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什么是現代文明的邊界？

【編者按】

始于2017年的“大家讀大家”系列，近日推出了第四輯，鐵凝、格非等五位作家解讀中外經典。本文為該輯中格非所著《文明的邊界》的自序部分。

自2007年秋季學期開始，我給清華中文系的研究生開設“小說敘事研究”一課。起初，該課程主要以介紹西方敘事理論為主，后來逐步增加了小說作品研討的比重。比如說，關于章回小說《金瓶梅》的討論，持續(xù)了兩至三年。到了2016年，長篇小說《望春風》出版之后，由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所引發(fā)的種種困擾和憂慮，余波猶在。要不要將這些問題帶到研究生的課堂上去討論，我一直躊躇難決。

要討論鄉(xiāng)村文明的衰落或城市化的興起，就不能不涉及傳統(tǒng)與現代、自然與文明的關系問題，不能不涉及我們對現代性的復雜運動半迎半拒的曖昧態(tài)度。當然，這些都是老生常談。在空泛或情緒化的議論層面來懷舊和抒發(fā)所謂的鄉(xiāng)愁，在我看來，不僅無助于對現實的冷靜觀察和反思，反而會使本來尖銳的現實感發(fā)生某種麻木和鈍化，更不必說，關于鄉(xiāng)愁的話題，早已是當代時尚的一個部分了。

不過，如果我們將這些憂慮和困惑帶入現代小說史的脈絡中去思考，情況或許會有所不同。我們知道，不論在中國、日本，還是歐洲，作為傳統(tǒng)文類的小說，常常被認為是雕蟲小技，無關治忽。而現代小說則被認為是一個新生事物——與其說它是對傳統(tǒng)文類的延續(xù)和傳承，毋寧說它是一種全新的裝置。與傳統(tǒng)小說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是時代困惑的產物，或者說是社會和歷史巨變的伴生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奇將現代小說視為上帝死去之后的史詩；費希特則干脆將現代小說看成是罪大惡極（die vollendete Sündhaftigkeit）生活時代的藝術形式。而在我看來，對現代文明進程的強烈質疑和反思，是19世紀以來所有偉大小說的共同特征。

基于上述思考，在和學生商量后，我決定每年在課堂上重點討論一位作家的作品，連續(xù)四年，形成一個基于小說史的文化專題研討。當時的設想是，從19世紀中期以來的小說家中挑選出四位，進行個案研究，來討論一百多年來社會、歷史和文化觀念的變革。初步選定的四位作家，分別是美國作家麥爾維爾、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日本作家志賀直哉以及中國現代作家沈從文。后來，我考慮到中文系的學生對沈從文的作品大多很熟悉，另外，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對沈從文的研究也已非常充分了，遂臨時決定將沈從文暫且排除在課程之外，研討專題的周期也相應縮短為三年。

現在，在該專題計劃行將結束之際，我或許應該簡單地來談一談三位作家之間的思想關聯。

麥爾維爾的生活、寫作的年代最早，他不可能讀到穆齊爾和志賀直哉的作品；從現有的材料和文獻中，我也沒有發(fā)現穆齊爾和志賀直哉受到過麥爾維爾的直接影響。至于說穆齊爾與志賀直哉，他們的生活年代雖有交疊的部分，但在寫作上沒有彼此影響的明確證據。盡管他們都生活在不同社會或時空關系中，對社會、現實、歷史的觀察，對生存的沉思也有各自的側重點，但他們的生活和寫作活動也形成了令人不可思議的親緣性或同構性。隨著閱讀的深入，我們也許會為他們之間太多的共同點而感到震驚吧。簡單來說，這些共同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麥爾維爾

一、他們都是現代隱士或離群索居者。對于生存本身的嚴酷、悲哀、荒謬和動蕩不安，三個人不約而同地采取了規(guī)避和疏離的態(tài)度，無論是他們自己的生活，還是其筆下人物的遭遇都是如此。從被動或消極的意義上來說，疏離是一種本能的生存反應，意味著生活本身的強烈不安和缺乏意義。而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疏離也預示著在現實與文化中尋找理想之地的艱辛努力。不過，這種疏離或尋找，自始至終都籠罩著濃郁的悲劇氛圍。在《沒有個性的人》中，烏爾里希一直在為自己尋找“另一種狀態(tài)”或“另一個地方”， 最終以失敗告終。而穆齊爾本人的隱遁之夢，也被二次大戰(zhàn)的炮火驚醒，他不得不流亡瑞士，最后在他所厭憎的“另一個地方”告別人世。麥爾維爾則一直在海洋與陸地、喧囂城市與無人孤島的生活之間搖擺。事實上，他也曾選擇在不同的地方居住，變換不同的職業(yè)。當他于1891年去世時，他已差不多被人遺忘——社會公眾對他的死亡消息的直接反應并不是悲悼和懷念，而是對這個人竟然還活在世上感到不解和恍惚。至于說志賀直哉，他一生中搬家多達26次，其行為本身就是生命處于不安狀況的最好注腳。

二、三位作家都將自然與現代文明的沖突作為自己作品最重要的主題。對穆齊爾來說，自然意味著一個以“演繹法”為其基本邏輯、具有統(tǒng)一的人類目標與價值的傳統(tǒng)社會。而現代文明則是建立在“歸納法”基礎上的異己的任意性的隨機運動——城市街道無目的地膨脹與擴張，正是這種運動的隱喻。對麥爾維爾而言，自然是尚未由人類居住、遠在非洲或東方的“蠻荒之地”，而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文明猶如吞食同類的“裴廓德號”捕鯨船，是一個既攻擊異己，同時也“自我攻擊”的無情機器。志賀直哉筆下的自然，也許是中國讀者最為熟悉的。它是遙遠而貧瘠的鄉(xiāng)間山林和村落所彰顯的寧靜簡樸和遠離塵囂，能夠給人帶來頓悟和真正的安寧，而現代文明則更多地呈現為空洞、無意義、令人厭惡的人際關系。面對這一現實，三位作家都提出了同樣充滿憂思的嚴肅問題：現代文明最終的目的是什么？它到底要將我們帶往何方？什么是現代文明的邊界？

穆齊爾

三、三位作家通過各自的寫作都在試圖重構現代性的時空關系。他們都是從“不安或危險的現在”出發(fā)進行思考，并同時將探尋的目光投向過去與未來。也就是說，對不安現在的諦視，迫使他們審視人類文明的傳統(tǒng)與過去，與此同時，也對不確定的未來進行某種眺望。這一行為本身即足以說明，現代性的危機，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視為“時間性體驗”的危機。用柏格森的話來說，現在的時間，總是帶著累積著的過去的印跡向前滾動，并與指向未來的意圖緊密相關。轉瞬即逝的“現在”或“當下”之所以是有意義的，那是因為，“現在”是為精神所捕獲的永恒的投影——精神在自身中承載了世界或時間的整體，并且始終保持為“現在”。換言之，“現在”不過是永恒鏈條上的一個停頓。而現代文明的發(fā)展，正在使“現在”或“當下”墮落為一種沒有意義的、在不知不覺中被越過的科學圖點。這樣一來，現在、過去和未來就同時處于危險的關系中。也就是說，永恒的崩潰，必然意味著當下性的徹底瓦解，反之亦然。為了拯救這種當下性，三位作家的姿態(tài)大同小異。他們都求助于孤寂的冥想、靜觀的直覺以及禪宗式的頓悟，試圖重新回到人類時間永恒的綿延之中。

四、在現在、過去和未來裹挾在一起向前滾動的歷史進程中，穆齊爾、志賀直哉和麥爾維爾都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思考與觀察的基點。我把這個基點稱為“最后之人”。他們都是站在這個未來的基點上，來回望整個文明進程的。麥爾維爾作品中的“最后之人”就是以實瑪利，他是人類文明之舟“裴廓德號”覆滅之后唯一的幸存者?！栋做L》的真正悲劇也許還不是“裴廓德號”的沉沒，而是作為船長的亞哈所代表的神秘莫測的文明意志：明知追擊白鯨的行為將最終導致毀滅，仍然滿含淚光地撲向那個終點。在麥爾維爾看來，對莫比-迪克的攻擊，同時也意味著人類的自我攻擊。這多少也印證了志賀直哉的看法。他認為自然和人的退化乃至最終歸于寂滅，從根本上說是不可逆轉的。因為它根植于人類永不饜足的發(fā)展意志，即便人類的意識已經認定人類必將因發(fā)展而毀滅，謀求發(fā)展的步伐也不會停止?！栋狄剐新贰返闹魅斯珪r任謙作在日記中寫下這個感想時，他無疑也已經獲得了某種“最后之人”的特殊視野。而在穆齊爾的筆下，地球上的最后之人是一位科學家。在人類最終毀滅的那一剎那，他正忙于撰寫一篇關于蟻酸的論文。穆齊爾對現代文明的反思與批判，主要是從知識、話語以及形形色色的觀念和意見所呈現的巨大分裂出發(fā)的。這種分裂不可調和，預示著現代文明整體目標與方向感的徹底喪失。與麥爾維爾一樣，穆齊爾將現代社會中的個人比喻為海洋中的孤島。不同的是，孤島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交流的匱乏和阻礙，而是源于過度的信息交流而導致的無所適從。用穆齊爾的話來說，包圍著這個孤島的，是由無數知識、話語以及論文所組成的汪洋大海。

志賀直哉

穆齊爾、志賀直哉和麥爾維爾都在為人類和文明的危機向我們發(fā)出預警。在他們向未來眺望的目光中，我們身處其間。從某種意義上說，今日危機并未消除，甚至在某些方面變得更加深重和危險。我們并不一定要贊同或接受他們的見解與判斷，但這些作品所發(fā)出的啟示之光，或許有助于我們將不假思索的自動化生存重新問題化，以應對當今時代的文化與生存困境。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關于穆齊爾的那部分文字，是在講課錄音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而志賀直哉與麥爾維爾的講義，則在上課前就已完稿。因此，本書的行文風格，前后略有差異。清華中文系研究生曹翰林和許雪菲同學為文字的錄入、校對和修改付出了很大的辛勞，在此鄭重致謝。

2020年6月19日

《文明的邊界》，格非/著，譯林出版社，202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