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22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給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博物館發(fā)去了一封電文，編號“發(fā)072”。電文主要內容是，“擬派史金波、白濱二同志于今年四、五月份前往寧夏調查了解、收集西夏文、史資料，并與貴館協(xié)商共同編寫《西夏文字典》和整理、研究西夏文資料等問題。”該電文同時發(fā)給了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教局，編號同，字句基本接近，唯在紙張左下多標注有“76.3.18 重發(fā)此函（據說該單位未收到）”。除此兩電之外，筆者還見到編號“發(fā)093”的報告電文一份，單面鋼筆書寫，稿箋紙五頁。該報告發(fā)給學部科研組，執(zhí)筆人不詳，無報告時間，主要匯報“發(fā)072”兩文提及的擬派史金波、白濱二同志外出調查西夏文史資料的細節(jié)。
西夏學作為一門“絕學”，經百余年來的努力，已日漸成為“國際顯學”（杜建錄語），但在1976年還是一門頗為寂寥的學問。電文及報告中的主角史金波先生和白濱先生，當年一位是王靜如先生指導的西夏學專業(yè)第一位研究生，另一位是王先生的助手，如今都已成為西夏學界卓有成就的大家。此三封電文稿均為某拍賣網站所見，故紙滄桑留存不易，三文相互間正好有聯系，且提到的一些細節(jié)具備琢磨價值，因此稍作分析。
民族研究所致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博物館發(fā)072文
民族研究所致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文教局發(fā)072文
為何尋夏
“發(fā)093”的報告電文列舉此次調查目的有二。一是為了搶抓西夏學研究的主動權，急需搜集有關西夏歷史文字方面的資料，寫出有分量的文章。二是為學術發(fā)展，研究古代民族史和古文字應當走出去，到當年西夏活動過的地方去做實地調查。實際上，報告提到的兩個目的只是調查能夠開展的部分因素，這次考察可放到歷史背景中，特別是西夏史研究的發(fā)展脈絡中理解。
1908年、1909年，沙俄的科茲洛夫兩入我國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古城，發(fā)現了大量西夏文獻文物，后來蘇聯學者首先進行整理研究，涌現出伊鳳閣、聶歷山等一批西夏學家。我國西夏學的研究首推羅振玉、羅福成、羅福萇父子。羅氏父子之后的代表可舉出史金波、白濱二人的導師王靜如，在20世紀30年代初發(fā)表《西夏研究》1—3輯，內容涉及廣泛?？傮w上，或可稱起步稍晚，但還算不遲。
到二戰(zhàn)后，蘇、日等國相繼恢復西夏研究，我國西夏研究則進入空檔期。五十年代，中國的西夏研究幾乎是空白，四川大學吳天墀先生可能是特例之一，于1955年完成了《西夏史稿》的初稿。六十年代初，王靜如先生又開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招收研究生，加強西夏學研究隊伍建設。1962年，史金波從中央民族大學語文系畢業(yè)，成為王靜如先生的碩士研究生。此前，白濱已開始擔任王靜如的學術助手。196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組織敦煌西夏洞窟調查，對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重新進行了系統(tǒng)考察?；顒佑沙?、王靜如先生主持，宿白先生作顧問，李承仙任秘書長，參加人員有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白濱，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萬庚育、劉玉權、李偵伯，甘肅博物館的陳炳應。這次調查對相關洞窟從文字題記到藝術風格進行科學記錄和研究，拓展了對莫高窟、榆林窟范圍內西夏洞窟的認識，“這是把西夏考古、藝術、文字、史料結合在一起的一次成功的研究嘗試，不僅開拓了西夏藝術研究，還在西夏學的進程中首創(chuàng)多學科合作研究，匯集不同學科的專家，采用綜合研究方法，取得重大進展”。（史金波：《西夏學概說》，《西夏學（第一輯）》，第167頁）對史、白二人而言，這次考察留在心中的是西夏研究的火種。
此后一段時期，國內的西夏研究呈停滯局面，缺少研究者、缺少文獻記載以及實物。反觀國外，西夏研究的新資料多，專家多，成果多，似乎研究西夏的重心已在國外。進入七十年代后，西夏研究逐漸迎來了一個緩慢“復蘇”時期。從根本上來說，西夏研究的恢復源于國家對西夏研究重要性的認識，即西夏是中國的王朝，中國應該進行主動的研究，而在已經落后的情況下，應盡快恢復并加強研究?！皬吞K”更直接的推動力量，則是專業(yè)研究人員的學術自覺與擔當。當時包括蘇聯在內的西方學術界，存在將西夏歸入中亞歷史范圍，把西夏視作獨立的民族國家、中亞國家的觀點認識。中國學者則認為西夏是中國的一個王朝，黨項族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民族，西夏歷史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要在西夏研究方面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就要拿出過硬的學術成果，在新資料大多藏于國外的不利條件下，發(fā)揮“地利”，開展實地調查，了解西夏當年主動活動區(qū)域的山川地理，尋覓散于西夏故地的各類材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做法。
這次調查能展開也得益于一些長期準備與新變化。例如史金波一直在克服困難堅持學習，特別是回到北京后“有意識地利用當時的空閑時機，有計劃地做西夏資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為恢復西夏學做準備”。（《西夏歷史文化鉤沉》，第350頁）他也關注到蘇、日學界不斷取得的成績，及時跟進、縮短差距。國內西夏研究也有了進展，1972年至1975年，寧夏博物館對銀川西夏王陵進行考古調查與發(fā)掘，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1975年，史、白二人所在學部恢復業(yè)務，西夏研究已能列入計劃，“我在協(xié)助老主任組織少數民族歷史研究工作的同時，正式與同事白濱從事列入計劃的西夏研究工作。”他們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就是全面考察西夏故地。由于客觀原因無法外出太遠，只能發(fā)揮主動性，尋求機會，去過保定勘查出土西夏文經幢的寺廟遺址。研究力量已經積蓄涌動多時，由于形勢變動，深感科研時間寶貴的史、白二人申請外出考察，獲得批準，終于在1976年夏成行。
民族研究所致學部科研組發(fā)093文
何處尋夏與如何尋夏
調查地區(qū)方面，“發(fā)093”報告認為應以“當年西夏活動的以陜西、寧夏、甘肅三省為主。這三省是西夏地方割據政權的中心地區(qū)……這一地區(qū)遺存有大量西夏文物和史跡……現在我們擬以陜北統(tǒng)萬故城（懷遠縣附近）、西夏故都銀川和甘肅黑城……為重點地區(qū)進行這項工作”。報告還提出“其他地點和青海、新疆等地，擬到各地區(qū)后依靠當地組織并根據具體情況再作安排”，給考察人員留出了一定的機動空間，在實際調查中，史、白先生最終未超出這個范圍活動。
協(xié)作尋夏是民族所與寧夏方面的基本共識，由于此前已有“發(fā)072”兩電與寧夏博物館進行了協(xié)商，且博物館有回函（未見），“發(fā)093”報告進一步明確了協(xié)作事項。
一是“收集、整理、研究西夏文史資料……我們已與寧夏文教局和博物館初步商定，同意雙方進行有關西夏文史資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這項工作此后成為了民族所與寧夏方面的長期工作。
二是共同編輯《西夏文字典》。報告指出當時蘇、日“已分別出版了幾種西夏文字典……就其所掌握資料和編輯技術上都存在不少問題……我所與寧夏博物館初步商定共同編寫一部《西夏文字典》”?；仡櫸飨奈淖值涞木幾胧罚K聯方面，聶歷山曾編有西夏語詞典，該詞典于1960年作為《西夏語文學》內容之一部出版。索弗羅諾夫編制有一份約六千字的西夏字表，收在1964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的《西夏語文法》第二卷里。日本方面，1964年西田龍雄出版有《西夏文小字典》。中國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可前推至1915年羅福成根據《掌中珠》等文獻編輯出版的《西夏國書類編》。此后直到1997年，李范文終于出版了內容詳贍的《夏漢字典》。西夏文字典編纂非輕易之事，且除學術積累之外尚面臨太多現實問題。電文提到共同編寫一部《西夏文字典》當時尚處“初步商定”階段，后來雙方訂立了合作編纂協(xié)議，也開展了實際編寫工作，可惜最終未能順利結出成果。
三是借此機會“與寧夏博物館商定前兩項工作的詳細計劃，并開展部分工作。以后可根據資料條件，采取一段在北京，一段在寧夏工作的方法”。
四是一個具體問題，“為使今后西夏語文、歷史的研究工作有效地進行，我們初步打算鑄造兩個型號的西夏文鉛字。西夏文獻資料在古代少數民族文字資料中是最小一種。宋朝時刻（按：原字為“刻”）不僅用木刻印刷，而且有活字印刷。目前日本已有西夏文鉛字印刷”。
報告提到西夏文的印刷，特別是西夏文活字印刷的問題，史金波先生恰對此領域有研究，與雅森·吾守爾合著有《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術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一書。是書分析了西夏的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情況，舉出西夏應用活字印刷的文獻證據，又探討了數種西夏的活字印本文獻，認為“西夏的印刷事業(yè)早有基礎，西夏初期已應用雕版印刷、長足發(fā)展約在西夏中期，西夏活字版的應用，則在西夏中后期，木活字印刷可能要到西夏晚期。西夏使用和發(fā)展活字印刷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并對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活字印刷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術研究》，第60頁）
印制西夏字符文稿，國內外有關的研究論文和書籍相當長一段時間皆采用手寫影印的方式。日本較早采用西夏文鉛字印刷，推動者是西田龍雄，“據西田先生自已講，日本某印刷廠有一套專為排印他的著作而鑄的西夏字銅模，那是他自己掏的制作費用?！保欨櫼簟抖兰o西夏文字研究》，《二十世紀西夏學》，2004年，第114頁）遺憾的是，中國鑄造西夏文鉛字的設想一直未能成真。若干年后，李范文編《夏漢字典》時還是面臨西夏文字印刷、排版難題，最初計劃使用電腦，后仍采取書寫西夏字再照相制版的形式，“剪貼西夏字比鉛字排版慢幾十倍……只好在寧夏大學舉辦學習班，招聘寒假留校學生承擔此項工作。然而僅排版、剪貼、校對等整整花了3年零3個月?！保ɡ罘段模骸?lt;夏漢字典>的編撰、四角號碼分類和輸入電腦問題》，《寧夏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得益于西夏文字數字處理技術研究的進步，西夏文印刷所面臨的問題漸漸才得到改善。
最后，報告指出“根據寧夏博物館和我所正式聯系，初步安排在五月中旬自北京出發(fā)，此行工作時間大約三個月左右”。關于史金波、白濱二先生的行程經歷，二位先生曾分別談過一些，這里試做通貫梳理。
西尋大夏三月行
“為了熟悉西夏的地理環(huán)境，也希望實地考察西夏故地的西夏文典籍和其他文物……我們從1976年6月出發(fā)?！保ㄊ方鸩ǎ骸段飨奈恼滟F典籍史話》，前言）從北京出發(fā)，時間已比預定時間稍晚了些，史金波、白濱首先路經山西太原，發(fā)現了西夏錢幣。入陜西已是1976年麥熟季節(jié)，在西安兩人找到了西夏傳遞皇帝命令的御用“敕燃馬牌”，在西安市文物管理處意外地看到了一部尚存雙頁的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泥金寫經殘卷，紺紙金書，十分搶眼。另有百余頁的西夏文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還有帶有發(fā)愿文押捺印記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九末尾雕版殘頁。
離開古都，他們從銅川入陜北，在銅川幾十人一屋的旅店中度過了一個與臭蟲血戰(zhàn)之夜。晉謁革命圣地延安后，自延安向北進入西夏故地，經過志丹、綏德，米脂、榆林、靖邊至統(tǒng)萬城（7月12日），逐縣考察，較有發(fā)現的有米脂、靖邊、橫山等地。在陜北某縣的廢品收購站銅器倉庫中，他們揀到一枚西夏文銅質腰牌，正面刻劃西夏文“內宿待命”四字，背刻西夏文人名，為西夏宮廷衛(wèi)士之物。三月里，除在各地西夏遺址、博物館、文管所、圖書館考察文物和查閱資料外，出入廢品收購站翻找、搜集、揀拾是常事。
自定邊縣過鹽池，考察進入寧夏境內，史、白二人走訪了銀川南北一些地區(qū)，到銀川是在7月底。他們觀罷西夏王陵是在1976年8月5日，白濱有賦詩一首，詩云“二百年間稱雄時，賀蘭山前土冢峙。殘磚碎瓦斷碑堆，閱盡西夏興亡史”。城內尚存的承天寺塔，賀蘭山下的拜寺溝雙塔，青銅峽岸邊的一百零八塔陣，北部的省嵬城遺址都一一行經。兩位先生在銀川見到了羅雪樵先生，得見羅氏收藏的活字本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及西夏瓷器，并切磋學術，互通訊息。他們還在寧夏的一個廢品收購站中發(fā)現了一件精美的唐代銅鏡。
從寧夏進入甘肅，在蘭州已是八月下旬，白濱和史金波通過省文化局找到了常書鴻先生，這是自1964年后他們首次與這位敦煌衛(wèi)士重逢。那時常書鴻初步恢復自由，聞聽他們的考察計劃，專門找出珍藏的西夏元德三年首領官印讓他們拍照。二人在蘭州參觀了富藏西夏文物的甘肅省博物館，見到了多種出自天梯山和武威小西溝峴山洞中的西夏文古籍。從蘭州西北行入河西走廊，河西四郡都遍及。在武威進山考察曾存儲多種西夏文物的下西溝峴山洞，還專門對感應塔碑進行了察訪與?？?；離開武威在張掖瞻仰西夏始建的大佛寺中的室內臥佛涅槃像，發(fā)現了黑水建橋敕碑；在酒泉，“我和白濱……在酒泉市一個籃球場旁邊發(fā)現了兩塊長條石，被人們用來站在上面，觀看籃球賽。我們看到長條石上面有字?！边@塊碑即是西夏后裔鐫刻的《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本被一分為二鑲在酒泉東城門洞璧上，1962年被拆出。在敦煌，他們考察過敦煌莫高窟北區(qū)出土文物，參觀了安西榆林窟。
9月到達酒泉后，最重要的黑水城一站行進稍微困難。當時黑城所在的額濟納旗屬甘肅省管轄，省文物部門倒未有阻攔與限制，只是強調安全問題。白濱和史金波持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開具的工作介紹信，到酒泉地區(qū)公安局辦理了護照，“我（白濱）持甘酒地公護字第231號護照，照上注明……前往額濟納旗‘搞文物考古’工作。有效日期：自1976年9月10日至1976年10月10日”。從酒泉到額濟納旗400公里，每周僅一班長途車，車程10多個小時。史、白于9月14日乘車出酒泉，大約2個小時后過了金塔綠洲，進入一望無際的戈壁灘。從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到黑水城遺址無公共交通，好在旗委派越野車，并請向導同行……北達居延海，而后過玉門關，西出陽關至哈密，西南走到西寧，西夏的極邊他們都行至了。（以上行程主要參考了史金波先生相關文章中的回憶片段，以及白濱先生《尋找被遺忘的王朝》一書中的記述）
萬事開頭難 尋夏已當時
史金波先生在總結西夏文物考古事業(yè)時，將20世紀70年代劃作一段，認為此期“西夏文物考古又有新的進展，取得重要收獲”。重要組成之一有“197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西夏研究人員史金波、白濱到西夏故地寧夏、甘肅、內蒙古、新疆、青海等地進行實地調研，不僅考察了大量西夏文物，也新發(fā)現了不少有價值的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總序）除了直接的考察收獲，史金波、白濱順路拜訪了行經省區(qū)的不少學者，促進了交流，活躍了學術空氣。對史、白個人而言，“這次歷經3個月的實地考察，使我們眼界大開，用腳步丈量了西夏，親手觸摸了西夏，收獲滿滿?！保ā段飨奈恼滟F典籍史話》前言）他們的學術研究道路也越發(fā)通達了。
二位先生“西尋大夏”的時間節(jié)點是特殊的，這次考察的意義也是獨特而深遠的。吳天墀先生在《西夏史稿》增訂本將收筆時展望說：“白濱同志不久前做過一個調查統(tǒng)計，指出解放后我國發(fā)表的西夏史研究論文、資料約有九十篇……而1976年之后的近五年中則占總目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倘加上最近一年發(fā)表的和一部分未刊稿，這五六年來的西夏史研究所占的比率還要高。此一可喜的發(fā)展趨勢，實在使人深受鼓舞！”（《西夏史稿》，第426頁）四十余年前的“西尋大夏”三月考察，既是史金波、白濱二位先生個人學術生命迎來的重要機遇，回頭一看也像是中國西夏學研究走向發(fā)展的信號旗，神秘面紗之下的西夏終將越來越清晰。
（本文在寫作中曾就相關問題請教史金波、聶鴻音等先生，在此致以誠摯的謝意。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恐仍有錯漏之處，還請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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