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勝民族與民俗：龍勝民族與歷史概述

西南山地是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居住地，壯、苗、侗、瑤可算是其中的“大族”，在五十五個少數(shù)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5、10、12位。因此在黔、貴、湘、粵、桂等地區(qū)，隨處可見某一個或若干個民族的自治縣、自治州乃至自治區(qū)。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東北部，與湖南交界之地有龍勝各族自治縣，它是全國僅有的兩個各族自治縣之一，擁有苗、瑤、侗、壯、漢五個民族。這里緣何成為眾多民族的聚居地？在這片區(qū)域內，五個民族在文化傳統(tǒng)與日常生活中又有怎樣的聯(lián)系？帶著這些問題，我從2018年春節(jié)開始了桂東北的田野工作。作為建筑歷史與文化遺產的研究者，我的關注點自然是這些民族的家屋和聚落，想探知它們在空間營造與使用中的異同。但正如陪我田野的“外行”閨蜜所說，這些歪歪斜斜的木樓看上去都差不多嘛。除了那些只有“內行”才能看出門道的建筑細節(jié)之外，如何才能展現(xiàn)不同民族的萬種風情？在這個關于龍勝的系列文章中，我希望用學術研究的“邊角料”——那些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與故事，來呈現(xiàn)更為生動多彩的龍勝。

龍勝在哪？

龍勝縣是桂林市轄縣，位于桂林西北，縣城與市中心的直線距離約65公里，車程約一個半小時。龍勝縣以北即湖南省，其中東北接城步苗族自治縣，西北鄰通道侗族自治縣。兩省之間以海拔1914米的大南山（古稱藍山大箐）相隔，發(fā)源于南山的貝子河與發(fā)源于貓兒山（海拔2141米）的大灣河，在貝子河口匯流成桑江干流，由東向西流經龍勝全域，進入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境內，稱尋江。再沿尋江向西，就是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了。龍勝縣城到貴州邊界直線距離不到60公里，比到桂林市還近。因此這處鄰近三省交界的縣邑，在清代方志中被冠以“粵西之藩籬，桂林之肘腋” [1]的名號（圖 一）。

圖一 龍勝縣的區(qū)位

龍勝縣國土面積2538平方公里，全境為山地，平均海拔700-800米。[2]境內諸山皆屬越城嶺山系，最高峰是縣城以東18公里的福平包，海拔1916米。越城嶺自東北向西南穿過縣境，地勢東、南、北三面高，西部低。山嶺之間溝壑縱橫，構成“萬山環(huán)峙，五水分流”的地理環(huán)境。越城嶺是南嶺山脈之一，它與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共同構成南嶺五嶺，也是劃分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分水嶺。翻越南嶺是中原族群向嶺南遷徙的主要途徑，因此費孝通先生將南嶺走廊視為我國三大民族走廊之一，位于南嶺走廊西端的龍勝縣自然也是眾多南遷族群的短暫落腳地。

龍勝東南為興安縣，這里有秦代修造的靈渠，它是溝通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人工運河，也是中原通往嶺南的關要所在。在靈渠通航的公元前214年當年，嶺南就被正式納入秦王朝的版圖。今龍勝縣境的土地，在當時分屬桂林郡與長沙郡，其后又經歷了始安縣、武陵郡、靈川縣等行政歸屬，最終于后晉天福八年（943年）歸入義寧縣（今為臨桂區(qū)部分），這一建置一直持續(xù)到清初。乾隆五年（1740年），桑江一帶與湖南城步、綏寧爆發(fā)跨省“苗亂”，被清廷派遣一萬五千余官兵圍剿。叛亂被鎮(zhèn)壓之后，龍勝于次年（1741年）由義寧縣析出，設立理苗廳（又稱理苗分府）。自彼時起，才有了作為地名和獨立建置的“龍勝”。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王昭武研究員認為，龍勝之名來源于清政府對“以龍勝苗”武功的自詡。[3]龍勝廳在民國改為龍勝縣，1951年實行區(qū)域自治，稱為“龍勝各族聯(lián)合自治區(qū)”，1956年改稱龍勝各族自治縣，延用至今。

縣城龍勝即清代理苗通判駐地，乾隆年間在桑江干流與其支流和平河交匯的，桑江南岸建“石城”，作為管控桑江“苗猺”的統(tǒng)治中心。龍勝城的選址考慮頗為周到，東西以桑江干流的水運交通聯(lián)結上游的湖南與下游的三江（清代稱懷遠縣），向南依賴官道“桂林大道”聯(lián)結彼時的廣西首府桂林。20世紀下半葉開始于北岸開發(fā)新城，在局促的河畔緩坡之上逐年擴張。依山俯視，頗有“小重慶”的山城韻味（圖 二）。而在縣城以外的崇山峻嶺之間，就是不同民族居住的鄉(xiāng)村聚落了（圖三）。

圖二 桑江北岸眺望江南龍勝縣城（趙曉梅攝影，2018年）

圖三 桑江干流沿線的鄉(xiāng)村景象（趙曉梅攝影，2021年）

 桑江有誰？

“桑江”既是貫穿龍勝縣域的江河之名，也是在獲得“龍勝”一名之前史籍中對當?shù)氐姆Q呼。關于桑江的最早記錄應在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時任靜江府（今桂林）兼廣西經略安撫使的范成大采取結團設寨的方法管控地方，將“靜江管下溪洞徭人，結成五十五團，置桑江寨以統(tǒng)蜀之”。[4]桑江寨在今龍勝縣西境，[5]這些瑤團是所謂的“近瑤”，將近瑤結為官府可調配的瑤團，來防范“遠瑤”，即深山瑤人。

同時代的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記錄了當時隸屬于桑江寨的眾多瑤人聚落名稱：“瑤人聚落不一，最強者曰羅曼瑤人、麻園瑤人。其余如黃沙，曰甲石，曰嶺屯，曰褒江，曰贈腳，曰黃村，曰赤水，曰藍思，曰巾江，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黃意，曰大利，曰小平，曰灘頭，曰丹江，曰縻江，曰閃江，曰把界。山谷彌遠，瑤人彌多，盡隸于義寧縣桑江寨?！盵6]其中“白面”就是如今龍勝一處紅瑤村寨，但宋代居住于此的瑤人不是如今紅瑤的先祖。在國家的管控及后來移民的重重壓力之下，這些瑤人不斷在山間流轉，繼續(xù)向南擴散。

元明沿用宋代的“團結”統(tǒng)治之法，推進瑤人“教化”。明代在義寧縣桑江口設巡檢司，其地即宋元的桑江寨。從瑤團的數(shù)量上來看，元代靜江有生熟瑤359團，比起南宋的熟瑤舊87團、新86團及生瑤41團，[7]顯然有更多瑤人聚落處于官府的羈縻治理之下。在這些瑤團中，出現(xiàn)了更多今天龍勝仍在使用的鄉(xiāng)村名稱，如江底、地鄰（今地靈）、泡田（今庖田）、小江、龍平（今龍坪）等，[8]現(xiàn)在這些鄉(xiāng)村大多為苗族與侗族聚落?，幦嘶颡r人，是彼時官方對未納入國家戶籍人口的通稱，[9]差異化的族群稱謂是到明后期才出現(xiàn)的。

明中期以來，官府致力于將西南山地納入國家體系，對這些“土著”人口的認知也逐漸增多。萬歷年間，廣西巡撫楊芳組織編纂《殿粵要纂》，以輿圖形式標識出廣西各府、州、縣中民與非民“族群”的分布。其中在《義寧縣圖》上，縣域北部的桑江流域就居住有獞、狑、狚、狄等族群。[10] 

圖四 萬歷年間《義寧縣圖》[11]中的桑江族群

乾隆初年清廷鎮(zhèn)壓桑江叛亂之后，龍勝人口與族群分布又發(fā)生一次轉變。在道光年間《龍勝廳志》的記載中，“其人為苗、為猺、為狑、為獞、為狪”，[12]基本可與苗、瑤、伶、壯、侗等現(xiàn)代民族或支系相對應。根據龍勝縣人民政府于2021年6月公布的人口資料，全縣常住人口為139483人，其中漢族占20.83%，壯族18.65%，苗族15.64%，侗族26.25%，瑤族18.42%，[13]這些民族分布于龍勝縣境內的不同區(qū)域之中（圖 五）。

圖五 龍勝縣族群分布圖（根據《龍勝各族自治縣民族分布圖》[14]改繪）

苗、伶與侗就是乾隆年間與湖南“紅苗”協(xié)同滋事的“苗狑”叛賊，[15]他們由北部翻越大南山而進入桑江流域，現(xiàn)居住于龍勝縣域北部的平等、樂江、偉江、馬堤等鄉(xiāng)鎮(zhèn)。侗族在縣西北的平等河流域，自稱祖先來自貴州。這里也擁有龍勝全縣最大一塊平坦的河壩土地，侗人就沿著這條河谷營建聚落。苗族在縣東北的大南山腳下，聚落沿山分布，以“山寨”為主，不同于侗族的河壩鄉(xiāng)村。伶人未被識別為獨立的民族，在1950年代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記錄中，他們居住于今侗族鄉(xiāng)村之間。[16]這三個族群共享了不少姓氏，如楊、藍、石等，當?shù)厝酥v，我們的祖先在翻越大南山時走散了，到平等那邊侗族鄉(xiāng)村的一支就變成了侗族，到偉江這邊苗族鄉(xiāng)村的一支就變成了苗族。這一說法形象刻畫出人口與族群邊界的流動。

桑江沿線及以南地區(qū)主要是壯、瑤與漢人的居住地，他們的先祖大多是從南部桂林方向，隨著國家擴張、山地開發(fā)而入住桑江的。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任建敏老師已發(fā)表多篇關于廣西壯人歷史的學術論文，根據他的研究，這些來自桂西的壯族先民因元明時代的兵制而來到桂東北，[17]又在山地開發(fā)中由邊山進入深山。[18]龍勝壯族的遷徙歷程也如此，他們通過田土購買、承耕租佃、貼防弁兵等方式，自明末清初逐漸在桑江沿岸定居下來。桑江干流及西南、東南的龍脊鎮(zhèn)、泗水鄉(xiāng)、龍勝鎮(zhèn)、瓢里鎮(zhèn)和三門鎮(zhèn)都是壯族聚居區(qū)，他們的聚落同侗族鄉(xiāng)村一樣，以沿河分布為主。

龍勝瑤族分為紅瑤、盤瑤與花瑤三個支系，他們的聚落都分布于縣域邊緣，其先祖在明清時期多多少少都承擔為官府駐守邑界邊隘的職責。其中紅瑤是龍勝獨有的一個瑤族支系，總人口僅13000多，聚居于福平包山麓，[19]原本分屬龍勝、興安兩邑，在1950年代才都被劃入龍勝，現(xiàn)歸龍脊鎮(zhèn)、泗水鄉(xiāng)和江底鄉(xiāng)。同期被劃入龍勝的，還有南部原本屬于義寧、興安等縣的盤瑤聚落?；ì幵谏＝媳本蟹植?，散居于其他族群之間。

漢族是最晚定居桑江的族群，他們大多是在清末、民國時期，因龍勝鄉(xiāng)村商業(yè)發(fā)展而來此經商的，主要分布于交通沿線的圩市附近。這些“客商”大多來自湖南和廣東，在龍勝城內留存有始建于清光緒八年（1882年）的楚南會館。龍勝城往西通往柳州地界的桑江干流之旁，瓢里是一處重要的商貿碼頭，老街上的粵東會館與湖南會館興建于道光年間（1825-1833年），比龍勝城的會館還早。

民族“遺產”

龍勝縣擁有眾多民族和他們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自然也是文化遺產“大戶”。民族建筑、村落、習俗與傳統(tǒng)技藝是各類遺產的主體部分，如紅瑤服飾制作技藝就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30處中國傳統(tǒng)村落包含了桑江流域所有7個族群（民族或支系）的鄉(xiāng)村聚落。但龍勝最吸引游客的還不是這些民族遺產，而是綿延壯美的龍脊梯田（圖六）。這是桑江北流支流金江河河谷兩側的梯田群，上游金坑是紅瑤聚居區(qū)，下游龍脊以壯族村寨為主。梯田自1990年代開發(fā)為景區(qū)，2018年入選全球重要農業(yè)遺產，景區(qū)內還坐落著一處生態(tài)博物館。2003年，廣西借鑒貴州生態(tài)博物館理念，啟動“1+10”工程，以廣西民族博物館帶動全區(qū)10個民族生態(tài)博物館建設。2006年，金江河最大的壯族聚落龍脊村被選為10座生態(tài)博物館之一，在村內建設展覽館，結合若干座百年老屋的開放展示，向公眾展示壯族的歷史文化。

圖六 龍脊梯田與龍脊古壯寨（趙曉梅攝影，2019年）

在我看來，盡管這些官方認可的正式遺產幾乎已經涵蓋了龍勝各個族群生產生活的主要方面，但它們還遠遠不能完整展現(xiàn)桑江族群的復雜歷史與彼此交融互動的文化傳承。關于龍勝的系列文章，計劃結合這些民族每個月的節(jié)令活動，向大家呈現(xiàn)桑江歷史文化一個個生動的側面。那么下一篇，我們就從最熱鬧的春節(jié)開始吧。

（作者郵箱：zhaoxiaomei@fudan.edu.cn 歡迎來信交流。）

注釋：

[1] 周誠之編纂，潘鴻祥校注：《龍勝廳志》，雷冠中、潘鴻祥、王昭武等校注：《廣西龍勝民族民間文獻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219-258頁。

[2] 龍勝各族自治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龍勝縣志》，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3年，第20頁。

[3] 王昭武：《序》，雷冠中、潘鴻祥、王昭武等校注：《廣西龍勝民族民間文獻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3-6頁。

[4] 宋黃震《慈溪黃氏分類日抄》卷67載范成大奏札節(jié)文，轉引自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廣校注:《桂海虞衡志輯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第1986年，第196頁。

[5] 轉引自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 第27頁。

[6] 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第118-119頁。

[7] 陳璉編纂：《桂林郡志·溪洞（叢書第754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 第589頁。

[8] 陳璉編纂：《桂林郡志·溪洞（叢書第754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 第592-596頁

[9] 科大衛(wèi)：《明中葉的“猺亂”及其對“猺族”的影響》，《明清社會和禮儀》，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63-277頁。

[10] （明）楊芳編纂，范宏貴點校：《殿粵要纂》（萬歷三十三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43頁。

[11] （明）楊芳編纂，范宏貴點校：《殿粵要纂》（萬歷三十三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6-67頁。

[12] 周誠之編纂，潘鴻祥校注：《龍勝廳志》，雷冠中、潘鴻祥、王昭武等校注：《廣西龍勝民族民間文獻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219-258頁。

[13] 龍勝各族自治縣統(tǒng)計局、龍勝各族自治縣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龍勝各族自治縣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發(fā)布時間：2021-06-28 17:10:00。[http://www.glls.gov.cn/zjls/rkmz/202106/t20210629_2083121.html][2022-1-24].

[14] 龍勝縣志編纂委員會編：《龍勝縣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年，扉頁。

[15]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13。

[16] 嚴學宭 等調查、整理：《龍勝伶人情況調查》，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編輯組、《中國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編：《廣西苗族社會歷史調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76-116頁。

[17] 任建敏：《元朝廣西撞兵屯田體系的形成與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9年第2期；任建敏：《族類標簽的產生與形塑：以宋末至明初廣西的“撞”與“獞”為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18] 任建敏：《招僮防瑤與以“狼”制僮:明中葉桂東北的社會結構與族群關系》，《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任建敏：《明中前期兩廣瑤僮地區(qū)招主控制體系的形成與擴散》，《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1年第1期。

[19] 粟衛(wèi)宏：《紅瑤歷史與文化》，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