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情感”做社會學研究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們經常會聽到諸如價值中立、價值無涉之類的概念，這些概念也是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需要學習和訓練的內容。在開展實際研究時，我們也常會以此來要求自己，提醒自己無論是在實際調查過程中抑或寫作過程中，皆要保持一種中立的價值觀，秉持一份理性的精神，做出一項盡可能科學、客觀的研究。然而，我們又經常發(fā)現(xiàn)，在這種方法論指導下做出來的研究很多時候會變成一種冰冷的數(shù)據呈現(xiàn)、材料展示和理論建構，甚至還可能會出現(xiàn)對于理論和方法的生搬硬套，整個研究毫無“溫度”可言，這也是許多社會科學研究可讀性差且不被人接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幾天，圍繞“唐山事件”出現(xiàn)不少所謂的專業(yè)分析和解讀，包括從社會學方法出發(fā)進行的分析，整個論證過程可以說得上頗為科學、客觀，表面上看去似乎也不帶任何價值判斷，但是讀者們卻并不買賬，甚至有人直指這種研究“理性的可怕”、“冷血”、“沒有感情”、“毫無意義”。所以，我們不禁要問，不帶感情的價值中立式研究一定是“客觀”研究嗎？相反，帶著感情的價值介入式研究就一定不是“客觀”研究嗎？

這類問題在社會學研究中間經常出現(xiàn)，最為出名的一次爭論莫過于英國人類學家利奇（Edmund Leach）對中國人類學家費孝通提出的“世紀之問”。1982年，利奇在其新著《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中對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提出了兩點質疑，一是“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家，個別社區(qū)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國的國情”？二是“像中國人類學者那樣，以自己的社會為研究對象是否可取”？利奇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正是本文要討論的話題。利奇的意思是說，費孝通作為中國人研究自己的社會難免會有偏見，有價值判斷和感情因素起作用從而影響到研究的客觀性。對于利奇提出的問題，費孝通最初的回應非常直接且充滿了感情色彩：“我自己知道我為什么要學人類學，……我的選擇是出于一種價值判斷?！覍W人類學，簡單地說，是想學習到一些認識中國社會的觀點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識去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所以是有所為而為的?！眰€人以為，這種炙熱的感情在費孝通寫作《江村經濟》中肯定也是存在的，他在開弦弓村的成長、生活經驗很難不被帶入其中，也許這也正是《江村經濟》讓人讀來親切的一個重要原因。無獨有偶，同一時期的人類學大師林耀華的代表作《金翼》更是一部充滿了個人經歷和感情的著作，林耀華的文學寫作手法甚至很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代入感?！督褰洕泛汀督鹨怼分猿蔀椴恍嗟拿鳎尨蠹野僮x不厭，常讀常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作者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實感，帶入了一種精神甚至生命，包括對于時代和國家的憂愁和思考。

《江村經濟》

在費孝通晚年思想中，“情感”成為他思考和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tǒng)界限》一文中，費孝通明確表達了社會學研究要從“社會生態(tài)”擴展到“社會心態(tài)”，進入到人的內心世界，研究那些“隱藏的我”、“說不清楚的我”和“講不出來的我”。費孝通認為，“講不出來的我”最能凸顯人之主體形象的復雜性，但同時也是社會學研究中最難調查和研究的部分，對社會學構成巨大挑戰(zhàn)。對于這種“內心世界”的研究，費孝通認為，傳統(tǒng)的社會學方法很難達到理想的研究效果，因為“它不是我們今天實證主義傳統(tǒng)下的那些‘可測量化’、‘概念化’、‘邏輯關系’、‘因果關系’、‘假設檢驗’等標準”。楊善華也說，“社會學越‘科學’，量表和統(tǒng)計數(shù)據使用得越純熟，這一習慣性的無視就會越明顯，也就會使社會學越發(fā)成為‘外部性’的學科?！蹦敲?，究竟如何才能走進人的內心世界，實現(xiàn)對于“人文世界”的科學的、客觀的研究呢？費孝通提出了一個極具啟發(fā)性的研究方法——“將心比心”。

“將心比心”的研究方法不追求研究者的價值無涉和價值中立，相反要求研究者時刻保持一種開放的心理和態(tài)度，在理性觀察和分析的基礎上，用自己的主觀心態(tài)去感受研究對象的主觀心態(tài)，從而實現(xiàn)對于行動者及其社會行動的“客觀性”研究。費孝通明確指出，“將心比心”的觀念“不同于我們今天很多學術研究強調的那種超然置身事外、回避是非的‘價值中立’、‘客觀性’等觀念，而是坦誠地承認‘價值判斷’的不可避免性；它不試圖回避、掩蓋一種價值偏好和道德責任，而是反過來，直接把‘我’和世界的關系公開地‘倫理化’，理直氣壯地把探索世界的過程本身解釋為一種‘修身’以達到‘經世濟民’的過程（而不是以旁觀者的姿態(tài)“純客觀”、“中立”的“觀察”），從‘心’開始，通過‘修、齊、治、平’這一層層‘倫’的次序，由內向外推廣開去，構建每個人心中的世界圖景?！痹诂F(xiàn)實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心”都具有主觀性和道德性，這種主觀性和道德性會影響我們的行動和交往，同樣也會影響到研究者的“客觀”研究。假如研究對象在某一場域或事件中經常會持有某種強烈的價值立場和感情，進而還會采取一些“極端”的行為，但是作為研究者的我們卻不能設身處地的、同情地理解研究對象的心理及其行動，相反還是一味強調客觀、理性和價值中立，那么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然不是“客觀的”。舉一個例子，假設我們在一列地鐵車廂中突然遇到一個男子歇斯底里般的大哭大叫，多數(shù)乘客的一般反應可能都會覺得這名男子有問題，并對其不妥行為進行批評和指責；但是如果大家知道了這名男子剛剛失去一位至親，可能就會表現(xiàn)出截然相反的反應，不僅不會對其進行指責，而且可能還會上前加以安撫甚至擁抱。簡言之，所有的社會行動都是一種有意圖的行動，要想理解人的社會行動，首先需要理解人的觀念和心態(tài)。

如“唐山事件”，社會學可以將其作為一個社會事實進行涂爾干式的分析，但這并不代表“暴力”是其唯一事實，因此僅僅將其視為是一個暴力犯罪事件也就并不見得多么“客觀”，相反其中充滿了研究者自己的“預斷”和“主觀”。首先，研究者如果只是從暴力事件的角度展開因果分析，本身就預設了價值判斷，同時也排斥了事件本身存在其他特征的可能性和客觀性，對于事件本質的分析結果不可能完全“客觀”，因此只能算是一種方法上的客觀。與此同時，因為“唐山事件”是一件被社會熱議的焦點事件，研究者越是保持一種所謂科學的、理性的分析，就會越顯得是在有意回避是非、置身事外，本質上就是一種價值介入。其次，“唐山事件”是在廣大網友的“群情激憤”與“熱搜”下浮出水面，并逐漸呈現(xiàn)出更為完整的事件面貌。如果研究者不去關注推動事件發(fā)生背后的感情和情緒，不僅難以把握事件的全貌，也無法深入事件的本質。涂爾干認為，犯罪事件作為一種“病態(tài)現(xiàn)象”有其有益的一面，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帶來社會創(chuàng)新與社會進步。如果一個社會過于堅固，人們的情感過于一致，反而會阻礙社會創(chuàng)新與社會進步。因此，應該允許帶著“感情”和“情緒”參與犯罪事件的討論和分析，因為它可以讓我們看到差異性與多樣性，看到社會進步的空間。再者，大眾對于“唐山事件”的“情緒”和“看法”是每一個人內心世界的呈現(xiàn)，我們不僅要關注這些“情緒”和“看法”，而且應該將其作為研究對象結合到事件中展開學理分析，走進每一個研究對象的內心，設身處地地去了解每一個研究對象，用一種“將心比心”的方法展開社會學研究。

在最近一篇為紀念北大社會學系恢復重建四十周年所作的文章中，人類學家項飆坦言自己越來越意識到，個體心態(tài)和情緒之于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甚至可以成為社會學研究的邏輯起點。項飆說，“越來越多的讀者，特別是年輕人，提出社會學科應該幫助人‘安身立命’。這不僅發(fā)生在中國，也是個全球現(xiàn)象。這是大眾在新條件下對社科研究真實、迫切的要求，研究者必須全身心面對?！被诖耍岢隽艘环N“常識社會學/人類學”，倡導將常識作為對話對象，關注人的體驗，重視糾結。而對于常識問題的關注和研究，顯然無法做到不帶價值判斷，因為研究對象來源于現(xiàn)實，研究結果也必將要回到現(xiàn)實中，所以必須把實證研究與價值關懷結合起來?？傃灾?，社會學研究可以帶著“情感”，因為在這種帶著情感的“介入式研究”中，研究者可以看到自己，讀者也能讀到自己。這樣的研究或許才是真正的“客觀”研究。

參考文獻：

費孝通：《重讀〈江村經濟〉·序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

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tǒng)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年第3期。

項飆：《世界很復雜，關鍵是你怎么看》，載微信公眾號“北大社會學”，2022-06-10。

周飛舟：《從“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轉向》，《社會》2017年第2期。

周飛舟：《將心比心：論中國社會學的田野調查》，《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2期。

楊善華，孫飛宇：《“社會底蘊”：田野經驗與思考》，《社會》2015年第1期。

[法]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