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漢文·物語：日本古代小說的誕生

漢字東傳使日本“口傳文學”獲得了向“書面文學”進行飛躍發(fā)展的基石，但這一基本認知在一般通行的日本文學史中并未得到很好的反映。日本文學史寫作始于日本邁上“脫亞入歐”之路的明治時代（1868-1912），是明治日本建構現(xiàn)代日本文化身份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而對千余年來一直占據(jù)日本高尚地位的漢文學的“遮蔽”是這項宏大工程的起點。抹去“漢文學”印記，建構一種以“和文學”為中心的日本文學史是明治日本向西方展示自身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舉措之一。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以及當今世界格局的不斷變化，日本人的世界觀逐漸發(fā)生變化，一些日本學者開始意識到日本文學史中的“盲點”。例如，古橋信孝在《物語文學的誕生：源自萬葉集的文學史》（2000）前言中寫道：

日本原本沒有文字，即沒有用日語書寫的文章。因此，書寫是從學習中國文章開始的。如果將此稱為漢文，所謂寫文章就是寫漢文。在此過程中，為了寫出日語文章，肯定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通過最近出土的木簡可知，七世紀前后已經借助漢字的音書寫日語，或用漢語對應日語的意思進行書寫，表明日語書寫也許很早就出現(xiàn)了，但文學文章不容易，除了《萬葉集》、《古事記》《日本書記》中的和歌外，沒有日語文章就證明了這一點。用日語書寫的散文文學出現(xiàn)在平安時代中期。那么，文學文章是怎樣出現(xiàn)的呢？（古橋信孝『物語文學の誕生：萬葉集からの文學史』，第1頁）

《萬葉集》

古橋信孝希望通過《萬葉集》思考從中國漢字、漢文到日語文體的發(fā)展脈絡，以建立一種新的日本文學史意識，顯示了作者客觀理性的研究態(tài)度，但僅僅囿于《萬葉集》的探討顯然是不夠的?，斃麃啞ずＫ菇z、大嶋仁也在《搖擺與錯位的日本文學史》（2005）中指出：

和文的誕生是在漢文學習取得進步，且漢文訓讀文的書寫成為習慣之后。從《古事記》時代開始經過一個多世紀，終于誕生了和文學。首先用漢文書寫，再寫成漢文訓讀文，由此誕生和文，再由和文產生和文學。和文學之前有漢文學。和文學誕生之后，漢文學亦長期存在，這是日本文學的基本事實。沒有漢文學，就沒有和文學。（マリア＝ヘスス　デ?プラダ＝ヴイセンテ、大嶋仁著『ゆらぎとずれの日本文學史』，第9頁）

作者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地說明從“漢文”到“和文”的發(fā)展脈絡，并強調“這是日本文學的基本事實”，但這種近乎苦口婆心式的寫作方式從另一側面揭示出一百多年來的“遮蔽”已經造成了嚴重的認知“錯位”，而祛魅的過程并不容易。小峯和明在其新近出版的《日本文學史》（2014）中更加直截了當?shù)貙懙溃?/p>

奇怪的是平安時代的日記，首先是女性寫作的假名日記被當做文學，成為研究對象。最早的《土佐日記》由紀貫之假托女性寫作而成，《源氏物語》作者紫式部的日記被保留下來亦影響甚大。與此相反，貴族男性寫作的漢文日記不被當做文學，而被當作歷史資料。其背后是近代以降根深蒂固的將假名文學作為日本文學基調的文學觀的投影，是文學觀歪曲文學史的典型案例。同一時代用不同文體寫作的日記，一方成為文學，另一方成為歷史，建構了一種在今天看來完全是奇特的顛倒的文學圖譜。被這種文學觀束縛的研究者至今亦不在少數(shù)。為了不再重犯這種過失，有必要將漢文、假名文同等定位、閱讀，以根本性地扭轉這種文學觀。（小峯和明『日本文學史』，第9頁）

小峯和明直截了當?shù)刂赋隹桃庹诒螡h文學史的做法是“文學觀歪曲文學史的典型案例”。筆者認為，這也是現(xiàn)代日本知識與權力相互勾連的典型案例。小峯和明指出其結果是建構了一種“顛倒的文學圖譜”。所謂“文學圖譜”即是一種價值觀和世界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發(fā)生“顛倒”，必將引發(fā)行動與實踐層面的進一步“顛倒”。這個問題與本文論題有所偏離，在此不做引申。從上文可知，日本文學史書寫中的“盲點”開始受到質疑，但慣性思維的改變并非易事。上文同時表明，有關中日之間“一衣帶水”等說法已是一種“無意識”的套話。經過一百多年的現(xiàn)代進程，漢文化紐帶已經消失，剩下的不過是一些毫無意義的“符號”罷了。

文字是思想的載體，漢字的傳入使古代日本精英更加向往中國文化，這是圣德太子積極輸入中國文化的重要原因。圣德太子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制定《冠位十二階》（603），按照中國儒家的德、仁、禮、信、義、智表示冠位高低，具體分為大徳、小徳、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十二階。他還制定了《憲法十七條》（604），以中國儒釋道思想為基礎，規(guī)定了人與人之間不同的社會地位和權利義務，這是日本史上第一次提出較完整的建構中央集權統(tǒng)治的政治綱領。《憲法十七條》全部以漢文寫成，“一曰、以和為貴、無忤為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鄰里。然上和下睦、諧于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這種純熟的漢文書寫能力及其中國儒釋道思想底蘊透露出日本國家及日本文化的建構軌跡，亦無疑是日本古代小說萌芽的文化基石。

《憲法十七條》是展示文字、語言、思想三位一體的的絕佳文本，可見從“文字”到“文化”的發(fā)展路徑，亦是“漢字”進入日本政治管理層的濫觴，全文引用了《尚書》、《論語》、《左傳》、《禮記》、《孟子》、《管子》、《禮記》、《孝經》等諸多中國經典，例如第一條“以和為貴”典出《論語·學而》篇之“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顯示了圣德太子援用中國文化實現(xiàn)其治國安邦理念的宏大抱負。標題“憲法”一詞見于《管子·七法》“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也”。這個詞匯在明治維新后再次受到關注，明治政府以“憲法”對接西方語境中的相關事項，制定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明治憲法》，可見“漢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憲法十七條》的第二條倡導“篤敬三寶”，可見圣德太子亦非常重視佛教的教化作用，他還親力親為，對《勝鬘經》、《維摩經》、《法華經》三部大乘佛經進行注疏，合稱“三經義疏”，其中《法華義疏》四卷、《維摩經義疏》三卷、《勝鬘經義疏》一卷，成為日本最早的佛教研究著作。圣德太子還親自為天皇講經說法，《日本書紀》推古十四年（606）條記載：“秋七月、天皇請皇太子、令講勝鬘經。三日說竟之。是歲，皇太子亦講法華經于岡本宮。天皇大喜之、播磨國水田百町施于皇太子。因以納于斑鳩寺?！庇纱丝梢姟秳亵N經》等佛經已在當時日本皇宮中受到廣泛認可，圣德太子的講經說法令推古天皇“大喜之”，以致于天皇立即賞賜了“水田百町”。

《勝鬘經》全稱《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是古印度波斯匿王的女兒，她聰慧美貌，篤信佛法?！秳亵N經》敘述勝鬘在佛前發(fā)下十大愿的經過等內容，其主要特色是以在家女眾身份說法。圣德太子對《勝鬘經》的重視或與推古天皇的女性身份有關。《維摩經》全稱《維摩詰所說經》，后秦鳩摩羅什譯本流行最廣，維摩詰是古印度的大富豪，亦是在家居士。《維摩經》通過維摩詰與文殊菩薩等探討佛法的過程，闡述了大乘般若空性的思想，同時表明在家居士亦可成就的道理。圣德太子也許從維摩詰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勝鬘經》、《維摩經》并為大乘佛教在家佛教的代表經典?！斗ㄈA經》則有經中之王的稱謂，全稱《妙法蓮華經》，后秦鳩摩羅什譯，“妙法”指一乘法、不二法；“蓮華”即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亦具有花果同時之“妙”?！斗ㄈA經》闡明一切眾生無論三乘五乘，不分貧富貴賤，皆可成佛。

圣德太子篤信佛教

在圣德太子的倡導下，佛教在日本迎來了最初的黃金發(fā)展時期，此后佛經不斷東傳日本。日本不設譯經場，日本人直接閱讀漢文佛經，佛經成為漢字漢文東傳日本的重要源頭之一，不容忽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勝鬘經》、《維摩經》、《法華經》等佛經語言優(yōu)美，情節(jié)生動，人物富于個性。所以佛陀說法往往采用大量比喻，以闡明難解的哲理，其中火宅喻、窮子喻、藥草喻、化城喻、衣珠喻、髻珠喻、良醫(yī)喻最為著名，有“法華七喻”之稱，內含豐富的文學色彩。

《維摩經》亦具有濃郁的文學色彩，其形象生動的對話場面具足了戲劇腳本的性質?！毒S摩經·方便品第二》首先描寫了維摩詰的人物形象，他那“辯才無礙，游戲神通”、“住佛威儀，心大如?！钡臍鈩荩百Y財無量，攝諸貧民”的胸襟，以及“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將世俗生活與超然的精神境界融于一體的平衡感充滿了奇幻色彩，展示了一種全新的人物形象，亦具足了文學的想象力。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簡單的故事情節(jié)是萌芽期小說的要素，上述佛經片段具備人物形象、故事情節(jié)，并不乏心理描寫和想象力的成分。諸如此類的小說要素不斷積累，為日本古代小說萌芽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可見漢文佛經亦是日本古代小說萌芽的文化基石。

圣德太子還積極派遣使臣赴隋朝通好，《日本書紀》推古十五年(607)條記載:“秋七月戊申朔庚戌、大禮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為通事。”此處“大唐”是《日本書紀》成書時代的中國國名。《隋書·倭國傳》亦記載小野妹子向隋煬帝表明到訪目的“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shù)十人來學佛法。”可見圣德太子高度重視《憲法十七條》第二條“篤敬三寶”，不僅編撰“三經義疏”，還緊跟時代的步伐，向業(yè)已走出北周“滅佛”陰霾的隋朝派出使節(jié)，并同時派出“沙門數(shù)十人”學習佛法，這是持續(xù)兩百余年學習、輸入中國文化的遣唐使工程的先聲。

在圣德太子開啟的全方位學習中國的路線基礎上，日本于645年實行大化改新，全面導入中國律令制，把中國視為治國理念的范本，國家的法令、公文一律使用漢文。這意味著日本開始全面進入漢字、漢文時代。這時期至奈良時代（710-794）也是日本國家意識萌芽時期，在建構國家文化軟實力方面，日本也參照中國模式，開始編撰史書、地方志、詩集等。此舉對文學影響深遠，日本文學就是在這種漢字文化氛圍中開始了從“口傳文學”向“書面文學”的飛躍歷程。奈良時代編撰的書籍包括《古事記》、《日本書紀》、《懷風藻》、《萬葉集》、《東征傳》等等，但無論是用漢文寫成的《日本書紀》、《懷風藻》、《東征傳》，還是兼用萬葉假名與漢字寫成的《古事記》、《風土記》、《萬葉集》都是“漢字”書籍，這些書籍又都具有豐富的文學色彩，共同催生著日本古代小說的誕生。

在漢字、漢文不斷發(fā)展的進程中，大約在九世紀時，日本終于通過漢字創(chuàng)制出了本民族的“假名”文字。假名文字的出現(xiàn)使文字運用得以普及，首先惠及了女性階層。由于日本男性長期以來以使用漢字漢文為榮，漢字漢文早已成為日本男性文化教養(yǎng)的重要標志，所以假名文字作為女性文字開始流行，婦女們一開始便熱情地擁抱了假名文字，并運用假名文字開始了創(chuàng)作實踐。物語就在如此文化背景下誕生了，這是日本最早的虛構小說。婦女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一開始便有聲有色，因為日本上流階層男性們的漢詩、漢文創(chuàng)作已經日臻成熟，王公貴族們早已沉浸在濃郁的文學氛圍中，其中自然包括由《搜神記》、《神異記》、《游仙窟》等中國古典志怪小說、隋唐傳奇小說以及《冥報記》、《金剛般若經集驗記》等中國佛教因果故事建構起來的美妙奇幻的文學世界，這亦是當時日本社會共同的文化基石，只是日本婦女們長期處于該文化共同體的邊緣位置，現(xiàn)在有了“假名”這一新型表述工具，婦女們便開始了面向文化中心的突圍，雖然她們當時并非有意識而為之，但日本女性作家無疑是物語文學的中堅力量。就這樣，漢字、漢文的長期積累為日本古代小說在故事題材、情節(jié)構思、表達技巧、審美情趣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成為物語文學飛躍發(fā)展的重要基石。

（本文原載《北方工業(yè)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