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與一個時代——李大釗遺著出版背后的故事

2021年10月20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史學論壇暨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2021年第3期以線上會議的形式舉行。本次讀書班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主要討論北京大學校史館楊琥副研究員的新著《李大釗年譜》（云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首先由楊琥作題為《一本書與一個時代——李大釗遺著出版背后的故事》的報告，隨后分別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副會長侯且岸，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憲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尚小明作評議。本文為主講人發(fā)言稿，末附評議人發(fā)言整理稿。

主講人發(fā)言

楊琥（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

今天我與大家分享內容的題目為《一本書與一個時代——李大釗遺著出版背后的故事》，講解李大釗著作的流傳與出版過程。由于拙作《李大釗年譜》的篇幅限制，加之我希望以李大釗安葬作為該書結尾，有關李大釗遺著的編輯出版等問題在《年譜》中省略了。故此次講座將用于補充講解《年譜》中未提及，但普遍受到關心的問題。今天的主題將圍繞近百年來李大釗遺著編輯出版的三個階段進行講解。這三個階段是：收集與保存；編輯與出版；?？迸c注釋。最后，我再講述編撰《年譜》的若干體會和認識。

楊琥著：《李大釗年譜》上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20年。本文所引之圖片除特別標注外其余皆來自網絡

一、近百年來李大釗遺著的編輯出版

（一）搜集與保存

李大釗遺著的搜集保存工作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艱難危險的環(huán)境下就開始了。我將以兩條線索進行講解。第一條為北京的線索：據李大釗先生的兒子李葆華先生講述和女兒李星華的丈夫賈芝先生回憶，在李大釗在世之時，亞東圖書館便提出為他編輯出版文集，如同《胡適文存》《獨秀文存》一樣出版，因其過于忙碌而擱置。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在李大釗犧牲后，李大釗的族侄、清華大學學生李樂光（本名李兆瑞，當時改名李白余）立意搜編李大釗的遺文。大概從1927年年底開始，他就開始在各圖書館秘密搜集，勤苦抄錄。李樂光從雜志上抄錄文章并進行保存是在極其惡劣的環(huán)境中完成的。他的抄錄與編輯工作多在夜晚進行，最初是在清華大學的地窖里進行的；后來他搬進城里，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搜查，他在一位朋友家里繼續(xù)進行抄錄工作。以后形勢緊張了，那位朋友不敢再在自己的家里藏這些文稿，就由李樂光的岳母趙老太太把文稿取回來，埋在院子里的幾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趙老太太從向日葵下把一包文稿取出來，李樂光繼續(xù)編選；工作完畢，老太太再去把文稿埋到向日葵下。這樣持續(xù)搜集、抄錄和編選，最終編成四卷。九一八事變后，北京局勢更趨于緊張，1933年，李樂光被捕。在李樂光被捕以后，趙老太太怕這些文稿被搜查出來，用了一夜的工夫在房檐前挖了一個坑，剪去書稿邊頁，僅留下抄有文字的部分，將文稿塞入一個瓦罐里，然后將瓦罐埋在這個坑里。一直到她見到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時，趙老太太才將此書稿挖出來交給星華。為了能夠出版，李星華找到周作人尋求幫助，這樣，文稿就又轉交給周作人。周作人寄信曹聚仁以求出版，曹聚仁請魯迅撰寫序言，魯迅為此寫了《“守常全集”題記》。但是，送到上海的文稿只有一部分，當時并未能出版。其后幾經輾轉，直到1939年4月，北新書局才出版了《守常全集》，其體量僅有二十余萬字，共計三十篇。但是出版以后便遭到上海租界的沒收，存世僅幾本。根據方行先生的介紹，唐弢先生和方行先生各有一本，后來均捐給了上海博物館。第二條為上海的線索：方行先生和蔡尚思先生對李大釗遺著的搜集。根據方行先生回憶，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上海環(huán)境異常惡劣，戰(zhàn)火對文物的破壞非常大，尤其是革命者的著述，更是遭到格外的摧殘。1939年《守常全集》被沒收后，他和蔡尚思先生、周建人先生對革命文獻和進步書籍的焚毀感到非常痛心，但他們深信革命先烈的遺著，決不是敵人所毀滅得了的，“經過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烈火，將更輝煌地發(fā)出光芒萬丈！”于是，他們就抱著“激憤的心情，在故紙與余燼堆中，默默地從事于收集工作”，在復旦大學留在上海租界的“上海補習部”開始了這項工作。經過兩年多的搜集，他們得到了五六十篇遺文。在搜集過程中，他們聽說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某先生手中保存有李大釗的文稿，但姓名始終不得而知。最后，經周建人托人打聽，他的一位親友來信告知，文稿是有，但不能借滬傳抄，而要派人到他家里去抄，條件是抄錄者一定要大學教授，否則恕難“允命”。在當時，能找哪位大學教授愿意去抄錄一位被殺頭的革命者的遺著呢？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最后，終于找到一位進步教授——即燕京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嚴景耀（雷潔瓊先生的丈夫）前往這位先生家抄錄李大釗的文稿，并托人傳送至上海交予方行，整個過程均極為保密（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方行等才知道搜集先烈遺著者為李樂光，而嚴景耀前去抄錄文稿的那位北大“某先生”家就是周作人的家）。方行、蔡尚思等的工作，自1939年開始收錄至1946年著手編輯，總共收集了274篇文稿。1948年，這批文稿交予上海的生活書店準備出版，但又恰逢解放戰(zhàn)爭正在進行。全部稿件不得不被帶到香港保管，直到解放后才被重新轉送回內地。

《守常文集》

以上所介紹的，便是1949年以前李大釗遺著流傳的情況?？梢娔菚r候，盡管不少進步人士冒著生命危險搜集、保存李大釗的遺著，但囿于時代限制，不能正常出版。今天我們看到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北新書局出版的《守常文集》僅收錄了幾十篇文稿，并非李樂光所搜集和編輯的全部文集。

（二）編輯與出版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李大釗作為革命先驅和烈士，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全社會的尊重和敬仰。李大釗的紀念宣傳、學習和研究工作先后展開，其著作也得以出版。1951年，南北同時發(fā)表了兩組目錄：北方是清華大學革命史教研室的主任劉弄潮教授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李大釗著述目錄試編》；南方仍然是蔡尚思和方行先生繼續(xù)作的工作，他們在《大公報》上發(fā)表了《關于<李大釗全集>目錄》。1957年，是李大釗就義三十周年，建國后研究李大釗的第一個高潮出現。這一年，方行先生以文操的筆名在《學術月刊》連載《試編李大釗（守常）遺著系年目錄》，張靜如先生出版了《李大釗同志革命思想的發(fā)展》。1959年，是建國十周年暨五四運動四十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選編的《李大釗選集》，共四十萬字，合計一百三十三篇。同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釗女婿賈芝先生編輯的《李大釗詩文選集》，共三十萬字。此后，李大釗遺著的出版趨于寂寥，直至1984年，人民出版社才又出版了北京市委黨校編輯的《李大釗文集》上下冊，共一百萬字，合計四百三十八篇。但是，這些專著均是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下編輯而成，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當時政治氣氛與盛行的政治思想的影響。

1984年前出版著作書影，照片由楊琥提供

李大釗遺著編纂的過程中大致存在三種情況，不論是之前選編的《選集》還是內容比較全的《文集》，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第一種情況是“不收錄”。例如在1959年前后，丁守和先生主持編撰馬恩列斯編譯局編的《李大釗選集》時，劉桂生先生主動給他提供了李大釗在1918年為曾琦的《國體與青年》作的序。但是，因曾琦在五四以后成為“國家主義”的領袖，創(chuàng)建了青年黨，故相關的內容便不能收錄。實際上，中共早期的領導人與曾琦的思想頗多一致之處，都主張救國愛國。趙世炎等在法國組織共產黨時，還一再說要和“曾琦大哥商議”。然而隨著列寧主義傳入中國之后，國家主義被當作反動的學說與思想看待。因此，李大釗五四前后與曾琦的友誼也被諱言，即使在四十年之后，后人編選他的遺著時還不敢收錄相關的文字。再如，這部《選集》也沒有收錄如今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李大釗在北大1922年校慶時發(fā)表的《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紀念感言》。在這篇短文中，李大釗大聲疾呼：“只有學術上的發(fā)展，值得作大學的紀念。只有學術上的建樹，值得‘北京大學萬萬歲’的歡呼！”從這句話可見，作為革命家的李大釗對學術文化也十分重視。但他的這些言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崇尚革命和斗爭的年代則十分敏感，與當時的氣氛不合，因此也不收錄。第二種情況是“刪節(jié)”。這主要是指李大釗文章中關于贊揚吳佩孚、考茨基等的文字，在五九年版和八四年版的李大釗文集里全部刪除了。例如《要自由集合的國民大會》一文在五九年版的《李大釗選集》和《李大釗詩文選集》、八四年版的《李大釗選集》里面都收錄了，但是，這三部書中都刪去了“吳子玉將軍主張的國民大會組織法，頗含職業(yè)的民主主義的原理，把這個精神擴而充之，很可以開一個新紀元?！边@段內容。再如，李大釗在介紹馬克思的一篇文章里面講到：“柯祖基是德國正統(tǒng)派社會黨中的健者，是馬克斯嫡派的學者?！边@句話也被刪去了。其他被刪節(jié)的還有不少，所有這些刪節(jié)，當時的考慮主要是為了維護李大釗的光輝形象，認為李大釗不應該贊揚吳佩孚、考茨基。但實際上，吳佩孚在1920年前后威望很高，共產國際將吳佩孚作為中國聯(lián)合革命的合作對象，李大釗跟他的聯(lián)系也非常密切；而考茨基當時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正統(tǒng)繼承人與革命領袖，后來在列寧批判后才被認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故李大釗在五四時期贊言吳佩孚、考茨基并不奇怪。從嚴格的學術標準來看，這種對其文字內容的刪節(jié)并不妥當，更不能完整準確地展現李大釗思想的全貌和探索的曲折過程。第三種情況是“改動與誤解”，這又細分兩種情況：首先是對人名與詞匯的誤解。如李大釗有封信里提到寄給天問的詩，《革命烈士詩選》將“天問”注為“郭厚庵”，并說他和李大釗一起參加過社會黨，從而證明李大釗早年思想“激進”。但實際上，后經朱成甲先生考證，“天問”為白堅武，當時在北洋軍閥馮國璋的部隊任職，正在參與鎮(zhèn)壓“二次革命”，李大釗的政治立場此時不但不“激進”，相反還擁護袁世凱。其次是直接改動。這幾種文集，在編輯過程中，都將不理解的字、詞直接修改成通俗易懂的字、詞，實際上錯改誤改之處不少。

這三種情況的原因，第一是受到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曾琦、考茨基、吳佩孚等在五四時期均為正面人物，后來才成為反面人物。但五九年到八四年編輯李大釗文集時都將后期的觀念套用到五四時期。第二是政治宣傳和學術研究工作的混同。為了宣傳的需要，不尊重李大釗本人的思想發(fā)展的曲折性與復雜性，以編者的主觀看法來任意處理李大釗的文字。

此外，還想補充說明的是，即使這種編者們盡力適應當時的社會需要和政治氣氛而編輯出版的李大釗著作，也還遭到別有用心的人的打擊、陷害和摧殘，因而被限制發(fā)行。例如，《李大釗詩文選集》出版以后不久，編者賈芝專門到王府井新華書店了解銷售情況，他發(fā)現這家書店竟然沒有這本書，當他以為該書銷售太快而吃驚時，他了解到的情況更使他大吃一驚，也使他疑惑不解。原來，該書在送到書店后，未售幾天，就被出版社全部收回去了！事后很久，賈芝先生才從內部知道原委：原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在觀看建國十年大慶展覽籌備展時，看見展覽中對五四時期李大釗的介紹和宣傳，竟然說：“你們這是貶低毛主席！”聽到康生的言論和他對李大釗的態(tài)度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擔心惹禍，因此，就派人將已送到書店銷售的圖書又收回去了。這是1959年的情況，后來，政治形勢越來越緊，李大釗遺著的編輯和出版更無從談起。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后，編輯、出版李大釗著作的工作才又得以正常地展開，但乍暖還寒，八四年版仍存在不少上述問題。

（三）新編：?？迸c注釋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的李大釗著作，1999年第一次出版時稱《李大釗文集》，2006年改名《李大釗全集》，2013年版為最新修訂版，2020年建黨一百周年之際人民出版社再次印刷。在此專門介紹一下這個版本?；谥疤岬降哪切┌姹局写嬖诘膯栴}，1994年，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決定組織研究者，編輯新的《李大釗文集》。新編版本的特點和成果，一是把沒有收錄的、刪除的全部收錄恢復。二是補充了很多內容。1984年版文集收錄了四百三十八篇，現在新編《李大釗全集》第三版則達到了五百九十五篇。三是“校勘和注釋”。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先談“校勘”，?？痹瓌t上以最初刊行的文稿為準，參校以其他較好的或通行的版本，凡通過多方查證而確認為錯誤的地方均被做出了修改。其中涉及到三類錯誤：一是作者即李大釗本人書寫錯誤。二是第一次發(fā)表時排印錯誤。三是通行本（1984年版本）修改或者刊印錯誤。在新編《李大釗文集》《李大釗全集》（修訂本）采取的辦法是：第一，吸收通行本的成果；第二，一律據原刊，將通行本之誤加以改正，恢復文稿最初發(fā)表時的原貌；第三，在作出修改的同時，保留原文，如為印刷之誤，則校改；如為作者在史實、引文方面的失誤，則以注釋說明。有些存疑的，大半仍其舊。此處我將舉例說明：第一依據原刊改正通行版的誤區(qū)，如《憲法與思想自由》中提到“東洋自古無宗教之紛爭，此最足幸者”在八四年被印為“此最不足幸者”，意思則完全相反。這些錯誤都恢復原刊。

原刊正確通行版誤改舉例，表格由楊琥提供

第二是李大釗的書寫錯誤的問題，這個需要反復閱讀才能發(fā)現。例如，李大釗所引一封朱舜水致鄭成功信，我反復翻閱查找，從朱謙之編《朱舜水集》中發(fā)現這封信是朱舜水寫給一個日本人安東守約的。我將原文保留以注釋來說明這是寫給安東守約的信。

原刊史實、引文錯誤新版改正對照舉例，表格由楊琥提供

第三是標點方面的錯誤。由于時代原因，原文無標點。如不細究，容易誤點，以至改動原意。以前通行的版本中有不少誤點。第一類誤點，是語際關系未搞清楚所致：“改得西爾列爾”，點在了一起，其實是“改得”（歌德），“西爾列爾”（席勒）；第二類誤點，是未注意語境關系所致：“伯有”，這是中國人的人名，被點斷了；第三種誤點，是由于未考慮時空觀念的交融而產生的：“《甲寅》之新生命”。

通行版本中誤點舉例，表格由楊琥提供

現在，再來談注釋的情況。我們要認識到，李大釗生活的清末民初，正是中外文化在學術界、文化界大規(guī)模交流之際，因此，他的文章中就包涵著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種語言和文字的關系，即“語際”關系。種種語際關系都掩蓋在同一種文字即中文之下，從表面上是中國文字，實際上后面隱藏著外語和漢語之間的種種復雜關系。我的師兄王憲明老師針對清末民初文獻的特殊性寫過專門文章加以探討和說明。做注釋，不是簡單地查字典，更要把李大釗文章里面引用的詞語、引用的人物和事件徹底地查懂。我和王憲明老師多次探討、商量，采用的方法就是按照李大釗文章中提供的線索，深入到文章中所涉及的外國文化、外國語言和外國語境去探幽索引。對于外國人名，不僅要發(fā)音匹配，而且需要與人物的時代和生平事跡及思想學說等都相符；對于外國觀念和著作、學說等，力求找到其最原始的出處，從而使名稱、文字和思想內容等都能相合。注釋工作容易被大家輕視，但是實際上《李大釗全集》的注釋工作耗費了我們極大的精力。第一類是語際相關的詞匯，如唐弼卿、臘利翁、姜達庫等。其中艱難的部分均由王憲民老師注釋。以“姜達庫”為例。李大釗在《大戰(zhàn)中之民族主義》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法國的愛國與民族主義，他說法國愛國主義在“姜達庫時代”表現的最為充分，“姜達庫”其實就是眾所周知的圣女貞德。因為貞德的拼音，日語發(fā)音就是“姜達庫”，李大釗沿用了這個說法。

圣女貞德（Jeanne d'Arc ）

第二類詞語是屬于語境關系方面的。比如“惟民主義”、“國家主義”等 。李大釗早期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了“暴民專制”。1984年之前，所有研究李大釗的學者都把“暴民專制”解釋成李大釗抨擊袁世凱的專制統(tǒng)治。而之后劉桂生老師及朱成甲老師分別寫了文章、分別論證指出“暴民專制”并不是抨擊袁世凱，而是批評革命黨人的。我們注釋吸收他們的成果，把這些注釋出來，由此大家讀到李大釗最知名的早期的文章的時候，便不會產生誤解。第三類詞語為特定的、具體的事件或特指的人物，因時代變遷，而現在不易解者。這類很多通過查字典能夠查到，但是有些也是要做注釋。比如說“南中再亂”、“南天動亂”、“南中倡義”、“云南義聲”等。這些反映了李大釗思想的演變過程：李大釗在1913年及1914年寫的文章里面，就把二次革命稱為“南中再亂”、“南天動亂”，但是后來到1916年的時候，他的思想、政治立場發(fā)生了根本的轉變以后 就改稱“南中倡議”。對于護國運動，他就稱“云南義聲”。注釋既注了詞的本意，同時也展現了李大釗的思想演變的過程。

通過編注《李大釗文集》《李大釗全集》的工作，我們明確了幾點認識：第一個是李大釗著述的語言文字，充分地、鮮明地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特色；也反映了近代文獻的復雜性。第二是從語際、語境、時空觀念出發(fā)了解李大釗，有助于充分認識和理解那個時代。第三就是不僅李大釗的著述反映了時代的特征、具體鮮明的時代性，而且，我們研究者，對李大釗著述的整理、編注及認識和研究也各具時代性，反映了時代的變化。編輯李大釗的著述也充分反映著時代的變化。我們之所以能比前人做的工作前進一步，既是我們吸收了前人的已有成果而取得的，也是由今天這個時代的整體認識水平決定的。同時，新版也有失誤的地方，還要繼續(xù)增補。

二、編《李大釗年譜》的體會和認識

因為前面的內容太多了，編著《年譜》的體會和認識這一部分，我將集中于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簡要作一介紹。第一，基礎入手，廣搜史料。史料是歷史學的基礎，尤其是編撰年譜的工作。我在寫博士論文時期，便聚焦于中國近代報刊形成及演變等相關的問題，因而對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產生了新的認識。李大釗作為報刊的參與者和實踐者，實際上是近代報刊培育的人物。所以我的年譜編撰工作首先主要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把《晨報》《京報》《大公報》《益世報》《時事新報》這些大報上關于李大釗的報道都搜集起來，補充了前人未論及的內容。

晨報

益世報

除此之外，我還閱讀了李大釗發(fā)表過文章以及參與過創(chuàng)辦的一些報刊，極大的豐富了關于李大釗的資料。其次，由于李大釗曾在北大工作，我從他在北大的朋友、同事、學生的書信、文集、日記中搜集相關的資料，其中包括《蘇甲榮日記》《錢玄同日記》《顧頡剛日記》《周作人日記》《楊昌濟日記》。2000年11月，我受朋友相邀前去北大圖書新館，查看當時他們從老圖書館發(fā)現的一堆東西，以前人所不知的文獻。我從中找到了兩本日記，其中一本日記記載了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學生上街游行的事情，還有關于李大釗的記載。我很興奮，后來弄清楚是北大學生蘇甲榮的日記。除此之外，我拜訪楊天石老師閱讀了《錢玄同日記》；拜訪顧頡剛先生的女兒顧潮老師，閱讀了《顧頡剛日記》。我較早閱讀到了這些日記上記載的相關內容。再者，相關檔案方面也有極大的突破。由于革命活動是秘密的，所以正面記載較為缺乏。但是反面的敵特檔案中卻有相關的記錄。這一方面是南京第二檔案館的資料匯編，從前使用的學者比較少。另一方面是未刊的檔案。比如說北洋政府的內務部檔案中有很多監(jiān)視李大釗的部分。北京大學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中央檔案館、臺北“國史館”所藏閻錫山檔案等相關記載極大的擴充了以前我們所不知道的信息。

楊琥手抄資料

第二，多方參證、考訂正誤。此處我以幾個例子加以說明。第一是神州學會。從前我們對神州學會的認識僅限于根據前人寫的文章和一個人的回憶，推斷神州學會是一個秘密團體。就我收集到的材料來看，神州學會在日本可能是秘密的，但在中國不是秘密的。李大釗當時向北洋政府寫過報告請求申請成立神州學會，所以我引用了四條材料，一個報刊的報道、一個檔案里面發(fā)現的李大釗申請立案的報告材料、《白堅武日記》，還有黃介民1933年的回憶《三十七年游戲夢》。這四個方面說明了神州學會的情況和性質。第二個就是鑒別真?zhèn)巍Ｆ湟?，以前的研究都認為李大釗參加過中國社會黨，引用的材料是相關人士的回憶，我對這個材料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得出結論：李大釗根本就沒有參加過社會黨。其二，李大釗在刑場到底有沒有高呼口號？我在年譜中對高呼口號的根據來源進行了正本清源的清理，發(fā)現這是一件子虛烏有的事情?？加喺`，相關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我將李大釗入職北大時間確認為1917年12月，李大釗從蘇聯(lián)回國的時間為1924年12月。我還訂正了一些書信的撰寫時間。

第三，加強研究，拓展認識。一方面，我們需要加強對李大釗的社會交往、人際網絡的考察。例如，年譜中引用了《楊昌濟日記》記載的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與李大釗的具體交往。此外我在年譜的書寫中征引了《曾琦日記》與少年中國學會刊物中的相關內容，由此我們還可以分析五四時期這一批青年人同時具備怎樣的思想。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展現五四時期思想的豐富性與人的思想轉變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就是要多角度的認識和理解李大釗的革命活動，這又分兩個小部分。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幕后指導與幫助。隨著共產國際檔案公布，我們知道非基督教運動、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紀念活動等背后都有共產國際的影子，或者指導或者幫助。第二個是北京大學對李大釗革命活動的掩護。李大釗被張作霖軍閥逮捕、犧牲前，他曾多次被北洋政府監(jiān)視和通緝，但是每一次都化險為夷，為什么？這與北京大學對李大釗的保護和對革命活動的掩護難以分開。此處舉一例說明：1924年5月，張國燾被捕后叛變，供出北京黨組織的一大批負責人，其中便包括李大釗，北洋政府立即下達通緝令，通緝李大釗。但不久，北京大學就對這個通緝令進行抗議。在查閱北大檔案過程中，我發(fā)現一張小紙條，記錄了蔣夢麟給評議會的評議員寫的信。其內容是說要召開一個會，討論守常被通緝的事情，請大家一定到會，以便進行采取何種對策的商議。最后，北京大學向教育部遞交呈文，駁斥了通緝令里關于李大釗進行地下革命的話語。教育部向內務部反映后，盡管拖了很長時間，但政府最終取消了通緝令。我從這個事件推斷，其他的很多北洋政府的通緝令，也是被北京大學想方設法地化解了。

張國燾

胡適、蔡元培、蔣夢麟(左一)、李大釗（右一）

最后，我進行一個總結。李大釗是一個真實、豐富、立體的杰出歷史人物；后來研究者也應全面、準確、立體地去理解李大釗。李大釗是革命家兼思想家；他是近代中外匯通時代的歷史人物。他的自然生命已逝，但他的社會文化生命還活著，并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繼續(xù)發(fā)揮著作用。這樣的歷史人物，由于時代的差異，我們今天的人要理解他的言行、他的所作所為是很難的。因此，遺著整理和年譜編撰的所有工作都以理解他的活動和思想為中心而展開。所以我確實是畢恭畢敬、虛心誠意地去研究李大釗、理解李大釗。我最大的體會就是李大釗研究還是任重而道遠。盡管研究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還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而且還有很多理解不到位的地方，我的分享到此為止。

評論與討論

侯且岸（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副會長）

楊琥老師的講座非常精彩，富有深刻的學術史內涵。我根據自己的研究，談幾點意見。

首先，李大釗的遺著是研究李大釗生平、思想的基本史料，為我們提供了史學研究的基本依據（底本）。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從1939年北新書局出版的《守常全集》（收文30篇、20萬字），到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選集》（收文133篇，40萬字），再到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全集》（修訂注釋本，共五卷，收文595篇，201.5萬字），本身就是一個復雜且充滿矛盾的學術史發(fā)展過程。

其次，李大釗遺著的價值，需要我們透過深入細致的學術史的分析來加以展現。楊琥在講座中與我們分享了一個又一個具體而有趣的案例——“遺著背后的故事”，使得李大釗研究“活起來”。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在“編輯出版部分”指出：建國以后，編輯出版李大釗的遺著本不應存在問題，但事實證明，并非如此簡單。以《李大釗選集》的編輯為例，編者為了維護李大釗的正確形象，有選擇地收入文章，甚至對文章中的內容，特別是涉及中外歷史人物的評價做出刪節(jié)、改動，對大量的概念做出誤斷。這里我可以再補充兩個實例，據《李大釗選集》的編者陳文斌回憶，他“發(fā)現《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選入《毛澤東選集》時，按照后來的觀點作了文字上的重要修改。他認為這就是‘政治把關’。于是效仿這種做法，從李大釗原遺稿中刪去自認為有損其形象的文字”。例如在《新紀元》中，“刪去‘美國威總統(tǒng)也主張國際大同盟’”。而在《勞動教育問題》中，則刪去了“講中國工人惰性的文字”。

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在建國以后最早提出系統(tǒng)研究李大釗的思想（參見《關于五四運動誰領導問題》，《光明日報》1950年5月4日）。他認為，“李大釗師1918年以來的文章”，讓人“感受了思想上的極大震動”?！瓣P于馬列主義在當時的宣傳與思想領導，李大釗師的言論是一個集中的代表”。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對他的批判中，他的見解被污蔑為“瘋狂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妄圖以此抹殺毛主席在五四運動中的光輝歷史地位”。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李大釗遺著被忽視的主要原因和歷史背景。

再次，重視研究李大釗遺著的主要特點，真正理解李大釗、讀懂李大釗。《李大釗全集》（修訂注釋本）的前言中指出：李大釗所處的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則是中外大通，中國與外國思想文化交流的范圍與幾率劇增，世界主要國家的語言、文化、思想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與此時代相適應，李大釗的許多論著從本質上看，不能不成為一種跨文化、跨語際，甚至跨語境的文獻，具有中國古典文獻所不具備的特點”。因此，“為了完全讀懂李大釗的文章，必須按照李大釗文章提供的線索，深入到李大釗文章所涉及的外國文化、外國語言和外國語境中去探幽索隱”。我以為，這段前言不僅揭示了李大釗遺文的特點及其歷史文化價值，而且也明確提出了對近代歷史文獻的研究方法。

作為《李大釗全集》（修訂注釋本）的編者之一，楊琥將這種方法靈活運用于《李大釗年譜》的撰著之中。我們看到，與一般年譜不同，楊琥在體例上大膽創(chuàng)新，緊密結合譜主李大釗的思想理論特點，在“譜主事略”之外專門辟出“詩文系年”部分，深入分析李大釗的思辨成果。在這部分，他不僅準確解讀文本，而且增加了對文本的考辨、學術討論，以及評析，做出了艱辛的學術探索。他的治學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最后，借此機會，我要向李大釗遺著的收集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上海，早期的收集者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歷史系原主任蔡尚思先生，上海市文化局原副局長方行先生，他們在建國以前就開始搜集、研究李大釗遺著，在李大釗研究的學術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

王憲明（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從整體看，這部《年譜》代表了目前李大釗研究的最新進展和水平，既是對此前學術界李大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又為未來進一步推進李大釗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視角、新方法，拓展出了新研究領域，通過一本書，揭示了一個時代。主要表現在：

一是體例嚴謹，脈絡清晰，便于讀者閱讀、利用。這一方面，作者在《年譜》正文前所列“凡例”，已經做了明確說明。全書按“譜主事略”、“詩文紀年”、“時事紀要”三條線索，對譜主李大釗生平事跡、思想言論及其與之相關的國內外重要時事等作了系統(tǒng)梳理，舉凡譜主家世、幼時遭遇、所受教育、赴日留學、反袁歸國、參加新文化運動、高舉“青春中華之復活”大旗、倡導“新中華民族主義”、入職執(zhí)教北大、率先傳播馬克思主義、與陳獨秀南北呼應創(chuàng)立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國共合作、協(xié)助馮玉祥參加國民革命、聯(lián)絡閻錫山反奉及支持國民軍北伐、聯(lián)絡日美等國外交官并與之談判促使這些國家支持國民軍北伐和中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一直到被奉系軍閥逮捕并英勇就義為止的所有事跡和思想主張，都得到系統(tǒng)而清晰的呈現。

二是文獻挖掘深廣，搜羅宏富。從參考文獻中可以看出，僅明確列出參考引用過的文獻，就包括北大所藏北京大學教務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北洋政府內務部檔案、臺北“國史館”所藏閻錫山檔案、臺北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吳稚暉檔案等未刊檔案7種，《共產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等已刊檔案資料38種，《北京大學日刊》等民國時期報刊雜志67種，《蘇甲榮日記》等與李大釗關系密切者的文集、書信、日記等37種，《昌黎縣志》等地方志7種，各種紀念集、回憶錄、畫冊等60種，年譜、傳記、論著等23種。作者挖掘出了大量與李大釗生平事跡和思想言論有關系的內容，使得這部《年譜》有了極為堅實的檔案文獻基礎，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李大釗研究領域中第一次挖掘使用的。例如，1920年初，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逃離北京，是李大釗和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佳話，但究竟何時發(fā)生，如何發(fā)生，則以往研究中并不很清楚，并且間有訛誤。對于前者，作者利用北洋政府警察廳的檔案資料，弄清陳獨秀是于當年2月9日下午一點多乘人力車離開其家，與胡適、李大釗商量后，離京赴滬，14日抵滬后致信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稱友人電促前來面商西南大學事，已抵滬。作者據此推斷出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京的時間為“1920年2月上旬”。

三是別擇精審，考辨精當?！赌曜V》對眾多的回憶錄、傳記等，都采用了極為審慎的態(tài)度，所用材料，必加考辨，取其可信可靠部分，摒棄其中的失誤失實部分。例如，1927年5月22日，高一涵在武漢中山大學舉行的追悼李大釗大會上，在介紹李大釗生平事跡時，曾說五四運動后，陳獨秀在北京出獄后，“與先生同至武漢講演”，“返京后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二人“在途中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澳详惐崩?，相約建黨”之說，受此說影響頗大。但作者經過認真考辨，認為“這一回憶并不準確”，事件發(fā)生時，高一涵并不在國內，其回憶不足為據，更重要的是，高一涵的回憶“是孤證”，其他相關諸人的回憶也有很大差異。作者認為，“此時的陳獨秀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在離京途中與李大釗‘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與其思想的實際善不符”。澄清了高一涵等人回憶中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訛誤之后，作者通過更加具體的考察，對“南陳北李”說法的最初提出、李大釗通過書信和安排張申府、張國燾等往返京滬，與陳獨秀面對面交換建黨意見等，得出了更加合情合理合史實的結論。

四是視野開闊，研究理論和方法得當。李大釗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學者、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政治活動家?！赌曜V》作者非常自覺地把譜主李大釗的生平重大活動和思想言論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時代思潮發(fā)展和世界格局變遷中、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遠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進行歸納、整理、研究，使得李大釗生平活動及思想言論與時代思潮、世界局勢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及其世界意義和地位更加彰顯出來。例如，《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兩文，以往大家一般認為是李大釗“歡呼十月革命”的代表性文章。但是，作者研析此二文，認為“所蘊含的時代內容與歷史意義遠不止是‘歡呼十月革命’所能概括和包含的。實際上，李大釗的文章是針對中國當時的語境、現實需要，根據一戰(zhàn)的起因和后果，評價一戰(zhàn)意義、結局和世界未來發(fā)展趨勢的文章。又如，對于1922年春北京大學學生發(fā)起的“非基督教大同盟”運動，作者也通過梳理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揭示這場運動與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的密切關系。這類研究不僅是李大釗研究的重要突破，對于整個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來說，在研究理論和方法論上都有一定借鑒意義。

五是恪守規(guī)范，尊重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李大釗著作的收集、整理、出版本身，經歷了一個艱難而曲折的過程，在民國時期尤其如此。由于時代原因和社會環(huán)境等方面的原因，李大釗的作品最初發(fā)表時有些未署名，有些署名與后來大家所熟悉的并不一樣，用的是化名，或根本沒有署名。為了收集整理出版李大釗的遺著，很多前輩前者，如劉弄潮、劉桂生（劉埜）、時光、韓一德、李玉貞等，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陸續(xù)考證出一批李大釗的佚文及與李大釗相關的重要文獻。他們的貢獻，在《年譜》中都得到清楚體現，反映了作者尊重前輩學者、遵守學術規(guī)范的良好學風。

六是學術為本，求真求實，毫無功利心。作者用了20年的時間著成此巨著，其中不少內容本來都是可以獨立撰成高水平論文發(fā)表的，但作者沒有這樣做，因為這無疑會分散時間和精力，影響整個研究工作的進程。把這么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基本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上，甘為學術研究做鋪路石，這在當今唯論文論英雄、唯論文評績效的學術生態(tài)里，尤其難能可貴，令人敬佩。

尚小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由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校史館研究員楊琥編撰的《李大釗年譜》正式出版，是今年中國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楊琥潛心鉆研李大釗著述多年，又廣泛搜集整理了其他各種相關史料，詳細考辨，去偽存真，因此他能夠成功編撰出這樣一部高質量的年譜。年譜的出版可謂李大釗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必將對今后的李大釗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沒有專門研究過李大釗的生平經歷與思想，只因20多年前曾與楊琥、王憲明等老師有過一段參與編?！独畲筢撐募罚ㄈ嗣癯霭嫔?999年版）的經歷，因此對于他接下來進行的李大釗年譜的編撰格外關注。我們都是劉桂生先生的學生，我和楊琥又都在北大工作，平時見面機會不少，或在劉先生家里，或在他的辦公室，或在我的辦公室，或在校園里偶遇，差不多每一次，我都會問到他年譜編撰進展，而他總是說還在進行中，并表示工作量很大。這樣一種問候方式竟然持續(xù)了大約20年，在我，每一次都不過是一句很輕松的問候，在他，真不知熬了多少夜，吃了多少苦。

年譜編撰過程中，他曾就體例問題征求我的意見，我感覺他確定“譜主事略”、“詩文系年”、“時事紀要”這樣的體例很有新意，但為何采用這樣的體例，內心其實并沒有十分清晰的認識?，F在皇皇兩巨冊年譜呈現眼前，拜讀之后，方認識到他所采用的體例，對編撰李大釗年譜而言的確是最合適不過的。

一般編撰年譜重在記述譜主生平行事，但對編撰李大釗年譜而言，若僅以記述其生平行事為主，是遠遠不夠的。李大釗不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一生雖然短暫，但留下不少重要文字。年譜若以記述其生平行事為主，則其思想家的一面將不能得到充分反映；若將兩者結合，則其生平行事又可能被淹沒在大量反映其思想的文字當中，不能突出其革命家的一面；而且，記述李大釗的生平行事，必然要大量征引同時代其他相關人物的文字，將這些文字與反映李大釗思想的文字混在一起，整個年譜的內容就雜亂無章了。由此可知，《李大釗年譜》分為“譜主事略”與“詩文系年”是經過精心思考的?！白V主事略”記述李大釗生平行事，所引李大釗文字主要限于記述其活動方面的，同時大量征引其他相關文字，詳細考索；“詩文系年”則是將最能反映其思想的文字系年呈現。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大釗一生最主要的活動集中在1911至1927年，他撰寫文字也主要在這十多年，這個時段并不長，而年譜撰者竟用了長達130余萬字的篇幅，顯然也是經過精心思考的，因為只有這樣的篇幅，才能夠讓撰者以大量征引李大釗的文字的方式全面呈現其思想演變的脈絡，而這樣的處理方式同時也為讀者通過年譜研讀李大釗思想演變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梢哉f，“譜主事略”與“詩文系年”這兩種體例的設置，充分考慮到了李大釗這個人物的特點，而這也是這部年譜編撰能夠獲得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

至于“時事紀要”，主要是為讀者理解李大釗的思想與活動提供背景材料，作為年譜的一部分是很有必要的，但為了避免“喧賓奪主”，撰者采用了極簡要的大事記的方式，也是很恰當的。

除以上所述外，在具體內容上，年譜有許多地方充分反映了迄今學術界在李大釗生平活動與思想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指出了尚待解決或存疑的地方，以及撰者根據大量新發(fā)現的材料，對一些重要問題所作的新的思考與考證。這些內容與年譜內容有機結合，從而使這部年譜成為集史料與研究進展為一體的著作，從今而后，任何關于李大釗的研究，都應當以此為基礎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