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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生講《論語》

毛子水先生毛子水先生(1893-1988)原名準,字子水,浙江江山人。


毛子水先生

毛子水先生

毛子水先生(1893-1988)原名準,字子水,浙江江山人。關(guān)于毛先生的《論語今注今譯》,可以談的很多,得先從其他方面談起。

他既本名毛準,為何又叫他毛子水呢?中國傳統(tǒng)對“名”“字”一向考究,使用起來總是很謹慎。古人的名是要給上輩或高官(或政府文書)稱我時使用,同輩或低輩的人,是不能連名帶姓叫的,不慎叫了便是犯了“諱”,犯諱得看輕重,不小心在文章中用了當今圣上的名諱,輕者可能奪官,重者可能殺頭,所以要非常小心。稱正式名諱的規(guī)矩很多,所以古人在取名的時候,也順便取了個“字”,好讓一般人稱呼,名通常是單的,字則多是雙的,名與字通常都有意義連屬的關(guān)系,這層關(guān)系有的是相承,有的是相反,譬如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歐陽修字永叔(修與永都是長的意思),算是相承,而端木賜字子貢,韓愈字退之,算是相反,這類例子,在古人俯拾皆是,無須多舉。毛準字子水,是名與字含意相承的例子。

清末鬧革命,很多傳統(tǒng)文化都被推翻了,毛先生與胡適、傅斯年是同時人,在文化意識上屬于革新派,他們常批評“舊”文化,認為舊文化落伍。但他們又出身傳統(tǒng)社會,真要革新也無法全然做到,譬如說他們多依古人之例,有名也有字(胡適字適之,傅斯年字孟真),有時碰到別人直呼其名也會不高興的,要人以字稱他,別人不是不懂,就是不理,有的就干脆“以字為名”了。好在之前沒有身份證,改名非常方便,在臺大之前有位反胡適出名的歷史系教授徐子明,他本名徐光,后來也是以字為名,改名徐子明了。

毛先生早年讀北大數(shù)學系,但國學功底也很深厚,讀北大時,曾帶顧頡剛一起蹭章太炎校外上的課,也很有領(lǐng)會(見顧頡剛《古史辨·序》),后來公費到德國柏林大學深造,碰上世亂,學位沒有完成,回國成了北大教授,一度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據(jù)說毛先生學問很廣博,是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連胡適先生也很尊敬他的。我讀研究所時,毛先生還在臺大中文系有課,也許因為沖堂或其他原因,我未選過他的課。他那時年紀已很老了,聽力似有點問題,偶爾到校,只見他一襲長袍,有時會拄一拐杖,在第四研究室獨進獨出,很少看到他與旁人談話。他活了九十六歲,算是高壽,我讀碩士班時,他已八十多歲,胡適、傅斯年兩先生早過世,他熟悉的朋友大多不在了,年輕一輩又視之巍然,也不敢輕易接觸他,我當時覺得,人太高壽不見得是最幸福的事。

胡適(右二)和毛子水(右一)在北溝故宮庫房院內(nèi),攝于1959年11月。

胡適(右二)和毛子水(右一)在北溝故宮庫房院內(nèi),攝于1959年11月。

好像是碩士班畢業(yè)吧,研究所跟大學部的學生聯(lián)合辦了個謝師宴,在一家大飯店舉行,我交了錢,又碰上人數(shù)不足,只得去參加。因為我是研究生,被派到與老師們同桌,我記得我被安排坐在林文月先生旁邊,林先生再上去,就是毛先生。會上毛先生被拱上臺講話,他到臺上,嘴里不斷講Kiss這個字,說二十幾歲時以為會Kiss的,但沒有,后來到學校教書,以為要Kiss了,結(jié)果也沒有,臺下師生一個個瞪大眼睛,等他繼續(xù)說,他說直到今天已八十多歲了,自己覺得還沒Kiss呀,才弄懂他浙江鄉(xiāng)音,是把“開始”講成Kiss的,意指直到今天,他的學問還沒開始呢,當然是謙虛的話,等弄懂,全場人幾乎都笑得人仰馬翻了。

我讀博士班時,毛先生開了門“中國天文史”的課,我原想修,但后來不知是何緣故沒選,之后想起總有些后悔,倒不是圖修了真能學到點些什么,而是毛先生是五四時代的人物,跟他混熟了,至少多知道點當時學術(shù)界的秘聞掌故,也是好事。后來聽同學周鳳五說他選了,不只他選,他還拉了另一同學簡宗修一起選,我問上得怎么樣?周鳳五說開始第一周見過老師,要他們看《晉書·天文志》,之后到學期結(jié)束,再也沒見過他了,我不知他說的是否太過夸張,卻越發(fā)對這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好奇起來。

毛先生寫的東西少了點,他的著作市面上能找到的不多。現(xiàn)在談談市上唯一能找到的《論語今注今譯》,這本書是四十多年前臺灣商務印書館古書“今注今譯叢書”的一種。毛先生在此書自序里說:

這本《論語今注今譯》的初稿,是臺大中文系講師宋淑萍女士代我寫作的,一直到付印時,我時有更改,最后的清稿,是張菊英女士??樀?,斟酌損益,修正極多。

可見這本書初稿是由宋淑萍先生寫的,宋先生當然是承毛先生的意而寫,所以書名寫的作者是毛子水,張菊英是毛師母的大名。序中又言:“民國四十七年我草成《〈論語〉里幾處衍文的測議》時,曾蒙胡適之先生予以嚴格的批評?,F(xiàn)在胡先生過世已十余年,這部《論語》新注已不能得到他的教正,我心里自難免惆悵。”可見寫此書,也與胡適有點關(guān)聯(lián),但胡適對他“嚴格的批評”指的是什么,書中沒有交待。

2009年再版的《論語今注今譯》

2009年再版的《論語今注今譯》

毛先生是革新派,提倡用白話寫作,所以他的注與譯文,都寫得明白易曉,有利初學,這是此書的好處。但他在古注中,喜歡采用比較冷僻的說法,為了把這些大家不熟悉的說法講清楚,又得多兜幾層圈子,使得他的書讀起來也不是那么“簡明”了。他采用的異說當然有所本,大多是說得通的,但用多了,也有點故意炫奇的意味。

他也喜歡另辟新解,譬如《學而》篇有章談到“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程頤說:“為弟子之職,力有余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币鼰l說:“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焙榕d祖說:“未有余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zhì);有余力而不學文,則質(zhì)勝而野。”以及最后朱子說:“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圣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彼娜说恼f法已周詳又妥帖了,但毛先生卻硬要反對他們,說這兩句的意思是“除了學習德行之外,余事便是讀書”。毛先生的意思是行德與學文要“并重”,他特別強調(diào):“躬行學文,兩不相妨;修習先后,難以執(zhí)一?!嗔Α脑?,讀者不可以詞害意??鬃釉捓锏摹嗔Α?,似只是要表明躬行重于學文的意思。”

老實說,孔子的真意就是說躬行重于學文,并不是“似只是”,讀者作此領(lǐng)會,并沒有“以詞害意”,毛先生自己也說“除了學習德行之外,余事便是讀書”,他也認為學習德行之外,讀書是“余事”,余事當指正事做完才做的事,比起正事來,當然要輕緩些,豈不就是“躬行重于學文”的意思,怎可責讀者“以詞害意”呢?又如同篇有“巧言,令色,鮮矣仁”章,毛先生《今譯》中譯全句為:“一個人說話中聽,面容和悅,不見得就是有道君子!”“鮮矣仁”三字是“很少能達到仁”的意思,跟“不見得就是有道君子”是有差別的,以“有道君子”來形容“仁”也不宜,尤其毛先生在文后用了個驚嘆號,語氣上的改變,讓他有別孔子的原意就更為強烈了,這種譯法,基本上都是很有問題的。

毛先生序中有段話很有意思,他說:

俞大維先生知道我從事《論語》的注釋,便將他所有而我所沒有的關(guān)于《論語》的書給了我,并且提示若干對于寫作這書的意見。我平生在學問上受到他的益處,自不止在《論語》;但即就《論語》講,我亦有一個難以忘記的故事。往昔同在柏林時,有一天他對我說,《論語·陽貨》篇的“匏瓜”,以講星名為合:匏瓜記于《史記·天官書》,周《詩》已有箕、斗,春秋時當已有匏瓜的星名了。我雖在大學時即知道皇《疏》有星名的“一通”,但只當異聞?,F(xiàn)在聽到俞君的話,覺得“擇善而從”的重要。這件事影響我后來讀書時對先哲學說取舍的態(tài)度很大,所以五十余年來沒有忘記。

果然在《陽貨》“佛肸召”章,毛先生引皇《疏》言:“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為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系天而不可食耶!”毛先生譯文是:“我豈是天上的匏瓜星!怎么能夠高高掛著而不讓人吃呢!”皇《疏》與毛先生說的,不是絕不能成立,但我總覺得有點別扭,因為匏瓜星名也是從匏瓜得來,把匏瓜解釋成一般匏瓜,說“讓那匏瓜掛在瓜棚上不許吃,不可惜了嗎?”這說法人人都懂,天上有星名匏瓜,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當匏瓜作星名解釋時,誰都該知道是不能吃的了,所以此章的匏瓜直接以瓜作解更自然些,一般作比方,要“以近取譬”,沒有原本易懂的事,反而要舉更難懂的例子來說明的。

像這樣的例子書上很多。譬如《為政》篇首章“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章的意思正如范祖禹所說:“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薄氨背健碑斎恢傅氖潜睒O星,朱子說:“北辰,北極也,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泵壬鷧s要把北辰解釋成“天的北極”,當然“天的北極”指的還是北極星,但明明有個具體的北極星叫北辰,人人可見,人人皆知,是十分清楚的事,為何不直接使用,又非特叫它是“天的北極”呢?毛先生繼續(xù)說道:

我們想象,通過地球中心而聯(lián)地球南北極作一直線,叫做地軸;地軸和地球的赤道圈成正交。地球之外,我們好像看到一個“日月星辰系焉”的天球;我們的地球,就在這個天球里面的正中間浮著,而地球的中心,亦就是我們所想象的天球的中心。

毛先生所說在天文學上是正確的,但視我們所居地地方是地球,而地球是圓球形的,有赤道與南北極,而且地球與其他眾星一樣,是在太空浮著的,這些是在十五六世紀之間,如哥白尼之后天文學家才有的看法,之前無論西洋人或中國人,都沒有過的。古人稱北辰為北極,很簡單,即指肉眼所及的北極星,另朱子說北極星為“天之樞也”,也是很早人的認識,因為“列星隨旋”(荀子語)而北辰不動。毛先生此處落落長地說了一長段,其實對孔子的話,并沒多解釋了些什么。

由前面的匏瓜與此處的北辰看,毛先生對古代天文學情有獨鐘,他在臺大開“中國天文學”的課是合理的,可惜的是,《論語》可引證天文學的地方其實不算多。

年輕時的毛子水

年輕時的毛子水

《為政》篇有“攻乎異端,斯害也矣”。這話其實很簡單,就是孔子叫人不要研究、討論異端之學,認為是有害于正學的。而異端之學是指何而言呢?朱注引范祖禹之言曰:“異端,非圣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边@說法是有問題的,因為孔子時尚未有楊、墨,怎能要孔子反楊、墨呢?程顥則更加以發(fā)揮,他說:“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盛。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寖寖?nèi)蝗胗谄渲幸?。”雖是引申發(fā)揮的意見,但詮釋古典,嚴格說來是不該如此的,因為這樣下去,就沒完沒了了。所謂異端,其實就是不合正道且有關(guān)“怪、力、亂、神”的極端言之言,因為那些話是無憑無據(jù)的,便是孔子所“罕言”的。毛先生書中引皇《疏》說:“異端,謂雜書也?!边@說法不見得錯,但把異端限制于雜書,無疑縮小了異端的定義。劉寶楠《論語正義》說:“是以異端為雜書者,乃漢人舊義。”所以將異端指為雜書,或以楊、墨甚至佛書為類,都有引說過當之嫌。這些廣義的說法本身不見得錯,但扯得太遠,往往迷糊了主題。毛先生將此章譯成:孔子說:“一個人于修業(yè)時而分心于外務,那是有害的?!睂⒐ズ醍惗苏f成“分心于外務”,嚴格說是錯的,因為異端絕不等于“外務”,攻者治也,分心也不足解說“攻乎”,“攻乎”有專向某處用功的意思。

毛先生在句讀上,也常會有創(chuàng)新,但是否必要,也是可以討論的。如他把“里仁為美”點成“里,仁為美”,其實多了個標點,并沒有為解釋增添了什么的作用。他又把“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點成“吾,十有五而志乎學”,加一標點,意義的作用也不大,又把“志于學”或“志於學”,依漢石經(jīng)本改作“志乎學”,意思是一樣的,我們當然知道,“于”與“乎”兩字形近,傳抄時容易出錯,真要平實,可在文中加注,說漢石經(jīng)與高麗本有此異文(《正義》便如此說)便可,而毛先生卻直接將經(jīng)的本文改為“志乎學”,不知是否改得太輕易了?

五四以來的學者,在研究國學時常標舉科學,要“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其實他們走的,也只不過是清代乾嘉之學的舊路罷了,毛先生講《論語》近乎此??甲C之學當然是有貢獻的,譬如閻若璩解決了《偽古文尚書》的問題,對重新詮釋信史是大有幫助的,但如只在小地方兜圈子,如釋匏瓜為星、釋異端為雜書,對古書中的義理,并沒太大的發(fā)明,就覺有些浪費了,要知道像《論》《孟》之類的書,義理才是重鎮(zhèn)。

《論語今注今譯》的序?qū)懗捎?975年,毛先生全書寫完已是八十二高齡,序中說“張菊英女士于今年跟我結(jié)婚以后,于操勞的家務外,又幫我閱讀校樣,使這書得免去好幾處嚴重的錯誤”,可見毛先生的勤懇。此書在義理上的貢獻雖不甚大,但他有自己的意見與脾氣,好與傳統(tǒng)唱反調(diào),這個倔強的個性,到老未曾或減,也可視為他生命力的涌現(xiàn)。

毛子水和張菊英

毛子水和張菊英

文末,記一段四十年前的舊事。我1981年博士畢業(yè)前,規(guī)定要參加論文口試前的“資格考”,資格考要選考三科,分兩天考完。我們進博士班時沒有筆試,只有口試,但入學后要參加資格考,畢業(yè)前又有一次資格考。當年臺大博士資格考很繁瑣,有個規(guī)定是之前選過的課(包括碩士班時修過的)不能考,之前考過的也不能考,而且經(jīng)史子集要分開來考,確實有點繁文縟節(jié)(此規(guī)定之后修正了)。到博士論文口試前的資格考,我?guī)缀跻褯]有什么可選考的了,后來奇跡式地發(fā)現(xiàn),自己從未修過、考過《論語》,便填上《論語》,另外還要考兩科,已忘了選的是什么了。

我在中學教過《四書》,自認對《論語》還算熟的,因此考前也沒特別準備。試題看起來都很簡易,我把朱子集注中所引的一一列舉,洋洋灑灑地回答,想不到負責監(jiān)考的助教在我旁走來走去,顯得很焦慮的樣子,這位助教是我們博士班的學長葉國良先生,后來他當過系主任,也當過文學院院長。國良兄在我旁邊不斷搖頭,考試出來他問我說你知道是誰出題嗎?我問是誰?他說是毛先生呀,他又問,他出的《論語今注今譯》你沒看過嗎?我說知道有此書但沒有太留意,才知道毛先生出題,全都出他跟朱說有異之處,他與我都判定,我這下子準完蛋了!

博士班的同學都知道我出了洋相,當助教把我與另一位選考《論語》學生的試卷送給毛先生批閱時,幾個關(guān)心我的同學也擠進毛先生的研究室,想看熱鬧。后來據(jù)同學梁文偉說,毛先生先看另一同學的試卷,點頭稱好,用紅筆在卷子上畫了個大大的勾,隨即給了個八十二分的分數(shù),毛先生繼續(xù)看我的卷子,他皺著眉看了很久,后來在卷上打了個大叉,梁文偉說這下子完了,不給個零分才怪,想不到走下去,竟然峰回路轉(zhuǎn),毛先生在分數(shù)欄打了個八十分。幾個同學后來說,原來毛老師的一百與零,只是八十二與八十的兩分之差吧。我聽了說,你們知道毛先生最初學的是數(shù)學嗎?數(shù)學家對數(shù)字的觀念,跟我們平常人是不一樣的呀。

毛先生一定看我引用的朱說,也不見得沒有道理,雖然在我考卷打了個大叉,卻給了個還不算差的分數(shù),可見他雖有時喜歡唱點反調(diào),行事有點古怪,而人卻平和大氣又寬容,五四時代的人物還是有可敬可愛的地方的。毛先生已不在很久了,這是我始終忘記不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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