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辯護，只要喚醒”：傅斯年論“中國近百年史”

一

錢穆治學“主通不主別”，標榜“求為一專家，不如求為一通人”，而在他批評“務為專家，惟求西化”之列的傅斯年，實頗具一種“通人”氣象。蔣廷黻便說，傅斯年論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jīng)驗”。的確，言有所本而眼光通達，是傅氏言論的一大特色，但在具體研究中，他似更重視史事的橫向關(guān)聯(lián)，多次強調(diào)史事與周圍的聯(lián)系超過其與既往的聯(lián)系，以為“古代方術(shù)家與他們同時的事物關(guān)系，未必不比他們和宋儒的關(guān)系更密；轉(zhuǎn)來說，宋儒和他們同時事物之關(guān)系，未必不比他們和古代儒家之關(guān)系更密”（羅志田：《語語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國通史》）。在錢穆記憶中，北伐后暗中操控北大歷史系的傅斯年主張“先治斷代史，不主張講通史”，兩人為此頗有些沖突。傅斯年本人對中國古代史研究造詣最深，以“文明多元起源論”重建上古史譜系的學術(shù)貢獻為人稱道。他所領導的中研院史語所成立了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三個研究組，發(fā)掘新問題，搜集新材料，使用新工具，一秉“舊域維新”宗旨，所處理的“漢地之歷史語言材料”尚未及一般意義的“近代史”范疇。

傅斯年（1896-1950）

從學術(shù)建制角度看，同在中研院體制內(nèi)，歷史語言研究所與社會科學研究所似有某種分工的默契。1943年1月，傅斯年致函時任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內(nèi)稱：

原來在北平時，弟感覺社會所之亦治史學也，曾與孟和商量，二人同意如下：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zhàn)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設備亦由社會所。明清兩代經(jīng)濟史，以其經(jīng)濟方面，或比史之方面為重，歸社會所。明清以前者，以其史學方面比經(jīng)濟方面為重，歸史語所。敝所全照此辦，故全漢升君昔有志治近代一問題，弟阻止之，而近百年之史事書籍，敝所遂未購置大略。弟近擬作一文，所中求《曾文正公家書》、《張文襄全集》亦不可得！而社會所似亦未為近百年史設備也。（《傅斯年遺札》第三卷，1337頁）

1934年，以陶孟和為首的北平社會調(diào)查研究所遷南京，更名社會科學研究所，即由民間學術(shù)機構(gòu)，一變?yōu)閲⒅醒胙芯吭合聦傺芯克涔ぷ髌噩F(xiàn)實經(jīng)濟問題的調(diào)查研究，同時延續(xù)經(jīng)濟史和社會調(diào)查。按傅斯年說法，社會所“亦治史學”，關(guān)于研究主題及其“設備”（史料），與史語所應有所分工，究而言之：明清兩代經(jīng)濟史（“經(jīng)濟方面”重于“史之方面”）、鴉片戰(zhàn)爭后“近一百年史”及史料，均歸社會所；明清以前經(jīng)濟史（“史學方面比經(jīng)濟方面為重”），歸史語所。此種分工的公開理由在避免“史學”一科“重復之問題”，但實際操作起來困難重重，至抗戰(zhàn)后中研院內(nèi)遷，矛盾更加激化，傅、陶關(guān)系一度“形同寇仇”，以至需要院長出面調(diào)停。這背后除了學科壁壘、個性沖突，更體現(xiàn)不同學術(shù)陣營間“爭奪”有限學術(shù)資源的本質(zhì)特征（參看陸遠：《傳統(tǒng)與斷裂：劇變中的中國社會學與社會學家》，商務印書館2019年，59頁）。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 主編:《傅斯年遺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

無論如何，傅斯年及史語所不治“近百年史”，似是事實。近檢《傅斯年遺札》，重讀一通作于“四川南溪李莊”的“傅斯年致鄭細亞”長函（抄件，1944年1月23日，檔號：1:1525），引起極大的興味。全函起首言道：

我很詫異的是你對中國近百年史事有許多熱情，而所知者又偏偏如此的少而錯誤！其實這難怪你一人，這一類書實在太少了，你們所用的教科書，大概是“五卅慘案”以后寫的。論史事要得到“平情”二字，太不容易。（《傅斯年遺札》第三卷，1467頁）

函內(nèi)答復者，多關(guān)系“中國近百年史事”，尤其近代中外關(guān)系史的重要內(nèi)容，全篇洋洋近五千言，不厭其煩，直抒己見，一一辨正。函末附言：“關(guān)于這些歷史的事，我請你先看幾部書，再下斷語，我信中決不能全寫下來。若寫明白，必將這故事的曲折寫下來，這便自成一部書！”

要請你看的是：

蔣廷黻的《近代中國外交資料輯要》（上冊、中冊）。這書全用中國資料寫的。蔣氏是現(xiàn)在治外交史的第一人。他有一冊小書，名字是《中國近代史》，也可以看看。前者商務出版，后者重慶青年書店出版。

如不能得上者，請看：

蕭一山：《清代通史》（中）（鴉片戰(zhàn)[爭]在內(nèi)，商務出版）、《中國通史》（下二）（英法聯(lián)軍事在內(nèi)，北平文治學院刊）。

陳恭祿之《中國近百年史》，我未曾看，這些事大約也說得不錯。

在近代史學者中，傅斯年最推崇蔣廷黻，以為“現(xiàn)在治外交史的第一人”。自1930年代中，傅、蔣二人開始熟識，在公、私兩方面，均多有交誼（參見《傅斯年遺札》第二、三卷，1023、1265、1315、1378、1634、1770等頁）。1939年，中研院改選評議員，傅斯年擬推胡適之、陳垣、陳寅恪、朱希祖、金毓黻、湯用彤、顧頡剛、蔣廷黻為史學候選人（《鄭天挺西南聯(lián)大日記》上冊，205頁）；1948年，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他所提名的“史學”人選，蔣氏亦在其列，且作高度評價——“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蔣廷黻（1895-1965）

按民國史家所謂“近代”或“近世”，約有兩種不同看法：第一種認為新航路發(fā)現(xiàn)以來，世界交通為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guān)系較前不同，是為中古史與近世史分界，“故近世歷史的范圍，實包括每三四百年來的歷史”，此派以鄭鶴聲《中國近世史》為代表；第二種認為歐洲產(chǎn)生工業(yè)革命，中國與西方發(fā)生新的關(guān)系，以中國言，鴉片戰(zhàn)爭后方系近代史的開始，此派以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為代表（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947年）。傅斯年討論“中國近百年史事”，基本取第二種說法，惟需注意的是，兩種方法的“起點”固有差異，然定義“近代”的標準實無二致——均以中國與西方關(guān)系的變化程度作為標尺。

二

鄭細亞“長信”，針對傅斯年發(fā)表于重慶《大公報》（1943年11月29日）的《戰(zhàn)后建都問題》一文而來?？箲?zhàn)后期，國內(nèi)出現(xiàn)關(guān)于“戰(zhàn)后建都”問題的大討論。中國自古有“以天子守邊防”之說，那么，中國未來的邊防在何處，一些學者由此展開思考，當時各界主張的建都城市就包括南京、北平、成都、重慶、西安、長沙、武漢和洛陽等，尤其以支持北平、南京和西安者為多數(shù)（參看新中華維聲社編《中國戰(zhàn)后建都問題》，中華書局，1946年）。傅斯年認為，凡一國之都城，應設在“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處”，而戰(zhàn)后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日本戰(zhàn)敗后中國在海洋之上再無敵國，海上強國英、美都是中國的盟國，故而“一百年之‘海禍’，將以鴉片始，以‘抗戰(zhàn)’終”，然而陸地問題的解決，“決不如此簡單”。他說，戰(zhàn)后建都“若照東漢安樂主義的辦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漢開國的魄力，把都城放在邊塞上，還是到北平去”，文章引據(jù)歷代王朝建都的史事，主張國人鼓起勇氣，效法漢唐定都長安的精神，把國都放在與“強鄰”接近的地方。這篇文章也很快引起反響，據(jù)傅樂成回憶，“這篇文章發(fā)表后，曾有若干讀者與孟真先生通信，討論這個問題”。（《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1963年）其中有位“鄭君”，即鄭細亞。他只是一個不知名的讀者，傅斯年回信卻鄭重其事，大加發(fā)揮，信中引經(jīng)據(jù)典，條分縷析，仿佛他的政論文章，“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jīng)驗”，一切都是娓娓道來。

新中華維聲社編《中國戰(zhàn)后建都問題》（“新中華叢書”之一），中華書局，1946年

為說明近代事實，溯流追源，“不能不先說明所謂‘大清帝國’之版圖是怎樣”。傅斯年指出，“民國是滿清帝國的合法繼承人，這些領土之喪失一部分是在民國初年，大多是在清朝的”。關(guān)于清帝國之“政治疆域組織”及“朝貢邦”具體分類如下：

①直轄區(qū)。有兩京（京師、盛京。盛京區(qū)域甚大，包括整個的洋人所謂“滿洲”。）各直?。ㄖ彪`與十八省、新疆。）

②土司。（在西南各省及西康、青海各地，分別受地方官節(jié)制。其在云南邊外者，每每有名無實。）

③外藩。（親藩則有內(nèi)蒙、西蒙、西北蒙各旗，不立汗，扎薩克[即管理大臣]或有或無，但均統(tǒng)于各駐在地將軍、副都統(tǒng)之下。遠藩則有喀爾喀蒙古[即所謂外蒙古]，置辦事大臣，又于其西設各將軍。青海，置西寧辦事大臣。西藏，置駐藏辦事大臣。伊犁將軍，兼轄以西各藩。）

④藩屬。（朝鮮，無官駐扎。敖罕[浩罕]、布哈拉、基華[今皆蘇聯(lián)中之共和國]、吉利吉思[即哈薩克，今蘇聯(lián)之Kharsakstan共和國]，以上各部無官駐扎，但均節(jié)制于伊犁將軍，故乾隆平定準部之后，中國疆土，直達里海，一如唐高宗天后時。）

⑤朝貢之國。此是“天朝”之特別玩意兒，西洋未有。至多的解釋是有“宗主權(quán)”（Suzerainty），不能謂有“主權(quán)”。這個范圍大極了，西有阿富汗，西南有不丹、哲孟雄（大吉嶺在乾隆時已為英吞，清朝不知），尼泊爾（國民政府在南京時尚入貢一次）、緬甸、暹羅、蘇祿（呂宋之南）、蘇門答臘、安南（他的土酋自己稱大越皇帝，至法侵其南，有依清廷意，始恭順。）、馬六甲（其一部也）的若干土酋（為荷蘭所占，英國交換得之。）、爪哇、琉球（在萬歷間，琉球又稱藩于日本之薩摩國。）……說起來多得很。

在傅斯年看來，前四種“政治疆域組織”系屬清帝國領土范疇，因“皆有管理權(quán)者，雖直接、間接大有層次，皆可謂之疆土者”；至于“朝貢之國”，既是“天朝”傳統(tǒng)特產(chǎn)，且有內(nèi)部層級差異，專門加以注釋說明：

此一類中，封、貢二字亦不同。貢者之中，常有全不相干者，只有“封”王一類，乃可謂真有宗主權(quán)。緬甸與清在乾隆末以前無甚關(guān)系，乾隆中大討伐而打敗，及暹羅獨立，然后向中國入貢，迄未若朝鮮、安南，于王即位時請封也。故在此一類中，琉球最親，緬甸則并暹羅亦不如也。

為了解說封、貢之別，傅斯年特別舉了緬甸的例子。他認為，緬甸在明朝，“確是藩屬（近于土司性）”，在清朝則不然，乾隆時期，緬甸強盛，征服四界，明朝的撣部如宣慰司已為所并，清廷大舉伐之，大敗而歸，“只弄到一個長期入貢的條件”。從歷史和國際法兩方面立論，他對鄭細亞清楚表示：“中國對緬甸，既不能要求‘主權(quán)’（sovereignty），亦非其保護國（protectorate）。史實，你可看任何有權(quán)威的史書；法律意義，你可問任何研究國際法者?！?/p>

近世西人東來，“萬國梯航成創(chuàng)局”（郭嵩燾語），給中國固有“天朝體制”帶來巨大沖擊。約在同時期，傅斯年作有另一名文《天朝—洋奴—萬邦協(xié)和》（《大公報》1944年4月2日），批評也正是這一種“國體”。文中揭出“歷代的中國，除去宋遼一段似乎有點平等國交以外，也是不承認且不了解世上可以列國分立、平等交往的，漢晉隋唐這樣，近代的明清也不是例外”，并舉馬戛爾尼使華時乾隆帝致英王的回信（兩通上諭），以及辛丑議和中流亡西安的宮廷嚴飭李鴻章“力爭外使初覲坐黃轎”的諭旨，說明“天朝的寶座，不肯輕易拆除，天朝人物的立場，不是輕易改變的”。但是，嚴酷的近代國際競爭，絕不會留給中國完全自外于世界的空間，而是以“火與劍”的方式促成中國社會的變化，也極大改造了中外交往的形態(tài)——

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數(shù)十年間，與外國人的糾紛，常常由‘天朝體制’而起?！@立場，這寶座，終于幾度在戰(zhàn)艦火器之下拆除了。辛丑以后，辦洋務者成為一個新的物種，住大埠者養(yǎng)成一種新的心理。這個順應次殖民地地位之心理，赤裸裸地說出，便是洋奴。

以傅斯年的眼光衡之，“天朝的心理是自大（Sup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謂優(yōu)越感，洋奴的心理是自卑（Inferiority Complex），也是所謂劣賤感”，兩種心理貌似對立，實則相反相成，“都是不能與他國共處而能處得自然的”。在1940年代中、抗戰(zhàn)即將結(jié)束前夕，他提出理想中的、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國際法主體資格的現(xiàn)代國家應取的自處與處人之道——

中國既已加入了近代列國的兄弟圈，自無取乎往者的兩項態(tài)度。今后的外交態(tài)度，既非自恃，亦非倚賴，而應該是萬邦協(xié)和。

傅斯年：《天朝—洋奴—萬邦協(xié)和》，（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1944年4月2日）

三

傅斯年認為鄭細亞長函中，“要緊的話，只是我論到英美的幾句話，尤其是關(guān)于英國的”，故回信主要針對此點申發(fā)?？捎涩F(xiàn)實和歷史兩端言之。

就現(xiàn)實來說，傅斯年相信“今天英國是我們重要的盟友，而且不平等條約除一點外，業(yè)已結(jié)束，治史學的人，應該竭力持平的”，兼以預測二戰(zhàn)“以后的世變”——“一國之外交政策，最好是有極好的盟友而無敵人；必不得已，也只要有一個敵人——共同的敵人！”

就歷史來說，他主要陳述了過去百年之中在“中亞”與“遠東”兩個區(qū)域“中英之糾紛”，除了中英西藏交涉外，仍以鄭函提及的“緬甸”為例——

緬甸全盛時，英人已侵之，先占其南，戰(zhàn)爭和平相間，百年之久，在光緒間，始滅緬甸。前此中國不知，亦不以緬甸在心上。光緒朝，中國稍知外事，其時駐英公使為曾紀澤（先）、薛福成（后），始向英廷抗議。英廷問，中國與緬甸關(guān)系若何？曾以入貢答，英外相說“印度政府代入貢”，以后只言于光緒廿年進貢，但未實行。你所謂緬甸，其實情如此。不過邊界上我們確曾大吃了一個虧，直到現(xiàn)在北界未劃，這是我們在中亞區(qū)與英國的糾紛。

前述傅斯年對于“朝貢之國”，特別注意封、貢之別，他以為清朝并不了解緬甸國情以及歷史上的中緬關(guān)系，而單方面將外邦“入貢”，視作為其擁有“主權(quán)”或“保護權(quán)”的法理依據(jù)，此皆不足以幫助它在近代中緬界務交涉中取得主動，反而“大吃了一個虧”。曾紀澤在倫敦與英國外交部辯論，后者以“印度政府代（緬甸）入貢（清朝）”反駁其說，傅斯年評論道：“這真是一個笑話，有人解釋，如此說來，英王乃清帝之藩屬（英國哲學家羅素原有此語）。”他不得不承認，“總說起來，緬甸是封貢邦，而非藩屬，然邊界上吃大虧則是事實”。

曾紀澤（1839-1890）

至于“遠東”方面，據(jù)傅斯年之界說，“最廣義的是新嘉坡以東，狹義則指中國海以北，以廣義言，新嘉坡、馬六甲，是英人與荷蘭交換的，此不在我所謂‘過去百年’中，可勿論”，他以為近百年中英糾紛之“最大”者，為下列各事。

一、鴉片戰(zhàn)爭。

二、葉名琛事件與大沽口之戰(zhàn)，圓明園之焚。（英法聯(lián)軍）

三、威海之租借。

四、義和團事件。（九龍擴界在此中）

同函分析起源，“前二事皆為由商務爭執(zhí)而演成實際戰(zhàn)爭”，“英國人所欲者為‘商’者，含有優(yōu)勝意義之通商；清廷仍擺那個天朝的架子，而且太無知識”（舉的例子是葉名琛，說他“一切待呂祖降乩，釀出那樣一個大戰(zhàn)事”）。傅斯年總結(jié)說，“用兵的先是我們，宣戰(zhàn)的乃是他們”，“這兩件事的起源，自然兩方皆有過失”。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調(diào)和之論，他進而解釋如此持論的理由——

我所謂過失者，我們擺架子。他們要優(yōu)惠的通商，打了兩個“不需要”的戰(zhàn)爭，（他們的輿論認為不需要）以錯中又錯，收獲適出于始料之外。我說這些話，全不是為英國辯護，只要喚醒，這樣錯中錯的辦事，今后仍彼此值得警戒。你如果知道這兩件事的經(jīng)過，便應知我所謂“以經(jīng)濟發(fā)展為動力”而“非發(fā)展領土欲”是不錯的。

關(guān)于后二事起因，以傅斯年的表述，英國是“與人比賽”，換用今人話語，即處“列強瓜分中國狂潮”之中而不甘人后，“他的動機自然全是為自己，怕自己得到不多，而他人多得”，從實際結(jié)果分析，“威海是海軍據(jù)點，非經(jīng)濟據(jù)點，港九兼兩者之用”。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之役中，英國與其他七國一齊用兵，傅斯年以為仍有所區(qū)別，前者“確曾幫了中國些忙，和緩俄（當時占全滿洲）、德（主大罰中國）”，至于香港九龍“新擴之界”，誠不可諱，同時也反映英國對華政策宗旨所在——

然在當時情景論，如果英國之欲不在經(jīng)濟發(fā)展而在領土欲，在廣東割一府，乃至再南方割幾省，亦豈做不到？他以自私的原故未曾做：一、怕他國也割。二、不關(guān)商業(yè)，不感興趣。這誠然不是他的德行，但未發(fā)展領土欲則為事實。

年輕沖動的鄭細亞在信中說了許多感性的話，傅斯年批評“你那要殺英國人的話，若長在心上，若青年人都如此，真是此后之隱患。而你信中的一套議論實在全是為此感情所刺動，又為誤謬的史地書所誤了”?；谑穼嵎治觯M而指出來信者“對于經(jīng)濟侵略與領土侵略兩事，似分不清楚”，據(jù)其歸納，“這兩種的分別是很明白的”，各自辦法無非是——

先得據(jù)點與優(yōu)惠條件，然后做合算的買賣。地方的經(jīng)濟，皆受其影響，并設法不使本地工業(yè)發(fā)展。這就是從土耳其到中國、日本（日本以前也曾有過不平等條約）的經(jīng)濟侵略策。其辦法是，除非商業(yè)大受影響，不用兵，即用兵，亦為示威之用，不取滅國瓜分的念頭。以為滅國瓜分之事不上算也。若英國之對南非、印度、緬甸，法之對安南，俄之對波蘭，日本、帝俄之對中國，則領土侵略。

如果說，英國在遠東，如傅斯年所言，“過去一百年之中英糾紛，都以‘經(jīng)濟發(fā)展’、‘與人比賽’兩個觀念為動力，英國從未曾在遠東發(fā)展過領土欲”，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誰把中國土地占去最多？”

清末反映列強瓜分中國的圖像作品《時局圖》

四

傅斯年《戰(zhàn)后建都問題》一文，以古喻今，表述遷都的理由很多，“工業(yè)化”和“國防”是兩大最要點，他雖然含蓄地表示“我們?nèi)粢蕴K聯(lián)為假想敵，可謂至愚，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不與鄰邦起任何糾紛”，但文中主張遷都北方，控制“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地”——

強大的蘇聯(lián)，與我們工業(yè)化的基礎地域接壤，這個事實使得我們更該趕快工業(yè)化這個區(qū)域。我們的頭腦，理當放在與我們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則有變?yōu)轭B冥之慮。大率兩個國家，接觸近，較易維持和平；接觸遠，較可忽略二無事生事。遠例如宋金，本是盟國，以不接頭而生侵略。

按抗戰(zhàn)以前，日本侵我最亟，傅斯年在《獨立評論》連續(xù)發(fā)表言論，以鼓吹抗日為重心，反對華北特殊化；抗戰(zhàn)初起，中蘇關(guān)系靠近，太平洋戰(zhàn)爭發(fā)生后，中蘇兩國結(jié)為“盟邦”。據(jù)傅樂成觀察，“孟真先生對于俄國，無論帝俄或蘇俄，都從來沒有恭維過”。鄭細亞來信辯論近代“外患”，傅斯年回信提示；“請你看誰并了中國領土最多？”這一以歷史縱深眼光看問題的論政風格，即如他自己所說，“吾輩批評時事，猶之批評史事，豈容局于一時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傅斯年認識到，“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shù)十年矣”，“歐戰(zhàn)以前，日俄角逐、而我為魚肉。俄國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協(xié)定》，俄事變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張。所謂‘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進攻之口號，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有鑒于此，決定集合“興會于史學之人”，持問東北，以濟國事——

國人不盡無恥之人，中國即非必亡之國然而前途之斗爭無限，知識之需要實殷。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國事者焉。吾等明知東北史事所關(guān)系于現(xiàn)局者，遠不逮經(jīng)濟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僅有興會于史學之人，亦但求盡其所能而已。（《東北史綱·卷首引語》，1932年）

傅斯年著《東北史綱（初稿）》第一卷《古代之東北》

同年10月6日，致函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謂：“弟自遼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擇此職業(yè)，無以報國。近所中擬編關(guān)于東北史事一二小冊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國難，廢業(yè)則罪過更大，只是心沉靜不下，苦不可言?！保ā吨峦醌I唐》，《傅斯年全集》第七卷，103頁）信中所說的“小冊子”就是尚在醞釀中的《東北史綱》。其時邀集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等少壯學人，以現(xiàn)代方法編撰一部東北通史，以使國人從“酣夢”中醒來，并駁斥日本學者提出的“滿蒙中國領土論”。傅斯年執(zhí)筆之《東北史綱（初稿）》第一卷《古代之東北（自最初期至隋前）》后由中央研究院出版（《東北史綱》原定五卷，除傅著第一卷外，第二卷為《隋至元末之東北》，第三卷為《明清之東北》，第四卷為《清代東北之官制及移民》，第五卷為《東北之外交》）。因限于“以問國人”的目標和“倉促屬稿，只具間架輪廓”的客觀不足，《東北史綱》行文難免“紕繆疏漏”，刊布伊始即在學界引起熱議，并受到來自鄭鶴聲、繆鳳林等人的嚴厲批評。

傅斯年致鄭細亞（1944年1月23日），《傅斯年遺札》第三卷，1467-1475頁

蔣廷黻負責的《東北史綱》第五卷上篇，后以《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上）——從順治到咸豐》為名出版（《清華學報》1932年第8卷第1期）。此文秉持蔣氏一貫觀點，即“東北問題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條約問題之下，而其困難反有過而無不及，我們應該早為預備”。文中重點揭示帝俄借用歷史上與清朝的特殊關(guān)系，簽訂《璦琿條約》《北京條約》，俄國在太平洋沿岸拓展勢力，列強角逐因之加劇，“《璦琿條約》的嚴重在我國外交史上簡直無可與比擬者”，“現(xiàn)在的東北問題即種根于此”；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清朝與英、法“爭執(zhí)的中心”全在北京駐使、內(nèi)地游行、長江通商等權(quán)利討價，而以此為代價放任“東北土地的割讓”，“這種努力的發(fā)展、方法及終止的原因是我國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劇，同時也是一幕大悲劇”。此文多數(shù)論點被傅斯年接過，體現(xiàn)在其后來回復鄭細亞長函中。

蔣廷黻：《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單行本（1932年12月）

學界指向《東北史綱》批評，給予傅斯年不小的刺激，他也一度“屢思重加修訂”，而且在后來著述、書信中坦承放棄了書中的一些觀點。但從“民族思想”脈絡看，即便作文回應或改訂舊作，只不過是一種史料補充和論證細節(jié)的調(diào)整罷了（參見其未完成著作《中華民族革命史》，并參陳建樾：《傅斯年的民族觀及其在〈東北史綱〉中的運用》）。傅斯年在1930年代，相信“歷史一科與民族主義之密切關(guān)系，本是不待討論的；當前的問題，只在用何方法使歷史教育有效地、有益地啟發(fā)民族思想”（《閑談歷史教科書》，1935年）。至1944年，回復讀者的辯難，他批評“你們所用的教科書，大概是‘五卅慘案’以后寫的”，強調(diào)議論史事貴在“平情”，又皆針對民族主義思潮而言，進而表達自己的基本立場：

我們根本不應該今日在恨人（除倭賊以外），我們要以五十年的工夫培植實力，在培植實力中，對外是要協(xié)和的！

從“民族革命”的歷史回顧，到“萬邦協(xié)和”的愿景表露，在在深系傅斯年的家國情懷，而這些抒發(fā)胸臆的文字背后，也流動著王汎森所言那一種現(xiàn)代歷史學家“面對民族往昔的兩難心理”（《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三聯(lián)書店2012年，1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