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鈞往來書信五通釋證

劉國鈞（字衡如，1899-1980）是中國第一代圖書館學學人的杰出代表，其先后在金陵大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西北（蘭州）圖書館、北京大學等單位就職，且都擔任過行政領導職務，其經(jīng)歷之豐富在第一代圖書館學學人中并不多見。如此豐富的經(jīng)歷，尤其是擔任行政領導職務時，必然產(chǎn)生大量的往來信札，顧燁青等人在編纂的《劉國鈞先生著譯系年目錄（增訂版）》中曾著錄了劉國鈞的部分往來信札（下文簡稱“顧目”），但還有相當數(shù)量的信札散落在各地圖書館、檔案館，有待進一步挖掘。筆者在南京大學檔案館收藏的金陵大學檔案中就發(fā)現(xiàn)了不少顧目未著錄的劉國鈞往來書信，然而，由于很多書信內(nèi)容簡單，加之未寫明日期，或只寫“即日”等，給整理、考證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本文特選擇已完成整理的劉國鈞往來書信五通予以公布，并就其中有關內(nèi)容進行釋證。

1935年9月29日楊家駱致劉國鈞書信釋讀

在南京大學收藏的金陵大學檔案中，有一通楊家駱寫給劉國鈞的長信，內(nèi)容如下（句讀由筆者所加，原信無）：

衡如先生大鑒：

久仰崇顏，莫由趨侍，下風景慕，與日俱深，恭維化澤遠被、德躬康疆為無量祝。茲陳者，竊以吾國文化啟發(fā)最早，學術(shù)昌明為世界冠重，以右文為政，人物輩出。著述之富逾千萬卷，專詞事典之多，沿革流別之繁，求之各國，殆無倫比。徒以缺乏整治，系統(tǒng)毫無，吾人一披卷帙，不啻鼴鼠飲河，河伯向若回顧茫然，靡知所居。求一解、釋一惑，往往翻書千卷而不能愜其所需，不有綜貫古今治繁總要之作，則承學之士，無以識其往途；立談之頃，無以瞰其大要；解疑釋惑，無以利其檢查；參考研究，無以資其取材。百年以還，學術(shù)進步反遜于歐美各邦者，其在此乎？溯西洋當十八世紀之頃，法國學術(shù)雖甚發(fā)達，而以典籍繁重，除少數(shù)貴族、僧侶外，鮮有能研究淹貫者。哲人達倫培爾、提特羅、福祿特爾、盧梭等輩乃萃三十年之精力，成百科辭書三十五巨冊，舉凡學術(shù)政教之思想，無不詳加論列，艱深博大之學乃得藉以普及民間，卒釀成文藝復興之盛。言近世史者，咸艷稱此書為文藝復興之紀念碑。家駱不自揣測，妄冀寸成，斥資廿萬設立敝館，其目的可約而言者有二：一在致力先哲時賢著作之整理，加以嚴正周祥之批判，著為圖書大辭典以為讀書治學之向?qū)А６跀X取古今中外著作之菁英，加以系統(tǒng)精粹之敘述，著為學術(shù)百科全書以為真理真知之總匯。廣先進之成規(guī)，應時代之需求，步西哲之后塵，完中土之偉業(yè)。雖自慚于僭狂，實當仁而不讓，愿以植鵠既遠竟業(yè)匪易乃區(qū)。圖書大辭典為一百種，學術(shù)百科全書為四十種，庶逐步以進行，可分重而若輕。其較為急要者，如四庫大辭典等十種，已先后付梓，凡二千數(shù)百萬言，其量幾與素稱繁富之廿四史三千二百余卷者相等。四庫大辭典、圖書年鑒、書目志叢書大辭典，志古今載籍之書，旨學者之傳記以及書籍之名數(shù)、版本；清代人名大辭典、民國名人圖鑒，志近三百年來政教學藝上人物之傳略；群經(jīng)大辭典、中國文學百科全書，詮論關于經(jīng)學、文學之專詞、學派、事典、制度、作家著述之源流得失。沉潛十數(shù)載，手披百萬卷，雖無深造之詣與獨見之明，惟工具之書，為人者多貢諸學人或有寸得，故敢災諸棗梨以就正于邦人馬。次第出版以來，辱時賢之謬許，自國府主席以迨地方政府，咸寵錫褒詞并先后通令全國介紹者，凡六十余次。國外名教授，如英國韋爾斯、美國亞諾爾得、俄國阿里克、日本實藤惠秀，亦咸為文論之。國人批評之見于文字者，不下千數(shù)百則，并認為機關學校、教育館、圖書館及學術(shù)家、教育家、政治家、事業(yè)家不可不備之。藉現(xiàn)值兩館合組成立紀念之期，特舉行預約優(yōu)待以資普及且以中外人士期望彌殷，提掖獎飾不遺余力，更應自勵，早竟蓄志。惟是，此種事業(yè)至艱且巨，綆短汲長，蚊弱山高，欲其早抵于成端，賴教育領袖之贊助，茲謹寄中國圖書大辭典、中國學術(shù)百科全書提要及其批評十份，祇懇糾其訛謬，錫以批評，俾得刊諸卷端以為南針。諒邀俞允，敢先申謝。昔安麗村以萬金資朱竹垞，俾著經(jīng)義考，成書三百卷，馬秋玉又為之刊行，學人至今猶餉其次，竹垞安馬亦并成不朽之名矣。家駱何人，詎敢自比前哲，且以身遭叔季，世風丕變，懼負耿介勤廉之教，竭其私資，完此艱巨。從不敢錙銖妄取于人，祇冀流通十書信價，俾得續(xù)編各書。遙聞貴館于此十書尚未備置，懇即飭下訂購，庶使一蟲之聲得隨化澤以不泯，全國文化學術(shù)界實利賴之不徒。家駱一人之感拜已也，匆肅不儩，至冀為學術(shù)、為后進崇獲萬萬。此叩

大安

楊家駱頓首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從上述內(nèi)容不難看出，該信其實是一封“推銷信”，是楊家駱希望時兼任金陵大學圖書館館長的劉國鈞能夠為金大圖書館訂購其所編纂的有關論著。

楊家駱（1912-1991），出身于江蘇南京的一個書香世家，16歲從東南大學附中畢業(yè)后進入國學專修館研修，1928年進入教育部圖書館工作，在教育部圖書館工作期間，楊家駱編纂了著名的《四庫大辭典》。1930年春，楊家駱在家人的支持下，在南京與兄弟、友人共同創(chuàng)辦了中國辭典館，截止到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該館共編纂出版各類圖書共計4000萬字，贏得了廣泛贊譽?？箲?zhàn)爆發(fā)后，楊家駱及中國辭典館西遷重慶，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楊家駱東返上海，中國辭典館也改名“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落戶于上海。1949年，楊家駱前往臺灣，1991年去世。在臺期間，楊家駱對于臺灣的出版事業(yè)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梢哉f，楊家駱是中國近代一位貢獻卓著的出版家、圖書館學家、文獻學家，但是由于其1949年赴臺，目前大陸學界對于楊家駱及其創(chuàng)辦的中國辭典館的研究還遠遠不夠。而上述楊家駱致劉國鈞的信札，雖然是一封“廣告”，但對于我們了解楊家駱的事業(yè)卻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1936年，楊家駱在《辭典館月刊》上發(fā)表了《我的終身事業(yè)》一文，楊氏在該文中明確表示要用畢生精力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中國學術(shù)百科全書》、《民國史稿》、《國史通纂》，并且闡述了詳細的編纂計劃，其中不少思想在上述給劉國鈞的信中就已經(jīng)暗含了。

1940年9月20日劉國鈞致金陵大學總務處書信釋讀

鑒于“圖書館學，關系社會教育甚巨，此項專門人才，極感缺乏”，1940年1月24日，西遷成都的金陵大學向國民政府教育部遞交了建立圖書館學專修科的呈文，并附《金陵大學文學院附設圖書館學專修科計劃》。1940年3月11日，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正式簽發(fā)部令準許金陵大學增設圖書館學專修科。圖書館學專修科剛設立時由劉國鈞擔任主管（兼職），后由曹祖彬負責。其實早在1927年，金陵大學就創(chuàng)辦了圖書館學系，但相較于南京時期金大圖書館學系所設的圖書館學專業(yè)為輔修專業(yè)，1940年創(chuàng)建的圖書館學專修科具備獨立招生的權(quán)利，招收對象為“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畢業(yè)生，或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之肄業(yè)生經(jīng)入學試驗及格者”。

金陵大學圖書館學專修科的成立，成為戰(zhàn)時后方圖書館學專業(yè)人才的重要培養(yǎng)基地，當時在后方的很多機構(gòu)都派人到金陵大學圖書館學專修科進修旁聽。1940年9月18日，金陵大學總務處收到了位于成都的空軍機械學校通過成都市教育局轉(zhuǎn)來的派員旁聽的公函（蓉教庚字第02842號），函謂：

逕啟者：

刻悉貴校為適應社會需要，特設圖書館專修科一班，以期造就圖書管理專門人才。查有本校圖書管理員吳紹犖一員，對于圖書管理學識，自感不足，申請保送貴校旁聽圖書館學通論藉廣見聞，用特函達。即希

查照惠允見復為荷！

此致

金陵大學

空軍機械學校啟

九月

金陵大學收到該函后，旋即轉(zhuǎn)給了劉國鈞，劉國鈞于9月20日給予了回復，復函內(nèi)容如下（原信無標點，標點由本文作者所加）：

□□來校旁聽圖書館學，極所歡迎，即請吳君聽講圖書館學16/B《圖書館組織與管理》，上課時間為星期二、四、六上午第三時，敬祈轉(zhuǎn)復為荷。此致

總務處

劉國鈞啟

九，廿

金大總務處在收到劉國鈞的答復后于9月20日草擬了對空軍機械學校的復函，內(nèi)容如下：

逕啟者：

接準蓉教庚字第二四八二號大函，就谉一是。吳紹犖君擬來敝校旁聽圖書館學，極表歡迎。即請轉(zhuǎn)知于每星期二、四、六上午第三時（十至十一）來校旁聽圖書館學16/B《圖書館組織與管理》為荷！此致

空軍機械學校

私立金陵大學啟

16/B為金大課程代碼，上述往來通信，內(nèi)容雖然簡單，但是卻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金陵大學圖書館學專修科的教學情況及其在后方的影響力，以及當時中國圖書館學專業(yè)人才的匱乏。

劉國鈞與陳裕光往來書信二通考釋

陳裕光，字景唐，1893年出生于江蘇南京，1915年畢業(yè)于金陵大學化學系，1916年赴美，繼續(xù)研究化學，1922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后歸國。陳裕光歸國后，曾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925年返回母校金陵大學任教，1927年擔任金陵大學校長直至1951年，陳裕光是金大首位華人校長，對于金陵大學的發(fā)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陳裕光與劉國鈞兩人交誼頗深，陳裕光擔任金大校長后，先后聘請劉國鈞擔任金大文理科科長、圖書館館長、金大秘書長、金大文學院院長等職，金陵大學檔案中保留了很多劉國鈞與陳裕光就行政事務的往來通信，但大部分通信需要進一步考證，先就其中已整理好的二通，公布于下。

1942年2月3日劉國鈞致陳裕光函

1942年2月3日，時任金大文學院長的劉國鈞就該院新聘教師預支路費事致函陳裕光，內(nèi)容如下：

景唐校長吾兄賜鑒：

關于陳仲子、陳錫祺二位來校任課，暫請匯給路費一節(jié)，業(yè)蒙俞允。茲因寒假日期無多，即請轉(zhuǎn)知會計室克日逕匯陳仲子先生壹千伍百元，陳錫祺先生叁百元，俾便早日成行，如期到校授課，是為至盼，陳錫祺先生聘書最好請與路費一并寄去。茲將二位先生通訊處開列于后，藉便通訊。再，社會福利行政組男女生及研究生現(xiàn)因人數(shù)不多，擬請準予暫住本科男女生宿舍，并祈轉(zhuǎn)知事務處辦理。專此，祇請

道安

劉國鈞 謹啟

二月三日

陳仲子先生：貴陽樂群路九十二號

陳錫祺先生：嘉定武漢大學內(nèi)

劉國鈞上信沒有具體的年份，但是通過其中有關內(nèi)容可以推斷該信寫于1942年。信中所提的陳仲子，即陳延杰，1888年出生于南京，畢業(yè)于兩江師范學校，曾任國立中央大學國文系教授，1942年被聘至金陵大學擔任中國文學系教授。陳錫祺，1912年出生于江蘇鹽城，1936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后先后在江蘇省立鎮(zhèn)江中學、武漢大學等單位擔任教員、助教等職，1942年被聘為金陵大學歷史系講師。1942年4月1日出版的第303期《金陵大學?？贰氨緦W期新聘教職員”名錄中陳延杰、陳錫祺的名字赫然在列，這也是判斷劉國鈞上述信件年份的重要依據(jù)。1993年9月，陳錫祺在為陳恭祿遺稿《太平天國歷史論叢》所撰“序言”中也提及：“1941年秋，我在武漢大學工作，恭祿師從成都來信，邀我到金大歷史系任教。1942年春，我只身赴蓉，與恭祿師及王繩祖先生共住一宅?！标愬a祺的這段內(nèi)容，更能斷定劉國鈞此信寫于1942年。

陳裕光在收到劉國鈞的信后，于1942年2月4日做出了批示“已通知會計室辦理”。金大會計室在收到陳裕光的批示后，又于2月7日完成了匯款，并在劉國鈞信上注明“上款均由中國銀行匯出”，此外還在劉國鈞信件最后陳延杰、陳錫祺的地址后分別用括號說明陳延杰采用的是“電匯”，陳錫祺用的是“信匯”。

1942年8月5日劉國鈞致陳裕光

1942年8月5日，時任金大文學院院長的劉國鈞就金大文學院歷史、國文兩系師資發(fā)展情況致函陳裕光，內(nèi)容如下：

景唐校長吾兄賜鑒：

日昨接談甚快。想尊駕近已在灌稍稍休息矣，當于吾兄勤勞之體有所裨益也。陳恭祿兄執(zhí)意堅辭，小緣兄于星一下午，弟于昨今兩日，均與之作數(shù)小時之長談，毫無結(jié)果。王伯武兄言，此事希望甚少，不可不作后任準備。故弟已逕函吳征鑄兄接洽矣。惟聞其在女師，甚受謝循初兄推重，能否脫身，尚有問題。如彼不能來，則本校畢業(yè)生已無合適人才，不知可否聘請束天民或徐仲舒，然此兩人均在川大，已任教授多年，其待遇決不能低。但問其資格經(jīng)歷，亦只與陳恭祿、高文兩君相仿佛。若與以高待遇，則恐又將為人藉口。故弟想來想去，只有重申前請，依照上次信上所說，作如下之決定：“以后國文系及國史方面聘用教員得從優(yōu)議敘以資提倡國學。別系不得援以為例（此句或不用，以免招反感）。”此決定之理由，即（一）在事實上，本校原有教員聘任標準與此兩門人才不能相符合。（二）此兩門人才現(xiàn)在極缺乏，各校競爭極烈，不如此不但不能請人來，即原有人員亦必被人拖去，陳恭祿即是一個例子。（三）文史兩系為文學院基礎，此兩系不辦穩(wěn)定則整個院均難上軌道。照目前辦法，則此兩系之人必至走空而至于關門。文學院勢必成為法學院，或至于不能維持。此雖與其他各院無關，但與整個學校之聲望，則有大損。度吾兄必不愿見此形象也。若采用上述決定，則有數(shù)種好處。第一：校中可以在此兩方面人才缺乏之時搜羅人才。第二：辦事人（如文院及文化研究所）有伸縮自由之方便?？梢虿哦ㄐ剑皇軤恐?。第三：其他各系，無可藉口。因在本校，傳統(tǒng)上，向來對國文系有例外看待之慣習也。有此決定則現(xiàn)在所發(fā)生之請人困難，升格困難等等均可一掃而空。以后辦事，可以放手做去，不至受人牽制。至此決定之發(fā)表可有兩種方式：（一）由校長在常務會上作一聲明，表示此系本校決定之政策，當照此方針去做?；颍ǘ┯尚６瓡饕蝗缟现疀Q定，以為校長后盾。但無論如何，此事必須出自吾兄英斷，決不能由普通會議解決，因與會各人未必皆知此中困難，亦未必皆受此種痛苦也。倘或意見紛歧，必至各事停頓?，F(xiàn)在國文歷史兩系已有停頓之象，若不速為決定，則下年度文院情形，將難以設想。吾兄在休息中，弟尚以此相授，實深慚愧，但因兄事稍簡，感可于此多加思索，故敢奉聞，即希詳察是幸。專此，順頌

祺安

弟 劉國鈞 敬上

八·五

劉國鈞上信沒有署年份，但是信中內(nèi)容還是提供了可供考證的線索，開頭劉國鈞提及“陳恭祿堅辭他就，李小緣與其極力挽留”（李小緣極力挽留是因為陳恭祿當時不僅在文學院任教，還兼任李小緣主持的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內(nèi)容，據(jù)此基本可以判斷此信時間為1942年。

陳恭祿，1900年出生于江蘇丹徒，1921年考入金陵大學化學系，后轉(zhuǎn)學農(nóng)學，最后又轉(zhuǎn)入歷史學專業(yè)，1926年畢業(yè)于金大，獲得文學士學位。畢業(yè)后在中學任教，1928年被聘至金大教授中國近現(xiàn)代史，1933年秋轉(zhuǎn)職武漢大學，在武大期間，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一書，名噪一時。1936年秋，陳恭祿再次移硯金陵大學，抗戰(zhàn)爆發(fā)后隨金大西遷成都。1942年夏，陳恭祿應國立西北大學之聘，離開金大，但是在西北大學僅服務半年時間便再度回到金陵大學，此后一直在金大任教，1952年院系調(diào)整，隨金大并入新組建的南京大學任教，1966年去世?；仡欔惞У摻?jīng)歷，其離開金陵大學只有兩次，一次是1933年，另一次是1942年，而判定劉國鈞此信為1942年的另一重要依據(jù)就是信開頭提及的“尊駕已在灌”，指陳裕光在成都代管的灌縣休整，應該是在金大西遷期間。

信中所提王伯武，即王繩祖，時任教于金陵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吳征鑄，即吳白匋（名征鑄，字白匋，以字行），1931年畢業(yè)于金陵大學，時在四川白沙的國立女子師范學院任教，劉國鈞信中提及的吳白匋任教國立女子師大這一信息，也再次印證了此信作于抗戰(zhàn)期間，至此，斷定此信1942年已無疑。束天民，即束世澂，畢業(yè)于南高師，早年曾任教于金陵大學。高文，1926年考入金陵大學，師從黃侃、吳梅、胡小石等人，時任教于金大文學院中文系。

劉國鈞此信也反映了金陵大學文史兩系長時間的困境，金陵大學由于教會學校的身份一直重視西學，1927年陳裕光接任金大校長后，對于這一情況有所改善。但是金大對于自然科學的重視仍高于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在聘請教職員時，基本也是優(yōu)先考慮具有留學背景之人才，因此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史的人才很多因為沒有留洋經(jīng)歷，很難獲得金大聘任。劉國鈞作為文學院院長，也認識到了問題之所在，但劉國鈞在信中所提“上信”及陳裕光后續(xù)處理情況，有待進一步查考。

1943年8月11日 劉國鈞致《金陵大學?？飞?/strong>

金陵大學檔案中有1943年8月11日劉國鈞致《金陵大學?？飞绾煌?，內(nèi)容如下：

逕啟者：

本會成立伊始，亟當搜羅書籍以充實內(nèi)容而便利研究，惟是事屬草創(chuàng)，規(guī)模未立、經(jīng)費短絀、購置難罔。素仰貴社熱心文化不遺余力，所出版之《金陵大學?？分畬賰?nèi)容豐富，為學者參考所不可缺用，特專函請自即日起賜贈一份，以光東壁而利研究，不勝企禱之至。以前各期如蒙全數(shù)惠贈，俾窺全豹，尤所感盼。此致

金陵大學校刊社

國立西北圖書館籌備委員會籌備主任 劉國鈞

八月十一日

該信從字跡來看，并非劉國鈞親擬，而從形式、內(nèi)容判斷也非劉國鈞專致《金陵大學?？芬患遥瑧撓蛑T多出版機構(gòu)都發(fā)出了征求信。彼時，劉國鈞剛離開金陵大學不久，在為國立西北圖書館征購文獻資料時，自然先想到金陵大學。該信未署具體年份，但是從金陵大學相關檔案中，能得知該信寫于1943年，即劉國鈞離開金大不久。金陵大學收到該信不久，便于9月3日做出了“送請校刊編輯，按期寄送”的決定，9月6日，金大校刊社便完成了贈送登記。

結(jié)語

本文對南京大學檔案館所藏金陵大學時期劉國鈞往來通信五通的整理、考證，這些書信雖然是行政事務通信，但是對于了解劉國鈞生平、了解金陵大學發(fā)展以及陳恭祿、楊家駱等近代學人也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正如開頭所述，劉國鈞經(jīng)歷之豐富在中國第一代圖書館學學人中并不多見，關于他的往來書信亟待進一步搜集、整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劉國鈞全集》編纂”（項目編號：20&ZD331）階段性研究成果，為便于閱讀，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