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柔翰集——出版三十年手記》出版之時

成立于1960年的上海書畫出版社是我國成立最早的以中國書畫藝術為方向的專業(yè)出版社之一。無論是出版的系列書畫叢書，還是《書法》等專業(yè)期刊，均在藝術界有較大影響力。

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王立翔從事出版工作三十余年，其間經(jīng)手編輯出版的圖書數(shù)以千計。近日，記錄其編輯出版生涯的隨筆集《柔翰集——出版三十年手記》由中華書局出版。書中既有回憶學思湖畔的求學生活，也有與翁萬戈、趙昌平先生等前輩的交往，以及“名品”系列、“朵云”系列以及“袖珍印館”“藝術史界”等叢書的策劃背后。澎湃新聞特選刊其中自序與相關書摘。

2017年11月，歷時五年編撰的《吳昌碩全集》 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以編輯作為自己的職業(yè)生涯，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選擇之一。在大學生統(tǒng)分統(tǒng)配的年代，相對于大多數(shù)被動接受工作崗位的畢業(yè)生來說，我是幸運的，因為我是主動選擇了編輯工作，而且如愿以償。主動的原因，毫無疑問是出于對圖書的熱愛；能有一份與讀書相伴且可以親手制作圖書的工作，這對我來說是充滿了誘惑和想象的。

源于這份鐘愛，1985年我告別大學，跨進了出版社之門。而我的幸運遠不止于此。我的興趣廣泛，尤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無比熱衷，在出版社這個需要既專又雜的工作崗位上，我的這份“天性”得到了最大滿足，并且成為一種“優(yōu)勢”。在此后的編輯生涯里，我的選題觸及文學歷史、藝術文博、哲學宗教等多種學科，我對知識的廣泛獲取、更新再現(xiàn)的興趣，使我在編輯出版工作中不斷獲得動力，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產(chǎn)品”，而與此同時，這一工作則不斷反哺我對世界的新認知。

《十面靈璧圖卷》，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如今三十多年過去，其間經(jīng)由我手而編輯出版的圖書數(shù)以千計，我的藏書已經(jīng)多到家中書柜遠遠不能貯藏的地步，這其中相當部分與我直接有關。我處理過古籍和藝術范圍內(nèi)的學術、普及、教材、期刊、圖錄、影印、工具書等各種類型的書稿，也嘗試了幾乎能變?yōu)榭赡艿膫鹘y(tǒng)圖書制作和裝幀形態(tài)，最近這幾年，還努力推進運行數(shù)字出版和新媒體平臺建設。我以自己的經(jīng)歷感受著出版?zhèn)鞑θ祟愇拿鱾鞑ズ脱永m(xù)的偉大作用，領略著編輯出版綻放的各種魅力。

王立翔書法

我步入出版領域，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以后的大部分出版發(fā)展階段。我從普通編輯做起，在不同崗位上接受著工作給我?guī)淼母鞣N挑戰(zhàn)，刷新著對編輯出版的認識；在出版大潮的沖浪中，注意探索出版的一般規(guī)律和專業(yè)出版的一些特質(zhì)，完成由普通編輯向出版人的跨越。我先后在兩個專業(yè)出版社工作，其底蘊都淵源于祖國悠久的歷史文化，這使得我能長期涵泳其中并得到滋養(yǎng)，而各自的主攻方向，則錘煉著我的人生態(tài)度和專業(yè)修為，使我對編輯、出版的認知不斷上升到更高層次。兩段知名出版社的經(jīng)歷，讓我能更接近我的職業(yè)理想。我慶幸自己的所學所思都有用武之地，我的潛能可以在出版工作中得到最大激發(fā)。是出版工作給了我無以言表的成就感和滿足感，我為自己能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名文化傳承者、助推者而驕傲。因此，選擇編輯出版工作，于我實在是一種幸運。

我的工作當然也經(jīng)歷了許多的困難和波折，尤其是在出版極富挑戰(zhàn)和遭遇不利的時刻，是源于內(nèi)心的執(zhí)著和諸多的機緣，最終幫助我戰(zhàn)勝了迷茫和氣餒，時過境遷，我會感受到自己在磨礪中的成長。一方面，這是稟賦和性格使然。稟賦、性格自然源于家族和家庭，我自小內(nèi)向而體質(zhì)羸弱，但內(nèi)心卻時時能感受到父母兄長給予我的潛能，承續(xù)了許多堅韌的東西。

另一方面，是得到了眾多師友、領導和同道的提攜和幫助，我與他們因編輯出版而結緣，他們讓我在工作的行旅中不懼艱難，勇于向前。能擁有這些，更是我的幸運。

本集收入了我有關出版方面的一些文字，記錄了我工作中的一些思索和探索。它們都是在我各個工作階段積累起來的，有些是工作中的命題之文，零碎不成體系。集內(nèi)大部分文字都撰寫于本世紀之后，但有些內(nèi)容涉及的時間跨度更大，為體現(xiàn)我部分思考和工作軌跡的連續(xù)性，因?qū)鳖}冠為“三十年”以系之，以此為自己的出版生涯留個印痕。

王立翔書法

小集寡識谫陋，但卻迎來兩位重量級人物賜序，這是我要特別感謝他們的。李國章先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長，是我在古籍社的老領導，他對我的成長給予了長期的鼓勵和提攜，我則從他對古籍社的貢獻中，學到了做好出版工作所需要的膽識、擔當和赤忱之心。徐俊先生是中華書局原執(zhí)行董事、黨委書記，并任中國出版協(xié)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的掌門人，在出版界和學界都有著卓越的威望；他年長我一歲余，長期關注、呵護我這個后進，是我尊敬的兄長。他們兩位慨然賜文，不僅令這本小書大增光彩，更重要的是，他們也以各自的視

線，為我們幾乎同步的出版工作歷程，留下了時代的轍痕。

《中國十大楷書》，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本集中對出版工作的有關探索和思考，得出的一些歸納和總結，如有可取之處，當感謝與我共同努力作為的師友和作者，尤其是與我長期相伴的出版同道；出版是集體共同作為的事業(yè)，我的記錄自然也是他們辛勤工作的結晶。當然，任何不當之處，則在于我水平有限、見識淺薄，僅僅以此作為向同好拋磚引玉、誠意求教的一次機會。

三十多年彈指而過，我對出版事業(yè)是既充滿了愛戴，也保有著敬畏；是既遵從了內(nèi)心理想的召喚，又鞭策著自己勿忘職業(yè)所需要的不懈進取。我雖資質(zhì)駑鈍，但仍愿感念時代，忠于職責，與時俱進。我將保持這份不變的衷情，完成我的職業(yè)旅程，圓滿我的編輯出版之夢。

（2022年4月15日撰于鼎秀園，時滬上新冠疫情正緊）

王立翔近影

《柔翰集——出版三十年手記》   中華書局    2022年6月出版。

附：學思湖畔任韶華，柔翰鐫槧托平生

我的大學

1981年的夏日，頂著炎炎的陽光，我興奮地踏入了桂林路上海師范大學（當時還是上海師范學院）的大門，從此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涯。那個時候，我并不知道我的未來將會如何，但是我知道，我將會獲得我內(nèi)心向往的東西。高考的恢復，對我來說并沒有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機會的上幾屆人那樣感受強烈，但渴望進入知識殿堂，學習自己喜歡的學科，進而憑借知識改變命運，我卻是與所有初入高校的學子一樣，充滿了憧憬。

我高考填報的志愿是中文系，這是我最鐘情的專業(yè)，也是那個年代文學青年的“夢想天堂”。我從小喜愛文學，在高中階段更是有些癡迷，熱衷閱讀和寫作，這直接導致了我矢志要報考中文系。我就是這樣懷揣著幸福踏入了中文系81級2班，置身于四十多位同學之中。我用心傾聽開設的每一門課，諸如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現(xiàn)代漢語、古代漢語、寫作等，每門課我都學得津津有味。中文系擁有著馬茂元、張斌等一批知名學者教授，雖然他們并未親自施教我們這些本科生，但他們的學識和名望則令我仰望，并成為我學好古典詩歌和漢語知識的動力之一。

在中文系學習的兩年時間里，我的閱讀面大加開闊，文字表達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同時對學科的專業(yè)化系統(tǒng)化有了更多認識，因此學習更加努力。就在二年級期末，學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并設立古典文獻專業(yè)，發(fā)出通告，在中文和歷史二系招收首屆學生。雖然自己興趣很廣，但基于對古典文學的喜愛，基于對未來專業(yè)方向的選擇，我決心投報這個專業(yè)，考試結果，居然被錄取為了首屆文獻班二十人之一。

古典文獻專業(yè)的學習，鑄下了我人生道路走向最重要的基石。在這期間，我們在老師的要求下開始直接閱讀原典，并獲得了極為重要的學習路徑，我的視野開始跳開教科書和別人的編選本，嘗試用自己的體驗去了解、領會前人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和文化記憶。我的知識積累、專業(yè)框架、思維方式、世界認知、人格思考、審美培養(yǎng)等等，都在這個階段得以熏陶和完善，它們推動著我向著肩負文化和社會責任的知識人發(fā)展，并成為我之后踏入社會的基本思想和行為的要求。因此，文獻班的二年，應是我上師大學習生涯最為重要的時刻。其中對我影響最大，也讓我最為感激的，是古籍所的首任所長、文獻班的開創(chuàng)者程應镠先生。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和宋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是上師大中國古代史學科的奠基者。我們?nèi)雽W后，程先生像帶研究生一樣為我們上課，親自講《國學概論》和《諸子概論》。他還利用各種機會來跟我們交流，言語之中，常深深憂慮古籍整理與研究的人才匱乏，滿含深情地囑咐我們要以“板凳坐冷”的精神接續(xù)好祖國優(yōu)秀的千年文化傳統(tǒng)。結合其他老師給我們做的介紹，我方知，程先生的這些思想，均與其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生體悟大有關聯(lián)，改革開放所帶來全新局面，令他萬分珍惜時間，并不顧病體全身心投入育人和學術研究之中（1983年程先生已六十七歲，且已罹患鼻咽癌）。程先生思想獨立、處事堅毅、治學嚴謹，其言語舉止，常閃現(xiàn)眼前，我在心中視其為精神導師。我們所有的課程都是程先生親自設計的，他總結傳統(tǒng)治學的經(jīng)驗和學習方法，為我們開設了《詩經(jīng)》《論語》《孟子》《左傳》《楚辭》《史記》等課程，要求熟讀至完整或部分能背誦。這一要求開始時頗令我們恐懼，但逼迫我們花下大量時間去逐一誦讀，不久就收獲了“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的益處和妙處，讓我們得以從容地探訪古圣賢們思想的堂奧。

程應镠先生

蘇淵雷先生

除程先生親自講授《國學概論》《諸子概論》外，他集各方力量，為我們配置了堪稱陣容“豪華”的老師隊伍和精品課程，如胡道靜先生講《目錄學》、郭若愚先生講《文字學》、林艾園先生講《?？睂W》、蘇淵雷先生講《老子》《莊子》、金德建先生講《論語》、辛品蓮先生講《孟子》、李家驥先生講《左傳》、徐光烈先生講《史記》、江辛眉先生講《唐詩》等等。他還邀請到鄧廣銘、陳鼓應等著名學者來給我們做講座。有這些名師為我們僅二十人的小班上課，堪稱“小灶”特供，令其他中文、歷史系的同學羨慕不已。而正是因法乳極正，我們得以一窺古代典籍的精華和傳統(tǒng)治學的門徑；先生們的循循善誘、諄諄教誨，為我們探訪博大浩瀚的中華歷史文化，筑下了收益無窮的厚實根基。今天看來，這些老師都堪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后的一批繼往圣之絕學者，如今他們大多已離我們而去，但經(jīng)他們辛勤播散的種子，則深深埋入了我們的心田，在此后的歲月中，這些種子已生發(fā)出無數(shù)枝蔓，融入了我們的經(jīng)脈，強勁著我們的骨骼，撐開了我們頭腦里的世界。在程先生等一眾老師的辛勤耕作下，上師大古典文獻專業(yè)成為當時全國最早的三個本科專業(yè)之一，被列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點學科之一，而我們則成為了首批獲益的學生。

四年大學，除了幸運地進入了鐘情的專業(yè)，接受了名師的悉心教導外，令人難以忘懷的還有上師大良好的學習條件和幽靜舒適的環(huán)境。三十多年前，上師大的硬件自然沒有現(xiàn)在的這么好，但處在改革開放開始起步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們已經(jīng)覺得非常優(yōu)越了：緊鄰桂林公園的校址，一條小河把她分為東西兩部，教學樓和圖書館掩映在高大樹木之中，東西部各有一個標準操場；更為其他學校同學羨慕的是西部有室內(nèi)體育館，東部有音樂廳，我們時常能在體育館觀看體育系師生的球賽，聽到音樂系師生在音樂廳里的演出。當然，除了清晨和課后的活動外，我更多的是在圖書館附近找一塊有樹蔭的空地，完成每日誦讀的功課。高大成排的梧桐與連接東西部的主道平行，我則常常穿行其中，往返于宿舍和學思湖之間。而沒課的時候，尤其到了晚上，我更多的是來到圖書館或教學主樓兩側的階梯教室，找一個角落，打開要看的書，完成該做的功課和自己的閱讀。在學校小小的書店里，我用每月省下的餐金，淘來鐘愛的書籍。學思湖畔的歲月陶冶著我的性情，培養(yǎng)著我的學習習慣。我開始學會用思索的方式外觀察世界、內(nèi)反省自身。我就是這樣“刻板”地走完了我的大學生涯，但這“刻板”并不讓人沉悶，更不覺寂寞，而是身心充滿了愉悅。這期間所學所遇的一切，都令我終生咀嚼回味。

王立翔書法

出版生涯

上師大的四年，奠定了我的基本知識和興趣范圍，教會了我進一步學習的方法，培養(yǎng)了我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這些為我踏入社會后能勝任工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畢業(yè)前夕，我對自己將從事何種工作有過重重顧慮，因為當時畢業(yè)后的就業(yè)，都是學校統(tǒng)一分配的，工作去向都不由自己選擇。對自己即將到來的職業(yè)生涯，同學們都各有所思，也充滿遐想。同學們在一起交換著打聽到的有關分配的信息，說起有兩個去出版社的名額，這讓我怦然心動。自己讀的是古典文獻專業(yè)，對書籍的熱愛，對編輯職業(yè)的崇敬，都一直深藏于心中；另外，我自己興趣廣泛，還有書法繪畫基礎，每次逛書店，對琳瑯滿目的圖書，從內(nèi)容到形態(tài)一直都有自己的判斷，這個信息讓我認真思考。仔細思考之后，感覺自己特別適合做編輯，我便把這個心中意愿忐忑地告訴了我們的班主任王松齡老師。分配結果公布，我竟然如愿以償，與另一位同學一起被上海古籍出版社錄用。命運之神如此眷顧于我，我決心在今后的工作崗位上要像樣地做出一番成績，以報答老師們對我的培養(yǎng)和信任。

1985年的7月，又一個炎炎夏日，我跨入了坐落在瑞金二路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一樁小洋樓里開啟了我的編輯出版生涯。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如以中華書局的淵源算起，其歷史則與近現(xiàn)代中國出版業(yè)的源頭相連接；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書局主要以中國歷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為出版方向。當時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因匯聚了一批學養(yǎng)深厚的老編輯和出版了大量廣受讀者推崇的好書而享譽海內(nèi)外?！拔幕蟾锩苯Y束后，出版界也百廢待興，因要補上浩劫留下的人才斷層，古籍出版社從高校和社會上引入了一批人才，而我則與其他四人，作為最為年輕的一代，被幸運地選入到編輯隊伍之中。之所以稱“最為年輕”，不僅是年齡最小之故，還因都是應屆畢業(yè)，初出茅廬，一切從最基本的開始。非常幸運的是，我從事出版工作是從這樣一個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優(yōu)質(zhì)品牌的平臺上起步的，它為我們的成長提供了眾多優(yōu)越的條件。在上古社的三十多年時間里，我相遇了不少對我個人來說具有重大影響的人，這其中有同事、有領導，有作者、有老師，有朋友、有摯交，正是他們的幫助，我才得以漸漸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工作。

在上古社最初的幾年里，我們經(jīng)過從校對科到編輯部的輪轉，接受了嚴格的基礎訓練，在具體實戰(zhàn)中培養(yǎng)起認真的工作作風。我擔任責任編輯的第一部古籍整理書稿是《郡齋讀書志校證》。宋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是一部在目錄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藏書目錄，整理者孫猛先生費時十余年，校以十余種善本，并從浩瀚史志中鉤稽出相關文獻，與晁氏著錄一一印證，極大提升了原書的史料價值。編輯這樣一部近百萬言、涉及文獻極廣的著作，對于初入編輯之道的我來說，壓力是巨大的。這部書稿我整整審讀了一年多。每當心生煩躁或手足無措之時，程應镠先生“板凳坐冷”的訓導就會閃現(xiàn)在我的腦際，并成為我工作的定海之針。程先生博采眾長、溯源求證的治學要求，則更是指引著我走上了嚴謹正確的工作路徑。我除了逐字審稿之外，最大的功夫，就是查核了大量的引文，保證了書稿的質(zhì)量。最后，在作者的要求下，還編制了索引，為書稿的使用提供了方便?！犊S讀書志校證》出版后，被學界評價為現(xiàn)存各種版本和前人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2013年8月，在“學術出版上海論壇”上發(fā)布了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組織評選、被視為代表了我國目前古籍整理出版最高水平的“首屆向全國推薦優(yōu)秀古籍整理圖書目錄”，《郡齋讀書志校證》名列九十一種圖書之中?！缎ＷC》出版前后，我與孫猛先生并未謀面（他上世紀九十年代出國，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僅有信函有往來，但就此建立起了信任。具有傳奇性的是，在書稿出版十余年后，我和作者竟在吉林大學相遇，并再度獲得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一稿。此時我已是上古社副總編，經(jīng)討論，書稿很快便被列入上古社出版計劃。此書是孫猛先生費二十余年心力的又一部巨作，著名文獻學家陳尚君先生評其為“發(fā)明之豐富，舉證之堅確，論述之精密，評騭之平實，可嘆為觀止”，2015年出版后一舉獲得出版界最高獎“中國出版政府獎”。

我的第一次獨立出差組稿，也對我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那是1987年的冬天，我為進一步完善《中國藝海》書稿質(zhì)量，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邊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在歷博高大寬敞的辦公室里，我與歷博一眾作者見面，受到了他們熱情的接待。第一次跨入這座雄偉的建筑，并且受到這樣的禮遇，這令我對自己選擇的職業(yè)倍感自豪。不過這部書稿因參與人多，在選目、撰稿和統(tǒng)稿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要讓作者們理解、認同我的一些意見，這對我這樣一位缺乏工作經(jīng)驗的年輕人來說，堪稱是大大的挑戰(zhàn)。所幸的是歷博的作者們給予我極大的理解，并給予了巨大幫助。一個上午的“大場面”交流對話，猶如一次“考試”，不僅檢驗了我的專業(yè)知識，更大大提升了我的工作自信心。這次出差之后，真正讓我認識到要做好一名編輯，不僅要有良好的書稿處理能力，還要能智慧地與作者打好交道，而要做到這點，則要不斷克服自身性格上的弱點，開掘自己的潛能。隨著工作項目的不斷增加，我由一個內(nèi)向寡言的案頭“書生”，逐漸成長為樂于交流、注重溝通的人，而這恰恰是編輯這個職業(yè)所需要的重要素質(zhì)。此時的“我”，已漸漸告別了學生時代的“我”。

隨著工作的開展和經(jīng)驗的積累，在社領導和同事們的幫助下，我由一名以接受工作安排為主的新人，逐漸成長為能夠獨立策劃、組織運作選題的成熟編輯。上古社是一家專業(yè)出版社，對圖書內(nèi)容的審核和把關，有著極高的要求。在那里我工作了二十三年，最初在工具書編輯室，后因工作需要轉到了歷史編輯室，最后任副總編輯，因此面對不同編輯室的選題方向，其專業(yè)內(nèi)容對我來說都具有挑戰(zhàn)。但因大學期間打下的古典文獻學基礎以及自己十分廣泛的學習興趣，每遇新選題、新方向，我都提前做功課，并加強專業(yè)內(nèi)必讀書的閱讀，努力豐富自己的知識結構，這些都幫助了自己能從容地與作者進行對話，對選題作出價值判斷。二十多年里，我責編和主持運作的圖書，從類型上分，涵蓋文獻整理、古籍影印、工具書、學術著作和普及讀物等不同門類；從內(nèi)容上來分，則涉及文學、歷史、藝術、文博、宗教、哲學等多種科目。我所編輯出版的圖書，大多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jīng)濟效益，一些還獲得了各種獎項。在編輯工作的道路上，借重上古社的出版平臺，我得以拜識一批著名學者和前輩編輯，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里都卓然成家，在向他們討教的過程中，我得以不斷補上學識的不足，獲得更為開闊的視野和更多的信息，學會了思考如何做好一名為人做嫁衣的編輯。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我物色并組織了一批作者，攜手了一批編輯同仁，開掘了一系列內(nèi)容資源，為推進出版社不斷發(fā)展，付出了綿薄之力。一批我認為很有價值的圖書，成為我成長的見證。

從事了編輯工作之后，我對書更加熱愛，對書店更加感興趣了。休息日、出差途中，有空就奔書店（后來還包括了網(wǎng)上書店），除了跟自己專業(yè)有關的書籍外，許多相關學科、可借鑒的書籍，我依然會收入囊中，以至家中藏書越來越多。當然，更多地還是關注自己責編的書，以及與本社出版范圍有關的書。能在書店看到自己責編的書籍被讀者挑選，心中自有一番難以抑制的喜悅。我逐漸認識到，出版其實與我們生活、與我們的時代緊緊相連，一個時代需要新的思想、新的內(nèi)容，通過新的傳播方式來實現(xiàn)。同時，身為從事古籍出版工作的編輯，承擔著繼承和弘揚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使命，而自己每天都在從事著將文字和圖像固化在書籍上，化身千萬、留存后世的工作，這種責任何其重大！只有對得起古人、今人和后人，我們才算是沒有辜負出版人這個職業(yè)。

2008年8月，我來到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起開始負責全面工作。上海書畫出版社也是一家有著悠久歷史的專業(yè)出版社，它以中國書畫為主要出版方向，在藝術領域有著廣泛的影響力。我從小喜歡書法和繪畫，在大學和工作期間，許多書畫技藝和知識的獲得，都得益于書畫社的出版物。因此，移職書畫社也可以說是圓了我一個與藝術有關的夢想。但是畢竟更換了一個環(huán)境，許多問題對我來說仍然極具挑戰(zhàn)。好在有前二十多年的工作經(jīng)驗積累，又處于一個自己喜愛的工作平臺上，我決心竭盡所能，為書畫社的發(fā)展貢獻出我的力量。在前輩和同事的幫助下，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經(jīng)過整整十年的努力，我們使得書畫社的核心內(nèi)容愈加豐厚，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聯(lián)更加融通，選題結構更加完整，產(chǎn)品線更加清晰，針對不同層次讀者的內(nèi)容設計更加精準。多年以來，出版社的特色更加鮮明，出版主業(yè)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更有力的發(fā)展。同時，人才隊伍得到補充和培育，人員結構和部門設置更加合理科學，出版社內(nèi)外的資源聯(lián)動更加有力，核心競爭力得到進一步加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書畫社一直處于向上發(fā)展態(tài)勢，市場占有率和品牌美譽度在美術出版同行中名列前茅。十多年以來，書畫社連續(xù)獲得上海市文明單位稱號；2017年，全社榮獲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先進出版單位。

就個人而言，我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已有三十三年，編輯、策劃或主持的圖書逾千種，前后主持的國家重點出版規(guī)劃項目達四十余項，獲得國家級的重要獎項達十余項，其中有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yōu)秀圖書獎、“三個一百”原創(chuàng)出版工程、“中國好書”“中國最美的書”等各種獎項。在上級的關懷和同事幫助下，2011年我獲上海市宣傳系統(tǒng)優(yōu)秀領軍人才，2014年獲“上海出版人獎”，2016年獲全國出版領軍人才。這些榮譽都讓我倍感激勵。

《中國碑帖名品（典藏合集）》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在工作歷程中，我要特別感謝一位對我的成長幫助極大且與母校有關的人，他就是孫遜先生。孫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學專家，在我大學時代，他就因發(fā)表多篇紅學論文而蜚聲學界。但孫先生并未給我上過課，我認識先生是源于他的夫人、我們的另一位班主任孫菊園老師。孫遜先生高高的身材，熱情而又儒雅，眼光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同學們都十分敬慕他。我任上古社副總編后，前去拜訪孫先生，同時盼望此時已是上師大人文傳播學院院長、E都市研究院院長的孫先生，在一些重大項目上給予支持。孫先生就以他領銜整理的重大項目“域外漢文小說大系”交上古社出版。先生做事果斷，辦事極有效率，很快，大系中的《越南漢文小說集成》先行交稿出版。我來書畫社工作，孫先生也是極為支持，他不僅悉心指點我的工作方法，還整合學校和研究院的資源，組織專家編撰《上海城市地圖集成》這一重大項目，交書畫社出版。該書為目前收集海內(nèi)外上海古舊地圖最為系統(tǒng)、著錄最為詳盡、印制最為精美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出版物，不僅為拓寬書畫社的出版內(nèi)涵作出開創(chuàng)性貢獻，更因為上海城市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而極受政府的重視和學界的歡迎。

回顧三十余年的出版生涯，我真切地體會到我是幸運的。我的成長與國家的改革開放相同步，我的一切成績得益于時代的發(fā)展和進步。其次，是我的大學給予了我太多的恩惠。在那風華正茂的年代，我受到了嚴格且正脈的教育，受到了諸多老師的悉心栽培和導引。我努力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吸取營養(yǎng)，并在此基礎上初步形成了我的觀念和行為要求，可以說學校不僅給予了我知識，更給予了我內(nèi)心的精神支撐，使我能夠堅信、堅守自己的人生選擇。我的幸運，更體現(xiàn)在我的職業(yè)生涯中。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我經(jīng)歷了出版業(yè)的不同發(fā)展時期，身處于不同的出版環(huán)境之中，雖然三十多年里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但在國家總的出版政策規(guī)劃和引導下，出版業(yè)仍然獲得了巨大發(fā)展，這是所有出版人得以乘風破浪的大勢。同時，就我個人而言，更是得到多位前輩和同仁的幫助，方得以獲得更大的舞臺。我個人一點點的成長，離不開所有幫助過我的人。我要感恩時代，感恩所有支持過我的人。

《張珩文集?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出版工作雖然意義重大，但內(nèi)中自有甜酸苦辣，不過我以為這都是對一個人成長的磨煉。而回憶過往，自我感覺出版還是最適合自己的工作了。當手捧一本經(jīng)自己之手誕生、可以觸摸翻閱的實體書籍時，所有付出的智力、精力和體力，都讓我感到是值得的。

作為肩負文化傳承使命的內(nèi)容生產(chǎn)者來說，現(xiàn)代出版業(yè)對從業(yè)出版人的綜合素養(yǎng)要求越來越高。而在專業(yè)出版社里，它的要求更堪稱苛刻。我也很早就意識到這點，因此努力要求自己向復合型方向發(fā)展。事實證明，要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編輯，必須具備較為深厚的專業(yè)知識，同時又要有廣博的涉獵和寬闊的視野；既要有非常良好的溝通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又要具備獨立攻克難題的本領；既要承荷文化教育、傳播之重任，又要以創(chuàng)新思維將圖書行銷到讀者手中……面對傳統(tǒng)圖書業(yè)正發(fā)生重大變化的今天，出版人需要與時俱進。作為一家知名藝術專業(yè)出版機構的管理者，我倍感責任重大，也無比自豪。我將不忘初心，繼續(xù)以我所能，為給海內(nèi)外讀者奉獻更多有意義、有價值、有品質(zhì)的圖書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