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論鴉片貿易
1840年前，傳教士中與鴉片貿易有直接關系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國“開放”的郭士立。郭士立參與鴉片貿易的主要活動，就是跟隨鴉片販子在中國沿海售賣鴉片，充當鴉片販子的助手和翻譯。他充當這種角色一方面可以說是由于情勢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心甘情愿的。大鴉片販子查頓在邀請郭士立為氣精號飛剪船帶路并做翻譯時坦率地說：“我們主要依靠的東西是鴉片……很多人認為這是不道德的交易，但這種交易是絕對必要的，它可以給任何船只提供合情合理的、可以賺取其所支出的機會，我們相信您在每一個需要您提供服務的場合都不會拒絕充當翻譯?！@次冒險越是利潤豐厚，我們撥給您支配、可供您今后用于推進傳教事業(yè)的（金錢）數(shù)目就越大?！辈轭D還答應負擔郭士立將要創(chuàng)辦的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6個月的費用。
郭士立
渴望經濟來源以支持其野心勃勃傳教活動的郭士立，無疑為查頓開出的條件所吸引。他在《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中自稱“經過自己心靈的沖突”才接受了與鴉片販子之間的這項交易，但他仿佛在這“沖突”之后就被查頓之流所同化，在長達幾個月的走私活動中變成鴉片販子麥凱（McKay）的忠實助手，并且在思想上也很接近鴉片販子。如他在寫給查頓的信中竟說：“我為這樣一種貿易日益增長的普遍前景而由衷地歡欣鼓舞，但同樣為一個村莊居民（的行為）而感到痛心。這些村民我們以前沒有接觸過，當我們的船靠岸（準備取淡水）時，表現(xiàn)出很深的敵意。這使我們對這班群氓沒有好感。我們實際上是與一些衣著襤褸的人打交道，他們是這個國家的渣滓，本質上是些卑鄙可恥的惡棍?！边@樣撕破傳教士道貌岸然的外衣而放肆地破口大罵，原因可能是中國村民的“敵意”使他受到的難堪和挫折太大。但如此露骨地歡呼鴉片貿易的擴大，咒罵反對這種骯臟貿易的中國人民，只能證明這個宣稱要以“上帝之光”來照耀“異教徒黑暗心靈”的傳教士，自己的心靈真正走向了黑暗。
氣精號在賣完鴉片后于1833年4月底返回澳門。4個月后，郭士立再次為查頓服務，又一次與麥凱合作，帶著約翰·比加號（John Biggar）到泉州灣一帶活動。關于郭士立的表現(xiàn)，帶回價值53000鎊白銀的麥凱滿意地向查頓報告說：“我得到郭士立博士的大力協(xié)助……泉州灣的貿易現(xiàn)在可以說已經獲得了穩(wěn)固的基礎。”在以后幾年的10次左右的航行中，郭士立至少還有兩次是為鴉片販子服務的。他來到中國沒有幾年，就完全墮落為鴉片販子的同路人。
大部分傳教士則從人類基本的道德準則出發(fā)，對鴉片貿易這種罪惡的現(xiàn)象進行譴責。他們對鴉片問題表示關注的一個途徑，就是利用《中國叢報》這一輿論工具進行有關討論。據(jù)筆者統(tǒng)計，從1836年到1840年，即在中國的禁煙問題最突出的幾年里，《中國叢報》發(fā)表了48篇有關鴉片問題的專題文章，此外還有大量的消息報道，足以顯示傳教士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這些文章大部分是對鴉片貿易的歷史與現(xiàn)狀、清政府的鴉片政策和禁煙動態(tài)的評論和報道，以及對中國重要禁煙文件的翻譯，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譴責鴉片貿易的。裨治文是主要作者，寫了15篇文章；馬儒翰則是主要的譯者，翻譯了12篇中國官方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從1836年底到1837年，有幾位作者在《中國叢報》上就鴉片貿易問題進行了討論。一位叫斯圖爾特（J.C.Stewart）的作者先在《中國叢報》上發(fā)表題為《評鴉片貿易》的文章，對鴉片貿易進行譴責，引起一個有名的鴉片販子因義士（J.Innes）的反駁，接著另一位名叫基廷（A.S.Keating）的作者著文批駁因義士的文章，其后基廷與因義士又數(shù)次相互駁難，形成一次小小的論戰(zhàn)。雖然沒有傳教士參與，但裨治文讓本來見不得人的鴉片貿易問題在《中國叢報》上得到公開討論，本身就表明了一種態(tài)度。另外還有一件較為引人注目的事情。被鴉片販子嘲笑為住在“錫安之角”（Zion’s Coner，指廣州商館美國行2號）、堅持不從事鴉片貿易的美國商人奧立芬，于1837年1月在《中國叢報》上刊登啟事，以100英鎊的獎金征求研究鴉片貿易及其后果的文章，希望有人對鴉片貿易在商業(yè)、政治、道德、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等方面的惡果做全面、有力的論述。裨治文作為編輯，對此事顯得頗為積極，先后兩次專門刊登啟事，將征稿的期限向后推延，以求征得滿意的文章。這件事情后來沒有見到下文，但它表明，一些比較正直的西方人士對鴉片貿易是持反對態(tài)度的。
其他傳教士也紛紛表明態(tài)度。英國倫敦會派出的傳教醫(yī)生合信剛到中國不久，就著文從醫(yī)學角度討論吸食鴉片的危害。例如1840年11月，也就是鴉片戰(zhàn)爭正在進行之時，他在《中國叢報》發(fā)表了《一個癮君子的自白，以及吸食鴉片的后果》一文，介紹了1826年倫敦一個鴉片吸食者對吸毒成癮后的主觀感受，并論述了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裨治文、雅裨理也發(fā)表了類似的文章。衛(wèi)三畏則對鴉片貿易的危害進行了比較全面、深入的論述。他于1839年5月，即林則徐在廣州采取嚴厲的禁煙政策之時，給美部會秘書魯弗斯·安德森寫了一封關于這個問題的長信。這封信當年底在美國公開發(fā)表，相當?shù)湫偷乇磉_了大部分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態(tài)度，這里不妨引述其中片段。
雖然年度進出口貨值達1600萬元貿易的中止必然會引起部分的苦惱，但我們對這種（鴉片）貿易受到的制止只會感到鼓舞。它耗盡了這個國家的財富，帶來的是死亡和疾病；這種藥品毒性如此強烈，以致鴉片貿易的辯護者自己完全不會吸食它，同時他們卻說它對中國人沒有造成什么傷害?！袊酥休^好的部分將會高興地看到（鴉片販子）的毀滅，在政府不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時期，他們將形成維護正當貿易擴大之屏障。它（鴉片貿易）每年使在廣州進行的貿易支付巨大的額外關稅，這樣就使大部分人為少數(shù)人的罪孽付出代價，最終增加英國和美國消費者的負擔，使他們?yōu)轼f片貿易的擴大付出代價。它毀滅了數(shù)以千計的中國人的身體，使這個國家道德敗壞……它對民眾的戕害要遠遠超過我們能夠描述的狀況，但僅從我們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其程度也是很可怕的。
這段話可以說相當全面、尖銳地抨擊了鴉片貿易對中國民眾、國家及正當貿易的危害。同時，衛(wèi)三畏還指出，鴉片貿易也對基督教的傳播造成損害。
它與我們?yōu)閿?，破壞了我們所有行善的努力，任何人類的科學、技術和熱情都不能克服它。因為它使人們漠視所有的指引，使人們沉迷于墳墓的氣息，將他們引入墓地。作為外國人，我們受到別的外國人罪行的牽累，因此無法發(fā)揮影響，使人們接受訓誨。在這種貿易橫亙在我們道路的中間時，我們看不到向他們行善的希望。因為當我們散發(fā)告誡人們悔罪的圣書之時，卻有人輕易出售帶來死亡和疾病的奢侈品。
衛(wèi)三畏在信中再次為林則徐的禁煙運動歡呼：“我們對它受到如此嚴厲的打擊而感到歡欣鼓舞，盡管不可能一次就將它徹底毀滅?！彼J為“欽差大臣已經覺察到”伶仃洋和其他地方仍在出售鴉片，必定會繼續(xù)采取措施。他還認為：“有道德感的英國人將很少會對從事鴉片貿易者的失望心理產生同情，相反，他們會為中國人的堅定而歡呼，考慮到中國人進行的驅除死亡夢魘的努力，他們會忽略（中國人）對所謂國際法的小小違犯?！彼@個善良的愿望雖然沒有實現(xiàn)，一年后英軍的炮艦就出現(xiàn)在中國的海岸，但不難看出衛(wèi)三畏在鴉片貿易問題上鮮明的立場。
1867年，兩個男人吸食鴉片
這些傳教士與淪為鴉片販子同伙的郭士立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們也極力想把自己與郭士立區(qū)別開來。郭士立在傳教問題上那種咄咄逼人的態(tài)度，已經使其他傳教士，特別是美部會傳教士感到不快，而他的傳教活動與鴉片貿易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無疑使裨治文、衛(wèi)三畏等對他所極力宣揚的傳教方法提出質疑有了有力的證據(jù)。衛(wèi)三畏給安德森的這封信，與美部會在廣州的傳教士的這種立場應該是有一定關系的。英國傳教士也有意地與郭士立拉開距離。如麥都思在1835年到中國海岸航行時，也遇到是否跟隨鴉片船的問題，而且在他到廣州之后1個月，就有一艘鴉片走私船愿意帶他北上。但他認為，乘這樣的船去散發(fā)圣書是“令人厭惡的”。他提到，“在現(xiàn)今的情況下，有人曾經認為這樣的機會不應放棄”，但他還是感到，“傳教士與鴉片船聯(lián)系在一起，會被發(fā)現(xiàn)是不名譽的”，“傳教士利用鴉片船作為交通工具，去傳播神圣的知識是很不合適的”。這是明顯地批評郭士立，因為當時傳教士中只有郭士立乘坐鴉片船去從事傳教活動。更耐人尋味的是，麥都思在他的著作里用近10頁的篇幅來討論這樣一個問題，把他的意見從各個角度反復地表達出來，這很明顯是要告訴人們，郭士立的行為在其他傳教士中是不受歡迎的。
由此可見，在鴉片貿易的問題上，新教傳教士大都從人類道德和基督教倫理的立場出發(fā)加以抨擊和反對，郭士立只是一個例外。鴉片戰(zhàn)爭前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這種態(tài)度，在鴉片戰(zhàn)爭后他們依然堅持。說明在這個問題上傳教士對于基本的道德原則還是堅守的。然而在近代中外沖突中，傳教士集體站在中國人利益一邊的情形是不多見的。在更多的情況下，宗教信條和道德原則往往會服從利益的需要。傳教士對鴉片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就很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
新教傳教士對鴉片戰(zhàn)爭的態(tài)度
新教傳教士中直接參加鴉片戰(zhàn)爭的也只有郭士立。他在1835年受雇為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的秘書，在戰(zhàn)爭中很自然地成為英國侵略軍的翻譯。當時為英軍做翻譯的還有馬儒翰、羅伯聃（Robert Thom）、李太郭、麥華陀（Walter H.Medhurst，Jr.，麥都思之子）和費爾羅（Samuel Fearou）等人。郭士立以此身份參與了鴉片戰(zhàn)爭全過程。
在英國“遠征軍”到達之前，郭士立就跟隨義律與林則徐等交涉。1839年9月1日，林則徐將英國人驅逐出澳門時，郭士立曾辯解說他是德國人，但中方官員說，因為他與英國人關系密切，“所以不可以給他地方住”。9月4日（陰歷七月廿七日）中午，林則徐因林維喜事件將英國人逐出澳門，禁止民人賣給食物后3天，“義律忽帶大小五只夷船，先遣一只攏上師船遞稟，求為買食”。中英船只相會地點是在九龍錨地。其后發(fā)生“九龍之戰(zhàn)”，而郭士立與這次戰(zhàn)斗有相當大的關系。
鴉片戰(zhàn)爭海戰(zhàn)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郭士立隨英軍北上。英軍7月5日攻陷定海，7日，英軍軍官克拉克（Clarke）被任命為“民政官”（civil governor），不久被布澤爾（Buzell）取代，郭士立則在他之下負責“民政部門”（civil department），與馬儒翰等一起住在定?？h衙門，從16日起“履行職責”。郭士立后來成為偽“縣令”，直至英軍結束對定海的第一次占領。1841年2月他回到澳門。但1841年英軍再度北犯，10月攻占寧波后，他又被指定為寧波的“民政長官”，在中文史料里亦被稱為“偽縣令”。1842年5月他又跟隨英國艦隊離開寧波進犯長江，7月占領鎮(zhèn)江后，他再次被任命為那里的“民政長官”?！赌暇l約》簽訂后，他又被派到寧波，從1842年11月到1843年秋任駐定海英國商務監(jiān)督。在這之后，他接替病死的馬儒翰，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和香港英國殖民政府的中文秘書。這些職務完全是為英軍的侵略活動服務的。為了這個目的，他甚至將原有的一點偽善也徹底拋棄，而暴露出赤裸裸的強盜面目。他甚至伙同中國地方上的地痞，任意訛詐勒索中國居民的錢財。其品格之壞已不用多說了。郭士立在《南京條約》的談判中與馬儒翰一起充當英方的翻譯，也是人們熟知的事實。據(jù)當時的報道，郭士立以“杰出的中文專家”身份，作為翻譯“出色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不僅參與了鴉片戰(zhàn)爭的全過程，而且在鴉片戰(zhàn)爭后擔任了英國香港政府總督、英國駐華公使（英國駐華商務監(jiān)督）的中文秘書長達8年，在中英關系中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
雖然大部分傳教士反對郭士立與鴉片販子同流合污，但郭士立鼓吹在中國尋求“自由交往”的論點在這些傳教士中引起普遍的贊同。仍以《中國叢報》為例，從創(chuàng)刊之日起，這份刊物就以中西關系為其重要論題之一。當年8月，它就刊登了美國商人京氏（C.W.King）的一篇文章，題為《與中國的交往》。文章除對清朝的對外政策表示強烈的不滿，希望“另一個王朝來奪占‘龍位’，另一位忽必烈或康熙”來把中國治理成一個歡迎外國人的國家。文章還強調了清朝的不堪一擊，并露骨地提出要“解放中國”（Liberate China）。他的另一篇題為《與中國人訂立條約》的文章幾年后也發(fā)表在該刊上。這篇文章在對清政府的閉關政策進行了抨擊之后，得出的結論是，“不能指望謙卑的請求可以帶來什么東西”，而要“通過加農炮的炮口來進行辯論”，用這樣的方式與中國訂立條約，取得公使駐京、港口開放、自由交往等權利。裨治文在文末加了按語，說清政府是“傲慢的、半開化的、暴虐的”，跟它打交道應采取“有力而果斷的措施”。裨治文不主張歐洲人到中國來占領土地，表示“不希望看到他們的人民淪于外國人的統(tǒng)治之下，相反，我們樂見他們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幸?！?，但他主張迫使清政府訂立條約。其他傳教士也發(fā)表了類似的言論。美國浸禮會傳教士高德1834年初在《中國叢報》發(fā)表《對華自由貿易》一文，同樣主張尋求擴大對華貿易，鼓吹要利用“炮艦的威力”，并公開提出“占領一個島嶼”。這些都表明，郭士立所主張的用武力迫使中國與西方訂立通商條約，從而達到使中國走向“開放”的論點，在新教傳教士中并不是孤立的。
對中西關系的這種認識，就決定了傳教士對英國發(fā)動的鴉片戰(zhàn)爭采取積極支持的態(tài)度。對鴉片貿易進行過嚴厲譴責的衛(wèi)三畏的態(tài)度可以說有一定的代表性。雖然在林則徐為迫使義律交出鴉片而圍困商館時，他還認為這種“違犯所謂國際法”的行為應當?shù)玫秸徑狻５S著中英矛盾的激化，道光帝下令停止所有中外貿易后，衛(wèi)三畏就從同情禁煙運動轉向贊成對中國進行侵略。在英國人已經決定對中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時，他說：“我肯定在所有發(fā)生過的事件中都有神之手發(fā)揮作用，他正在利用那些主角實施他的計劃，在這些計劃完成之前，他的臣民會被迫放棄他們拒絕交往的制度，并接納外國人為他們的同胞?！彼J為中國需要“一記重擊，使她從優(yōu)越和安全的幻想中醒悟過來”。《南京條約》簽訂后，衛(wèi)三畏歡呼說：“神眷顧這個民族的道路終于打開了?！?/p>
其他新教傳教士則對英國的侵略戰(zhàn)爭抱著更狂熱的態(tài)度。美國傳教士在一封致美國公眾的集體公開信中說：“神經常利用世俗權力的強大武力來為他的王國開辟道路?！?840年5月，鴉片戰(zhàn)爭將要爆發(fā)之時，裨治文在《中國叢報》上發(fā)表文章，叫嚷“中國必須屈服，或者滅亡”（China must bend or break）。8月，英國軍隊占領定海后一個月，他再次發(fā)表這種論調。他把鴉片戰(zhàn)爭描繪成“人類最高的主宰利用英格蘭來教訓中國，使她謙卑。他不久還將利用英格蘭向中國的千百萬人傳播基督教文明”。美國浸禮會的叔未士甚至反對英國人在徹底打垮清政府之前就進行談判，鼓吹不能給中國以喘息的機會組織抵抗。他認為除非打到“皇宮門口前，否則事情不會有真正的解決”。美部會和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都幾乎一致認為英國在戰(zhàn)爭期間與清政府舉行的談判是“耽誤時間”，太有“耐心”。對于英國軍隊大規(guī)模屠殺中國軍民，叔未士竟冷酷地說：“我認為這樣的場景……是神清除阻礙神圣真理傳播的垃圾之意志的直接體現(xiàn)。”而對于《南京條約》，所有的傳教士都無一例外地表示歡迎。
但是，派遣成千上萬的“遠征軍”，開著炮艦到幾萬里以外的國家進行殺戮和劫掠，畢竟是違背人類基本道德的赤裸裸侵略行為。甚至連美國宗教界人士也對其來華傳教士如此嗜血好戰(zhàn)的言論感到驚訝。例如有一篇文章說：“奇怪的是，這些善于思考的心靈竟會相信，人的仇殺可以實現(xiàn)神的正義；更奇怪的是，他們竟會希望耶穌基督的福音可以或者可能可以通過刀劍帶給不信者的心靈，或者說他們竟會希望通過成千地屠殺我們的同類，可以建立平安的天國?！睂Υ耍瑐鹘淌總冇蒙系鄣囊庵緛黹_脫。在文惠廉看來，“對于在這個確確實實正在衰朽、崇拜偶像的異教民族中建立千百個傳教團的事業(yè)來說，只有一個障礙，這個障礙本質上是政治性的”。不言而喻，他說的這個政治障礙就是清朝的對外政策，而英國“遠征軍”在政治上的目標也是結束這種政策。因此，在支持英國對華戰(zhàn)爭的問題上，“我們也許在犯錯誤，但這是神理所當然會原諒的錯誤”。英國人的征服行動本身可能是非正義的，“卻可能導致一個良好的結果”。叔未士的解釋與文惠廉相似，他表示，“我反對所有形式的戰(zhàn)爭，但中國政府是充滿敵意的，特別是從根本上對偉大的神和神子的事業(yè)懷有敵意”，而鴉片戰(zhàn)爭就可以迫使清政府放棄這種敵意。這種認識部分地體現(xiàn)了新教傳教士支持英國侵華戰(zhàn)爭的心態(tài)。他們反對英國全權代表“過早地”談判，原因之一就是擔心英國人只追求通商利益，而缺乏迫使中國全面“開放”，包括在宗教上向這些徘徊在華南沿海的傳教士開放的“遠大眼光”。正如衛(wèi)三畏在家信中透露的：“大家都擔心，英國全權代表最終不能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在擴大交往方面做足夠的努力。”
眾所周知，鴉片戰(zhàn)爭的起因是鴉片貿易，而鴉片貿易則是傳教士們大力抨擊的。衛(wèi)三畏承認，考慮到英國侵略軍的派遣“與鴉片貿易有密切的聯(lián)系，我在內心認為整個遠征都是非正義的”。為了對付這個矛盾，“神”或“上帝”這塊盾牌再一次被傳教士們肆意地使用。美國長老會的麥多馬說“鴉片貿易確實是不人道的”，但“對我們有限的心靈來說，神的方法是隱秘的和不可理解的”，通?！爸挥兴约翰拍芡耆斫狻?。神可以“使用任何方法”，他會用“人的仇殺來贊美自己”，因此，甚至像鴉片貿易和鴉片戰(zhàn)爭這樣的惡行“也可以為他服務”。裨治文強調說，“神的方法與我們的方法不同，他的思想與我們的思想也不同”，重要的是要讓“‘中華帝國’感受到外國軍隊的威力”。他認為由于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我們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前夜，一個偉大的革命已經開始。我們曾長期為包圍我們的孤寂而哀嘆，福音是我們唯一的安慰。但現(xiàn)在我們相信，統(tǒng)管世界的神正準備為福音的宣講者打開一條寬闊的道路”。
不難看出，這是傳教士在道德與利益之間選擇了后者之后而進行的狡辯。他們對鴉片戰(zhàn)爭采取如上所述的態(tài)度，是因為他們看到，這場戰(zhàn)爭可以使他們長期渴望的目標——打開中國的門戶，通過與中國人的“自由交往”快速地傳播基督教——得以實現(xiàn)。鴉片戰(zhàn)爭前新教的傳播一直被限制在廣州和澳門附近的狹小范圍內，而且在吸收教徒——傳教活動取得進展最重要的標志——這方面，英美傳教士在幾十年中努力的結果是很微小的。他們把這種狀況歸咎于清朝的閉關與禁教政策，而且他們把禁教看作閉關政策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一旦他們可以在中國3.5億人口中“自由交往”，他們自己和皈依于基督教的中國百姓都不必擔心清政府的“宗教迫害”，那么基督教歷史上最具規(guī)模的擴張是必然會到來的。在迫使清政府“開放”這一點上，英美傳教士與英國的政客、商人的目標是一致的。麥多馬說，“如果英國人最后不會虎頭蛇尾，則中國不久就會向福音開放”，所表達的就是在傳教士中普遍存在的想法。鴉片戰(zhàn)爭期間，雅裨理和文惠廉1842年2月7日在香港乘坐英國的澳大利亞人號（Austrɑliɑn）戰(zhàn)艦，到英國軍隊占領下的鼓浪嶼，英國“遠征軍”司令璞鼎查親筆寫信，把他們介紹給駐在廈門的英軍首領，讓他們給予這兩位傳教士以“良好的關照”，使他們“馬上就開始自己的工作”。而英國傳教士雒魏林和美魏茶到英軍占領下的舟山，開創(chuàng)在那里的傳教事業(yè)，與英軍的關系就更密切了。這些都是傳教活動與炮艦政策相結合的典型事例。
因此，急欲推進傳教事業(yè)是傳教士支持鴉片戰(zhàn)爭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反對鴉片貿易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貿易威脅了基督教的傳播，而他們支持鴉片戰(zhàn)爭則是因為這場戰(zhàn)爭可以掃除傳教道路上的障礙。在這里我們看到，傳教士對中外關系中具體事件的態(tài)度，是根據(jù)它對傳教事業(yè)的影響來確定的。當西方列強迫使“東方從屬于西方”的進程與基督教傳播的進程相一致的時候，道德的因素在傳教士們那里便退居次要的地位，一切都必須服從傳教利益。在近代，列強對中國奴役程度的加深總是意味著更有利傳教條件的出現(xiàn)，鴉片戰(zhàn)爭后清廷被迫弛禁基督教就是典型的例證。而傳教士也總是希望借助列強的政治、經濟勢力來達到宗教上的目的，因此他們在列強侵略中國的重大事件中總是抱著支持的態(tài)度。這種共同的利益關系就使得傳教士成為西方殖民勢力天然的同路人，而傳教士對鴉片戰(zhàn)爭的支持就成為他們與西方強權政治同盟關系的開端。
當然，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譴責并非完全出于傳教利益上的考慮，其中還有道德的因素。同樣，傳教士對鴉片戰(zhàn)爭的支持也不能說完全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他們并沒有因為特殊的身份而喪失其民族意識，當中國與英國或美國之間發(fā)生沖突時，這些國家的傳教士一般不會有足夠的道德勇氣站在被侵略者的一邊。甚至當中國與西方某個國家之間發(fā)生沖突時，大部分西方的傳教士一般會因為文化上的原因而站在西方國家一邊，除非傳教士自己的國家與侵略者有這樣那樣的矛盾。這些因素是我們在認識傳教士與列強政治勢力的關系時應該考慮到的。這里所要說明的是，在鴉片戰(zhàn)爭前后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在一定意義上，傳教士在宗教上的利益與英國的侵略利益是一致的，這是傳教士支持鴉片戰(zhàn)爭的基本動力。
（本文摘自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1807-185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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