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資本主義簡史》，[德]于爾根·科卡 著，徐慶 譯，文匯出版社，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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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頌揚與怨恨中的飛躍
資本主義，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和現實。
盡管專著和論文已如汗牛充棟，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歷史和未來，仍充滿激情地交鋒辯論，至今無法達成共識。科卡教授的《資本主義簡史》（簡稱《簡史》）以不到十萬字的篇幅，處理這樣一個宏大的題目，不能不說是異常艱巨的自我挑戰(zhàn)。所幸資本主義的現代競爭對手——社會主義，有著更多的定義、更多的版本、更為模糊的描述，以及更令人瞠目的社會實踐。
資本主義是人類經濟史上的第二次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fā)生在約一萬年前的兩河流域，定居農業(yè)開啟了人類文明。第二次飛躍出現在英格蘭，以十七世紀下半葉的工業(yè)革命為其標志。雖然資本主義來到這個世界上較工業(yè)革命早得多，但只有在工業(yè)革命之后，資本主義才滲透到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中，成為普遍的和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tài)。
農業(yè)孕育了人類文明，由于生產工具和技術發(fā)展的停滯不前，在持久的人口與生態(tài)環(huán)境壓力下，可憐的農業(yè)剩余決定了社會經濟與文化長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直到工業(yè)革命突破了陰暗的馬爾薩斯詛咒。在日新月異的技術推動下，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指數增長趨勢，歷經兩百年至今，仍未出現步伐放慢的跡象。
《簡史》引用經典作家的研究結果定義資本主義。在前所未有的技術和財富創(chuàng)造能力背后，馬克思看到人類生而有之的貪婪本性。資本主義制度使致富的欲望和才干得以發(fā)揮到極致，利潤驅使下的資本家壓迫和剝削勞工階層，資本主義因而被置于天然的道德洼地。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堅持價值中性的分析，強調宗教改革對于資本主義的精神解放作用，擺脫了封建束縛的經濟理性促進了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推廣。熊彼特視創(chuàng)新為資本主義的最根本特征；而列寧和法國的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則認為，借助政治權力的壟斷才是資本主義的真諦所在。每一位經典作家在他的浮雕作品上刻畫出資本主義的一個側面，讀者需要也只有從這些不同的側面才能把握資本主義的實質。
與道德含義上的分歧形成對照，學者們接近一致地將資本主義無休止的創(chuàng)新歸因于私有產權的強大激勵，以及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效率。在超額利潤的誘惑下，資本主義變成了一架創(chuàng)新的永動機。超額利潤的意義不再局限于個人和家族奢華生活的享受，而在于滿足創(chuàng)新的巨大資金需求，承擔創(chuàng)新的巨大風險。企業(yè)唯有持續(xù)不斷地創(chuàng)新，才能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逃脫被淘汰的厄運，誠如熊彼特所論述的，創(chuàng)新不是一項可有可無的業(yè)務，而是關系到企業(yè)生死盛衰的頭等大事。
從早期的遠洋貿易、工業(yè)時代的鐵路與石油，到科技時代的研究與開發(fā)，超額利潤的獲取充滿了風險。投資和產品出售之間存在著時間差，冒險家無時不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煎熬之中，如果遠洋船只被暴風雨摧毀，倘若地下打不出石油，或者新產品不被市場接受，暴利預期等來的將是慘重的損失。高風險要有高回報補償，與其他經濟形態(tài)不同，資本主義的特點是純粹為利潤而非消費和物質財富的積累而經營，用錢生錢，錢不僅是手段，也成為了目的，“為伊消得人憔悴”，必要時甚至可以賭上身家性命。
超額利潤來自壟斷，熊彼特贊揚市場上的“自然”壟斷，視其為創(chuàng)新必需的引擎和孵化器，布羅代爾則抨擊官商勾結的人為壟斷。發(fā)達市場經濟的歷史似乎支持了熊彼特的壟斷必要論，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歷證明布羅代爾的擔憂并未過時。
雖然私人產權和自由市場為資本主義所必需，這兩個要素也早已出現，為什么現代工商文明遲至十八世紀下半葉方在英格蘭開花結果？根據韋伯的研究，經過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的精髓——個人主義的經濟理性逐漸在西歐成為主流，士農工商的社會層級逐漸瓦解，商人在松動和衰敗的封建結構中崛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從另一角度進行了考察，在他看來，十七世紀的憲政革命創(chuàng)造了新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在法治化的私人產權保護下，商人的理性經營指向了資本積累、技術與組織創(chuàng)新，即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說的“創(chuàng)富型資本主義”。中國古代商人同樣具有經濟理性，盈利的沖動引導他們將資源投入維護和發(fā)展與官府的關系，滋生“尋租或分利型資本主義”。創(chuàng)富還是分利，經濟理性永遠選擇阻力和成本最小的道路，政治制度就成為十字路口上的資源流向的指揮燈。資本主義的大規(guī)模拓展離不開政治變革，諾斯的見解應該說較韋伯的更為深刻。
在開放的市場經濟中，不僅商人做著資本主義的發(fā)財夢，底層人士也可以白手起家，通過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社會金字塔的頂端。盡管塔頂只能容納少數人，通道始終對所有人敞開。如果商業(yè)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還依賴家族的遺產和蔭庇的話，上個世紀的工業(yè)大亨和當代的技術新貴很少出自商賈世家，他們自己的人力資本，也許還有運氣，是決定事業(yè)成敗的關鍵。石油巨頭洛克菲勒從學徒干起，科技奇才喬布斯出生即遭遺棄，養(yǎng)父母是藍領工人。不僅富貴可自寒門出，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家的后代往往風光不再，快速更新的技術令父輩的輝煌企業(yè)轉眼間變?yōu)槊魅拯S花。
“富不過三代”是資本家的失敗，卻是資本主義的成功。產品、技能、知識、思想都可轉化為資本，“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創(chuàng)新和創(chuàng)業(yè)不問出身、人種、貧富、地位高下，只要具備增值潛力就可走上資本的神壇?！罢J錢不認人”的法則或許太過冷酷無情，否定了封建世襲身份特權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等級特權，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公平嗎？即便不符合人類夢想卻永遠無法達到的“絕對公平”，相對于其他形態(tài)，資本主義提供了最高的社會垂直流動性，下可上，上亦可下。社會出現階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階層的固化。機會在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幸運之神青睞財富創(chuàng)造者，實現社會成員的多贏或共贏就有了可能。
共贏要求政治上的開放，畢竟資本家和他們的高薪團隊是人口中的少數（精英在哪個社會中不是少數呢？）。社會的多數不得不通過廣泛的政治參與，按照程序修改游戲規(guī)則，抑制資本在收入分配與再分配上的影響力，保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在美國，1873年、1930年以及2008年的經濟危機推動了有利于勞工的立法，迫使資本采取更為溫和與收斂的方式。鐘擺并不永遠朝向一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北美和西歐的滯脹又為寬容資本的新自由主義開辟了道路。經典作家們高度評價資本主義的創(chuàng)造力，卻傾向于低估它的自我調節(jié)和自我糾正能力。社會流動性和開放性弱化了被預言要摧毀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韋伯擔心的官僚化管理的蔓延和由此而來的停滯僅限于公共部門；讓熊彼特對未來感到悲觀的創(chuàng)新力衰竭并沒有發(fā)生。像一輛左右搖晃的自行車，在反復的失衡和再平衡中，資本主義繼續(xù)書寫它雖不光彩卻依然不失精彩的故事，眼下仍沒有停筆的征兆。
專制政體盡管也允許甚至鼓勵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并且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垂直流動性，但它的激勵機制誘導社會精英從事分利而不是創(chuàng)富活動。經營權力者竭力攀爬官僚行政階梯，官階越高，尋租空間越大，到達頂峰就可如印尼的蘇哈托，建造以國家權力為支持的超級商業(yè)帝國。與公共部門類似，民間企業(yè)配置資源也優(yōu)先考慮政府關系和依附權力的行政壟斷項目，而不是技術創(chuàng)新和企業(yè)的高效率經營。
從誕生的那一天起，資本主義的成長就伴隨著對它尖銳而嚴厲的批判。如果說第一次大飛躍在悠長的歲月中緩慢而自然地完成，第二次大飛躍則如疾風暴雨，僅用一兩代人的時間就給古老的文明帶來地覆天翻的變化，經濟理性顛覆了傳統(tǒng)社會的價值與道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人從家庭、村社、宗族等農業(yè)社會的共同體中剝離出來，將原本“作為目的的人”（康德）像物件般地拋到市場上，轉化為經濟理性的工具。他/她現在像一粒砂、一顆塵，孤立無援，只身游蕩在陌生的現實中，面對難以預測的未來，失去原有共同體中的溫暖和安全感。雖然他/她獲得了空前的個人自由，代價卻是空前的寂寞與失落。生計的困苦化作對資本貪婪的憎恨，精神的折磨激發(fā)了對價值和道德泯滅的憤怒指責。
資本家比前現代的封建地主或專制的大清皇帝更為貪婪嗎？表面上看或許如此，論內在動因卻難分仲伯。傳統(tǒng)社會之所以披著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馬克思），因為在莊園的小共同體內，主人若壓榨過烈會引起農奴的怠工、逃亡甚至暴動。資本主義的雇傭關系使企業(yè)主可以輕易地解雇不滿的工人，從市場上另行招聘替代的勞力。剝削手段的不同而非人性善惡決定剝削的程度，與其訴諸道德，不如從制度上加強勞工的市場談判地位。
資本主義的確提出了與傳統(tǒng)相異的道德標準——就像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農耕文明時那樣。道德是歷史的和不斷變化的，新舊道德發(fā)生沖突不足為怪，真正難以回應的是資本主義對社會價值的沖擊。是否存在絕對的和亙古不變的價值？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與人類文明的絕對價值相互矛盾嗎？資本主義必須以共同的價值為基礎嗎？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進步是否足以抵消人們在轉型期付出的精神代價？學術界為這些問題而苦惱之時，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公眾似乎已做好了權衡，他們希望改進而不是更換這個制度，特別是在它的替代方案——計劃經濟于上世紀晚期退出歷史舞臺之后。
在一些西方知識精英眼中，若想改進資本主義，抑制資本對自由的壓迫，提高國家能力是必要的前提，科卡教授在書中也分析了國家和資本主義的關系。資本和強制這兩大現代社會的支配性力量固然可以相互制約，兩者并不處在對等的位置上，資本是競爭性的，而國家強制力是天然的壟斷。誠然，資本始終追求壟斷地位以獲得超額利潤，但它只能滿足于局部的和暫時的壟斷，因為資本賴以生存的市場是開放的，隨時有“野蠻人”闖進來分食利潤。無論市場份額多大，現有的壟斷性企業(yè)（例如蘋果公司）必須開發(fā)出新的產品，形成新的、暫時的壟斷，才能保住超額利潤，正是資本的這種壟斷—競爭機制產生了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新。國家沒有也不可能有競爭對手，獨家壟斷的強制力對個人的支配強度從而對自由的潛在傷害遠超彼此競爭的資本。
《簡史》中的國家像在國際學術界的很多地方一樣，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流行作那里，被處理為一個空洞的幽靈，雖然沒有一個生物學的大腦，卻有思維和行動的能力，獲得了起碼是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借助這個幽靈，偏愛完美的學者重新設計資本主義，并臆想他們高瞻遠矚的方案將被平庸的公眾懷著感恩的心情接受。坦率地講，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比這些烏托邦更接近現實，國家絕非獨立的終極行動人。具有思維和決策能力的博弈各方既爭奪對國家機器的影響，通過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保護各自的利益，也利用國家機器維護共同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秩序和社會的穩(wěn)定。
《簡史》以極為精煉的語言，介紹了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fā)展歷史、它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以及帶來的苦難，相信這本大家寫的小書將為讀者提供考察資本主義的啟發(fā)性視角，并有助于人們深入思考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價值和道德問題。
許小年
2016年12月4日
作品簡介
《資本主義簡史》，[德]于爾根·科卡 著，徐慶 譯，文匯出版社，2017年6月
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大眾對金融危機及其不可預測的后果的批評，使得看似過時的問題再度引發(fā)關注：人們又開始追問“獨一無二”的資本主義的優(yōu)點與缺點、矛盾與發(fā)展?jié)摿Α?/p>
國際知名的資本主義研究權威于爾根·科卡深入淺出地梳理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崛起與發(fā)展以及十九、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重新審視資本主義價值觀與人類文明的關系，對馬克思、韋伯、熊彼特等大師有關資本主義的觀點展開分析，展示了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自我批判、自我調節(jié)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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