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浙南地區(qū)的人群、知識和信仰

2021年11月20日，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明清以來浙南地區(qū)的人群、知識和信仰”工作坊在上海舉辦。本次工作坊的題中之義在于涵蓋明清以來浙南區(qū)域社會的不同面向，并對其相互關系進行考察，希望藉此推動學界對明清以來該區(qū)域的總體理解?；顒佑蓮偷v史系副教授巫能昌召集，來自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溫州大學、江西師范大學、贛南師范大學和昆明理工大學等單位的十幾位學者參與了此次工作坊。與會者就浙南地區(qū)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地方權力、飲食文化、文字讀寫、建筑技術歷史等議題作了專題報告，并展開討論。

專題報告

祁剛（溫州大學歷史系）《明清泰順佛教的歷史脈絡——兼論釋教的成立》主要梳理了偏隅浙南山區(qū)，且寺廟歷史不甚明了、僧侶活動并不活躍的泰順縣之佛教歷史脈絡，及其形成過程。在地方佛教歷史書寫的基礎之上，報告嘗試貫通寺廟、風俗這兩個佛教在地化的形式與內容，以期糅合“禮儀框架”的視域，進一步認識傳統(tǒng)社會中佛教在地、佛道交涉歷史與現實。報告指出，近世以來泰順地區(qū)的家族圍繞祭祖禮儀的實踐，先后在空間場域經歷了祖墓、墳寺、祠堂到宗祠的轉變過程，而這一過程層累地造成了每年七月十五泰順宗祠祭祖儀式“判蘭盆”的復合特征。巫能昌就佛教寺院與地方家族的關系、佛教授戒和道士傳度的比較、家族語境中不同儀式傳統(tǒng)的呈現、地方釋教的成立等方面展開評議。關于前山葉氏釋教長生堂的成立，報告指出長生堂壇下科書中有些源自周邊佛寺的本子，不過這些本子是經書，似乎未見儀軌一類的文獻。那么，報告提到的“釋教科儀帶有比較濃厚的佛教色彩”，其中的佛教色彩僅僅是體現在經書和梵唄方面呢，還是有涉及儀式實踐的結構和內核。評議人還向報告人請教了泰順一帶祈雨儀式、移民群體、五代至北宋年間佛教禪師崇拜等方面的問題。

李世眾（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十九世紀中葉“儒梟”集團的崛起與地方事例角逐——以浙江樂青的瞿振漢起義為例》關注嘉慶朝白蓮教起義至太平天國運動這段時間清政府在面臨財政危機時的大規(guī)模出賣科舉功名舉措。溫州樂清由此出現了一個數量龐大的“異途”出身的生員群體。該群體挑戰(zhàn)了以師生、同窗、姻親等紐帶結成的“正途”地域政治集團，地域社會原來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刺激下，瞿振漢的虹軍攻占了縣城，很快又被西鄉(xiāng)和縣城的正途士紳集團鎮(zhèn)壓。報告指出，這個事件因地域歧視、反清起義和衛(wèi)道的意識等因素的干擾而復雜化，本質上其實是“儒梟”集團與正統(tǒng)“儒士”集團之間的仇恨不斷惡化的結果。評議人陳明華（杭州師范大學歷史系）認為文章中幾個大的表格做的非常細致，亦突出了與學界的對話性。陳氏就下層士紳的實際地位，他們建構自身網絡、爭奪資源和對抗中高層/傳統(tǒng)士紳的方式，溫州地區(qū)關于太平天國的歷史記憶及其與當地金錢會記憶的聯系，金錢會這類事件背后的結構性因素和跨區(qū)域比較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疑問。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認為報告還需要在全國語境（財政危機）和地方事件誘因之間的聯結方面做工作。蔣勤（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提出，文中將“貢廩生監(jiān)”不同身份的士人合并為一個群體的做法或需再斟酌。此外，與會者一致認為，地方史研究要突出地方的自主性，同時要將地方置于國家的框架下才有意義。

蔣勤《近代石倉的飲食結構、生活水平與物價變動（1840-1940）》利用賬簿和契約，描述了近代石倉百年間農家的食材、生計和物價，通過大量的數據整理和分析指出，石倉在婚嫁和祭祀場合都比較看重豬肉、禽類，以及海貨和香菇類食材；武科舉的食單則更加接近日常的飲食。在計算以米和豬肉消費衡量的生活水平方面，發(fā)現了闕家的生活水平雖高于一般平民，但尚未達到體面的生活標準。在物價變動發(fā)方面，海帶、螟蜅等外來商品的價格有明顯起落，且與區(qū)域市場存在聯動效應。總的來看，報告從典型場景和典型食材出發(fā)，為系統(tǒng)利用農家賬簿中的食材記錄開拓了一條新思路。評議人溫海波（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認為，中國飲食研究可追溯到張光直先生，通過飲食（胃）可以到達文化的核心。報告對跨時期、長時段的飲食研究是從飲食到文化史的深入，其中對賬簿解讀、在地與有機、數字人文等領域均有創(chuàng)見。隨后，溫氏從日常與非常（炫耀性消費）、食物分類（地方性知識）、參與主體的具體構成、歷時性變化等四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曹樹基認為婚姻節(jié)慶乃是鄉(xiāng)民的日常，屬于非常之常，肯定了這項研究的合理性，并提示蔣氏要進一步思考文章能夠做出什么結論，在哪些方面可以有所突破。

溫海波和朱忠飛（贛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文字入畬：明清以來中國東南畬民的社會轉型與讀寫世界》關注的文字下鄉(xiāng)是明清社會文化史的重要議題。報告立足于報告人在東南畬族生活區(qū)域搜集到的大量雜字等功能性識字讀物文本，借鑒人類學的相關研究，試圖在社會轉型與文字實踐之間建立聯系。分析指出，這些文本主要是以抄本形式流傳，在村落內部、跨村落之間形成傳抄網絡。同時，這些抄本一直保持著開放性，一直被修訂，口頭傳承的痕跡依舊濃厚，在畬民的文字世界中，文字與口頭并非斷裂，而是融為一體并持續(xù)影響著畬民文化。評議人李世眾認為報告將文字入畬與社會結構結合起來進行討論，很有深度，其中對副文本的揭示具有新意，不過所使用的關鍵詞“社會結構”似可再斟酌。此外，若能統(tǒng)計出畬民年節(jié)行事中何時需要用到文字，或許能夠更貼近文字的社會實踐形態(tài)。雷李洪（復旦大學發(fā)展研究院）就文字在東南和西南地區(qū)非漢族群中的不同角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巫能昌指出，畬民在文字與口頭的傳統(tǒng)之外還有很重要的圖像傳統(tǒng)，同樣和文字世界有密切的聯系，亦有必要了解畬民文獻的制造者是否有當地和外來，以及畬和非畬之分。陳明華認為，可以從文中提到的人物入手，追蹤其識字的具體動機和機緣，進而考慮識字動機和機緣的時代性。

陳明華《教與物：浙南齋教的經卷、印章與教單》關注的齋教是指明清時期閩浙贛等東南諸省各種羅教影響下的教派，如羅祖教、無為教、大乘教、龍華會、糍粑教、老官齋等等。清廷多次查禁齋教，起獲諸多經卷、圖像、教單等物品。報告借助齋教的教單、印章、星盤等細微之物，將其放置于日常儀式活動之中，對其具體語境、功用和宗教社會史意義進行了考察。評議人劉永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認為報告處理了民間教派研究領域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他簡要梳理了學界不同時期對民間教派研究取向的轉變，進而指出報告的主要貢獻是對“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提供了一種新認識，從傳播方式本身來影響民間教派組織的構架進行討論，從經卷復制——尤其是盜版——來解釋大規(guī)模的集中難以呈現是非常有趣的角度，并就經卷盜版的普遍性問題、“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到底是源于官方的預設還是實際情形、反思田海（Barend J. ter Haar）淡化民間教派和民間信仰之間界限的研究取向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劉妍（昆明理工大學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閩浙木拱橋的歷史社會土壤》關注的編木拱橋是一種閃現于世界文明各時各地的奇特橋梁形式，不過唯獨在中國東南山區(qū)形成了成熟的匠作技術傳統(tǒng)。但對于閩浙編木拱橋的誕生時間眾說不一，不管是從文獻記載，還是橋梁文物考古，亦或是技術分析都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報告提出了“種子—土壤—生長環(huán)境”的模型來解釋不同地域的編木拱橋創(chuàng)造，在分析不同時期閩浙山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情況的基礎上，指出閩浙木拱橋的技術誕生和發(fā)展更可能是由明代中晚期山林經濟的發(fā)展促成的。報告人還展示了浙南編木拱橋建造過程的動畫演示，引起了在場師生的極大興趣。評議人蔣勤認為報告清楚地梳理了匠作家族的歷史和編木拱橋誕生的背景，內容非常豐富；并參照清華大學龍登高等學者從事的時代公共品研究，指出或許還可以從橋梁建造費用、主體人群、動因和集資方式等方面進行分析，以便形成更為完整的邏輯鏈條，而表格方式的比較則可以增強文章的歷史感。接著，大家就廊橋的建造、地方降水量、廟宇等問題展開了積極的討論。

巫能昌《唐宋以降處州地區(qū)的祈雨習俗與地方社會》源于其田野所見大量的道教祈雨科儀本，其中甚至有可追溯至明末者。通過查閱史料可知，祈雨是唐宋以降浙南處州地區(qū)官方、儀式專家和普通民眾廣泛參與的活動，涉及知識、信仰和儀式傳統(tǒng)等多方面的內容。報告對處州歷史上的祈雨活動進行了總體梳理，并將重點放在明清時期、祈雨習俗與地方社會關系，以及道教法師儀式傳統(tǒng)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評議人祁剛指出，近代以來最早做祈雨研究的學者是鄭振鐸，報告以處州為例對唐宋元明清時期祈雨活動的梳理，利用了很多科儀本，可謂最出彩之處，不過因為尚未完稿，有點意猶未盡。報告呈現出國家的宗教管理、地方官員、道士、法師、靈媒等等面向，涉及面較廣。祈雨可以說是一種農業(yè)巫術，有著政治方面的考量，或許可以進一步統(tǒng)計唐代以來處州地區(qū)祈雨的時間，因為祈雨要視當地的氣候而定，不同地區(qū)干旱的時間不一樣。此外，追溯處州地區(qū)祈雨儀式的知識來源還應該注意唐代松陽高道葉法善天師的相關文獻。

圓桌討論

圓桌討論由溫海波主持，在場和線上學者圍繞著工作坊主題，從各自的領域出發(fā)，作了進一步闡發(fā)和討論。

曹樹基：簡要談幾點感想。首先，當今學術已經發(fā)展到了相當細致的地步。浙江南部實際上是很小的地域范圍，都可以成為一次區(qū)域研討會的主題，而且所有文章都與此直接相關。其次，今天各場報告的宗教色彩很濃厚，而我此前尚未認真聽過宗教研究方面的會議。我們在十五、十六年前開始做石倉的團隊研究，到后來學界的溫州通史項目，已經打通了一大片。契約文書的搜集同樣非?？捎^，上海交大之后有浙江師范大學。石倉契約之外，浙南還有龍泉檔案。這些年浙南區(qū)域的研究就全面鋪開了，不斷在推進。我們團隊里恰恰沒有人做宗教，我覺得今天在宗教方面的論文路子是非常好的。因為有很多學生在場，我就再來談一點方法論，把今天工作坊中的方法論來跟大家梳理一下。我歸納為“一個句子分兩半講”。第一個是我們能在材料中能發(fā)現什么？第二個是我們在論文里能表達什么？為什么要把這句話分兩句講呢？其實大家經常聽到老師的教導，說你們沒有問題意識，你們要有問題意識，你們怎么還沒有問題意識！結果最后你們還是沒有問題意識。其實我們要問的是，你在這個材料中看到了什么，發(fā)現了哪些不一樣的東西？這就要逼著自己去解讀材料、挖掘材料。我們的訓練首先在前半句，即在資料中發(fā)現事實的問題，發(fā)現躲在資料里的問題。然后再看我們能在什么樣的框架里來勾聯學術問題，我們在跟學術界的什么議題進行對話等等。有時候我們寫完結語就停止了，或許也會搪塞自己，認為歷史學不就是重建史實嘛。但這是不對的，我們除了重建史實還要有歸納，不歸納不成文。有些人的要求更苛刻，要求“不斗爭不成文”，要找對話的對象。雖然不是所有文章都有對話對象，但在現代學術的語境中還是要找到對話對象的。今天的很多文章都注重前半句，當然還是很精彩。通常我們的文章總會有不完整的地方，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所以才要多交流，這就是我們開會的初衷。

劉永華：浙南我跑過多次，最早就是因為參加曹老師在石倉組織的活動才進入這個區(qū)域的，確實受益良多。我自己一直沒有做過浙南的研究，但陸續(xù)有觀察師友們的工作，非常關注這方面的情況，算是臨淵羨魚，比如從文書資料的情況來看浙南是座富礦。近年學界在山區(qū)研究方面有較大的推進，我在看浙南的時候會放入這樣一個脈絡中來認識。像東南山區(qū)，之前做得最多的是徽州，但是我們經常沒有把徽州當作一個山區(qū)來討論。還有對南嶺的研究，中山大學的團隊在南嶺經營多年，已經積累了很多成果。總的來說，東南山區(qū)、山地的研究正在逐漸深入。我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當我們在做山地、山民研究時，我們究竟在研究什么？當然最簡單的一點是，我們僅就山地的研究已經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題目，像曹老師的研究團隊在石倉寫出了幾十篇相當有影響的論文，其中很多是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我們這個工作坊密集地討論了宗教儀式方面的問題，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除了這些研究，是不是還可以跟一些更大的問題聯系起來，從浙南出發(fā)來思考明清史領域一些比較重要的議題。比如山區(qū)資源往外運輸的問題，貿易的問題等等，其背后的東西值得深思。山區(qū)有個很重要的特征，商業(yè)化程度非常高，但糧食產量很低，僅依靠自己很難維持生存。這種情況下，人們必須對山地的木材、礦產等資源進行開發(fā)，但其真正的市場在外面。我們在思考山區(qū)經濟時是不是要多注意建立和沿海、平原地區(qū)的聯動。尤其是在考慮浙南地區(qū)時，是否可以和江南地區(qū)的整個經濟動向結合起來。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作為方法的山區(qū)、山民研究。我們在觀察江南地區(qū)的一些經濟發(fā)展動向時候可能不會看得這么清楚，因為當地可能沒有留下相關的材料，但放到山地反倒是可以發(fā)現更清楚的線索。這也可以回到當初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中的一些問題，為什么山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會特別快，商品化程度特別高。除了經濟之外，我們對族群的討論，對文化史的討論同樣可以用這種提問方式來討論。比如，今天提到文字的問題，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好的討論問題的視角。

黃向春（廈門大學歷史系）：浙南我跑的不多，偶爾跑過幾個畬族的村落，田野經驗非常有限。我跑得比較多的是閩東地區(qū)，在原來在閩江口，總體上也是一個山地社會。我的總體感覺是，閩東和浙南在地理空間上是連在一起的，但更重要的是人群、族群、經濟等方面都是連在一起的。如果看宗教的系統(tǒng)，這兩個地方是非常有區(qū)域性整體感覺的地方。我希望以后有機會多去浙南跑一跑，也希望多和大家交流。我今天就談一點感想，我們在搜集資料的階段會有一個感覺，就像曹老師說的那樣，首先是能從資料中讀出什么，然后才能去討論什么問題，如果從資料整理的角度來看，現在發(fā)現的資料有非常明顯的時段性，即什么時代會出哪些類型的東西是非常明顯的。今天工作坊的報告較多和宗教傳統(tǒng)有關，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視角，因為我們今天看到的民間文獻資料絕大部分是明清以后的，甚至族譜能到明代的都非常少，契約就更不必說了。我們主要面對的是明清史的問題，但是對于區(qū)域史的脈絡，只關注明清是不夠的。從資料的這種階段性特征出發(fā)，我們可以反推這個地方背后的更長的歷史脈絡，可能有很多東西可以去追，其中很重要的東西來自宗教系統(tǒng)，比如科儀就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更早的時期。我在閩東的感覺是類似的，這些比較大的區(qū)域性脈絡比較能說清楚明清以來的區(qū)域狀況，但在如何與更早的歷史進程形成有機連接方面還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此外，相關資料的產生本身就是一個歷史過程，要考慮文獻的產生與地方社會歷史實踐的關系才能真正理解它們。例如，對文字入畬的討論首先就要面對這個問題。當我們試圖回到具體社會過程的時候，僅僅在文字上進行理解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有些東西會被遮蔽。當然，我自己的研究同樣面臨著這些問題。

李仁淵（“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我的感想是一個區(qū)域中各經濟、社會、官方治理、文化、宗教、族群、技術等各層面互相交錯影響是必然的，大家的研究現在也不會認為只專注自己的關心的層面就可以了。只是如何打通不同層面的相互影響還是很大的挑戰(zhàn)，這也意味著大家要多注意其他不同領域、不同關懷的朋友在做什么。這場會議讓大家可以互相溝通對話，實在是很好的機會。這次各位的研究接觸到浙南的不同人群，然而這些不同人群是在相對較小的區(qū)域生活在一起的，這些人怎么互動，改變彼此的面貌，確實是很重要的問題。另外也贊同劉永華老師所說，思考把浙南的研究放在更大歷史問題、區(qū)域比較的框架底下，的確是我們專注在自己的個案時要不停思考的。山區(qū)社會似乎是很好的出發(fā)點，而若是以山區(qū)把大家的研究框起來的話，自然環(huán)境、環(huán)境與人類生活的關聯，恐怕也不躲不開的點。大家的報告也讓我看到許多可以進一步追究的問題，希望未來有更多交流的機會。至于文字入畬的問題，是有非常大潛力的，在類型的梳理之后，可能更大的挑戰(zhàn)是如何跟具體的社會過程結合在一起。畬和非畬在接受文字方面究竟有什么區(qū)別同樣是個必須考慮的問題。

黃瑜（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關于浙南山區(qū)的很多討論和我關注的都柳江與清水江流域的很多問題都是有關聯性的。比如，我自己一直在關注文字如何進入當地苗侗社會的問題。為什么會牽扯到這個問題呢？同樣和中山大學清水江文書研究團隊的文書整理和解讀工作有關。如何走出簡單的文書整理，把文書研究與在地人群和社會文化研究聯系起來？宗教、識字、契約等方面的議題在苗侗區(qū)域研究領域如何展開？苗侗區(qū)域可能比浙南更復雜一些，因為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漢語，但在中國進入國家體系的歷史時期，又要進入到官方的管理，以及這個商業(yè)化的沖擊進入之后，清水江流域大量的木材貿易興起。相應地，當地留下了大量的契約、族譜、碑刻等資料。漢字文獻已經被苗侗人群所使用，這和畬族有相似的一面，但其背后的原因相當復雜，研究也會面臨著相當大的挑戰(zhàn)。我希望以后能多參與大家的討論。或許只有在跨出自己的區(qū)域之后，才能發(fā)現超越我們所關心的小區(qū)域的問題，找到更大的不同地域之間的相似性和趨勢，注意到不同區(qū)域類似的現象，進而去思考現象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結構性變化。這樣的討論有助于問題之間的相互勾聯，以及區(qū)域史研究的整體推進。當然，我也非常同意劉永華老師指出的，很多討論還是從基本問題出發(fā)，再回到基于地方的研究，從看似細碎的小問題來回應大的議題，從而促進學界對地方歷史的整體化了解。

朱忠飛：浙南研究對我來說算是一種機遇。最早是2010年跟隨魯西奇老師第一次跑浙南，后來在2014年到上海交通大學旁聽過曹老師研究團隊組織的契約讀書班。我在浙南也沒有跑太多地方，主要是2016和2017年暑假集中跑了一段時間。浙南給我的印象是文獻極為豐富，這一點剛才幾位老師也都有提到。我記得當時跑到松陽博物館，很驚訝地發(fā)現竟然有這么多族譜，并且都是開放給大家隨便翻閱的，當時還很后悔為什么博士論文的區(qū)域沒有選擇浙南。我們在浙南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資料和議題，比如宗教方面，當地葉法善傳統(tǒng)悠久的歷史就令人震撼。當然，我主要還是搜集和畬族有關的資料，近年主要在閩東地區(qū)跑，浙南這邊因為疫情的關系這兩年跑得不多。我的總體感覺是，浙南有不同的傳統(tǒng)，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群，文獻又非常豐富。這些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應該是很有必要繼續(xù)推進的。

周淼（浙大城市學院建筑學系）：我近年的工作主要是從實物遺存來解讀宋金時期華北的營造法式，同時也和劉妍老師一起在浙南地區(qū)做過調查，發(fā)現當地的建筑和我們認識的華北、江南環(huán)太湖流域和閩東等地區(qū)都很不一樣，當地很多明代或清初的樣式和型式應該是南宋時期從臨安傳過去之后一直存在那里的，而廊橋這種獨特的、大塊的結構是在浙南、閩北以外的地方所沒有的。這幾年也持續(xù)在泰順做田野，更關注建筑學背景的議題，比如建筑歷史場景的還原，現存聚落、建筑和空間在當時當地作何用途，祁剛老師報告的宗教和儀式實踐就給我很大的啟發(fā)。出于專業(yè)的考慮，我們主要做建筑斷代和考古地層學式的分層，某個建筑在歷史上的變動有的是修補，有的則是空間格局、規(guī)模的改變，很多時候是和空間的利用聯系在一起的，如祭祀儀式的變化。我們的工作周期較長，可能三五年才能梳理出當地某種類型建筑的歷時性變化，再來解釋出現變化的原因，這時就需要結合社會歷史的背景。

在場旁聽的多位學者和研究生亦簡要分享了自己的思考。胡宸（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思考如何從地方民間文獻中發(fā)現問題，怎么樣與學界展開對話。他認為，誠如劉永華老師所言，需要和更大的區(qū)域聯系起來，才能更好地看清問題的本質。徐隆垚（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提到，溫海波的研究提示了他民間文獻與圖書館文獻之間的差異，也提醒了他對書籍副文本和版本的重視。他認為，將書籍的閱讀放入具體的歷史時空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文學社會學與書籍史聯系起來也非常值得探索。李世眾老師的研究則啟發(fā)他注意地方文人社會和書籍史之間的關聯。劉瀚翔（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主要就自己的學位論文選題——石倉鄉(xiāng)村的人際關系網絡——抒發(fā)了感想。此外，來自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人類學系，以及上海師范大學等單位的師生亦踴躍發(fā)言，表達了見解和收獲。最后，工作坊在輕松、愉悅的氣氛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