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畫像
據(jù)說孔子筆削《春秋》，高標準繩，寄寓褒貶，乃至后代之亂臣賊子知懼，生怕做的壞事寫入史書，遺臭萬年。但凡篤信儒家之說者，對此都遵信不移，雖無人具體做過統(tǒng)計，哪些人知懼了，不管怎么說，效果總有一些。但如何實踐貫徹，則一直沒有成功的典范。有之，從歐陽修始。
歐陽修出生時，宋王朝建立已近半個世紀，學術風氣和社會思潮都在急遽變化，顯著特征是儒學返古復興和尊夏攘夷正統(tǒng)觀的萌動。歐陽修出身低微，因文學才華躋身精英，領略到風氣變化，也立志要引領風氣。他的疑經(jīng)，不拘漢唐舊注，以己意解經(jīng)，開始都很早（可參拙文《歐陽修著述考》，《復旦學報》1985年第三期）。三十多歲就準備新著五代史，最初擬與尹洙合作，尹早死而決意獨撰，中心主旨就是用儒家的褒貶史學，俗稱《春秋》筆法，重新編纂近代史。具體做法是合五代為一史，又按血統(tǒng)區(qū)分五代十三帝為八家，設立類傳，以專事一朝者立《梁臣傳》《唐臣傳》，事數(shù)朝者則入雜傳，又立類傳，如《死節(jié)》《死事》《一行》等傳表彰名節(jié)，立《唐六臣》《義兒》《伶官》《宦者》等傳貶斥勢利，在行文間在在處處寄寓褒貶。這當然是立意很高，據(jù)說書出后宋代士風頓時大變。雖然我總有些疑問，但陳寅恪相信，不容人不信。
但歐陽修一生似乎對此并不果于自信，直到去世都沒交稿。他更困惑的是貫徹全書的褒貶筆法之微言大義，如何讓讀者體會他的用心。他的辦法是讓學生徐無黨作注，在正史編纂史上開創(chuàng)了史書與注釋同時完成的創(chuàng)例。就注的內(nèi)容看，更似歐陽夫子自道，若北宋吳縝就認為他“授徐子為注”（《敬鄉(xiāng)錄》卷二引《五代史纂誤》佚文），清人俞正燮也認為“疑歐自注而署徐名者”（《癸巳類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聯(lián)系歐陽修《與澠池徐宰》所云“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大約徐是其助手，參與部分工作，即作順水人情，注署徐名，也解決了闡發(fā)義例的難題。就全書看，徐注集中在本紀部分，列傳所存寥寥，《十國世家》多說文獻依據(jù)，《四夷附錄》僅一則說明契丹年號，顯然都屬作者自述，與注者無涉。
歐陽修中年后名聲大振，受委主持《新唐書》的編纂。在他以前，該書已編修多年，久無進展，歐參與后尊重原來分工，列傳仍由宋祁負責，他自領本紀、志、表部分，仍堅持《春秋》筆法，最終告竣?！缎绿茣肥枪贂?，不能再請學生作注，但義例仍要闡明，這次是請參修者呂夏卿另著《唐書直筆》來說明。該書四卷，卷四為新舊書增刪改易的具體說明，為“事增于前，文省于舊”作全面清點，前三卷皆解說義例，可以看作歐陽修團隊的集體意見，而非如《郡齋讀書志》云呂氏“在書局時所建明，歐、宋間有取焉”。
《新唐書》
五代習稱亂世，不似三國還有蜀漢一脈，歐陽修要找到正反面典型都很難。正面者，《死節(jié)》其實僅得王彥章一人，《死事》稍多，《一行四人》，皆不甚著名。他特別譴責者，一是以唐社稷授梁之所謂“唐六臣”，譴責其為“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其實這些人只是無實權而仰人鼻息的文臣而已；二是義兒，認為是人倫崩壞的標志，“干戈起于骨肉，異類合為父子”，其實義兒是出身孤貧的軍閥仿效世族、籠絡群下的手段，責之亦過深；三是宦官，沿唐積習，五代時期恰好并不太嚴重；四是伶官，僅限莊宗一朝。最大的躺槍者是馮道。馮出身孤寒，積學進身，仕宦幾十年，不改農(nóng)家本色，在不太理想的政治環(huán)境中努力行善，他的自述詩“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堪稱難得。周實錄本傳稱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鎮(zhèn)俗為己任”，至有與孔子并論者?！杜f五代史》本傳贊已質(zhì)疑他“事四朝，相六帝，可得謂之忠乎”？歐陽修更進一步譴責他“可謂無廉恥者矣”，反不如民間女子能“自愛其身”，這是責歷史人物所不能。
歐陽修倡正統(tǒng)論，特別看重血緣宗親的合法性，這是宋人的認識。他將后唐分為三家，即武皇、明宗、末帝各為一家，在當時并無區(qū)分，那時重在掌握軍隊之實力。他認為后周世宗以養(yǎng)子即位，另成一系，其實世宗始終未回歸柴姓，在位皆姓郭，今日各歷史年表皆書其名為柴榮，未必妥當。
再是梁政權之合法性。梁篡唐自立，敗于后唐，其后各朝到宋，都是后唐一系的延續(xù)，直到宋真宗時修《冊府元龜》，仍以梁為閏位，否認其正統(tǒng)性。歐陽修不以梁為偽，在當時就很有爭議，他雖舉《春秋》四例以自解，總難獲得共識。南宋后或干脆以南唐為正統(tǒng)，以中朝五代為僭奪，全不考慮本朝的合法性，走得太遠了。
唐五代兩部舊史，本紀都極其繁冗，初因刪略實錄而成。新史刪繁就簡，確有此必要。徐注云：“當殺曰伏誅，不當殺者，以兩相殺為文?！薄短茣惫P》：“將以辱命而誅，書斬于軍中?！倍嗌儇S富復雜的事實，就在這《春秋》大義前變成斷爛朝報了。再如命將作戰(zhàn)，徐注云：“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薄短茣惫P》：“將得人，書帥師，討有罪，書伐?！薄皩⒎瞧淙耍瑫鯉?，伐不得罪，大戰(zhàn)書及?！薄胺芥?zhèn)違命，擅甲兵以侵軼，其首酋惡，故不書將。”秉此原則，《昭宗紀》每月都有朱全忠陷某地的記錄，完全不論執(zhí)行攻取的是誰，書首惡也。顯然，過于講究褒貶，有違實錄傳統(tǒng)。
我在早年甚迷歐陽修的史學，后來讀了《通鑒》，方知司馬光不取《春秋》筆法而務求事實真相之有識。當然，對司馬光深致不滿者也大有其人，如朱熹，作《通鑒綱目》比歐陽修走得更遠。大儒們都有充分自信，只要堅持褒貶，必然會使作亂者良心發(fā)現(xiàn)，知懼而不為，殊不知燕王朱棣當然是亂臣賊子，但他成功了，子孫綿守社稷二百多年，亂臣賊子就是正統(tǒng)所在。那就算了吧。
還好存世文獻豐富，學者可作多元解讀。倘若后世僅存兩部義例謹嚴的新史，所有人和所有事都在好、壞兩邊自動站隊，實在很無聊。（文/陳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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