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藩邦”之師：萬歷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孫衛(wèi)國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344頁，98.00元
1592年適逢神宗萬歷年間，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朝鮮在幾近亡國之際向明廷請兵支援，明廷調遣南北精銳部隊趕赴朝鮮戰(zhàn)場，開啟了長達七年的抗倭援朝戰(zhàn)爭。關于這場震蕩東亞、影響深遠的國際戰(zhàn)爭，中、韓、日及歐美學界雖有大量研究成果問世，卻在不少問題上言人人殊，尤其是對明軍將士群體的角色定位和重要戰(zhàn)爭的成敗得失更是聚訟紛紜?？梢娝陌俣嗄陙恚瑐魇牢墨I和學界研究為這場戰(zhàn)爭和明軍將士群體涂上了“歷史的嚴妝”。在史家孫衛(wèi)國看來，關于此群體的歷史書寫和戰(zhàn)爭記憶主要經歷了三層遮蔽。
一是明朝內部的黨同伐異，此為第一層遮蔽。從出征開始，明軍將士就處于朋黨之爭、文武之爭、戰(zhàn)和之爭、南北之爭、宗藩矛盾中，影響了《明神宗實錄》等明朝史籍的書寫，導致明代第一手資料從一開始就在書寫心術和思想觀念上出現了偏頗。二是明清易代后的政治偏見，此為第二層遮蔽。由于不少援朝將士也在遼東戰(zhàn)場與后金作戰(zhàn)，導致清代官私史家有意貶低明軍將士，而且，楊海英也指出，自清修《明史》開始，便斷言明亡于萬歷，“出自塑造清朝統(tǒng)治正統(tǒng)的需要，有意無意將萬歷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負面評價之中”。三是近代以來韓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史學，此為第三層遮蔽。無論是韓國不少學者為凸顯本民族的主體性和自尊性，還是如韓東育所言，日本自1592至1945年形成了“對外戰(zhàn)爭的隱秘邏輯”，兩國學界都有肆意丑化明軍將士、貶低無視明軍戰(zhàn)績的顯著傾向。
在此背景下，孫衛(wèi)國繼《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兩部典范論著后，又推出第三部力作《“再造藩邦”之師：萬歷抗倭援朝明軍將士群體研究》，試圖反駁韓日學界在萬歷抗倭援朝戰(zhàn)爭研究方面的民族主義傾向，“在東亞視野下重新反思明清史籍的成書過程”，指明“政治干擾與王朝更替造成明清史籍記載失真”。羅新倡議歷史研究者應“走出民族主義史學”，那么孫衛(wèi)國是如何以公心為明軍將士群體“正名”和“辯誣”的？明軍將士在諸多關鍵戰(zhàn)役中的具體表現如何？關于明軍將士的種種歷史書寫又是如何在戰(zhàn)爭前后被塑造的？若細細披覽該書，自然心有所得。
萬歷抗倭援朝戰(zhàn)爭可分為壬辰之役、議和封貢、丁酉之役三個階段，封貢與征伐是戰(zhàn)爭之主線。該書共分九章，首章研究明代東征將士數量、來源及軍制，尾章探討戰(zhàn)后朝鮮受明軍和戚繼光影響而進行的軍制改革，中間作為主體的七章則是通過還原抗倭援朝明軍將士串聯(lián)戰(zhàn)場風云和歷史書寫，如兵部尚書石星、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經理楊鎬、兵部主事丁應泰、提督董一元、水師提督陳璘。作者在關注歷史書寫與明軍形象間關聯(lián)的同時，也注重分析明廷黨爭及朝鮮的“追憶”行為，從而再現歷史現場和戰(zhàn)爭實態(tài)。在賡續(xù)王崇武、李光濤等前輩學者治學方法的基礎上，孫衛(wèi)國以“歷史書寫”和“東亞視野”統(tǒng)攝全書，使其在研究抗倭援朝戰(zhàn)爭上呈現出有別于當代其他學者的諸多特色，自然勝義繽紛，斬獲良多，為中國學者在攀登相關領域的山嶺上插上一面更高的旗幟。
其一，反思史料根基，還原歷史事實。作者不僅預流“從周邊看中國”，也主張“從中國看周邊”，將他國史料與中國史籍對照互證，從史料根基和書寫源頭上抽絲剝繭地追索明軍將士的戰(zhàn)績，從明代內部斗爭和史籍構建上闡釋此次東亞戰(zhàn)爭的復雜影響，破除因“政治干擾與王朝更替”而導致的文本建構，也試圖考察明、鮮史籍的構建意圖，諸如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朝鮮王朝宣祖實錄》、清修《明史》等。馬克思認為，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間清理出來的。關于諸多戰(zhàn)役的勝敗問題，孫衛(wèi)國提到，朝鮮時代之人就意識到中朝史書的相關記載出入甚大，“壬辰倭變時勝敗事實，考諸‘明史’及我東所傳，多有不合”，“遂致邪正倒換，名實乖謬”，因此他認為“多元史料互相對勘，多重史料互相比證，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相”。然而作者并非僅僅檢視和甄別各種矛盾史料，也是通過探討文本生成機制還原歷史現場，這就啟發(fā)我們：如果說原始史料存在作假、曲筆、抹煞、誣陷、沉默，并不意味著它們淪為無用的偽史料，反而說明其歷史書寫背后有更復雜的權力博弈和話語斗爭值得深入探求。正如昆廷·斯金納所說，文本即行為，我們不僅要掌握文本的內容，還要理解文本的意圖，以及時代語境中某些信念的合理性。
其二，分析人物心態(tài)，回歸歷史語境。孫衛(wèi)國筆下的明軍將士有著鮮活復雜的性格，既受制于時代環(huán)境，又影響戰(zhàn)爭走向。芭芭拉·塔奇曼在《歷史的技藝》一書中說：“凡人——你、我、拿破侖——不敷為科學的因素，結合了性格、環(huán)境和歷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無數變量的集合，無法復制?！眰€案可以幫助細化這些“變量集合”在其所處歷史場景中的作用，使戰(zhàn)爭研究發(fā)生個人轉向，以微觀分析帶動宏觀敘述。以往研究中，明軍將士角色大多要么較為程式化，要么因選取較多而喪失個體獨特性。孫衛(wèi)國不僅重視明軍將士的沙場表現，還考察個人性格心態(tài)、仕途履歷、人情關系對戰(zhàn)時處事之影響，且通過朝鮮君臣的視角表現出來。如李如松在碧蹄館之役中傷心于折損多數親兵家丁，成為之后傾向封貢的重要因素。朝鮮對石星態(tài)度極其復雜，一方面不滿其修改表文，偏聽偏信，行事莽撞，另一方面也清楚石星“自始至終，為我國經營百度”，對其因“愚戇”和“無知”而瘐死獄中感愧不已。朝鮮國王宣祖對經略宋應昌印象很差，但贊賞楊鎬盡心戰(zhàn)事，行事嚴密迅速。宋應昌晚年處境艱難，撰寫《經略復國要編》，扭曲史實，意在自我辯解，引起朝鮮君臣不滿。歷史終究是無數個形態(tài)各異的個體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在戰(zhàn)爭這種激變時刻，個人的特殊性不免影響歷史的走向。
其三，闡釋軍事機制，挖掘黨爭因素。卜永堅指出，要理解這場援朝戰(zhàn)爭，須理解其中的制度脈絡尤其是明代北京的另一戰(zhàn)場。孫衛(wèi)國刻畫萬歷抗倭援朝的明軍將士，以歷史書寫勾連將士功績，以戰(zhàn)場風云對陣朝堂黨爭，明軍將士并非單純的“戰(zhàn)爭機器”，而是與諸多政治力量緊密相關。萬歷抗倭援朝戰(zhàn)爭的突發(fā)性考驗著明廷軍事指揮調動機制的應急能力，明廷臨時設置最高指揮官“經略”，總管戰(zhàn)場調度及前線指揮，形成了文臣“經略”壓制武將“提督”的指揮局面，恰好體現了明朝軍隊的指揮體制。丁酉援朝又新設“經理”一職，增置提督以達分庭抗禮，形成“文、武二分”的軍事指揮體制。另外，戰(zhàn)時調用將士來源廣泛，使南兵與北兵的斗爭成為此戰(zhàn)另一形式的“執(zhí)拗的低音”，使戰(zhàn)爭增添不少變數。如經略宋應昌與提督李如松之間的矛盾使平壤大捷后的封賞懸而不決，孫衛(wèi)國認為“明軍中存在的南北兵之爭的現象，其背后實際上就是經略宋應昌與提督李如松之爭”，連丁應泰彈劾內閣大臣、楊鎬及朝鮮國王的舉動，也與南北之爭有很大關系，“導致楊鎬被參劾的真正原因……是朝中黨爭、南北勢力集團的紛爭以及主和派與主戰(zhàn)派對權力的角逐”。
《抗倭圖》卷（局部），明。
由此，作者對諸多重要戰(zhàn)爭的成敗得失進行了辨正：平壤大捷、稷山大捷、蔚山大捷、漢城保衛(wèi)戰(zhàn)皆是明軍抗擊日軍的輝煌勝利；碧蹄館之役實為一場明軍以少勝多并與日軍死傷相當的遭遇戰(zhàn)；泗川之敗非敗于日軍，乃敗于明軍火藥爆炸，致使自亂陣腳；露梁海戰(zhàn)乃陳璘為總指揮、李舜臣為先鋒官的中朝水師的勝仗?？傮w來說，“明東征將士乃是當時明朝最精銳的部隊”，萬歷抗倭援朝戰(zhàn)爭是在以明軍為主力和主導的中朝聯(lián)合軍隊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兩次侵略后取得的重大勝利，而非清修《明史》的貶語，將戰(zhàn)爭結束歸因于豐臣秀吉的死亡，“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這句評價更重要的信息是，明朝為抗倭援朝付出了巨大犧牲，正如萬明所言，“如果說黨爭亡國，還不如說以這場戰(zhàn)爭為分水嶺，標志著明朝政治、軍事、財政等全面危機，揭開了明朝走向滅亡的帷幕更為確切”。
若參讀孫衛(wèi)國其他兩部著作，我們便可理解《“再造藩邦”之師》自然生長的研究邏輯和問題意識?！洞竺髌焯柵c小中華意識》的第二章《尊周思明與大報壇崇祀》專門分析了朝鮮崇祀明朝東征將士的祠廟及肅宗、英祖祭祀大報壇的情況，第四章《明遺民與朝宗巖大統(tǒng)廟》考察了東征將士流寓朝鮮的后裔，《從“尊明”到“奉清”》的第三章《朝鮮王朝關王廟創(chuàng)建本末與關王崇拜》也系統(tǒng)探討了明朝東征將士與朝鮮關王廟在歷史和文化上的緊密關聯(lián)。這兩部著作雖然都聚焦于清代中朝關系，但孫衛(wèi)國揭橥了一個重要事實，明朝抗倭援朝戰(zhàn)爭對朝鮮“再造之恩”是朝鮮后期“尊周思明”思想的重要來源，深刻影響了朝鮮后期的對清關系和內部政治文化。職是之故，我們就可以從內在理路上理解孫衛(wèi)國為何要寫出《“再造藩邦之師”》，他不僅要為明軍將士洗冤辯誣，還要溯流而上，追尋朝鮮后期的“尊周思明”思想的歷史原型和重要動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孫衛(wèi)國的三部力作皆從不同視角論證了朝鮮后期“尊周思明”思想的堅實性。該書對明軍將士后代問題的描述基本延續(xù)了作者早先在《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提出的觀點，但石星、李如松等人后代在朝鮮的留存問題，孫衛(wèi)國在該書中已經放棄了“石氏家族有兩支在朝鮮得以生存繁衍”的表述，提出“缺乏充足的證據，只能存疑”，但作者仍將朝鮮國王聽聞將士后代消息時的反應、購買將士家譜的行為，視為朝鮮對援朝將士的感恩意識。
關于明朝抗倭援朝戰(zhàn)爭與朝鮮對其“再造藩邦”的感恩意識，韓國某代表性學者曾分析朝鮮王室在戰(zhàn)爭過程中為緩解統(tǒng)治權威的危機開始強化對明感恩意識，他強調明朝的參戰(zhàn)是為確保本國安全的自衛(wèi)性措施且在朝鮮造成了擾民等問題。這基本可以折射出不少韓國學者的研究旨趣，然而，同為韓國學者的桂勝范對此類研究觀點提出批評，認為“這些其實都是與整體戰(zhàn)況沒有直接關聯(lián)的附帶性問題，原因在于：第一，完全不計較本國利害關系便對外國派兵的愚蠢國家在歷史上幾乎是找不到的；第二，在對日軍不具備壓倒性優(yōu)勢的情況下，明朝想通過和談來結束戰(zhàn)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三，明軍應朝鮮之求而參戰(zhàn)，朝鮮提供軍糧也是理所當然；第四，明軍帶來的民弊并不能抹殺明軍在戰(zhàn)爭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其實，若我們細察該書，孫衛(wèi)國對韓國此類研究觀點也有回應。該書第二章中，朝鮮請兵陳奏使鄭昆壽在給兵部尚書石星的呈文中說得極其明白，明廷必須救援朝鮮不僅是基于“字小之仁”的道德義務，也是為了保衛(wèi)“中國疆場之安?！保梢娒鬈娀诖酵鳊X寒而參戰(zhàn)是戰(zhàn)爭開始就有的兩國共識。關于這一點，陳尚勝認為明朝參戰(zhàn)是由“字小”立場和國家利益共同決定，劉曉東認為明朝基于“恤遠字小”的倫理義務決定出兵援朝。這就提醒我們，除了現代人可以理解的國家利益外，明朝參戰(zhàn)也源于古代中國深懷“事大字小”的精神信念和道德倫理。在軍糧問題上，孫衛(wèi)國指出，戰(zhàn)爭之初，朝鮮大批糧草被日軍焚毀或被饑民搶奪，此后的主要后勤保障都需要明朝提供，既供應糧草又撥付白銀，但“朝鮮國力過弱，幾乎難以完成從鴨綠江邊運送物資到前線的任務”，待丁酉再援時，明朝通過海運勉強保障了物資供應，既提供給明軍，也供給朝鮮君臣和百姓。而在擾民問題上，無論是明將還是明臣都察覺到明軍在朝鮮造成了一定的擾民問題，故而也努力嚴肅軍紀，制止擾民。另外，如果說朝鮮感恩明朝和強調明軍功績只是朝鮮為解決內部統(tǒng)治危機而刻意制造出來的，那么朝鮮在戰(zhàn)后以明軍南兵為榜樣，參照戚繼光《紀效新書》而徹底改造朝鮮軍隊制度就難以解釋了。畢竟，文化儀式可以塑造，但最重要的國防力量根據別國軍隊而進行徹底改造就沒那么簡單了。
掩卷沉思，該書其實仍然存在一些限于主題或視野而未能深入討論的問題。其一，該書對明軍人數、來源、軍制有扎實細致的統(tǒng)計和分析，但若對朝鮮正規(guī)軍、義兵的數量和分布也有相關統(tǒng)計和分析的話，相信會令讀者對兩國軍隊之間的實力對比有著更信服的認識。其二，韓日學界雖然不少學者存在丑化貶低明軍將士的傾向，但仍有一些學者持論公允，研究精深，該書若在行文中加大對韓日優(yōu)秀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回應，當令全書更具對話爭鳴性。其三，該書對明朝政府和軍隊的黨爭有著深刻的分析，但對朝鮮內部黨爭以及日軍內部的紛爭著墨較少，若能有所討論，應更能凸顯此次戰(zhàn)爭與東亞關系的復雜性。其四，該書主要研究明軍將士群體，作者也自言今后再補充研究邢玠、劉綎、麻貴、沈惟敬等重要群體，但將士群體不是孤立的，在此次戰(zhàn)爭中與多種人物有著緊密關聯(lián)。一是復雜的言官群體，明代言官對此次戰(zhàn)爭和將官的評論對戰(zhàn)爭走向和將官命運產生了重要影響，但言官在黨爭之間的角色無法用戰(zhàn)和、南北、文武等進行二元分類。二是神宗萬歷帝在戰(zhàn)爭中的角色，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身影，對戰(zhàn)爭走向和將官命運產生了直接影響。但管見所及，很少有相關成果對萬歷帝在戰(zhàn)爭中發(fā)揮的復雜作用進行系統(tǒng)討論。作為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長期以來，萬歷帝被塑造為一個要為明亡負責的君主，以晏處深宮、不理朝政而知名，但他在抗倭援朝戰(zhàn)爭史料中的“出鏡率”卻不低，不少時候非常關心戰(zhàn)事進展，劉喜濤、趙軼峰就曾通過比勘中朝史料發(fā)現“兩個”萬歷帝，朝鮮史料多正面評價，對其在援朝之戰(zhàn)中的慷慨施援大書特書。這一方面足以說明明朝對這場戰(zhàn)爭的重視程度遠勝“萬歷三大征”中的其他兩次戰(zhàn)爭，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萬歷帝和皇權集團的主動作為對此次戰(zhàn)爭產生了重要影響。另外，鄭潔西研究了明朝軍隊中的日本兵、暹羅兵、黑人兵及戰(zhàn)爭前后在日本的明人，此類跨境群體也與明軍將士群體有著一定關聯(lián)。
可以看到，圍繞抗倭援朝的戰(zhàn)爭記憶，四百多年來經歷了各種歷史書寫，如今也在繼續(xù)。人們紛紛對一個歷史事件進行各種解讀，很重要的原因是對當下時局有所關切，因此，歷史書寫具有非線性建構的特點，容易受到不同時代的思想氛圍或意識形態(tài)的“侵襲”或“置喙”，繼而影響人們對當下政治或未來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就不同國家的研究來說，不少韓國、日本學者缺乏歷史大局觀，這也影響到西方學者對明軍的定位，如該書附錄對塞繆爾·霍利《壬辰戰(zhàn)爭》所撰書評所示，孫衛(wèi)國所批判的，是帶有誘導性、歪曲戰(zhàn)爭記憶、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歷史書寫。就中國學界來說，廣大讀者尤其是業(yè)余歷史愛好者對這場戰(zhàn)爭的討論興致勃勃，朱爾旦《萬歷朝鮮戰(zhàn)爭全史》值得學界重視，但目前仍缺乏一系列論證嚴謹又文筆曉暢的著作增進民眾對這場戰(zhàn)爭的認識，這無疑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敻覃愄亍溈嗣讉愒凇稓v史的運用與濫用》一書中說：“專業(yè)歷史學家不應該輕易將自己的專業(yè)研究領域拱手讓于他人。我們有必要盡最大努力來提高公眾對歷史豐富性和復雜性的認識。我們還必須要駁斥那些公共領域中片面的甚至錯誤的歷史敘述。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等于說我們在放任領導人和意見領袖利用歷史為一些錯誤的論調背書，為那些糟糕愚蠢的政策辯護。”應該說，孫衛(wèi)國《“再造藩邦”之師》已為學界樹立了標桿和榜樣，如今，一批年輕學者也在此領域嶄露頭角，相信他們必會迎頭趕上，不斷超越，走向新的峰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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