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tài)問題的再思考：把感性放在第一位

地球的資源正在被耗盡。每年的地球超載日——這一天人類消耗的自然資源已超過本年度生態(tài)系統(tǒng)可再生的資源總量——就是一個提醒。如今氣候和環(huán)境問題的警報已經(jīng)拉響，值中法環(huán)境月之際推出的這一系列環(huán)境主題的文章，它們體現(xiàn)出法國知識界對環(huán)境議題的思考，內容涉及自然資源狀況的惡化、大自然的未來、食品游說等。文章刊載于微信號“法國文化”，“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也將陸續(xù)轉載該組文章。以下是第三篇，雅克·達森 （Jacques Tassin）的《把感性放在第一位》（Consentir en la préséance du sensible）。

 DR.雅克·達森（Jacques Tassin）是法國農業(yè)國際合作研究發(fā)展中心（CIRAD）環(huán)境與社會部的生態(tài)學研究員。他質疑傳統(tǒng)的科學方法，認為研究生物時不應該忽略它們的感性維度。他提倡一種基于人類與生物之間感性關系的政治生態(tài)學。奧迪爾·雅各布（Odile Jacob）出版社出版了他若干部作品，其中包括《植物在想什么》（2016年），《像樹一樣思考》（2018年），《感性生態(tài)學》（2020年）以及《我相信樹》（2021年）。他也是研究法國作家莫里斯·熱內瓦（Maurice Genevoix）的專家，為他寫了幾本書，包括《作為生態(tài)學家的莫里斯·熱內瓦》（奧迪爾·雅各布出版社，2020年）。

德國生物學家和哲學家恩斯特·?？藸枺‥rnst Haeckel）在1866年創(chuàng)造了生態(tài)學這一概念，將其定義為“人類重新融入自然”的科學。為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首先需要了解生物的生存條件。從某種程度上，生態(tài)學意味確?？茖W和人文的相互轉化，這也是以諾瓦利斯（Novalis）為首的德國浪漫主義詩人的理想。然而，這門學科漸漸偏離初心，淹沒在生物的機械化表述里，被物理學家制定的純物理模型取而代之，不再以人為本，也不再探索是什么使生命保持鮮活，而偏向研究那些沒有人影的硬科學。因此，即使生物的感性因素如此不可或缺，卻也慢慢退出生態(tài)學，不再被用來表述它所創(chuàng)造的這個世界。

生命在于感觸與知覺

然而如果仔細觀察生命世界，就會發(fā)現(xiàn)任何 "機械 "反應都始于感性接觸。生態(tài)學和生物學里的“反應機制”基于積極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這些結論不是通過觀察無機體得來的，而是通過有生命的主體或者被稱為“原主體”的有機生物。最小的生命體比如細菌本身擁有觸感，使它們能夠在周圍環(huán)境里移動并積極適應變化，同時在細菌內部之間建立感性的互動聯(lián)系。

相對較低等級的生物，復雜的有機體分子（如蛋白質）之間的匹配是通過感性聯(lián)系完成的。這種說法并不荒謬。然而，我們卻滿足于通過化學模型來描述這些分子，也就是把徹底的“物理主義”表述用在了作為有機化學起源的生物上。對于更高等的生物，比如一棵樹，法國植物學家弗朗西斯·哈雷（Francis Hallé）引用了德國偉大詩人歌德的形容，說樹是葉子或者新芽的聯(lián)盟，它們之間生動的感性表現(xiàn)影響著我們對它們的認知。作為樹木的組成部分，樹葉本身是一個活著的表面，一個動態(tài)的界面。樹葉面向的并非它自己，而是朝著大氣里延伸，它比任何其他生物都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氣以及賦予它生命的東西。樹葉從空中截取光線、二氧化碳和空中降下的雨水， 通過神奇的光合作用來養(yǎng)活一棵樹。把無機物質轉化為生命物質，這是連中世紀的煉金術士都想象不到的魔法。樹葉不僅和大氣接觸，也和天空交流。正如17世紀荷蘭醫(yī)生范赫蒙（Jean-Baptiste van Helmont）所說的那樣，一棵樹只有千分之一屬于大地，其余的都來自于天空。

通過時間的推移，感性吸引力在不同物種王國之間建立了橋梁。植物與昆蟲打交道，開花時吸引它們來授粉，而孕育果實時則會驅趕前來蠶食的昆蟲。這種互動看起來充滿感性，由此演化出來的感觸系統(tǒng)是無法通過單一物種的進化來解釋的現(xiàn)象。比如蘭花為何能夠模擬雌性昆蟲的生殖器，并分泌出信息素來誘騙昆蟲為自己授粉？還有樹根與真菌菌絲形成復雜的共生體，稱為“菌根”，是十分奇妙的活體嵌合體 。從生物譜系學的角度而言，任何共生關系都是兩個不同物種的生物之間產(chǎn)生吸引和接觸所形成的，而這兩個物種有時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關系。

因此，每個有機體都是它與其他生物之間感性互動的產(chǎn)物。只需要觀察我們自己，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確實是人類祖先與樹木接觸的結果。在變成智人以前，我們靈長類的祖先一直生活在樹上。幾百萬年間，與樹的長久接觸鑄就了手的形態(tài)。由于每天都要抓樹枝，我們祖先的手掌變得越來越窄，直到握住之后跟樹枝一樣大小。6千萬年前，人類更遙遠的祖先的雙眼長在臉的側面。為了讓更準確地觀察樹木，兩只眼睛越靠越近，逐漸長到了臉的正面，從而提供了一個更立體的視野，更方便在林間移動并避免從樹上踩空墜亡。同樣的，我們的關節(jié)、四肢、脊椎、消化系統(tǒng)、手指的觸覺、聽力和味覺都是因為與樹木的接觸而進化成形。

生物的進化不是源自自身的敏感性，而是源自與周圍整個環(huán)境的接觸和聯(lián)系。

然而我們的理性總想和感性保持距離

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是現(xiàn)象學的領軍人物。他提出了“感性第一“，也就是感性知覺先于所有的心理表現(xiàn)。我們對任何事物的理解實際上都是基于感性認知，隨后才介入智力層面的理性分析。溝通心理學家會告訴我們，在表達自己的時候，我們臉上的表情、手部的動作、身體的姿態(tài)和一系列神態(tài)都可能比言語搶先一步。

然而，至少在西方，我們依然延續(xù)著古希臘的哲學文化遺產(chǎn)，也就是傾向于懷疑我們自己對世界的感性認識。德謨克利特是這方面的先驅之一。在2500年以前，他就建議我們不要依賴感官的反應，因為感性認識具有欺騙性。的確，如果我們只依賴當下的肉眼觀察，我們至今仍會以為太陽是繞著地球在轉。然而，西方思想難以解釋一些復雜的表象，經(jīng)常迅速確立反面和對立面，把理性和感性對立起來，而這兩者在我們對事物的表述里是需要結合在一起的。文藝復興時代誕生的科學堅決與任何研究對象保持距離，只通過切實存在的事物和證明過的規(guī)律來觀察生物。正如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言，我們的智力在客觀事物方面能夠發(fā)揮出最高的水平。然而在研究感性表現(xiàn)方面，智力就沒那么有說服力了，總是偏頗地認為感性和直覺太模糊混沌甚至低劣不堪，給一些偽科學或騙子創(chuàng)造了生存空間。

在認知心理學家的推動下，特別是在美國，人們開始重視和衡量生命中感性的力量以及如何與其他生物進行感性的互動。美國建筑學教授羅杰·烏爾里希（Roger Ulrich）最先開啟這方面研究?；谫e夕法尼亞一家醫(yī)院的資料，他研究了接受膽囊切除手術的病人的住院時間以及服用止痛藥的情況。在1984年《科學》期刊上的一篇著名文章里，他指出，對比病房窗戶對著墻的病人，那些從病房里能看見樹木的病人會更早出院，且服用的止痛藥更少。在此基礎上，烏爾里希通過科學驗證方式，重新證明了人類的視覺對身體機能有很大的影響力，并可以追溯到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根源。

今天在西方，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思想充滿感性的遺產(chǎn)，并一直從中汲取營養(yǎng)。想一想人類祖先35萬年前才走出森林的矩陣并開始進化成智人，我們也就不會驚訝為什么樹在所有人類起源的神話里都占據(jù)著如此重要的地位。同樣的，我們也不會訝異于基督教堂里宛若森林般的氛圍：里面的光線和陰影、廊柱和壁壘、植物圖案的裝飾和穹頂，所有的建筑語言都似乎與森林緊密相關。

和科學一樣， 主宰著當代世界的技術科學也無法直接依靠感性來獲得進步。正是因為把自己限制在物理學的現(xiàn)實中，他們才使得飛機飛起來。醫(yī)學的成果也幾乎與感性認識無關。醫(yī)學依靠理性發(fā)展出各種治療或預防疾病的方法， 其有效性只受到若干頑固者和叛逆者的質疑。然而，我們的世界并非技術科學和生命科學所劃定的邊界?？茖W通過物理獲得飛躍進展，但也同樣遠離了感性的維度。而為了改進生物世界并保障它與人類和諧共處，感性維度是需要被放在首要位置的。

我們已經(jīng)逐漸失去 "活著的生命 "的線索

隨著城市生活的普遍化，我們感官的敏感度逐漸喪失。直到某年春天城市因為疫情而封鎖，我們才重新聽到鳥兒的叫聲。它們平時在車水馬龍的噪音污染中需要叫得更大聲，但在封城期間的安靜環(huán)境里可以叫得更輕柔一些 。過去幾十年間，我們大大降低了對生物的關注和敏感度。同樣的，鄉(xiāng)村居民不再與傳統(tǒng)的家畜接觸，已經(jīng)不知道如何照顧某些動物，而我們的祖先經(jīng)歷了漫長的時間才學會與它們打交道。這些喪失的能力如此令人揪心，在此筆者不想增加更多的例子，無須多言。

幸運的是我們正在重新發(fā)現(xiàn)其他的生物感性現(xiàn)實。例如，具身認知理論（研究生理體驗和心理感覺的相互影響——譯者注）發(fā)現(xiàn)頭腦能通過身體語言和手勢更好地記憶事物。近年來，感性的身體和理性的頭腦之間的二元論逐漸模糊。我們體內的邊界也開始消失，因為我們不再確定自己的腸道生物群是屬于我們本身還是一個獨立的存在。美國哲學家和生物學家大衛(wèi)·艾布拉姆（David Abram）在《大地無聲》一書中說道，我們是由周圍事物共同組成的，而這確保了我們“存在的充實感”。美國詩人惠特曼回憶說，他不受自己的襪子和帽子所束縛，因為他的感性意識和知性認知告訴他，他屬于整個世界，遠遠超出所有這些虛無的邊界。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提高我們對世界的敏感度，以便重新找回“活著的生命”的感性聯(lián)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里描述的探索之線，又如阿里阿德涅之線（古希臘神話，常用來比喻走出迷宮的方法和路徑——譯者注），抓住這條線索對我們至關重要。把生物的感性放在優(yōu)先的位置，能給生態(tài)學帶來一條生路，能讓我們重新發(fā)現(xiàn)生命的意義。對于幾十年來主流生態(tài)學帶來的災難主義匯演以及一連串絕望的數(shù)字，我們又怎能相信它們能夠帶來任何良性的轉變？

相反的，我們怎能不相信我們迫切需要重新喚起“活著的生命“？這是唯一能改變我們精神和行為的意識，也是整個生物世界緊迫需要的意識。如果沒有事先認識到生物感性的原動力，就不會產(chǎn)生這種意識，而改變也不會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