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唐代詩人王維的這首《送元二使安西》，歷經(jīng)千年至今仍被大家所傳誦?！拔鞒鲫栮P”里的“陽關”，歷史上這么赫赫有名，到底在哪里呢？
“陽關遺址考古調查與研究”項目由國家文物局批準立項后，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具體負責實施?！皻v經(jīng)幾年的野外作業(yè)的艱辛，多次攀爬阿爾金山，基本活動面都在海拔3000米左右，最高到過海拔4600米的山頂調查烽燧……我們雖然沒有找到能證明、解釋陽關關址的直接考古證據(jù)，但是我們把所有與陽關有關的考古遺存都幾乎調查到了……”此次考古調查與試掘工作項目的負責人在文中寫道。
玉門市 昌馬鄉(xiāng)天生橋烽燧調查現(xiàn)場
陽關這個地方，長期以來代表著漢王朝的邊界。二千多年前漢武帝為經(jīng)略西域，設立武威、酒泉、張掖和敦煌四郡，同時設立陽關與玉門關，用以扼守中原和河西的大門。由此，陽關既是從漢王朝到西域的邊界，也成為漢王朝疆域鼎盛的標志。
陽關之謎
陽關之名，最早見于《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條，班固注“（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薄稘h書·西域傳》：“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顏師古注引三國魏書中書監(jiān)孟康云：“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又《漢書·西域傳》載：“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從記載看，陽關距離古長安城大約有4500里，這是漢朝對陽關較為早期的記載。
漢代之后的“陽關”，雖然也有史書記載途徑此處的高僧、使者，但真正的“陽關”只是存活在文人的筆下而已。
在唐代的地志文書中，陽關的位置似乎被記載的更為詳細了，大體是以壽昌城為起點，一說城西六里，一說城西十里，其實已是不知具體所指了，所以記載模糊不清了。《元和郡縣圖志》載：“陽關在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舊唐書·地理志》、《括地志》及宋代的《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等也記載相同。而在《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引賈耽《邊州入四夷道里》載“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可知自唐宋以來，二說并存，是非莫定。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1900年出土、現(xiàn)藏于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的編號P.5034《沙州圖經(jīng)卷五》載：“陽關，東西廿步，南北廿七步。右，在縣西十里。今見破壞，基趾見存，西通古于闐等南路。以在玉門關南，號曰陽關?！?，今《沙州圖經(jīng)卷五》出土于敦煌，其所記陽關位置、里程、規(guī)模及數(shù)據(jù)，言之鑿鑿，可否作為定論，是非能否決斷，尚待研判。
五代時《壽昌縣地境》及《沙州歸義軍圖經(jīng)略抄》只記玉門關不再記陽關，可能表明陽關在五代時已毀盡或全被沙埋。
清代之前，除了地志文書之外，陽關已經(jīng)不為人知。清代乾隆皇帝問大臣們陽關所在，竟有以新疆“陽巴爾喀遜”以對。乾隆親書《御制陽關考》中明確提出：“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以西。陽關西而偏南，故有陽名，詳核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附近”。清高宗御制“陽關考”將陽關比附在紅山口（今敦煌市陽關鎮(zhèn)陽關景區(qū)東側山口），清代有關陽關的爭議暫告一段落。
地方志記載說在“古董灘”，最早是出現(xiàn)在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中，記為“古銅灘”。
1907年斯坦因到南湖（今敦煌市陽關鎮(zhèn)）考察，認為南湖西邊沙丘是天險不可通行，他根據(jù)對南湖的地形地貌的調查認為陽關就在南湖附近。民國三、四十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夏鼐、勞干、向達等考察之后“古董灘”（勞干）、“紅山口”（向達）二說并存，一直影響著陽關地理位置的探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學侯仁之、西北師范大學李并成二位持“古董灘”說，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吳礽驤持“紅山口”說；敦煌研究院李正宇曾一度提出“石棺材”說；蘭州大學歷史系楊建新則在《古西行記選注》“葫蘆斯臺”注文中提出“一說陽關”的觀點。
就這幾年實際的考古調查的初步認識，我們認為：無論是在壽昌城以西六里還是十里，若按照1唐里559.8米計算在地圖上度量，皆在已是沙丘地貌古董灘的一帶，六里即在今古董灘東（沙丘和綠洲交界處），十里即在今古董灘西（靠近西土溝邊上黃鴨洞附近，再往西有史前四壩文化的西土溝遺址等，可見陶片、灰層、爐渣及窯址）。所以文獻記載給我們的困惑可能不只是十里或者六里的數(shù)字誤差的問題，可能更多的是方位的問題。古人所言的方位，所記載的陽關在壽昌城以西，我們不能簡單的理解就是正西，也可能是西北或者為西南方向，也就是說我們要理解為文獻記載的陽關可能在壽昌城的正西、或西北或者西南方向，距離大約是六唐里或者十唐里的附近某處。當然這個理解還是要以唐代的壽昌城就是今南湖古城址所在為基礎前提下的探討。
所以說，陽關的地理位置的確認，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學術研究的各種認識千頭萬緒，和實際考古工作中的實地勘查的地理形勝情況往往又不是一回事兒。自從唐代以來的歷代地理研究者都未能解讀清晰，越是這樣說不清道不明，可能才越顯得陽關的迷離神秘，這可能就是歷史地理和田野考古的魅力所在吧！陽關，到后來逐漸的成為一個歷史文化的符號，成為文人墨客筆下文學意境中的一個地方了，至于其實際指向的地理位置所在何處，可能不是文學意境所關心的問題，也只有歷史、考古的研究者才會念念不忘、咬文嚼字地研究考證，而且是在一代一代的學者默默無聞、癡迷忘我的研究中，在學術傳承和創(chuàng)新的動力驅動下不斷推陳出新。
地處敦煌市西南古董灘附近的陽關景區(qū)，多為人工景點
考察與考古
2014年“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申遺成功，“大方盤、小方盤與漢長城”作為玉門關申遺的名目得以入列。至于真正的漢代、尤其是西漢玉門關的具體位置并沒有確定，而陽關也更就無資格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目。在國家共建“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戰(zhàn)略構想的背景下，甘肅省為推進與中亞、西亞等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交流合作，努力建設成為“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的黃金地段，制定了《“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甘肅段建設總體方案》，充分發(fā)揮甘肅省的地理區(qū)位、歷史文化、資源能源和產(chǎn)業(yè)基礎等優(yōu)勢，打造敦煌國際文化旅游名城和構筑“中國絲綢之路博覽會”平臺。作為敦煌的亮點之一的陽關，其地理位置的確定與周邊遺址的定性和調查成了亟需解決的問題和必須進行的工作。
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有利因素都匯集到一起，陽關調查的歷史性機緣到了，不是巧合卻勝似巧合，考古人要抓住機會，乘勢而為。
考察隊重走陽關道
2015年，甘肅、新疆兩省區(qū)的考古工作者達成合作共識，就瓜州到樓蘭間的遼闊地域開展考古調查工作以期能填補以往考古工作的空白。最初只在敦煌市南湖（今陽關鎮(zhèn)）以古董灘為中心的地域經(jīng)行了20多天的初試調查，在前人陽關研究成果基礎上，通過衛(wèi)星影像對重點地段與區(qū)域進行實地踏察，對所要面臨的問題有了一些感性認識。
2017年，“陽關遺址考古調查與研究”項目由國家文物局批準立項，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具體負責實施。參與合作單位有：敦煌研究院考古所、敦煌市博物館、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shù)字地球研究所、蘭州大學資源環(huán)境學院、陽關博物館、阿克塞哈薩克自治縣博物館及肅北蒙古族自治縣博物館等。
從2017年9月開始到2019年，還有2020年2次補充調查，先后多次組織人員開展野外考古工作。 在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對古董灘、壽昌城為中心的周邊區(qū)域內進行全面的實地勘查：包括壽昌城及其周邊、紅山口、古董灘、石棺材，陽關墓群及其周邊烽隧（墩墩山、黃鴨洞、紅泉壩烽隧）等。重點調查古董灘及其周邊，尤其是與漢晉時期絲綢之路南道相關的歷史遺址，以實地考古踏查、采集器物標本為主，輔以對重要遺址的RTK測繪、測年采樣、遙感航測及數(shù)據(jù)分析等科技考古手段。
壽昌城址調查（城墻夯層測量）
二、對古董灘遺址實施無人機航拍及紅外線拍攝，對南湖壽昌古城址進行光學及紅外線的航拍，并構建壽昌城址數(shù)字三維模型。綜合系統(tǒng)解析古董灘、壽昌城址地面可疑遺跡現(xiàn)象，為深入開展重點調查和考古試掘提供依據(jù)；對壽昌城址南部古水道進行地磁物探實驗調查，探討地磁物探技術在沙漠干燥環(huán)境中實施考古勘探的應用前景。
三、開展小方盤城（玉門都尉府址）至墩墩山烽燧之間的支線長城（漢敦煌郡“西塞”塞墻及烽燧遺址）的考古調查，新發(fā)現(xiàn)了顏家廟墩以北的“頭墩南墩”烽燧、“三墩”烽燧及 “五墩”烽燧等三處漢晉烽燧遺址，彌補了以往考古調查的空白，基本摸清了玉門關—陽關—線的古塞墻各段修筑方法及烽燧的具體空間布局。
四、開展絲綢之路南道-陽關古道的考古調查。古董灘西南西土溝上源及通往崔木土溝的古道調查，重點是青山梁南道及青山梁烽燧的野外踏查，明確了漢代以來從南湖（今陽關鎮(zhèn)）可經(jīng)青山梁南麓西南向穿越沙漠，直達崔木土溝的土門子、海子灣一帶，再出崔木土溝向南可達阿克塞境阿爾金山北麓的草灘的古道走向，與絲路陽關南道相連接。
黨河水庫山闕烽烽燧調查采樣
五、開展與漢敦煌郡“南塞”軍事防御體系相關的考古調查。在阿爾金山北麓，阿克塞縣境安南壩—胡盧斯臺—阿克塞溝—青崖子—大巴圖口—小巴圖口—長草溝—半個洼—加爾烏宗—五個泉口段、肅北縣境西水敖包—黨城—獨山子—東山口—紅柳峽口—石包城—紅山口子—昌馬段的漢唐烽燧的絲路南道防御系統(tǒng)調查，以及大額博圖口—雙墩子烽燧—雙墩子北墩烽燧—西土溝段紅泉壩烽燧—古董灘南墩—西土溝西烽燧—古董灘—墩墩山烽燧的南北向敦煌通往青海的古道線路調查等。新發(fā)現(xiàn)的漢唐以來的烽燧及障城遺址，以及與阿爾金山通往青海的重要山口相關聯(lián)的隘口遺址，這些野外調查的最新收獲，改寫了我們之前對絲綢之路南線走向及敦煌郡“南塞”防御系統(tǒng)的模糊認識。
六、在全面系統(tǒng)的考古調查基礎上，開展重點遺址試掘工作。
1、對阿克塞縣境雙墩子北墩烽燧的試掘，明確了烽燧及房屋遺跡的布局、結構和規(guī)模，還有烽燧遺址的年代和功能。特別是永始三年（BC14年）削衣及更始二年（ AD24年）歷譜木牘的發(fā)現(xiàn)，基本上可以確定遺址使用年代范圍。更始二年歷譜木牘，形制獨特，對于研究漢代歷譜、日書等也提供新資料。出土有“沙口隧”及“隧長晏”信息的殘簡，與漢代驛站懸泉置出土漢簡提及“沙口隧”、“沙口亭倉”等可能是指同一地“沙口隧”所在，與雙墩子北墩烽燧所處庫木塔格沙漠向南延伸的三角地帶“沙口”地貌極為相符，這為探討絲綢之路陽關南道走向及與敦煌懸泉置遺址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
新發(fā)現(xiàn)阿克塞雙墩子北墩現(xiàn)場調查測量
2、對敦煌市古董灘遺址的試掘，選取西南方沙丘出露處的地表暴露房屋墻體遺存兩個地點作為代表。第一地點，是以中間東西向的過道為界分為南北兩端的房屋遺跡，北端為南北向兩間房子（中間為東西向隔墻），南端是東西向兩間房子的平面布局；第二地點，是坐北面南的自西向東相連的三間土坯平砌墻體的房址：最西邊一間房子有土坯及磚塊壘砌圓形灶眼的灶臺，帶有緊貼北墻向上伸出房頂?shù)臒煹?，房屋墻體結構為土坯錯縫平砌。灶臺上有淺灰泥質陶罐和杯（盅）飲器2件殘?zhí)掌?，可能就是漢晉時期民居的廚房生活的狀況反映。煙道里的煙熏灰土和灶門前未燃盡的木炭可作測年樣本采集，來判定房屋的使用年代。
古董灘重點疑似區(qū)域無人機熱紅外影像圖,紅色矩形表示遙感考古異常區(qū)及影像特征
重要的是過程
雖然，對于陽關關址來說，我們和前人一樣仍然沒有明確的遺址可以確認。但是，我們對于與陽關有關的漢唐時期敦煌郡（沙州）的軍事防御體系有了清晰地認識。功夫不會白費，考古工作的野外跋涉、徒步調查和重要發(fā)現(xiàn)的烽燧及居住址的小面積發(fā)掘，從細微處可見漢晉時期當時人們邊疆軍事戍守及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
陽關調查工作最大的收獲，就是關于敦煌郡“南塞的最新調查發(fā)現(xiàn)頗多。以前的研究只是將南塞限定在紅泉壩以北的地域，甚至或將黨河水庫附近到山水溝大墩之間的“風墻子”看做敦煌郡南塞的塞墻一部分。這樣是將龍勒縣境的陽關都尉的管轄地域局限于敦煌的南湖一帶，也是將龍勒縣南境、陽關通西域的絲綢之路南道置于無軍事防御的境地。
新發(fā)現(xiàn)南湖四墩烽燧現(xiàn)場調查測年取樣
通過我們對在阿克塞縣、肅北縣境阿爾金山北麓絲路南道東西向防御系統(tǒng)漢唐烽燧的調查，以及大額博圖口—雙墩子—雙墩子北墩—紅泉壩—古董灘—墩墩山的南北向敦煌通青海古道的調查。該東西向南塞防御烽燧線路與南北向敦煌通青海古道構成“丁”字形古道交錯及軍事防御體系。
我們多年的考古調查，發(fā)現(xiàn)了先前未曾注意的漢唐時期烽隧以及敦煌南塞更多的障城、烽隧線防御系統(tǒng)，這樣就將原來南湖一帶的敦煌南塞向南推進50到60公里的阿爾金山北麓，漢代敦煌南塞從肅北開始一直沿著阿爾金山向西延伸至葫蘆斯臺，甚至更西的地方?？脊耪{查的最新發(fā)現(xiàn)支持將“南塞”的地理位置向南移，這就使得一直以來認為在二墩村附近作為陽關都尉與玉門都尉管轄區(qū)域分界的說法得以修正。也許，陽關都尉與玉門都尉的分界可能應該在南湖古城址（漢龍勒縣、唐壽昌縣治所在）附近才合理？
阿克塞青石溝烽燧 現(xiàn)場調查測年取樣
陽關遺址考古調查和研究項目的實施中，考古隊歷經(jīng)幾年的野外作業(yè)的艱辛，多次攀爬阿爾金山，基本活動面都在海拔3000米左右，最高到過海拔4600米的山頂調查烽燧，也曾坐車涉水差點被冰冷的黨河雪水所淹沒，多次往返穿越崔木土山的海子灣、青山梁的無人區(qū)中，也多次徒步在古董灘遺址中調查……其中的危險和刺激并存，不斷地調動著考古的沖動和激情。幾年來我們也彷徨過、猶豫過，心中的謎團始終未見，但最終我們堅持一路走過來了，我們雖然沒有找到能證明、解釋陽關關址的直接考古證據(jù)，但是我們把所有與陽關有關的考古遺存都幾乎調查到了，可以說我們心中始終沒有放棄當初的所想，我們一直走在尋找陽關的路上，我們感覺到心中始終和陽關離得很近很近。我們始終堅守這樣一個理念：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
（本位作者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瓣栮P遺址考古調查與研究項目”考古隊成員之一，考古調查與試掘工作項目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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