缺一不可。欲求政治良好，非特必須打破軍閥，且必須人民深信共和政治，而安居樂業(yè)。欲求實業(yè)發(fā)達，則必須社會安寧，人才充裕。至于教育鞏固，亦必須經(jīng)費有著，而人民無求生不得之虞”。因為人們傾向于整體性、全盤性的解決，但又懷疑既有的“政治”，所以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不斷被發(fā)現(xiàn)的“社會”越來越成為讀書人解決時局問題方案的中心點。張東蓀即說：“我們主張人人都得與聞政治，但不可即生活于政治，須于政治以外有其生活的基礎?！睙o疑，所謂“政治以外有其生活的基礎”即是已被發(fā)現(xiàn)的“社會”的進一步凸顯，其強調(diào)責任在社會全體，“在行使社會各種機能的人們的組織”。
“社會”的凸顯加強了第二種懷疑，即對“政府”“國家”的不信任?！皻W戰(zhàn)”以降，在中國讀書人的思想世界里，國家、政府普遍被淡化，社會、世界、個人等概念則作為正面的價值和理想被不斷宣揚，至1921年，這種思想的延展邏輯歷經(jīng)內(nèi)外交困的時局，一次次在人心中加固，以至于雖有胡適等人提出“好政府主義”，但不少讀書人對此頗不以為然，張東蓀即認為：
我們相信中國今天惟一的急務，從消極方面來說，自然是鏟除惡政治。我們以為解決中國問題只須鏟除現(xiàn)在的惡政府便夠了，不必另建一個萬能的良好政府。雖則我們相信政府是要的，且是不可缺的，但我們不相信推覆了惡政府以后，一切建設事業(yè)都須由一個萬能的良好政府來做發(fā)動總樞紐。
由張東蓀的話出發(fā)，可以發(fā)現(xiàn)其雖明確反對胡適的觀點，但基本立足點相似，均認為當下政府不可恃，同時亦不相信“一個萬能的良好政府”。這個基本立足點也成為徐六幾宣揚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依據(jù)，“中國的社會不是資本的集中，而是權力的集中。我們的敵者不是資本家，而是官僚。換一句話說：就是合軍閥財閥于一爐而冶之的強吏”。徐六幾的基本邏輯為不信任政府的作用、懷疑“國家”存在的依據(jù)，然后以之為基礎推導出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無本質差別，這是他的問題所在。但其言說中蘊含的對未來政府角色、對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區(qū)別的思考卻不能說沒有價值。正是在馬克思主義者與論敵的不斷討論、辯難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漸漸走向成熟，而這一過程伴隨著第三種懷疑，即對“新文化”之使用乃至其本身的懷疑。
“新青年叢書”第一種《社會主義史》
對“新文化”的誤用和濫用本是思想拓展過程中不可避免之事，1919年李大釗即引孫中山的話認為：“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辭，很在社會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會主義，跟著發(fā)現(xiàn)。這種假冒招牌的現(xiàn)象，討厭誠然討厭，危險誠然危險，淆亂真實也誠然淆亂真實?？墒沁@種現(xiàn)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長出，也是當然應有的現(xiàn)象?！钡半s草”“毒草”若如外來入侵植物般肆意泛濫，則深重的懷疑也就隨之而生，黎錦熙就觀察到：
十年內(nèi)許多新輸入新發(fā)生的好名詞，都逐漸的給那些軍閥們政客們糟蹋壞了！本來只是地盤問題，權利問題，卻要隨著潮流，假借一兩個“當時得令”的名詞，做他們“嘩眾取寵”的標幟。結果，許多新鮮的純粹的好名詞，都喪了信用。我們國民因此受了愈深的痛苦且不說，只問以后在世界新潮流中人類共同的趨勢中所有種種的新主義新運動，還能在中國新社會里立足嗎？我們要從國民教育中，定一個最適宜，最必要，簡單明了的目標，教大家純潔的，真實的，鼓起精神向著他前進，還可能嗎？
從黎錦熙的觀察中，我們可以看到“新文化”的誤用、濫用（特別是軍閥、政客對“新文化”的濫用）會讓讀書人有正本清源的沖動，但明晰“新文化”之本源卻不那么容易，因此人們想要一種“最適宜”“最必要”“簡單明了”的新文化。這里的“簡單明了”呼應的大致是“全盤解決”，但“最適宜”和“最必要”無疑會產(chǎn)生歧義：究竟是符合世界發(fā)展潮流“最適宜”，還是符合中國國情“最適宜”？究竟是解決現(xiàn)實問題“最必要”，還是將來的愿景目標“最必要”？這些歧義讓人們從對于“新文化”誤用、濫用的懷疑推進到對其本身的懷疑。而懷疑產(chǎn)生后必會追索答案。答案一方面來自現(xiàn)實，另一方面則存在于對過去十年的回首和對未來的展望之中。
向何處去：重構過去與未來
“過去”為何，未來之路又該如何走，這些人們心中普遍的認知若發(fā)生根本性變更，則可能意味著時代風氣的大轉換。在1921年，讀書人對于“過去”的認識、對未來的設想，都在劇烈地改弦更張。張東蓀就感慨說，在1921年回首辛亥應該有和過去不一樣的焦點。這個焦點正配合著時代的發(fā)展，如果說辛亥后數(shù)年的時代焦點是“國家的發(fā)現(xiàn)”，此時的焦點則轉換為“人的發(fā)現(xiàn)”。鄭振鐸即明確指出：“我們以前是奴隸，是皇帝家里的子民。自一九一一年雙十節(jié)這一日以后，方有了‘自由人’的資格?！薄拔覀冸m然在一九一一年的時候，把‘自由人’的資格從‘獨夫’那里取了回來，然而這幾年來，許多軍閥財閥又已于不知不覺之中，把我們的自由剝奪凈盡了!”對這個“自由剝奪凈盡”的具體過程，瞿世英將其中史事一一道出：十年來，始而有癸丑之役，繼而有帝制之役，繼而有復辟之役，繼而又有南北之爭、直皖之戰(zhàn)……南北至今不能統(tǒng)一，外交著著失敗，兵燹所經(jīng)，國民受盡了顛沛流離之苦，慘不勝言。這也能算革命的成功嗎？也值得紀念么？
與鄭振鐸、瞿世英的文章相聯(lián)系，小說《雙十節(jié)》借一個孩子的思考提出了與辛亥革命之結果相聯(lián)系的關乎“人”的大問題：
自由是好的，平等是好的；有錢不平等，有勢力不平等；要革命的就是這個了！但不知民國十年中，是不是人人都可免掉金錢，和勢力底欺負？是不是人人都不拿金錢和勢力來欺負人？
從以上思考的邏輯出發(fā)，一個人要不受金錢和勢力的欺負，可以自己奮斗上進，但若要人人都可免掉金錢和勢力的欺負，則必須進行廣泛和巨大的“改造”。于是，在1921年這一潮流表現(xiàn)在各個政治派別的言論和主張之中。在毛澤東的觀察里，當時“國中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如陳獨秀諸人；一派則主張改良，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但這顯然是一定程度上“因相似而做區(qū)分”的說法，當時的“改良”很多時候就其思考的劇烈和徹底程度而言就是改造，而在“改造”這一標識下，各種對未來的展望紛紛呈現(xiàn)出來。
《向導》周報第一期
在這些展望中，有不少試圖以建立某種社團、召開某個會議來解決問題。如聯(lián)絡全國智識階級組織一個大聯(lián)合會，其宗旨為“福國利民”，鏟除專斷，誠心實意地改造中國。具體辦法為：由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各地教職員聯(lián)合會及其他學術研究機關互相就地聯(lián)絡；會員須宣布與軍閥、財閥、交通閥等脫離關系；創(chuàng)辦民國商團以圖自衛(wèi)；設職業(yè)介紹所，動員會員以互助精神辦實業(yè)；會員皆應尊重人道，解放奴仆，善待工人；有傷風敗德行為者即斥令出會。
如果說上一種設想還局限在智識階級，黎錦熙則越過了這一范圍，謀劃得更加詳細，也更加充滿理想主義和激烈情緒。在他看來，各地職業(yè)公團尚能代表一部分老百姓的真正心理，因此應該自動聯(lián)合，在適宜地點（如上海）開一個會議。這個會議應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它應該完全與軍閥脫離關系，嚴防政客的利用和包攬。會議要簡單明了地議定幾條“國憲大綱”，將來依合法手續(xù)正式制定“國憲”時，便可使用這大綱作為基礎。第二，它需要正式地、赤條條地依著正義與公道，表達人民的意思和要求，絕對不可顧慮、牽涉各方面的政治勢力的消長和其利害關系。第三，它只是國民心理的真實表示，并不是代行國會職權、通過正式法律，所以不必拘泥形式和手續(xù)，更不用強調(diào)“議決事項，神圣不可侵犯”。第四，它的效力在國民自決，要成為多數(shù)人民純潔真實的心理的結晶，若有人施以摧殘壓迫，便用大規(guī)模的抗租、抗稅、罷工、罷市等手段來對抗，“同歸于盡”，“及汝偕亡”！
此外，另一些設想更值得注意，它們在展望目標中拒絕具體的會議召開、社團建設等方案，轉而重視建設新的組織與面向個體的討論。如在費覺天看來，“要想守著個人萬能或制度萬能底觀念，運（用）那和平會議及制定憲法的方法來改造中國是斷斷不行”，是兩條死路。目前社會沖突的根本原因是階級之間的沖突，尤其是軍閥階級與平民階級的沖突。因此他呼吁“一般改造運動者趕快覺悟，急早回頭”，掉轉方向從事群眾組織。群眾的組織力愈強、知識愈高，就越能與軍閥不斷地戰(zhàn)斗：
今日失敗了，明日。今年失敗了，明年。長期的競走，一下一下地栽根。?？菔癄€終有奏效之一日，地老天荒那無此志竟成之時。
而金侶琴的思路則與費覺天提倡的方向相反，他仍然堅持除了提高民智、民德外，改造別無他法，“社會改造必當從自己改造入手”。
不過，無論是群眾的改造還是自己的改造，都得有面向未來的入手方式與依傍途徑。在這一方面不少讀書人提供了他們的思考。其中一種意見便是以“文學”來促進社會革命。
《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號
前文已述，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以“文學革命”為主要標識，此種潮流到1921年仍在繼續(xù)，并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瞿世英就說：要改造社會，需要先改造思想，要革命成功，需要先進行思想革命，“舊精神，舊心理，舊態(tài)度如存在，則新制度，新事業(yè)決不能成功。辛亥革命的所以弄到如此結果，就是只為換了組織的形式，而沒有換精神。直而言之就是思想沒有革命”。但瞿氏此時所謂的思想革命，已不再只是針對讀書人，而是要變換一般人的思想，要具有普遍性質。由此，他認為文學在這個意義上將凸顯其重要性：
文學是普遍地，永久地呼喊著現(xiàn)社會的苦痛和罪惡，使人深深地了解現(xiàn)社會的苦痛和罪惡。心理上根本的不能和現(xiàn)社會適應，思想根本地變了。加之以感情激刺著他，叫他動作。其結果就是革命。
這種以“文學”促進社會革命的方式被黎錦熙進一步發(fā)揮，指出要“用一種有力而易于普及的國語文學和教育的方法，將新主義注射到老百姓小百姓們的腦筋里去，這才是真宣傳”。
而王統(tǒng)照的思路更具有根本性。他提出“惟懺悔方足言革命”一說。在他看來，辛亥以來十年中留下的羞辱與過失，不能獨獨諉之于政客、軍閥、流氓，終須責備我們自己。若果有對錯誤的懺悔，那么會由懺悔而生啟發(fā)的心思，由啟發(fā)的心思而生光明的希望。因此對未來而言：
惟懺悔方足言進步；惟懺悔方可有突飛的發(fā)展，亦惟懺悔方能給我們以最大量的變化，一句話的總括：便是惟懺悔方足言革命。不然；口頭上的改革，只是不沈實，不痛切的悔悟，泄沓自誤，更沒有新生命可以照澈光明的一日。
余論：馬克思主義何以回應時代問題
五四運動疊加新文化運動的成果顯而易見，按王汎森的說法，“在當時環(huán)境的催化之下，新思潮迅速替換了舊思維，如飛機場里顯示班表的鐵片，乍然間翻了一遍”。
不過，正因為是“乍然間翻了一遍”，所以“鐵片”不免嗡嗡作響，畢竟“我們思想新，也只三五年的事”?！靶滦隆蔽幕膫鞑]有讓世道人心塵埃落定，反而帶來了更多復雜難解的問題，因此那“三五年”的覺醒最多算是前奏而非主調(diào)，尤其是在“新新”文化的建構者和傳播者自家心中，問號尤多。1919年9月毛澤東撰寫《問題研究會章程》，里面大大小小的問題達一百多個。這些問號與“重新估定價值”的口號有關，但更多的是來源于對國內(nèi)危局的追問，對國際秩序和列強在華存在的質疑，對辛亥革命以來十年歷程的重新審視，以及對未來的不同期望。因此，1921年讀書人才會對于過去、當下和未來有形形色色的回顧、描述和展望?！靶涡紊北砻髁舜髸r代的豐富色彩和茫昧無定，其讓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伊始就伴隨著以上追問、質疑、審視和期望，也需要新生的中國共產(chǎn)黨以其理論和實踐加以回應。而對此進行回應的憑借和依托正是馬克思主義。
面對1921年的諸多時代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回應在三個層面上有其獨到之處。
第一，馬克思主義相較舊日流行的那些主義，其特點是能同時“改造世界與中國”。其理論基礎和視野范圍不局限在一國，而是著眼全世界無產(chǎn)者、勞苦大眾、受壓迫民族聯(lián)合起來。惲代英談列寧時特別強調(diào)這一點：“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是一個為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奮斗的人。他不但是俄國平民的英雄，亦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革命的前驅者。”同時俄國十月革命的實踐，又讓中國人相信其理想有在一國而且是相對弱國率先實現(xiàn)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將國內(nèi)危局和國際危機一并解決的方案，這恰是它的吸引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的整全性方案并不止于解決現(xiàn)實的政治問題、經(jīng)濟問題、社會問題，它能融入中國乃至人類“新社會”的建立過程，深深地影響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如何過日常生活。它樹立了一套新的“大經(jīng)大法”，為青年們提供種種確定性，包括過去應該怎么看、現(xiàn)實生活怎么過、未來之路如何走等，這又進一步提升了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
1922 年，《中國共產(chǎn)黨對于時局的主張》發(fā)表
第三，一個主義再有吸引力，若不能配合已有的歷史條件在中國“落地”，其影響亦不能持久。而馬克思主義的全球性恰與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天下”觀念天然具有契合性，如毛澤東就說：“我們多數(shù)的會友都傾向于世界主義”，“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員”，而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早期中共黨員也大多不把馬克思主義看作停在紙上的域外理論，而是把它作為改變中國實踐的指導方針與行動指南，陳獨秀就指出：“寧可以少研究點馬克思的學說，不可不多干馬克思革命的運動！”由此，馬克思主義隨著當時的世界大勢扎根于中國大地，成為觸發(fā)時代“真覺醒”的樞紐。
隨著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社會的時代要求逐漸明晰，“真覺醒”的樞紐開始轉動，初生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面目也漸漸清晰：她雖然有待進一步的政治成熟，但已在提出和踐行解決國內(nèi)危局的科學方案；她雖然只是共產(chǎn)國際的一個支部，但已在全力以赴改變不公道的國際秩序，撬動列強在華存在之基；她雖然還未與國民黨開展合作，但已洞察新的革命與舊的革命的根本區(qū)別；她雖然力量弱小，但已揭示出未來“人間正道”的模樣。正如黎錦熙的一首詩所言：
國民程度不足
還只怪走岔了路
我們趕快指點——
一條簡單明了的大路
讓他們真實純粹的往前走
這條路再不要走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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