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shù)據(jù)與歷史學科學化

歷史學是科學還是人文學知識？現(xiàn)在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科學。今天的歷史學，雖然不像社會學、經(jīng)濟學那樣是一門完全的社會科學，但是也越來越科學化。科學化的歷史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歷史學的科學化有兩個方面，即史料學方面和方法論方面都要科學化。這兩方面都做到科學化，歷史研究才能成為歷史科學。

蘭克史學掀起的史學革命就是史學近代化或者科學化的第一步

歷史學科學化的過程，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史料學的科學化，開始得很早。錢乘旦教授指出，在史學史上，“蘭克之前的歷史學著作寫作比較隨意，包括司馬遷的《史記》和希羅多德的《歷史》都是這樣。你不知道這些記錄的來源和出處，無法判斷其真實性，也不知道它們運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沒有史料而只是憑道聽途說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別姬’，威武悲慟、氣壯山河，后人卻無法求證。英國歷史學家馬考萊的《英國史》寫到光榮革命，也是生龍活虎，但也無法驗證。中世紀的西方編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們所寫，一部分是他們的親身經(jīng)歷，但也有部分是聽說的。中國古代后來編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注這一類文字記載，不過也沒有一定的規(guī)范。”確實如此，項羽烏江自刎，離司馬遷寫《史記》時，已經(jīng)過去了一百多年。司馬遷怎么知道霸王在哪里別姬，唱了什么歌？霸王別姬這件事，是無法證明的?；实鄣钠鹁幼?，皇帝每天發(fā)生什么事情，都記載下來，但是皇帝有時候也拿來看，看到不順眼就要刪掉。所以根據(jù)這個起居注寫成的實錄、正史，其真實性值得懷疑，用這樣的材料寫出來的歷史，也可能存在問題。

到了19世紀后期，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才開始把歷史學進行科學化。蘭克對歷史學的改革，被稱為“蘭克革命”，而他所創(chuàng)建的新的歷史學，則被稱為“科學的史學”。由于蘭克的科學化史料考證對于史學研究至關重要，所以蘭克史學掀起的史學革命就是史學近代化或者科學化的第一步。在蘭克看來，歷史學就是通過搜集、辨析原始的文獻資料，并依靠這些經(jīng)過考證的史料，用文字復原曾經(jīng)存在的客觀事實，即所謂“如實直書”原則。蘭克革命的核心是用一種非常嚴謹?shù)姆椒ㄑ芯繗v史，規(guī)范其研究方式，把歷史學當作一個專業(yè)。蘭克提出寫歷史要非常準確、完全真實。為此他制定了一套規(guī)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文書、檔案等資料，證明是非常堅實可靠的內容，才可以當作寫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復真實歷史的基本出發(fā)點，而判斷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學方法。這樣一來，歷史研究就變成科學了，通過使用科學方法而寫出真實的歷史。

要準確、真實地寫歷史，要盡量運用沒有經(jīng)過加工的史料，即第一手史料，例如文書、檔案等。但是這些材料只是素材，其中包含的信息是不是正確，還需要考證。不能因為是司馬遷說的，所以“霸王別姬”就是完全真實的。要弄清楚，這個故事是誰聽見的，誰記錄的，為什么他會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等等。這些，我們要弄清，如果沒有弄清，那這就是一段不可靠的史料。因此，弄清史料來源，保證史料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

資料爆炸，必將引起舊史學研究方法的革命

但是，所用史料全都正確無誤，就能夠保證研究結果正確嗎？我國經(jīng)濟史研究的泰斗吳承明先生說：“即使做到所用史料盡都正確無誤，仍然不能保證就可得出正確的結論?！币贸稣_的結論，研究方法也必須科學化。

梁啟超（圖片來自網(wǎng)絡）

歷史學家也在追求怎么使歷史研究變得科學化。“新史學”這個名詞是美國學者魯賓遜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學》一書中提出來的。而實際上，早在1903年，梁啟超先生在同樣題目的文章中就已提出了這個口號。不過梁先生沒有對此展開細致的討論，而魯賓遜則做了很詳細的論述，討論怎么把歷史學變成一門真正的科學。魯賓遜之后，不斷有人提出要發(fā)展“新史學”?！靶率穼W”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登峰造極。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經(jīng)濟史，被稱為“新經(jīng)濟史革命”。為什么叫作革命？一個原因是過去的歷史學都很不重視定量的問題。例如《史記》里說項羽帶8000江東子弟，打垮了秦朝。但是項羽到底有多少兵，誰也不知道。又如秦始皇討伐南越，出兵50萬，抵御匈奴出兵30萬，而當時中國的人口大約只有2000萬。因此這些數(shù)字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無從考證。古代打仗喜歡虛張聲勢，交戰(zhàn)的一方明明只出兵3萬人，常常說是10萬、20萬、30萬人，以壯大聲勢，嚇唬敵人。由于這些數(shù)字不可靠，所以無從進行定量研究。到了后來，可靠的數(shù)字多了，這個時候就應當強調定量。

在經(jīng)濟史研究中，傳統(tǒng)的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后來數(shù)據(jù)多了，定量研究興起，于是形成兩個陣營。

那么，史料爆炸和方法變革之間有什么關系呢？關系非常密切。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袖勒高夫說，“歷史學今天正經(jīng)歷著一場‘資料革命’，這一革命與新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資料爆炸，必將引起舊史學研究方法的革命，反過來說，研究方法的變革也會引起史料的重大變化。很多材料原來不被視為史料，可現(xiàn)在變成了重要史料，比如各種文書。重視地方民間文書，是從誰開始的呢？是我的恩師傅衣凌先生。抗戰(zhàn)期間，日本飛機轟炸廈門，廈門大學師生逃難到閩北山區(qū)。傅先生那時是青年教師，看見村子里、祠堂里都有一些契約文書。傅先生在大學里念過社會學，覺得這些文書很有意思，就把它們收集起來，從里面搜尋有用的信息，研究中國農(nóng)村社會。結果，傅先生就成了我國使用民間契約文書研究社會歷史的第一人。可以說，這些史料的發(fā)現(xiàn)和使用促成了我國農(nóng)村社會史研究產(chǎn)生，在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學中可以說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