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明安談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

畢明安（章靜繪）

畢明安（Michael Beaney）先生被視為分析哲學史領(lǐng)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在阿伯丁大學擔任邏輯學欽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Logic），同時執(zhí)掌柏林洪堡大學分析哲學史教席，并于最近當選為分析哲學史研究協(xié)會的主席。他的主要著作有Frege: Making Sense（《理解弗雷格》，1996）、Analytic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分析哲學入門》，2017）等書，編著包括The Frege Reader（《弗雷格讀本》，1997）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牛津分析哲學史手冊》，2013）。在擔任《英國哲學史雜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主編期間（2011-2020），畢明安教授不僅將這個刊物打造為哲學史領(lǐng)域公認最好的幾種期刊之一，并且極大地鼓勵了對傳統(tǒng)上被壓制的哲學傳統(tǒng)（例如女性哲學家和亞洲哲學）的研究。他在《上海書評》的專訪中回顧了自己的求學和研究經(jīng)歷，也談及了目前關(guān)注的中國古代分析哲學傳統(tǒng)。

《理解弗雷格》

《弗雷格讀本》

《牛津分析哲學史手冊》

《分析哲學入門》

您剛剛在《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上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莊子》中魚之樂對話的論文，鑒于您在分析哲學以及分析哲學史領(lǐng)域所享有的聲譽，這可能會令許多知道您的人感到驚訝……

畢明安：這篇文章叫做“Swimming happily in Chinese logic”（https://doi.org/10.1093/arisoc/aoab010），基本的想法是運用分析哲學的觀念和方法來闡明《莊子》中那段美妙的對話。一方面我想要展現(xiàn)從分析的視角考察中國哲學的價值，另一方面我還希望能激發(fā)英語世界中更多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興趣。 

等您談罷分析哲學，我們再說回這篇論文。您當初是如何進入哲學的，能先請您談談嗎？

畢明安：我最初對哲學產(chǎn)生興趣是在中學時期。十幾歲時，我讀了大量心理學方面的書籍，試圖了解我們（尤其是我自己）是如何思考和行動的，這自然把我引向了關(guān)于推理、心靈的本質(zhì)和倫理的更具哲學性的問題。但反諷的是，對我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的是羅素的論文《論原因的概念》（“On the Notion of Cause”，最初發(fā)表于1913年的《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刊》）。十六歲時，我開始專攻數(shù)學和物理學，而羅素論證了這些領(lǐng)域的整個因果概念是有缺陷的。我很快意識到，科學中其他一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至少在我學習的那個時候，也是成問題的。當我開始質(zhì)疑我們的一些假設(shè)時，我的物理老師常常對我非常惱火，而我則意識到我必須轉(zhuǎn)向哲學來進一步了解這些問題。

您隨后進入牛津大學攻讀著名的PPE（哲學、政治學和經(jīng)濟學）學位。能談談您的本科生活和老師嗎？

畢明安：我在1978年進入牛津的圣凱瑟琳學院。當時在牛津沒有單獨的哲學本科專業(yè)，PPE能讓我最大限度地學習哲學。牛津是當時世界上幾大哲學重鎮(zhèn)之一，盡管它的影響力隨后就逐漸減弱了。我選修了政治、政治理論、道德和政治哲學、（早期現(xiàn)代歐洲）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學、心靈哲學和維特根斯坦等課程。那時沒有機會學習中國哲學——對PPE學生來說現(xiàn)在也沒有這個機會，但我那時學習了中國政治和中國馬克思主義。

其中真正讓我興奮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現(xiàn)在仍然如此），這在當時居于牛津哲學研究的核心，盡管遺憾的是，它如今已經(jīng)過時了——哲學的日益專門化和職業(yè)化鼓勵了更“科學”，因此更有利于在期刊上發(fā)表論文的進路（其中諸多假設(shè)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Ｊゼs翰學院的彼得·哈克（Peter Hacker）是我學習維特根斯坦時的指導教師，我從他本人那里和他的著作當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對維特根斯坦持有一些相當極端的觀點，并且迄今堅持這些觀點，但今天包括我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學者都不同意他論述當中的一些核心內(nèi)容。不過，他對相關(guān)文本的知識是出類拔萃的，而且論證能力非常厲害，所以他也把我的思維磨礪得更加鋒利。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維特根斯坦的遵循規(guī)則悖論。一個人如何能遵循某個規(guī)則（例如在了解一個詞的含義時），當任何行動都可以通過某種解釋顯得符合這一規(guī)則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的解決方案——或者更恰當?shù)卣f是對問題的化解——是論證必然存在著一種掌握規(guī)則的方式，這種方式本身能夠不構(gòu)成一種解釋，而是簡單地展現(xiàn)在實踐當中，這種實踐是我們通過訓練來進入的。我對這個悖論的迷戀后來成為我轉(zhuǎn)向中國哲學的關(guān)鍵。

您畢業(yè)后是否繼續(xù)在鉆研維特根斯坦？

畢明安：當然。本科畢業(yè)之后，我在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獲得碩士學位，論文探討的是維特根斯坦關(guān)于遵守規(guī)則的論述對倫理學中的客觀主義意味著什么。隨后我回到牛津大學攻讀哲學學士學位（BPhil），該學位在當時被視作哲學領(lǐng)域主要的教學資格認定，我為這個學位所寫的第二篇論文后來成為我的哲學博士論文的基礎(chǔ)。那時我已經(jīng)意識到弗雷格對維特根斯坦的巨大影響。弗雷格發(fā)展出了第一個我們現(xiàn)在稱為量化邏輯的體系，與傳統(tǒng)的三段論（亞里士多德）邏輯相比，該體系更有利于對數(shù)學中各種復雜陳述的分析。事實上，弗雷格的主要工作是證明算術(shù)可以被還原為邏輯，這種觀點我們稱之為邏輯主義，羅素對其有所推進。正是量化邏輯和邏輯主義項目所提出的哲學問題吸引了維特根斯坦進入哲學領(lǐng)域。因此，我的博士論文既是關(guān)于弗雷格的，也是關(guān)于維特根斯坦的，而且我從那時起就始終對弗雷格和維特根斯坦之間的關(guān)系感興趣。在2017年出版的“牛津通識讀本”之一《分析哲學入門》中，我提供了一個對他們關(guān)系淺顯易懂的說明。

您的處女作是1996年出版的《理解弗雷格》。鑒于您最初感興趣的是維特根斯坦，我很好奇您為何選擇以弗雷格而非維特根斯坦為主題？ 

畢明安：我在1990年拿到博士學位之后，受邀寫一本關(guān)于維特根斯坦的書，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寫一本關(guān)于弗雷格的書更為重要，因為對他的研究要少得多。于是我修改并拓展了博士論文關(guān)于弗雷格的部分。關(guān)于弗雷格的標準解釋源于邁克·達米特（Michael Dummett）在1973年出版的先驅(qū)性著作《弗雷格：語言哲學》（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然而，我對弗雷格的研究越多，就越確信標準解釋歪曲了他的哲學，并且沒有足夠公正地看待其哲學的歷史發(fā)展。出于這些考慮，我的書嘗試厘清這一發(fā)展，正如書名中的“Making Sense”所示，它既介紹了弗雷格的哲學，嘗試理解其涵義（sense），又解釋了他最重要的涵義（sense）概念的演變，闡明這一概念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我認為，我這本書對當時正在發(fā)生的分析哲學的歷史轉(zhuǎn)向做出了貢獻，因為分析哲學家——至少其中一些人——意識到分析哲學自身有一個必須被承認和理解的歷史。許多早期的分析哲學家，包括弗雷格、羅素和早期維特根斯坦，認為有一些普遍、永恒的哲學問題，只要我們有正確的邏輯工具或者以正確的方式思考這些問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將其解決。然而，雖然哲學問題可以用足夠籠統(tǒng)和模糊的方式來表述，使它們看起來具有普遍性，我們必須始終考慮到這些表述各自的歷史語境以及一個特定時段有哪些可用的觀念資源。

您的專長是分析哲學史，您主編的《牛津分析哲學史手冊》是這一領(lǐng)域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一部文獻。能談談這本書嗎？

畢明安：這本書出版于2013年，歷時七年完成，是一項重大的工程，有四十位作者參與，全書有三十九個章節(jié)，差不多一千兩百頁。它實際所花費的時間遠遠超過我在2006年同意做主編時的預期。但這樣的投入是值得的，不僅因為它給了我與該領(lǐng)域許多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合作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它鞏固了分析哲學史作為哲學史主要領(lǐng)域之一的地位。在導論性的章節(jié)中，我討論了分析哲學的性質(zhì)和歷史書寫。手冊的第一部分闡述分析哲學的起源，涉及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人。第二部分論及分析哲學后來在多個領(lǐng)域的開枝散葉。第三部分考察分析哲學的各種關(guān)鍵主題，例如語言學轉(zhuǎn)向、懷疑論、模態(tài)以及它與實用主義和現(xiàn)象學的關(guān)系。

2014年到2015年間，我和當時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江怡教授共同主持了一個關(guān)于分析哲學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的研究項目，獲得了英國和中國研究委員會的資助。這個項目的核心包括將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譯成中文（翻譯工作由江怡負責組織），我們舉辦了兩次會議來討論在翻譯過程中遇見的一些問題，這些討論對所有參與者來說都非常有啟發(fā)。它增強了我的一種感受，即哲學翻譯比許多人設(shè)想的要困難得多，它應該得到的承認實際上要比大多數(shù)哲學家所給予的更多。

接下來想請您談談哲學翻譯工作。您在1997年出版了《弗雷格讀本》，其中收錄了一些弗雷格文本的英譯。此外，您剛剛完成了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新譯本。您是怎么決定翻譯弗雷格的，又為什么在已經(jīng)有兩個通行的英譯本的情況下決定重譯《邏輯哲學論》？

畢明安：在我編《弗雷格讀本》之前，還沒有任何一本弗雷格選集能夠收錄他主要的哲學論文以及他三本著作中的選段來供學生使用。這些文本致力于闡述他的邏輯理論和發(fā)展他的邏輯主義。之前不同譯者的譯法不統(tǒng)一，所以我決定重譯那些譯文不太理想的文本，并修訂全書以保持統(tǒng)一。這是我的初次翻譯經(jīng)驗，此前我沒有受過任何正式的翻譯訓練。所以，就像我們常說的那樣，我在工作中學習。也是在那時，我開始反思翻譯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所提出的哲學問題，我后來也寫過這方面的文章。

維特根斯坦1951年逝世，《邏輯哲學論》的版權(quán)于七十年后，也就是2021年到期。牛津大學出版社希望我為他們的“世界經(jīng)典叢書”（World’s Classics）重新翻譯《邏輯哲學論》，我接受了這一邀請。任何文本的任何譯文都可以改進，尤其是考慮到學術(shù)研究的進展，或者僅僅針對不同的受眾，一個新譯本無疑是必要的。這部書的兩個通行譯本都有各自的問題。第一個譯本出版于1922年，由弗蘭克·拉姆塞（F. P. Ramsey）完成。盡管它大體上是準確的，并且得到了維特根斯坦本人的認可，很多地方卻不夠流暢。英語不是維特根斯坦的母語，雖然他認識到譯文“過于拘泥字面”，卻只能提供一些試探性的改進建議。這也是大衛(wèi)·皮爾斯（David Pears）和布萊恩·麥吉尼斯（Brian McGuinness）在1961年重譯的原因。他們的版本要流暢得多，但在一些關(guān)鍵地方卻犧牲了準確性。著名的中國翻譯家嚴復提出了翻譯的三大原則：信、達、雅。拉姆塞的翻譯缺乏“雅”，而皮爾斯和麥吉尼斯的譯文在“信”方面有所不足。我的新譯本盡量尊重這三大原則，此外還提供了注釋和其他編輯材料來幫助讀者理解這個困難但極具影響的文本?！哆壿嬚軐W論》已經(jīng)被數(shù)次譯為中文，第一個譯本在原文出版后不久即問世，而新近的一個譯本則由在我這里訪學過一年的黃敏完成。

您剛剛提到和江怡教授的合作以及嚴復的翻譯觀。您是如何和中國學術(shù)界建立聯(lián)系的，又是怎樣開始對中國哲學感興趣的？

畢明安：這一切都始于《弗雷格讀本》，北京大學的陳波教授在邏輯研究中心所開設(shè)的研究生課程上一直在使用這本書。他邀請我到北京擔任客座教授，親自講授這門課，以及為本科生開設(shè)一門關(guān)于早期分析哲學的更為基礎(chǔ)的課程。我的妻子麥夏蘭（Sharon Macdonald）是一位社會人類學家，她當時成功地獲得一筆經(jīng)費，用于在中國進行民俗博物館的研究。我們的三個孩子當時都已經(jīng)離家上大學了，所以我們2011年到2012年整個冬季學期都待在中國。這是我一生中最有收獲的學期，也是我職業(yè)生涯的一個轉(zhuǎn)折點。接待我的人極好，學生也出色，還有令人興奮的嶄新文化讓我去體驗，當然，還有各種美食！夏蘭和我開始學習中文，我們走遍了中國，在上海、南京、昆明、西安和天津等地舉辦講座。我們的兩個孩子來中國和我們一起過了當年的圣誕節(jié)。去年圣誕節(jié)，恰好是我們那次訪問的十周年，我們懷著鄉(xiāng)愁回憶當時的情景。

我此前讀過一些中國的古典文本，比如《論語》和《道德經(jīng)》，但我從未認真研究過它們。我決心盡量多地學習中國哲學，就像我希望我的學生能盡量多地學習分析哲學?；氐接?，我決定講授中國哲學，而在我曾就讀或授課的任何哲學系，它都沒有被列入課程。盡管我一開始完全是個外行，但我想，由我這樣的外行來教總比沒人教好，至少可以讓此后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哲學，并且鼓勵他們成為未來的老師，把它教得更好。當時中國學生紛紛來英國學習，我可以在語言方面向我的中國學生討教，請他們幫助我理解文本。這里我特別要感謝我的兩位博士生陳龍和項舒晨，是他們幫助我完成了最初的中哲課程。如今他們分別在北京師范大學和北京大學獲得了終身軌教職。

在研究中國哲學的過程中，陳漢生（Chad Hansen）出版于1992年的專著《中國思想的道家之論》（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讓我產(chǎn)生了某種頓悟。在強烈的興奮中，我認為陳漢生所論述的，其實就是整個中國古代哲學都可以被視為對維特根斯坦遵循規(guī)則悖論的一系列回應。這是我從本科開始就一直在等待的一本書！由于我對這一悖論的癡迷，我狼吞虎咽一般閱讀中國古代文本和相關(guān)的二手文獻。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許多其他迷人的發(fā)現(xiàn)，例如關(guān)于白馬非馬的辯論，我也逐漸將越來越多的時間用于閱讀和教授中國哲學，以及在合適的時候進行相關(guān)的寫作。

您在2011年前往中國，那年正好是您擔任《英國哲學史雜志》主編的第一年。2020年底，您結(jié)束兩個五年任期，從主編的位置上退休。這份刊物被視為哲學史方向最好的期刊之一。您認為它和《哲學史雜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或《哲學史檔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的區(qū)別在哪里？

畢明安：在我看來，如今《英國哲學史雜志》已經(jīng)是哲學史方面的頂級刊物，這不僅僅是就它所發(fā)表的論文的質(zhì)量而言（這些論文全部經(jīng)過嚴格的同行評議，我們盡可能快速地完成這項工作），而且是就刊物所覆蓋的哲學史范圍而言。當我在2011年接手雜志的時候，決心拓展它覆蓋的哲學史范圍，而不再僅僅集中于早期現(xiàn)代哲學的七個經(jīng)典人物。我們已經(jīng)取得了成功，至少在西方哲學方面（具體可參看我2013年和2018年的兩份編輯報告https://doi.org/10.1080/09608788.2013.757945；https://doi.org/10.1080/09608788.2018.1423735）。

我們也逐漸發(fā)表了更多關(guān)于非西方哲學傳統(tǒng)的文章，包括中國哲學、印度佛教哲學、阿拉伯和伊斯蘭哲學等。比方說，在過去四年中，我們已經(jīng)發(fā)表了七篇關(guān)于中國哲學的文章。《英國哲學史雜志》每年共有六期，其中有兩期是特刊，特刊的編輯可以邀請學者寫作或征集涉及哲學史新領(lǐng)域的論文（這些文章仍然都是經(jīng)過同行評審的），比如關(guān)于女哲學家的貢獻和相對來說缺乏研究的哲學傳統(tǒng)。因此，我認為該刊領(lǐng)導了一個潮流，即鼓勵拓展令人振奮的嶄新領(lǐng)域，以及對一系列新話題和主題進行研究。

您認為中國古代哲學中有一個分析傳統(tǒng)，而這個傳統(tǒng)正是您的興趣所在。有人可能會對這個說法感到相當驚訝，您能解釋一下您所指的是什么，以及為什么它很重要嗎？

畢明安：現(xiàn)在人們普遍認識到，中國哲學不僅包括儒家和道家傳統(tǒng)，還包括墨家和名家等學派，我們熟悉的惠施和公孫龍正是名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當然，胡適在其開創(chuàng)性的《中國哲學史》中早已強調(diào)了這一點，而在英語世界中，則由葛瑞漢（A. C. Graham）、陳漢生、方克濤（Chris Fraser）和賴蘊慧（Karyn Lai）等人進行了詳細說明。我從他們的著作中學到了很多東西。這些學者令人信服地展示，我們?nèi)绻嬲盐罩袊軐W諸流派之間的爭論，就必須理解后期墨家和名家所表達、討論的關(guān)于語言和推理的觀點。我認為正是它們構(gòu)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分析傳統(tǒng)，因為它們探討的正是西方分析傳統(tǒng)中的各類標志性問題，例如悖論、名稱的意義和使用、論證的有效性或無效性。

您在柏林洪堡大學擔任分析哲學史教授，同時在阿伯丁大學執(zhí)掌邏輯學欽定教席，此外，您還是清華大學的賀麟客座教授。您是如何協(xié)調(diào)這一切的？您在中哲方面的研究工作又是如何與之關(guān)聯(lián)的？

畢明安：我在洪堡大學和阿伯丁大學都是半職，我在一年中的不同時間段為他們授課。這兩所大學都非常鼓勵我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研究。事實上，我在入職洪堡大學時已協(xié)商好，也在工作合同中寫明了，我會在那里推進中國哲學的研究，我的理解是，這意味著分析哲學史也覆蓋了中國的分析傳統(tǒng)！一個邏輯學教授當然應該對中國邏輯學感興趣。當我查詢阿伯丁大學的欽定教席（英國最古老的哲學教席之一）的歷史時，我欣喜地發(fā)現(xiàn)章士釗曾跟隨我的一位前輩威廉·戴維森（William Davidson）教授學習，而那正是章士釗寫作《論翻譯名義》（1901）來論述“邏輯”的中文翻譯的時候。我希望以后在訪問清華大學時找到更多與之相關(guān)的信息，并以此為題做報告。順便說一句，我去年在清華大學講授了《邏輯哲學論》（雖然是網(wǎng)上授課，很遺憾）。所以，我認為我所有的教學活動都是有著深刻關(guān)聯(lián)的，而其中的焦點是中國哲學的分析之“道”。

回到開頭那篇您關(guān)于魚之樂對話的論文，能談談您的核心觀點嗎？

畢明安：《莊子》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文本。就像《邏輯哲學論》一樣，你第一次讀它的時候，幾乎不可能理解，但你卻能立刻感覺到它十分有趣、激動人心和深刻。即使我用余生來嘗試理解這部書（我很可能會這樣做），也永遠不能真正恰當?shù)乩斫馑?。我很清楚，有如此多的對《莊子》的解釋，這些解釋還經(jīng)常相互沖突，但在我看來，理解《莊子》的關(guān)鍵是一種“關(guān)聯(lián)性的視角主義”。視角主義，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所定義的那樣，認為我們只能從一個特定的視角出發(fā)，在一個特定的概念架構(gòu)或倫理實踐中來認識某物。這可能導致相對主義，否定了知識的客觀性，但這種相對主義能通過理解諸多視角如何相互關(guān)聯(lián)而得到化解。通過欣賞其他觀點，從而獲得一個更廣闊的視野，我們能夠修正，或者至少包容特定視角不可避免帶有的局限和扭曲。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當然需要這樣的東西。

這個核心觀點貫穿了我對魚之樂對話中莊子和惠子二人的論證的分析，我的解釋從現(xiàn)代邏輯和墨家邏輯這兩個視角出發(fā)，它們都有助于闡明對話的內(nèi)容。因此，這個個案研究可以極好地說明在嘗試理解這類論證時，我們需要利用中西邏輯傳統(tǒng)中一切可以利用的觀點和工具。細致分析這類文本也對來自西方、被廣泛接受的種種假設(shè)提出了挑戰(zhàn)。我認為中國古代哲學中存在一種“knowing-as”的觀念，這種觀念在西方傳統(tǒng)中沒有得到恰當?shù)某姓J，因為西方傳統(tǒng)執(zhí)著于“knowing-that”的概念。這一點需要一個詳細的說明，這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但我的結(jié)論是明確的：如果我們（在西方）要把中國哲學作為哲學來認識，我們就應該把《莊子》這樣奇妙的文本當作中西傳統(tǒng)之間的橋梁，站在橋上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富有成果的關(guān)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