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問題與方法：中國文學早期的西傳

2021年12月19日，“文獻、問題與方法：中國文學早期西傳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范大學校徐匯校區(qū)召開。會議由上海師范大學國際比較文學市級創(chuàng)新團隊主辦，來自國內多所高校的專家學者、青年學生和相關新聞媒體以線上、下結合的方式參加了本次會議。

上海師范大學副校長陳恒教授首先為會議致辭，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具有激活激勵的作用，沒有外來文化，中國文化無法取得今天的豐碩成果。反過來，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文學早期西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在知識信息爆炸的時代，從龐大的信息中所創(chuàng)造的學術成果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學者的眼光與胸懷為此奠定了基礎，期待與會學者能夠在中西文學交流研究領域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

陳恒教授

中山大學黃仕忠教授以《戲曲與俗文學文獻的域外傳播研究》為題發(fā)表主旨發(fā)言，指出無論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貿易，還是東與西之間的思想震蕩，無論是主動的開啟還是被動的打開，伴隨文明的沖突而帶來的挑戰(zhàn)與回應之中，最后的結果必然是雙向交流的建立和文化交互滲透的潛流涌動。中國戲曲與俗文學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是中西文明交流進程中的一個小小的影子。書籍在海外的傳播及閱讀、接受過程，體現(xiàn)了文明之間相互了解的渴望，而眾多學者對這些書籍的收集與研討本身指向了更為廣闊的領域。

上海外國語大學宋炳輝教授介紹了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視域與方法，提出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前提是“中國文學是個整體”這一觀念。雖然“主體”的觀念在近代遭受到不斷質疑，但從中外文學關系研究角度來看，仍然需要以主體意識作為起點。世界文學視域中的中外文學關系不僅是一種邏輯性的存在，更是一種具體的歷史過程。因此，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具有以下五個維度：對中國文學近現(xiàn)代化進程的歷史境遇的體察；研究者主體文學立場的自我審視；對其研究如何匯入當代中國文學文化的世界化進程的主體意識；如何在近三百年來的現(xiàn)代世界文學主流經驗之外，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文學為世界文學的多元共生，及其所體現(xiàn)、包孕的可能性的發(fā)發(fā)掘與闡釋；如何展開這一領域研究的方法論的思考。

與會學者合影

本次研討會共設“海外中國文學文獻的發(fā)現(xiàn)、整理與考辨”“中西文學關系研究”“海外中國文學的傳播與接受研究”“中國文學翻譯研究”“中國文學西傳研究的方法與路徑探討”五項議題，旨在以新材料研求問題，探索新的研究路徑及方法，以此審視當代的中西文學、文化交流，從中獲得啟發(fā)。參會學者分別在四場研討會中開展了熱烈的學術探討。

第一場由華東師范大學程華平教授主持和評議。南京大學苗懷明教授以《海外中國說唱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為題，主要介紹了東亞、歐洲和北美三個地區(qū)對中國說唱文學的研究，指出各個國家地區(qū)的研究因學術環(huán)境的不同呈現(xiàn)出差異，形成各自的特色和優(yōu)勢，但也具有一些共性。在海外中國說唱文學研究方面，日本是一個學術重鎮(zhèn)?？偟膩砜矗毡緦W者對中國說唱文學的研究起步時間早，重視基本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重視舞臺演出和實地考察，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獲取第一手資料，了解中國說唱文學的實際生存與演出狀態(tài)。歐洲地區(qū)對中國說唱文學的研究人數(shù)較少，且各自的興趣、關注點不同，因而呈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個性色彩，其中以俄羅斯孟列夫、李福清兩位漢學家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影響也最大。美國的漢學研究雖然起步時間晚于歐洲各國，但后來居上，逐漸成為漢學研究的重鎮(zhèn)。盡管從整體上來看，中國說唱文學研究在海外漢學中還屬于冷門，但隨著資訊的發(fā)達和學術風氣的變化，隨著國內對中國說唱文學研究關注度的增加，隨著大量說唱文學文獻的整理出版，相信中國說唱文學研究會受到越來越海外學人的關注，假以時日，在研究的系統(tǒng)性和深度方面將會出現(xiàn)新的拓展和突破。

中國政法大學崔蘊華教授概述了英語語境下早期海外中國說唱文學研究，主要介紹《花箋記》的英譯和司登德所輯兩種英譯俗曲的情況，認為司氏所輯兩種英譯俗曲對于中國說唱文學的海外傳播非常重要，考察了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大英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說唱唱本的館藏情況。

上海大學劉蕊教授探討了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中國戲劇觀念，指出伯希和在闡述中國戲劇的歷史淵源時，部分觀點與王國維相接近。

中山大學徐巧越副研究員介紹了明刊《花箋記》的西傳與文獻歷史。這部木魚書在大航海時代傳入英國，成為牛津大學校長威廉·勞德的藏書。17世紀初，勞德為了開創(chuàng)英國東方學研究的風氣之先，把私人藏書移交至圣約翰學院的藏館。其中，即包括明刊《花箋記》。 但因缺乏中文館員，這冊粵語唱本沒有被編入漢籍書目，遂致在藏館塵封了三個世紀。二戰(zhàn)結束后，英國政府號召高校發(fā)展?jié)h學。牛津大學的館員在普查文獻時，發(fā)現(xiàn)與修復了這部漢籍，此書的價值方得以被重視。明刊《花箋記》的西傳與文獻發(fā)現(xiàn)經歷的書寫，記錄了西方漢學家的交流細節(jié)，為重新探討中西文化交流與英國漢學發(fā)展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她認為將明刊《花箋記》的西傳、修復與文獻發(fā)現(xiàn)，放置于宏觀的歷史敘事層中，其經歷就是一部“微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第二場由福建師范大學葛桂錄教授主持和評議。上海師范大學黃軼教授介紹了蘇曼殊對對中國文學早期西譯文本的整理與研究。蘇曼蘇的文學譯介大致分為三個板塊，初步譯壇時以《慘世界》為代表的小說譯介；翻譯鼎盛期的海外英譯漢詩/漢文輯錄與西方浪漫主義詩歌譯介；印度文學及佛學經典譯介。不同于當時其他翻譯家，蘇曼殊做的是雙向的文學譯介和文化交流，他對海外漢學家的英譯漢詩、漢文的輯錄之功，至今看來依然是一個令人訝異的工程。他的譯本遴選標準可以歸納為三點：強調精通原文和譯入語，“按文切理、語無增飾”，反對“澆淳散樸，損益任情”；“陳義悱惻、事詞相稱”，以使達到神韻與形式的統(tǒng)一；選材精審，以原文文學價值為標準，反對“必關正教”?？急嫣K曼殊與歐洲漢學家的交游和相互影響的事實，是蘇曼殊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助于學界深入探討清末到五四文學現(xiàn)代轉型的個中奧秘。

上海師范大學田洪敏教授以《中國古典文學與俄蘇‘新世界文學’概念的生成：史料、方法與思想》為題，概述俄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不同階段的特征，通過對《中國小說》的研究，探索俄國認識中國古典文學的起源，總結了俄蘇“新世界文學”的思想建構所涵蓋的主題。

上海師范大學張若玉從上海猶太流亡刊物入手，探討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猶太難民抵滬后積極掀起一股持續(xù)、高昂的漢學熱的原因。他們以孔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辯證思想為導向，一方面“學”中華典籍、中國文學、孔孟倫理，敬仰中華文明雖數(shù)千年來飽經風霜卻仍舊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思”中華文化與猶太文化之間共同的“東方屬性”，以勸誡離散狀態(tài)下的猶太人要堅信猶太文化，正如泱泱中華文化一樣，雖遭受納粹黨徒的毀滅性打擊但絕不會就此消亡沉寂，要重塑猶太文化自信，找尋精神救贖的“諾亞方舟”。

中山大學郭超聚焦美國華人梁社乾的中國戲曲理論，認為以梅蘭芳的訪美公演作為分水嶺，他的理論核心明顯地由偏重聽覺的“歌”轉向了偏重視覺的“舞”。梁氏的作品以英文為主，其預期的受眾也自然是西方人。因此，其努力包含著向西方人介紹戲曲，消除其錯誤認識的良苦用心。而他的理論重心因現(xiàn)實需求而做出的調整與轉變，也與現(xiàn)代中國的京劇史相輝映，反映了戲曲界自清末民初以降與西方戲劇及以其為藍本的話劇等舶來品之間的齟齬，也反映了其對自身合法性的艱難求索。

浙江外國語學院趙東旭從海外漢學家在早期中國文學史纂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文學”觀念出發(fā)，分析了“文學”觀念的演進過程。早期海外中國文學史纂中的“文學”觀念，經歷了不斷演進的過程，論述的重點從雜文學逐漸過渡到純文學。海外漢學家巴贊，肖特和瓦西里耶夫對文學的認識處于文獻典籍的層面，以小說、戲曲和詩歌為代表的純文學所占比重并不高。翟理斯和葛祿博增加了對純文學論述的篇幅，純文學的比重進一步提升，并走向體系化。鹽谷溫已經把純文學作為論述的核心，文學觀念也完成雜文學向純文學的轉變。作為“他者”的早期海外漢學家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史纂中小說和戲曲研究的先河，至今對國內學界仍具有借鑒意義。

第三場由上海師范大學趙維國教授主持和評議。浙江師范大學胡美馨教授以理雅各的《詩經·關雎》注疏為核心文本，與中國相關注疏和史學文本加以比較，解讀了他“以史政為《詩》”跨文化經注的話語特征及其得失，同時分享了在現(xiàn)代話語的支配下中國傳統(tǒng)史學如何能通過恰當?shù)恼Z言得以激活與傳播的思考?！耙允纷C《詩》”是理雅各《詩經》跨文化注疏的重要策略。其注疏與中國經史文獻深度互文，通過歷史敘事呈現(xiàn)道德與治理經義建構及經學話語范式；同時論證指出《詩經》注疏中的相關敘事并非史實，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史學分析話語特征。其中國經學話語特征有助于傳遞中國經典的“地方性知識”，其中西話語共現(xiàn)有助于文化互照、提示文化多元性，但其現(xiàn)代史學分析話語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國傳統(tǒng)史學觀。理氏“以史證《詩》”話語特征提示我們：中國經典走出去應倚重傳統(tǒng)經史研究成果、傳遞中國經典文化肌理；同時應兼蓄文化差異、避免過多價值判斷，促進文化互照互釋、多元共存。

上海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丁大剛分析了理雅各《詩經》的譯注，指出理雅各以中國經學傳統(tǒng)為媒介，熔鑄了毛、鄭以政教為尚的漢學、唐代的義疏學和宋學和清學的說詩、解詩方法。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吳采奕以《太乙金華宗旨》為例，分析了榮格的兩種思維模式，并借以闡釋他閱讀中國典籍的方法論。1928 年，漢學家衛(wèi)禮賢（ Richard Wilhelm）贈送榮格一本他自己翻譯的道家煉金術經典《太乙金華宗旨》，并且邀請榮格為此書撰寫評述。榮格在此中詳細論證他閱讀中國典籍的方法論：他堅持按照西方人的精神問題、依著西方人的本性與文化基礎、用西方人的方法來探索中國智慧。然而榮格提供的方法論又不僅僅是一種西方中心的東方主義：因為他強調他所得到的東方寶藏并不能僅是一種客觀的科學知識，而是一種能夠改造西方人的心靈的生活智慧，使西方人得以脫胎換骨。如果經過仔細評析，榮格方法論的得失不僅僅在于他對于中國典籍內涵的了解是否準確，而在于他熟練的轉換不同的思維模式：一方面把客觀的知識轉變?yōu)楦脑煨撵`的生命體驗，另一方面又用實證心理學的詞匯來重新闡發(fā)道家形上學。此二重轉換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經常遇到的難題，而榮格對他的二重轉換則提供明晰的辯護。

上海師范大學周建瓊對《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中所載中國古典詩詞文章開展分析，探討了19世紀英國古詩詞研究所反映的意識形態(tài)與學術的雙重張力?；始襾喼迣W會會刊》是19世紀英國重要的東方學刊物之一，作為接受英國皇室贊助的學術性團體刊物，為這一時期英國的中國古詩詞研究提供了獨特的文化場域?！稌匪d中國古詩詞研究的文章，由學者或外交官身份的作者撰寫，中國古詩詞被置于西方詩學視閾之下，詩歌藝術性遭到否定，甚至成為政治博弈的工具，是其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表征。同時，不同學術觀點之爭鳴，比較文學方法、史學方法、文化人類學方法等近現(xiàn)代學科方法之運用，亦體現(xiàn)出其學術性的訴求。19世紀英國的中國古詩詞研究，在《會刊》的文化場域中，體現(xiàn)出意識形態(tài)與學術的雙重張力。

上海師范大學洪淑倩梳理和分析了法國漢學家巴贊19世紀中后期對中國戲曲的一系列翻譯。法國漢學家巴贊在 19 世紀中后期，集中對中國戲曲進行了一系列翻譯。他的譯本特點主要體現(xiàn)在“宮調的隱去”、“‘場’的創(chuàng)造”、“增強賓白的戲劇性”三個方面。并且在19世紀法國文學社會風俗研究理論的風潮下，突出了“風俗關注”的翻譯策略。“風俗關注”自此成為巴贊翻譯中國戲曲的重要視野，影響了巴贊對中國戲曲的文類特征的分類，其中，正?。╠rame 的加入，極大程度上勾勒了中國戲曲在西方的面貌。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姬艷芳通過梳理中外文資料，論述了法國漢學家戴遂良對中國通俗文學志怪小說的譯介概況、目的與策略。戴遂良是晚清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他在華期間翻譯了數(shù)百篇的志怪小說。本文通過爬梳中外文資料，探討了法國漢學家戴遂良對中國通俗文學志怪小說的譯介概況、目的與策略。他作為譯者，游走在中法兩種語言與文化的間隙中，對《新齊諧》、《聊齋志異》與《廣異記》中的“志怪”成分的闡釋語境給出了獨特的個人見解。戴遂良以解讀通俗文學的方式向西方讀者呈現(xiàn)出一種解讀中國民俗的方法，這體現(xiàn)了西方譯者與中國文學之間的詮釋空間和張力，他譯本的流傳對后世漢學家對中國民俗的詮釋形成了一定的影響。

第四場由上海師范大學孫超教授主持和評議。北京語言大學段江麗教授以宋莉華教授的《西方早期漢籍目錄的中國文學分類考察》和《中國古代“小說”概念的中西對接》兩篇文章為例，分析了中國古代小說西傳研究情況。這些研究成果以西方早期漢籍目錄為文獻基礎，對中西文學觀念、文體界定、學分類方法以及中西對接所帶來的各種文體形式和內容的變革等重大理論問題做了深入的探索，觸及到了中國文學現(xiàn)代文類的生成、文學觀念的轉型等重大理論問題，揭示了中國古代“小說”概念在中西對接過程中生成為現(xiàn)代學術新語的詳情，通過對“小說”這一概念中西對接、古今演變的考察，從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面剖析了現(xiàn)代小說學之建構與發(fā)展的內在理路。

北京外國語大學魏崇新教授對中國古典小說早期西傳的文獻整理的時間界定、文獻范圍和文獻整理方法進行了探討，并梳理了文獻研究的方法，提倡建設中國古典小說西傳文獻學。中國古典小說早期西傳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可以為中國古典小說西傳文獻學乃至中國古典小說海外傳播文獻學奠定基礎。在對西方早期中國古典小說書目文獻進行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理論上總結西方早期中國古代小說著錄中目錄學、版本學的特點，從傳播學角度探討中國古典小說在西方早期傳播的特點與規(guī)律，從學術史研究的角度闡發(fā)中國古典小說在西方早期傳播 研究的中西互釋的理論與方法。

安徽師范大學陳婷婷分享了有關宋莉華教授主編《西方早期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珍稀資料選刊》的心得體會，從工具書的角度指出它的全面性與一手資料的不可逾越性，表示我們應該站在文化文學交流互鑒與文化共興的高度，正視跨文化的誤讀，重新思考人類性和世界性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問題。

上海師范大學汪勝以《西方早期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珍稀資料選刊》為例，提出應建設西方文化闡釋立場下的中國古典小說學。在小說學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難免會站在中國文化立場下審視與評判小說學的發(fā)展歷程和學術特征。但是對于西方中國古典小說學的構建，我們應考慮西方學者在西方文化闡釋立場下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差異性理解和研究特色，還原其本來面貌。因此需要從學者中心和文本中心出發(fā)，實現(xiàn)對西方中國古典小說學的多維度考察。西方中國古典小說學雖然處于西方文化闡釋立場，但是和其它西方學術傳統(tǒng)一樣，能夠拓展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思路與方法，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副主編李期耀分享了《西方早期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珍稀資料選刊》的出版過程，對宋莉華教授的幫助表示感謝。

南通外國語大學朱明勝副教授介紹了阿瑟·韋力對丘處機的游記和《西游記》的節(jié)譯，分析他對玄奘傳記的書寫及續(xù)寫，總結了《西游記》在英語世界的經典化過程。文學經典的構建需要作品內部和社會外部兩個要素合力發(fā)揮作用。作為經典作品“發(fā)現(xiàn)人”是兩個要素的連接者，在文本經典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作為西游故事的“發(fā)現(xiàn)人”，阿瑟·韋利對其研究經歷了從歷史游記、文學翻譯，再到人物傳記、續(xù)寫西游故事的過程。其譯本在英語國家多次出版發(fā)行之后，為了使其譯本能夠適合青少年學習，該譯本又被進行了簡化和多模態(tài)改編，從而擴大了該譯本的受眾群體。韋利通過對丘處機的游記和《西游記》 的節(jié)譯、 歷史上真實玄奘傳記的書寫以及續(xù)寫，使得猴王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完成了這部中國古典名著在西方的傳播過程。

宋莉華教授

上海師范大學社科處處長董麗敏教授主持了會議閉幕式，對研討會的成功舉辦和宋莉華教授帶領的創(chuàng)新團隊表示祝賀。宋莉華教授總結本次研討會，指出其具有跨文化與跨學科的特點，強調中國文學的西傳研究只有充分整合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思路，才能更好的去探索創(chuàng)新性的學術生產方式，理解中國意識它的歷史構成和現(xiàn)實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