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蓋爾森?布萊希羅德再度被這樁丑聞困擾。
一切源起于一樁從未被正式確認的偷情行為。1868 年，一位名叫朵蘿提?科洛納的柏林女人聲稱，因為布萊希羅德的存在，她與丈夫離婚了。44 歲的布萊希羅德是普魯士最富有、知名的商人之一，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他還有著一般商人難以企及的特權(quán)，盡管他是個猶太人。
這樁丑聞很快被壓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統(tǒng)介入其中，布萊希羅德也付出了一筆賠償，安排這個女人離開德國。在這短暫的插曲后，布萊希羅德的財富、聲名、權(quán)勢即將因與俾斯麥的特殊關系，迎來戲劇性的提升。
這個女人并未消失。幾年后，她重回柏林，開始持續(xù)不斷地騷擾布萊希羅德，威脅公開丑聞，不停地索要金錢。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統(tǒng)，也拿這個女人沒有特別的辦法。更糟的是，一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加入了這個女人的隊伍，與她聯(lián)手敲詐這位銀行家。他們的無恥與勇敢背后，是一股越來越強烈的反猶風潮。
布萊希羅德
在歐洲，對于猶太人的歧視由來已久，即使在 19 世紀中葉出現(xiàn)了一個“解放”潮流，但猶太人從未被真正平等對待。1873 年的經(jīng)濟危機爆發(fā)后，富有的猶太人再度成為標靶，似乎是他們的貪婪、投機造就了蕭條。再接下來，這個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繼續(xù)指控，并迎來了新的同盟，一名反猶太領袖。這樁私人丑聞有了更為明確的時代意義，在 1891 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里，布萊希羅德被描繪得不僅榨干了德國經(jīng)濟，還代表著“縱欲、作偽證、腐敗的故事”。兩年后，他們又在另一個小冊子中寫道：“德國人已經(jīng)如此接受一個腐化千年的外來種族，他們以錢袋為上帝，以欺詐為信仰。德國人，團結(jié)起來，為德國的法律體系而戰(zhàn)，否則你們將再無出頭之日”。
這種赤裸裸的攻擊也與俾斯麥在 1889 年的下臺相關。即使在位時，宰相都未必愿意為他的猶太朋友提供保護，更何況失去了權(quán)力。布萊希羅德最終在這一片中傷、聲討之聲中離世。在逝世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飽受私人生活之痛楚。除去這起如影隨形的丑聞，自 1870 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著助手的手匆匆赴約。他的財富與榮耀每增加一分，公眾的憤怒與反感就多一分。更何況，他努力效忠的對象，不管是俾斯麥還是皇室、權(quán)貴，從未對他表現(xiàn)出真心的尊重。他們需要他的金錢、借重他對商業(yè)變遷的判斷，甚至給予他勛章、贊揚，卻從未真的把他視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詛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著他的公眾角色，繼續(xù)與貴族們、內(nèi)閣部長會面，商討德國經(jīng)濟，以及他們的個人財務。
對我來說，再沒有這個庸常的通奸插曲更能表現(xiàn)這個猶太銀行家的個人困境與它背后的時代氛圍了。他一定是個倍感孤獨、壓抑之人，才會因某次突然的沖動，而與一個莫名其妙的女人發(fā)生了關系。而且據(jù)說，這個女人 “完全不具備美貌、美麗和地位”，根據(jù)她的言行，顯然頗有精神問題?？梢韵胂?，布萊希羅德一定對此羞愧又懊惱。接著，他的猶太身份、他的金錢，更重要的時代情緒，使這個偶然的錯誤，演變成摧殘他終身的傷口。
那是個焦慮的德國，迅速擴張的工業(yè)與金融力量，既象征了這個國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滿，那些被發(fā)展拋棄的普通人心生怨言；那也是一個新聞業(yè)爆發(fā)的德國，各種報紙、小冊子需要各種能引誘公眾想象力的題材，猶太銀行家的陰謀最符合它；它還是一個時刻處于性焦慮的時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們尚不知如何正視自己的欲望，這種壓抑滋生丑聞、更滋生人們對丑聞的熱愛……
這一切也與布萊希羅德的保護人俾斯麥有關。這個 19 世紀最令人贊嘆的政治強人既造就了一個統(tǒng)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國，也給新生的德國人帶來一段不快樂的時光。他對自由有著天然的不信任，更沒有興趣建立一個能保護基本個人權(quán)利的制度。他對權(quán)力的絕對崇拜、他那強硬的個人作風，都讓整個社會陷入持續(xù)性的緊張感。長期積郁的緊張，增加了偏狹與憤怒。而布萊希羅德將成為這種種復雜的、糾纏在一起的力量的某種替罪羊。
1870年9月2日，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左）坐在普普魯士首相俾斯麥身邊，后者手持拿破侖的投降佩劍
2
在我的書架上，這本《金與鐵》（Gold and tron）已經(jīng)放了七年。忘記了是在查令街上的哪家二手書店，我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它。那時，我迷戀大書，就是那種動輒上千頁、體積與內(nèi)容都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這一本無疑如此。它肅穆地插在歷史區(qū)上，封面已丟失，但黑色硬皮的包裝、書脊上燙金的“金與鐵”的標題，發(fā)出特別的誘惑。我把它端在手中，既感到重量，也看到它的副標題“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盡管甚至念不出布萊希羅德的發(fā)音，更不知道他是誰，但我篤信這一定是本氣勢恢宏的著作。我也喜歡“金與鐵”這個漂亮的標題?！爱斍暗闹卮髥栴}不是靠演說和多數(shù)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是靠鐵與血”，我記得俾斯麥斬釘截鐵式的判斷。把“鐵與血”替換成“金與鐵”又有何種意味？
這位叫布萊希羅德猶太銀行家與他的庇護人俾斯麥的交織關系，構(gòu)成了這本的雙重傳記，在他們背后，是德意志帝國的轟然崛起。
七年來，我常鼓起勇氣翻開它，但隨即又放了回去。我對于猶太人話題缺乏興趣。它或許在歐洲歷史中占據(jù)著中心性的位置，我卻缺乏這種與宗教、文化相關的敏感性。我對俾斯麥與德意志的興起充滿興趣，卻又常被當時復雜的政治關系苦惱：普魯士與其他公國之間的關系，統(tǒng)一后的德國與歐洲列國的紛爭，一個俾斯麥的“鐵與血”的神話無法涵蓋這種復雜。
不過，它的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卻從此進入我了視野。出生于 1926 年的斯特恩，是 20 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或許也是我最鐘情的一種類型。他用典雅、雄辯的語調(diào)寫作，同時穿梭于歷史研究與現(xiàn)實政治之中。
弗里茨?斯特恩：當代著名的致力于德國史研究的德裔美國歷史學家
他還有一個或許過分多姿多彩的人生。他出身于一個杰出的德國猶太家庭，僥幸逃脫了希特勒的統(tǒng)治。在美國，愛因斯坦曾勸他學習物理學，他卻選擇了歷史。他趕上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黃金時代，他的年輕導師中有文學批評家特里林，告訴他歐洲知識分子的悲觀意識；他的論文指導者，則是文藝復興式的人文學者巴贊；在宿舍里，與他進行過爭辯的同齡人則有艾倫?金斯堡；當他留校任教后，又與天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成了同事，后者對于政治、社會心理的洞察深刻影響了他的歷史觀。
當他在英語世界奠定聲譽后，又重回德國。他與施密特總理縱論 20 世紀，又成為柏林墻倒塌后的美國駐柏林大使的顧問，參與重建德國的商討。在 20 世紀的最后一年，他成為了聲譽卓著的德國和平書業(yè)獎得主。盡管一些人批評他的虛榮、他對于名利世界的迷戀，但沒人否認，他對于人們重新理解德國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讀了他的一本專著《文化絕望的政治學》、一本文集《愛因斯坦的世界》，很是被他理解歷史的新穎角度所吸引。他曾說，因為希特勒在 20 世紀歷史與他個人經(jīng)歷中的絕對性主宰，他把一生精力都用于理解第三帝國如何興起、它的歷史根源何在。他也試圖在 19 世紀的政治、社會心理中尋找這場災難的源頭。他相信，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與俾斯麥的德國間，存在著強烈的連續(xù)性。德國的政治文化、大眾心理，為理解德國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分析。
我也知道，在他的著作序列中，出版于 1977 年的《金與鐵》是最重要、規(guī)模最驚人、或許也是最能表現(xiàn)他的歷史哲學的一部。在它的中文版即將出版前，我知道自己終于要閱讀這本書了。
3
1858 年，布萊希羅德結(jié)識了俾斯麥。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貴族頭銜、占有土地為榮；另一個則是猶太銀行家，他們被歧視的身份已持續(xù)了幾百年，但他們又因為專門打理金錢而富有。
羅斯柴爾德家族促成了這次會面。當俾斯麥需要一位值得信賴的私人銀行家時，36 歲的布萊希羅德獲得了這個機會，他剛執(zhí)掌父親創(chuàng)辦的私人銀行不久，這家銀行也一直以無比恭敬的態(tài)度追隨著羅斯柴爾德家族。43 歲的俾斯麥是普魯士官僚系統(tǒng)中的新興一員，他即將出使圣彼得堡。像當時很多類似的案例一樣，他們最初的關系再簡單不過：俾斯麥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錢，后者需要這樣的客戶，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歷史潮流很快將他們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們的合作隨即演化為一個更復雜的故事。先是 1866年，長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麥陡然間成為了新帝國的締造者，普魯士統(tǒng)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著在 1871 年，它擊敗了法國，躍升為歐洲大陸絕對的新強權(quán)。而作為帝國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麥，則成了神話式的人物。他的鐵腕、精明、威懾力，在歐洲政治舞臺中占據(jù)了中心性角色，更以強烈的個人風格重塑了國內(nèi)政治。
布萊希羅德的地位隨著俾斯麥迅速提升。在這兩次并無把握的戰(zhàn)爭中，他都是俾斯麥最熱烈、忠誠的支持者，主動為此籌措資金。他也獲得了對應的回報，不僅與俾斯麥更為密切，還覲見了新皇帝與皇儲，參與了諸多決策。他在 49 歲成了德國最知名的私人銀行家、唯一受頒鐵十字勛章的猶太人，接著，又獲得了貴族冊封，名字中可以加入“馮”，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承認。他還受惠于鐵路、鋼鐵、海外貿(mào)易造就的新一輪經(jīng)濟增長，他在其中獲得了巨額財富，這些又給他增加了新的虛榮與影響力。
他甚至跨入了歐洲最顯赫人物的行列，被稱作“柏林的羅斯柴爾德”。英國首相迪斯雷利把他描述成“俾斯麥的密友”，唯一敢向他說真話的人。外交團體都討好他，他最終還出任了英國柏林總領事這樣的榮譽職位，為此，他還推掉了成為奧匈帝國總領事的頭銜。而他的家則成為德國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憶：“幾乎柏林的所有貴族和政府要員都會前往……整張宴會桌上擺滿了精品中的精品。人們使用銀質(zhì)餐具，面前擺放著最奢華的東西。然后（小提琴家）巴勃羅?德?薩拉薩蒂、（宮廷鋼琴家）埃希波夫開始表演，隨后是舞會”。
他不僅追求這表面的虛榮，還參與新帝國之冒險。像同代中最杰出的歐洲銀行家一樣，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滯后的俄國、陷于衰落的奧斯曼帝國，還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新國家，甚至非洲，它們因為缺乏完善的金融體系，而需要這些外國資本。布萊希羅德借債給土耳其政府，試圖修建連接土耳其與奧匈帝國的鐵路，投資墨西哥債券。他還試圖進入中國，在一群德國銀行家中建立“中國研究組”。但他們總體上是保守的，放棄了這項投資，因為“激烈的外國競爭（特別是美國），因為中國業(yè)務總體上不夠安全和可靠”。
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獲得的新經(jīng)驗，也增加了他的個人影響力。俾斯麥給他庇護，他也拓展了俾斯麥對于這個時代的理解。俾斯麥經(jīng)常依賴于他的情報，銀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 “早八天”；而且，俾斯麥也學會了通過銀行家的眼光來理解世界，一個金錢、技術、貿(mào)易構(gòu)成的新世界，一個不同于容克的世界。俾斯麥對金錢的迷戀，他的精明與錙銖必較，甚至讓布萊希羅德吃驚。
他們的內(nèi)在沖突也一直存在，這是舊精英與新富豪之間矛盾的象征。他們從來是不平等的關系，即使在最受寵的時代，布萊希羅德也只是從俾斯麥家后門進入。權(quán)貴們在金錢上求助于他，卻從不會真正尊重他。在他舉辦的著名宴會上，俾斯麥從不出席，即使名流們云集，也很少出現(xiàn)德國軍官的身影——他們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贊過他的宴會的名媛，不忘記錄說，宴會奢華卻“有欠素養(yǎng)”，參與者都“事后表示后悔”。
這種不平等既顯示了猶太群體強烈的身份焦慮，也顯示了容克掌權(quán)者們對一個正在興起的由金錢、工業(yè)、高度流動性構(gòu)成的世界的焦慮。俾斯麥也知道，自己的權(quán)力既非神賜，更非來自民眾的支持，全賴于皇帝的給予，倘若皇帝變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萊希羅德更深知，自己對于俾斯麥的依附性。
還好，他們都有獨特的性格特征來彌合這種緊張。俾斯麥用他的傲慢、權(quán)力控制欲，來維持這種自我中心，布萊希羅德則是借助遲鈍——“對許多輕視不敏感，滿心以為他的財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擋來自下層的攻擊”。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兩個焦慮者的同盟。
同盟終有終結(jié)一日。1889 年是他們的轉(zhuǎn)折之年。在一個咄咄逼人的年輕皇帝面前，俾斯麥輕易地丟掉了權(quán)力，陷入一種可怕的孤立。他退隱到自己的家鄉(xiāng)。而布萊希羅德龐大的金錢更為脆弱，他無力面對時代的敵意。
死亡更是使這場同盟脆弱、涼薄。當布萊希羅德去世時，他在短期內(nèi)激起了一片的哀悼與贊揚，葬禮的盛大程度堪稱國葬。一貫刻薄的新聞界也做出了這樣的措辭：“德國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國金融界）失去了最杰出的代表”。但隨即，他被迅速遺忘。這遺忘與金錢相關：與羅斯柴爾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萊希羅德家族的金錢未能持續(xù)太久。這遺忘更與德國政治與社會上的迅速變遷有關。猶太人從俾斯麥時代進入了希特勒時代，從一個身份焦慮時代進入一個被清除的時代。
這種刻意遺忘更與俾斯麥相關。在他生前出版的氣勢恢宏、事無巨細的兩卷個人回憶錄中，他甚至沒有提到布萊希羅德的名字，而死后出版的最后一卷中，只提及了一次。盡管后者長期為他打理個人財務，為他的外交政策、戰(zhàn)爭尋找財政支持。布萊希羅德不僅與俾斯麥，還與他的家人，以及當時歐洲的主要權(quán)貴，都有大量的書信往來。俾斯麥的刻意忽略，也影響了日后的歷史學家。
當弗里茨?斯特恩在 1960 年代發(fā)現(xiàn)了關于布萊希羅德的海量的個人通信與檔案時，這個猶太銀行家已基本被遺忘。與之相對的是，至少有 7000 本俾斯麥的傳記、研究作品被出版。這些檔案不僅記錄了他與俾斯麥的關系，也記錄了他與俾斯麥家人，與德國皇帝、英國外交官、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系，幾乎構(gòu)成了當時歐洲最顯赫的關系網(wǎng)絡。利用這些信件，斯特恩試圖用一個視角來重新理解 19 世紀的德國歷史。在對于 19 世紀德國的主流敘述中，占據(jù)一切的是俾斯麥的個人風格、皇帝的選擇、強大的官僚與軍事系統(tǒng)，一部純粹的政治、外交史。盡管身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銀行家，深刻卷入了俾斯麥的個人世界與德國公共生活的布萊希羅德，卻很少被提及。他的猶太人身份，他代表的金錢力量，不僅是理解第二帝國的重要維度，還為理解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興起提供了新視角。
在斯特恩筆下，德國人對于布萊希羅德的刻意忽略與沉默，或許正暗示了歷史的趨勢。即使身為那個時代最有權(quán)勢的猶太人，布萊希羅德也從未擺脫傳統(tǒng)、德國社會非理性思潮的壓力。猶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沒有得到任何制度意義上的保護，必須依賴于掌權(quán)者與社會情緒的狀況。巨大的金錢只是暫時遮蔽了他的身份困境，從未解決這種困境。但歷史證明，傲慢的權(quán)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麥被威廉二世羞辱，囂張一時的威廉二世也最終因為戰(zhàn)爭失敗，淪入流放生涯，只能在回憶錄中繼續(xù)詆毀俾斯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一種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這種非自由化，不會尊重個體價值，難以理解自由之意義，它崇拜權(quán)力、渴望強人，最終所有人都淪為犧牲品。
這是一次大開眼界也疲倦不堪的閱讀。除去這位天賦異稟人物的故事，這本書所展現(xiàn)的時代畫卷——他對于柏林的興起、時代氛圍、帝國的殖民經(jīng)驗的種種描述，都讓你感到暢快一場。它印證了我七年前對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確是一本big book。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