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為什么介入城市研究？

作為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成果，城市見證著不同歷史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遷。它上與民族國家共命運，下與家庭個人相聯系，深刻影響著人類歷史的進程。國內外學界的城市研究在近幾年已是蔚為熱潮，但仍有許多問題存在。城市研究作為立足于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多學科間隙的領域，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有著什么樣的意義？歷史學家為什么要介入城市研究？這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2021年11月4日，上海大學世界史學科舉辦學術圓桌，諸位學者對這一話題做了深入的探討。

本文整理自“歷史學家為什么要介入城市研究”學術圓桌記錄稿。上海大學歷史系楊長云副教授主持了該會議，特邀東北師范大學梁茂信教授、上海師范大學陳恒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林廣教授、廈門大學韓宇教授以及上海大學王敏教授作為主講嘉賓。

梁茂信教授從城市與人類文明發(fā)展、城市的“中樞”作用、美國移民和城市的關系三個層面探討了城市在歷史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時梳理了美國城市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呼吁我們從人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城市史。林廣教授從中國城市化發(fā)展的大背景出發(fā)強調歷史學家介入城市研究是時代的需要、歷史的必然，并認為除了傳統(tǒng)的文本資料外，城市中的景觀也可以成為歷史學家的材料，因此城市是記錄人類歷史演進的史書。通過紐約城市與犯罪問題的個案剖析，指出城市是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韓宇教授概述了國外學界對于歷史學家在城市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之爭，指出城市史和城市研究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城市史學家的優(yōu)勢是可以對城市發(fā)展進行長時段的考察。王敏教授從城市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是研究的方法還是對象著手，分析了中國城市史研究與近現代史研究的交互，認為城市更多的是歷史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和路徑。陳恒教授首先肯定了本次主題的討論價值，其次分析了有形的和無形的塑造著城市形態(tài)的兩種力量，以東西德建筑為例，說明意識形態(tài)對城市建筑風格的影響。最后，他以上海南京西路、華東政法大學普陀校區(qū)周邊景觀為例，指出城市存在A、B兩面，提醒城市史家不能只做文獻，更要關注現實生活，要做行走的歷史學家，在上海發(fā)現世界歷史與文明。

梁茂信（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學家為什么要介入城市研究”，這是一個嚴肅的話題，我結合自己的研究談一談。我在丁則民老師的指導下最先做移民史研究，到千禧年之際轉向移民、人口流動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的歷史問題，再轉向美國之外的地區(qū)，包括歐洲一些國家和加拿大。從宏觀視野來看，城市在人類文明發(fā)展中的角色不可替代。不論是古希臘的城邦還是中世紀的拜占庭、地中海文明，還是近現代史上的現代化進程，城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城市史甚至可以構成一部人類的歷史，英語單詞的Town和City有一個概念發(fā)展的過程，放入歷史語境中，可以和人類文明的形態(tài)相聯系起來考察。

不管是沃勒斯坦筆下以市場經濟體系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是布羅代爾考察的15世紀到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城市都在其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中樞”作用，它將資本、商業(yè)、貿易和人口集為一體，成為近代文明發(fā)展的中心。14-18世紀歐洲商貿中心從意大利城市威尼斯轉向地中海兩岸，維也納、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倫敦等城市在其中發(fā)揮著一種穿線搭橋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發(fā)達的西北歐地區(qū)，特別是在歐洲人大規(guī)模殖民之前的15-17世紀的前工業(yè)化時代，城市是商業(yè)和經濟發(fā)展的中心，也是各國城市人口和生產資料向心性流動的中心。如倫敦、巴黎、西班牙和巴塞羅那等幾個城市都是人口和經濟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其所在國家向外殖民的出發(fā)點，如荷蘭人在紐約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就是當時的港口貿易性質的城市。

研究城市史不能忽略作為行為主體的“人”。城市是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地理空間，在其中，人的所有活動都與城市密切相連。資本主義在近現代史上的發(fā)展有一個特點，就是城市與國內資本和商品外市場聯系越緊密，那么城市所在的國家發(fā)展就越快。城市作為推動經濟發(fā)展的中心，對商品的定位也具有重要影響。西班牙人最早在北美洲發(fā)現金銀，但帶回歐洲的金銀并沒有用于調整西班牙國內的生產結構，而是用來資助西北歐的荷蘭和英國等國的生產。英國是最早開始生產面向大眾消費品的國家，所以英國在近代工業(yè)化包括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的速度飛快，因為它與市場的緊密程度更高。

英國率先轉向日常消費品，逐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制造業(yè)生產基地，為其走向對外殖民擴張?zhí)峁┝顺渥愕暮髣拧Ｏ啾葰W洲其它城市，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我們都知道荷蘭被稱作“海上馬車夫”，它的航運業(yè)很發(fā)達，但沒有其它強大的物質生產行業(yè)支撐。而法國的一些城市，如巴黎、里昂、波爾多大都是生產奢侈品的，它們發(fā)展的速度更慢一些，整體上法國的工業(yè)化、國內人口流動、現代化和向海外擴張等都滯后于英國。

在殖民活動中，城市是跨大西洋體系的聯結點，具有多重性功能。在英國向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海運送契約工的初期，英國的幾個沿海城市出現了綁架并販賣青少年充當契約工的犯罪活動，當時的倫敦和布里斯頓等城市就采取措施，有力打擊販賣未成年勞動力的違法活動，凈化契約工流動的市場。同時，在北美洲，城市承擔著北美大陸與歐洲大陸之間的商品往來。作為市場貨物和人口遷移的中轉站，城市在歐洲具有以點帶面，在美洲則是由點到面的開發(fā)功能。與拉丁美洲相比，美洲自殖民地時代以來發(fā)展快速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大西洋貿易乃至今天的全球化進程中融合程度最高。

美國是世界近現代史上發(fā)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學者們對此有不同解釋，但是美國歷史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接受的全球移民最多、來源最廣。從殖民地時代到2020年，遷移到美國的合法移民據統(tǒng)計有8800多萬，還有1000萬臨時勞工，1200萬非法移民、100多萬留學生，這些數據加起來是1.1億。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的移民有如此龐大的規(guī)模。人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全世界的人帶著各地人類文明的智慧與創(chuàng)造力來到美國，這形成了一個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移民的到來為美國的文明與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城市還是觀測工業(yè)化發(fā)展的窗口。從城市化的角度觀察工業(yè)化進程，可以發(fā)現，不管是美國的西進運動還是社會轉型問題，都離不開對于城市的關注。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提出的“邊疆”是強調農業(yè)開發(fā)的邊疆，是文明人進入西部荒野并對其改造的過程，在特納的筆下看不到城市，看不到它們在西部發(fā)展中的作用。20世紀五十年代末，理查德·韋德是較早挑戰(zhàn)特納農業(yè)“邊疆學說”的學者，他在《城市邊疆：1790-1830年西部城市的崛起》（The Urban Frontier: The Rise of Western Cities, 1790-1830）一書中指出塑造美國西部文明的不是農村邊疆，而是城市邊疆。后來再到肯尼思·杰克遜、斯蒂芬·西恩斯特羅姆等學者的估算，一位東部農民根本承擔不起去西部的資金和物資，因此真正推動美國邊疆向西部延伸的是城市（或城鎮(zhèn)）。在邊疆地區(qū)，人們首先住在一起互相幫助，抵御印第安人和野生動物的侵襲，同時創(chuàng)辦學校、修建教堂、維護當地治安，逐漸形成城鎮(zhèn)，而后發(fā)展成城市。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相互促進，但并不等同。工業(yè)化是城市發(fā)展不可或缺的動力，在工廠制和流水線創(chuàng)立的時代，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向心性流動與集中促成了工業(yè)中心的形成，而經濟發(fā)展中的聚集效應會產生連鎖性反應，每當一個社區(qū)或開發(fā)區(qū)出現了車站、港口或工廠，那么相應的教堂、醫(yī)院、酒店、餐飲店、雜貨店、超市、居民區(qū)等都會隨之建立，進而發(fā)展成一座城市。反過來講，城市是工業(yè)發(fā)展的最佳平臺。它為工業(yè)發(fā)展提供豐富的資本、勞動力、社會服務以及消費品市場。一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市場，同時它還與作為商品市場的其它城市相連，形成了工業(yè)發(fā)展所需要的經濟網絡，這些網絡是資本、生產資料、勞動力流動的最有效的載體和形式。

特納是第一個提出“熔爐理論”的專業(yè)學者，雖然他并不是提出該理論的第一人，卻是將“熔爐理論”與城市相聯結起來的第一位學者。城市作為“熔爐”同化移民與農業(yè)時代的同化有很大的差異。1914年德裔猶太人霍勒斯·卡倫提出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挑戰(zhàn)了特納的“熔爐理論”，緊接著美國學者亨利·查菲爾德提出“熔爐錯誤論”，他的觀察也集中在城市，認為外來移民不可能被同化，他們自己民族的宗教和信仰已經深深地在他們心中扎根，同化只有通過代際才能完成。格萊澤在二戰(zhàn)之后出版了《在熔爐之外》（Beyond the Melting Pot），這本書以意大利人、黑人、猶太人等作為研究對象，提出“一體多元論”?！耙惑w”指美國的政體，“多元”指文化的豐富性，這也是反對熔爐理論的一種觀點。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城市史在美國的史學革命中發(fā)展出新城市史，但美國學者達那·懷特在1984年指出城市史是一門“研究不足的學科”，就是說過去美國學術界大多從經濟發(fā)展的角度來研究城市，而且重點關注東部和中西部，出現一個區(qū)域上的失衡。在此研究基礎上，懷特提出“職業(yè)上的地理化”，即多數學者在研究城市或城市族裔時，目標主要是東北部的紐約或芝加哥等城市。在書寫黑人歷史的時候再次出現了一種不正?，F象：黑人的大本營在南部，但學術界對于紐約、芝加哥的非裔美國人的書寫超過了亞特蘭大和新奧爾良。盡管近年來美國南部正再次成為黑人活動的中心地帶，但從實際意義上來看，美國的黑人城市史研究一直關注東北部，其次才是中西部。懷特用“學術帝國主義”一詞來解釋這一現象，大城市是重點關注對象，而殖民地（這里指西部和南部的小城市）只是大城市發(fā)展過程中的陪襯物，這里就有研究區(qū)域結構不平衡的問題，也有對族裔研究不平衡的問題。

九十年代初期，美國學者開始反思。1987年贊恩·米勒研究美國城市主義，內容包括美國城市的地理、政治、建筑等，米勒的研究為美國城市研究增添了幾分活力。六十年代，新城市史研究興起，斯蒂芬·西恩斯特羅姆和理查德·塞內特合著了一部書《十九世紀的城市：新城市史文集》（Stephan Thernstrom, Richard Sennett, Nineteenth-Century Cities Essays in the New Urban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開啟了一種新社會史的研究范式，城市研究開始關注下層普通民眾，而非僅僅聚焦于上層精英。城市社會史研究也逐漸興起，它關注族裔。20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城市史研究進入了一個強調量化的階段，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轉向是開始關注城市社會結構、階級、社會分層、多元化、移民社區(qū)等方面的研究。英文叫做“institutional studies”，研究從體制轉向人，更多關注城市與文明的關系。從這個層面上講，城市是認識美利堅文明的一個新維度。

從20世紀九十年代起，美國城市史研究重點關注人、地理空間，比如說對“空間（Space）”“地方（Place）”“地點（Site）”等的關注。九十年代之后，美國城市史研究提出一個新的概念“Ethnic places”，翻譯成中文是“社區(qū)”或“飛地”。進入21世紀之后，美國學界有位學者約翰·阿斯維克提出，移民和族裔研究是歷史研究各領域中最具有包容性和深遠影響力的部分，在城市中，這些族群包括婦女、同性戀、亞裔、拉美裔、黑人等等，對于這些群體的研究顛覆了從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傳統(tǒng)城市史的研究，我用“霸權地位”一次來形容這樣的一個主導敘事性研究。

研究美國的制造業(yè)也離不開城市。制造業(yè)的興衰與美國城市的結構性變遷密切相關。當我們考察戰(zhàn)后美國社會從工業(yè)社會向后工業(yè)社會轉型的過程，西部城市匹茲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曾經去這座城市的時候，和當地學者交流，有學者提出“城市建構過程”（City Building Process），這個過程里有決策程序、社會組織和城市化的解釋框架；也有學者提出“匹茲堡后鋼鐵時代”，這是一種新型的分析城市的方法論。

中國學者在研究美國城市史的時候，應該關注城市的族裔群體及其彼此關系以及他們的美國化進程，同時也不能忽略民族多元化最先在城市形成的事實。19世紀的愛爾蘭、德國移民是早期移民的主體，他們在美國的被同化速度非?？?。而20世紀來自東南歐的猶太人、俄羅斯人、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等群族在世紀末的時候仍然保有他們強烈的民族認同。這個早期移民與晚期移民的美國化進程之對比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們還可以從羅斯福新政的背景去考察城市史。對于新政目前的研究還是比較傳統(tǒng)的，比如說從國家管控的角度、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角度，實際上我們可以發(fā)現，在新政期間，聯邦政府撇開州政府直接和城市政府互動，這是新政模式的一個最突出特征。

林廣（華東師范大學）：

剛才聽了梁老師的發(fā)言深有啟發(fā)，我主要講三點。

第一，歷史學家介入城市研究是時代的需要、歷史的必然。我是1995年讀博士，1996年有一個契機到東北師范大學開會，會議主題就是城市。那次會議給我很大的鼓舞，我得到了很多老師同學的幫助和指導。與此同時，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后的城市化進程在1995-1996年間發(fā)展迅速，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7%，到了2000年左右就達到了30%以上。但中國城市化飛速發(fā)展的同時也帶來很多的問題。結合個人際遇和時代背景，我就決定做城市史研究。從整個世界歷史發(fā)展的層面來說，在1800年之前，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只有3%，到2000年達到50%左右。這200年間的城市化速度非常快，產生的城市問題也很多，就是說從1800年之后城市問題越來越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我認為是歷史發(fā)展到這個時期，歷史學家的研究自然地要介入其中。歷史學家秉持“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原則，介入城市研究是歷史變遷的必然，是時代發(fā)展的需要。

第二，城市是研究人類歷史演進的史料。城市是一種歷史現象，是人類歷史長河中文明與進步的產物。城市是文明社會的奠基石，它使人們能夠在同自然界斗爭時獲得庇護和能量，從而進行更偉大的建設和創(chuàng)造。凡是古今中外城市文明比較發(fā)達的國家，在軍事、經濟、技術、政治等方面都相應的顯示出強大、昌盛、文明和先進。因此有人說城市是記載人類歷史演進的史書。所以，我們研究歷史時，除了通過文獻古籍之外，也要關注一些非文字化的材料。我們常說城市里面的一草一木、一棟樓房、一口老井、一棵大樹都有其自身的故事，都是我們了解城市研究城市可以關注的。我們常說“行走城市”，到街道上走走看看，其實可以發(fā)現很多歷史真相。

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城市文明比較發(fā)達的國家和地區(qū)，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水平也是比較高的。城市發(fā)展是生產力演進的結果，從古代城市、中世紀城市、近代城市、現代城市這四個階段來看，每一階段的城市都有其歷史地位。美國著名學者、城市規(guī)劃專家伊利爾·沙里寧曾說過：“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是什么。”我們也可以說，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了解你這座城市的歷史和人民。通過研究城市來研究歷史，特別是一些古代城市，它們?yōu)槲覀兲峁┝撕芏鄽v史的信息。

比如古代希臘的雅典衛(wèi)城，是古希臘的政治文化中心，衛(wèi)城是雅典庇護者供奉雅典娜的地方。通過考察道路、水井、墓穴和住宅，反映公元前2800年人們生活和居住狀況，阿克羅波利斯建造的神廟是綜合行的公共建筑，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雅典衛(wèi)城集古希臘建筑與雕刻藝術之大成，是希臘最杰出的古建筑群，堪稱人類遺產和建筑精品，在建筑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大量的珍貴遺跡，集中展示了希臘城市奴隸主民主政治和工商業(yè)城邦的發(fā)展狀況，為我們研究希臘文明的起源和希臘社會政治的運作提供了許多參照。

第三，城市是推動歷史發(fā)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前面梁老師提到特納的“邊疆”學說，即19世紀之前，邊疆在美國歷史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1938年，老施萊辛格在《美國歷史上的城市》一反特納的重視農業(yè)的邊疆理論，強調城市在19世紀后半期工業(yè)化中的關鍵作用。他認為城市的作用和邊疆一樣，對美利堅民族的性格和成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老施萊辛格提出從城市角度研究美國歷史的主張，認為城市對美國文明的影響不亞于邊疆，城市作為社會改革的主要場所和社會的安全閥，加強了美國人的團結和集體責任感，這種集體的概念與“邊疆”所倡導的個人主義、探險精神一同塑造了美利堅民族的性格，推動了美國歷史向前發(fā)展。他還指出，在美國成為一個城市國家之后，城市的作用遠超過邊疆，史學家應該對城市有足夠的重視。

20世紀80年代起，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戶籍制發(fā)生變化，大量農村富余人口進入城市，對城市社會經濟發(fā)展和城市建設等都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也有力地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但是外來人口對城市資源、社會治安等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因此外來移民與城市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聯。后來我在華東師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就選擇做紐約移民與城市發(fā)展的研究，后來出版博士論文《移民與紐約城市發(fā)展研究》，從社會、經濟和管理等角度考察1820年到1920年之間的移民對與紐約城市發(fā)展的影響以及管理中的得失成敗。

2006年我作為富布賴特研究學者到美國紐約大學訪學，當時有一個很宏大的計劃，希望，接著博士論文繼續(xù)做移民與紐約城市發(fā)展研究，時段從1920年到20世紀末。當我在紐約大學圖書館看到成千上萬冊相關的史料之后，才發(fā)現這是一個極其復雜、工作量極大的工程。于是我把選題縮小，專注于紐約城市與犯罪的問題，選擇20世紀最后20年。之所以選擇最后20年，是因為從80年代到90年代紐約市犯罪率經歷一個上升和下降的顯著起伏過程。而此時我國城市化正處于高速發(fā)展時期，城市犯罪率同樣也是呈短暫上升趨勢，研究紐約犯罪問題及其治理很有現實意義。  

接下來我簡單談一下城市犯罪的問題。我們知道，城市是文明進步的產物，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是城市怎么會出現高犯罪率呢？依據日本學者伊藤滋的研究，城市與犯罪之間有很大的關聯。在城市中，人際關系不像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社會那么緊密，雖然大家住在一棟樓里，但來往不多，鄰里關系淡薄，這是犯罪行為產生的一個原因。其次他提到日本的高層建筑對于城市犯罪的影響。城市的高樓大廈遮擋住人們的目光，罪犯甚至在白天也敢作案。人們的目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監(jiān)管，但在高樓的遮擋下，這無形但強大的監(jiān)管就不起作用了。因此城市犯罪率比較高。我認為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城市在治理犯罪方面有許多優(yōu)勢和方法，有利于監(jiān)管與抑制犯罪。例如，現在高層建筑里和交通要道上大多安裝了電子眼，對犯罪分子起到了極大的震懾作用。這是現代城市在打擊犯罪活動上的重要措施。除了電子眼之外，城市還采取警務改革，提高治理犯罪的效率。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紐約市警察局采運用“破窗理論”，對犯罪采取“零容忍”政策，就是對在公共場所之任何違法行為，即使再輕微，也絕不予寬容，必須嚴厲制裁，如此可建立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環(huán)境，進而扼制重大犯罪活動，將輕罪者繩之以法有助于防止重罪的發(fā)生。另外，城市通過空間改造減少犯罪土壤和條件。紐約市有一個地方叫“狩獵點”（Hunts Point），類似20年前上海的城鄉(xiāng)結合部，犯罪率較高，后來紐約市政府撥款把那里改造成了一個大型廣場，修建了自行車道、人行道和花園，地形地貌、樹木植被等都發(fā)生巨大變化。昔日犯罪頻發(fā)的場所，現在成了一個大型娛樂、休閑場所。

隨著各國現代化進程加快，城市社會經濟發(fā)展，人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警務改革和法律法規(guī)的完善，城市犯罪會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們一定會享受到現代化文明，城市一定會讓人們生活更美化。

韓宇（廈門大學）：

今天的主題是“歷史學家為什么要介入城市研究”，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在學術界有許多爭議。2010年，《城市事務雜志》（Journal of Urban Affairs）期刊里面有一篇文章，題為“什么是城市研究？”（”What is ‘Urban Studies’？”）。作者就城市研究應該包括哪些學科這個問題咨詢了城市研究各個領域中的權威學者，他們列出了七個主要的領域，分別是城市社會學、城市地理學、城市經濟學、住房問題、環(huán)境問題、城市治理問題、城市規(guī)劃問題，這里面沒有城市史?！冻鞘醒芯亢诵母拍睢罚?em>Key Concepts in Urban Studies）中也對城市研究進行了分類，分別是社會學、城市規(guī)劃、城市地理，這里面也沒有城市史的存在。

這說明什么？城市史到底算不算城市研究？顯然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我仍然認為城市史研究非常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山東大學承辦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寫道，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這句話給予了歷史研究者很大的鼓舞，也給研究城市史的學者很大的信心。另外，城市地理學家理查德·哈里斯認為歷史在城市研究中很重要，道理很簡單，如果要了解今天的城市就必須了解過去的城市。其次，城市能夠幫助人們了解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他以種族隔離問題為例，這是社會學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非洲裔美國人被隔離的程度和模式都沒有發(fā)生什么大的變化，但在黑人民權運動中，黑人對他們在美國社會的地位提出了挑戰(zhàn)，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就發(fā)生了變化。第三，歷史研究可提供具體案例用于比較分析，進行理論建設。盡管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也研究城市，但他們習慣于利用現成的易于得到的統(tǒng)計資料，對于19世紀或更早時期的歷史資料，有很多都是零散碎片化的，他們不甚了解。而這些學科的短處就為歷史學家的研究留下了發(fā)展空間。

歷史研究的優(yōu)勢有很多，除了知識方面，歷史學家對城市發(fā)展可以進行長時段的考察。我在2000年之后開始做美國高技術城市研究，曾經讀到一本書，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qū)區(qū)域經濟研究學者安娜莉·薩克森寧的《地區(qū)優(yōu)勢：硅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區(qū)的文化和競爭》（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她分析了波士頓128公路區(qū)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急劇衰退的原因，認為波士頓地區(qū)封閉的組織結構和保守的制造業(yè)文化是其走向衰落的根源。她強調文化制度的因素，認為硅谷在文化制度上比較開放，而新英格蘭地區(qū)比較保守，128公路區(qū)這些大公司多是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組織結構，加上地區(qū)保守的文化傳統(tǒng)，就沒有形成像硅谷那樣的網絡系統(tǒng)，制約了技術和信息的擴散共享，這就是導致128公路區(qū)衰落的原因。實際上，她的觀點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她個人也有一些不確信，因此在1996年時再版的序言中寫道，如果128公路區(qū)的高技術產業(yè)重新崛起，那么本書原來的觀點可能是錯誤的。事實上，128公路區(qū)確實在九十年代初迅速走出了低谷，重振雄風，而高技術產業(yè)仍然是它在20世紀九十年代重新崛起的主要推動力。為什么高科技產業(yè)能夠在短期內再度興起呢？薩克森寧的推斷是這個地區(qū)的文化和組織結構發(fā)生了變化，但是文化和制度的變化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fā)生，因此這個認知是錯誤的。她之所以得出錯誤的結論，是因為只關注現狀，而沒有做一個較長時段的分析。

我這些年也在做制造業(yè)城市研究，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去工業(yè)化問題。去工業(yè)化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學界對此有不同觀點，其中兩種觀點較為流行。一種認為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還有一種認為是在二戰(zhàn)之后。這兩種觀點都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把時間段再往前拉，在20世紀初期，具體是20世紀二十年代，在新英格蘭地區(qū)，以洛厄爾為代表，一些制造業(yè)城市已經出現衰落跡象了。所以，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如果局限在較短的時段內，實際上不能夠得出一個客觀公正的結論。再舉一個汽車業(yè)的例子，我1993年讀碩士的時候，碩士論文寫的是美國中西部和中國東北部老工業(yè)基地的比較研究，當時的學術界將汽車業(yè)描述成夕陽產業(yè)，是注定要衰落的。但我們現在來看汽車業(yè)，可以發(fā)現即使是那些普通的汽車組裝廠里，很少看到人，都是機器在進行操作，自動化程度非常高，完全是高技術產業(yè)。而國外學術界也對此做出了回應，他們發(fā)明了一個新詞，先進制造業(yè)。

從以上三個例子來看，我認為歷史學者在城市研究中的優(yōu)勢就在于我們能夠進行一個長時段的考察，更能夠看清歷史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

歷史是一個自成一體的領域，它滲透到城市研究的所有子學科中，或提供相關知識背景，或作為一個框架和視角，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糾結城市研究是否包括城市史，城市史和城市研究之間應該有很強的互補性。

最后我想強調的是，做歷史研究的學者要密切關注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對現實問題非常敏感，他們提出的一些理論和方法可以為我們所用。城市史研究實際上很少有自己的理論，陳恒教授翻譯的《美國城市史百科全書》中有一個詞條是“中心地理論”，實際上那是典型的地理學的理論。根據我自身的經驗，在城市研究中，歷史學者的貢獻仍然不大，我們看到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經濟學、社會學、城市地理學的學者們寫的，所以我們要密切關注他們的研究成果。曾經的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UHA）會長羅伯特·費舍曼教授在回顧美國城市研究的文章的結尾寫道，歷史學家不該謙虛，他們的作用不是簡單地跟蹤其他社會科學家的理論，借用他們的工具和方法，相反，歷史學家的職責是部署新的理論和方法，為重新制定問題本身而服務。如其所言，歷史學家和其他學科之間應該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不必糾結于誰隸屬于誰。

王敏（上海大學）：

很高興有機會和幾位研究世界城市史的學者專家交流，我接著韓宇老師的討論說下去。韓老師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歷史學家研究城市，這個“城市”對他來說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對象？我本人做上海史研究，學界同行往往想當然地認為我是做上海城市研究，其實兩者并不是一回事。我認為自己做的是近現代史研究，而恰好選題和上海有關。我認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城市史在中國學界仍然算不上一門顯學，但毫無疑問它是一個重要的領域?？傮w上看，中國的城市史研究其實基本上還從屬于中國史研究，比如傳統(tǒng)古都的研究可以看作是隋唐史或明清史研究的一部分。而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也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海內外以上海或近代中國城市（如北京、天津、漢口、南京、成都等）為選題的研究，學者本人首先仍然是對中國感興趣，他們要研究中國，所以選了某個區(qū)域或某個城市。比如裴宜理，她早先研究中國華北農村，之后又研究上海，著有《上海罷工》；比如王笛關于成都的研究，羅威廉關于漢口的研究，此類研究的成果豐碩。

回到今天的圓桌題目，可能更傾向于把城市作為一個對象，我把它理解為芒福德意義上的城市史研究，即把城市看作人類文明演進的高級形態(tài)。歷史在芒福德那里成了研究城市的一個方法或路徑，比如他研究希臘城市，首先是研究城市，而非對希臘史更有興趣。

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古代的城市的起源和功能主要是行政中心或軍事要塞，它們缺少自主性和活力，沒有培育出市民社會，也沒有形成城市共同體?？赡苁鞘茼f伯關于中國古代城市論述的影響，歐美很多城市研究的學者似乎都不太重視中國的城市。比如芒福德的《城市發(fā)展史》中關于中國城市的篇幅非常少。近年來一位美國學者愛德華·格萊澤寫有一本雅俗共賞的作品《城市的勝利》，書中關于亞洲城市只寫了印度而沒有中國。由此我想提這樣一個問題，這就是如果說中國古代的城市城市功能比較的單一，那么以上海為代表的一些在現代工商業(yè)發(fā)展帶動之下崛起的近代中國城市在城市的自發(fā)性和活力方面是否已經發(fā)生一些根本性的改變？如果我們再把目光放到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迅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國城市研究應該大有可為之處。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是建立在農村和農業(yè)文明之上，而近代以來發(fā)生的由現代工商業(yè)發(fā)展所推動的城市化對于中國農村和農民的改變，都是有目共睹的。這對中國，對人類的未來又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或者可以從一個更高的層次或者從哲學的層次上去思考。

陳恒（上海師范大學）：

剛才談到城市史是不是一門學科，是作為方法還是研究對象，這些爭論說明這個領域非常有生命力。我下面以上海為例談一談城市形態(tài)的塑造問題。

誰在塑造城市形態(tài)？很多人首先想到政府官員和資本家這些有形的力量，實際上還有很多無形的力量，比如民眾的想象、意識形態(tài)等。東西德分裂后，兩邊的建筑風格完全不一樣，這其中就有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

我們從百度上搜索的上海和北京，與在谷歌上搜索的內容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商業(yè)模式不一樣，商業(yè)價值取向也不一樣。這也在提醒我們，做研究時要揚棄傳統(tǒng)的觀念和方法，重新審視我們的研究對象。

空間是心靈的景觀。我們每個人都在參與城市空間的塑造。2000年，保羅·克魯岑和美國生態(tài)學家尤金·斯托默提出一個“人類世”的概念，深刻影響了人文學科各個領域的發(fā)展。既然動物在人類眼中是自然，動物的作品也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比如螞蟻是自然界的，那么蟻穴也是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也是自然，那么人類所建成的社會和景觀其實也是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我們整個研究的思路可以擴展到更寬闊的層面。之所以提到這個，是因為我們當下提出的三大體系構建。三大體系構建在本質上來說就是知識生產，城市史能在其中占據多少分量？這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對于學者而言，一定要在整個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形成一套看待世界、解釋世界的方法，但這方面我個人感覺我們與西方學術界還有一定差距，比如我們很少能提出一些概念工具為大多數人接受。

城市研究具有綜合性、跨學科性、整體性。布羅代爾說：“所有城市都是或者希望成為一個獨立的世界?！被舨妓辊U姆將城市比作“歷史多樣性的雜貨鋪”。不管這些爭議如何，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被爭議即是價值的存在。歷史學并不是沒有邊界的，城市也有邊界，它有自己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有自己的刊物和學會等等。城市史將城市空間置于廣闊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空間體系的框架中，不同于城市地理學或城市經濟學那樣單一。它有一個宏觀整體的概念，但同時又關注一個要素在城市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再把城市體系放到國際循環(huán)體系中去考量，這就是城市史的價值和生命力所在。

城市還有A、B面。我們看到上海南京西路改建之后的面貌煥然一新，但是繞到某些樓房的背后一看就是另外一個世界，背后的每個樓層幾乎是筒子樓的格局，一個很小的空間內住了很多戶人家，每一家的水龍頭分得很清楚，也不上鎖，大家互相信任、互不干擾。城市的A面和B面給歷史學家提供了很多啟示，我們不能只埋首文獻，同時一定要關注生活。

上海有海派文化，是在當年的傳教士、殖民者影響下形成的，海派文化的物質形態(tài)外觀就是那些大學、教會、出版社、醫(yī)院等等。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和精神其實和西方文化密不可分。這也是城市的A、B面，是歷史的和現實的。

歷史學的使命不僅追求真相，更在于現實的參與。歷史學要有持續(xù)的生命力，一定要在新的領域、新的材料上有所突破，而城市是能夠提供這種突破的最大載體和熔爐。所以，在人類歷史上，我認為有兩個很偉大的層面，一個是城市，一個是大學。大家能夠在上海大學學習工作是非常幸福的。城市研究包羅萬象，我們要做行走的歷史學家，而非書齋型的，在上海發(fā)現世界歷史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