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格本”系列是新中國第一套系統(tǒng)翻譯、出版的、介紹外國文學經(jīng)典作品的大型叢書。許多我們后來耳熟能詳?shù)摹⒈粚掖胃木帪橛耙曌髌返墓适戮患{入其中，如《安娜·卡列寧娜》《簡·愛》《悲慘世界》等等。從電影的視角切入，世界名著可以被怎樣解讀？又可以看到怎樣不一樣的景觀？
最近，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了“文學與電影：說不盡的網(wǎng)格本”直播活動，邀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導演、編劇、制片人賈樟柯，作家、編劇麥家，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董強進行了分享。
戴錦華
戴錦華：文學因被闡釋而偉大
2022年是戴錦華執(zhí)教的第40個年頭，也是她作為電影研究者、電影行業(yè)的參與者和親歷者的第40年。
戴錦華談及，從她自己的觀點來看，十九世紀的大眾文化最流行的樣式是長篇小說，二十世紀上半葉最流行的樣式是電影，之后電視劇在某種意義上分享了這種流行程度。而從公眾的接受角度來說，大家對文學和電影最一般的理解是聽聽故事、尋找戲劇性的場景，以至于大家都覺得小說改編電影是非常自然、非常有邏輯的一件事。
“我想不盡然，電影和小說是兩個媒介系統(tǒng)，簡單來講，它也是一個翻譯的過程，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并不是所有的場景、所有的價值、所有的角色都適合于這兩種媒介（視聽語言和文字媒介）。所以改編是一個永恒的誘惑，又是一個永恒的挑戰(zhàn)，很多人都會陷落?！?/p>
戴錦華認為越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越難改編出優(yōu)秀的電影作品：“比如《老人與海》，不是說它偉大得不可改編，而是它的特征，它的所有成就、所有迷人之處都在你的文字和想象之間相互左右，它是很難被視聽化的?！彼岢觥拔膶W經(jīng)典本身就是國家形象的一個組成部分”，經(jīng)典之所以變得偉大是因為在幾百年當中它們被不斷被闡釋，而“二十世紀對于文學經(jīng)典的電影改編成為我們重新闡釋的方式……每個新的電影版本會疊在文學的原著上”。而作家和藝術家尤其是、而且必須是時代的“兒子”“女兒”，他們被時代誕生，同時被時代選中，來作為報信人，來作為言說者，來作為記錄、批判的人。她在時隔十幾年后重讀被多次翻拍的《安娜·卡列尼娜》原著，發(fā)現(xiàn)托爾斯泰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二十世紀亞洲的思想者，甚至影響了二十世紀亞洲現(xiàn)代化道路的選擇。
談到藝術電影中的精神基因，戴錦華認為與孤獨密不可分。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孤獨有著不同的含義，十九世紀的孤獨“是一種選擇，是一種勇氣，是一種勇敢，是一種特立獨行，拒絕與世俗社會和解的英雄主義的姿態(tài)”。而到了二十世紀，孤獨“更多聯(lián)系著一種疏離，一邊完全無法融入，不論我多么想融入，我無法融入”。二十世紀的電影，某種時候更準確地，或者說更傳神地表達了這樣一種疏離感，這樣一個被放逐的孤獨者的狀態(tài)，“絕大多數(shù)的藝術電影當中都有這樣一種精神基因?！?/p>
當主持人陳魯豫問及今天的我們如何閱讀經(jīng)典名著，戴錦華說：“我的建議，或者我一生受益的方式就是，不要把經(jīng)典當經(jīng)典讀，讀小說是一個快樂的、休閑的、享有收獲的時間……不論它被賦予多么偉大的名聲，你就以尋找快樂、尋找認同、尋找理解，或者逃進另外一個地方去，或者擴大你的生命、擴大你的人生方式去讀……作為一個當代人，作為一個未來的大時代的介入者，文學、藝術、電影是生命的饋贈，如果不去拿到它、接受它，是每一個生命的損失。這是在我的角度，我自己走到生命倒計時時候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真實的生命經(jīng)驗。這里不包含矯情，不包含傲慢，不包含偏見，只是我一生受益于此?！?/p>
賈樟柯
賈樟柯：經(jīng)典文學作品影響著電影思維和視聽思維
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剛剛落下帷幕，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賈樟柯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可謂是“無處不文學”。他分享早期閱讀經(jīng)典名著的受益：“我的最近兩部電影都是比較長的時間跨度、比較多的人物，怎么把那么長的時間結構起來，那么多的人穿插起來，某種程度上會受到過去那些大部頭作品的影響……無論是鄉(xiāng)愁還是復仇，從高中時候的閱讀開始回過頭來影響我?！?/p>
對于文學與電影的關系，賈樟柯認為：“我覺得文學非常重要，包括我們今天談的經(jīng)典外國文學，它的重要不在于我們直接把它作為改編的素材，由《悲慘世界》產(chǎn)生《悲慘世界》，由《紅與黑》產(chǎn)生《紅與黑》，不是這樣的。文學思維可能是各種各樣的藝術門類進入創(chuàng)作之前的一個思維方法……這種經(jīng)典文學帶給你的一種要求和視野，它會影響到你的電影思維、你的視聽思維。包括我們對人性或者對社會、對社會的關注、對社會新出現(xiàn)的問題的敏感度?！?/p>
賈樟柯也認為，文學與電影中有一種有趣的存在——翻譯體：“有時候我們批評一個作家寫的翻譯體，因為感覺不接地氣，或者感覺跟本土格格不入，就產(chǎn)生了一種距離感，而這個東西在當代電影里也存在。比如法國電影導演布列松的電影中，他一直在追求零度，一種漸離，好像整個電影是用翻譯體寫的一樣。你不能說電影語言跟文學語言一樣，但是從感受上、味道上來說，它們有一種一體性，它帶有一種物理性的美感。當你把那些我們常用的熟悉的修飾性的中文修辭改變之后，形成一種新的本質——就好像沙子吹走之后露出地板的紋路一樣，就是那樣一種本質感?！?/p>
在多年的導演生涯中，賈樟柯覺得雖然這是一項熱鬧的工作，但是寫劇本則是“孤獨的長跑”，寫劇本的過程對他來說“有點像穿越，不痛苦，只是孤單……通過寫劇本去跟一些理想中的人見面，去觀察或者描述你理想狀態(tài)中的，或者想象中的世界、想象中的人……跟這些人見面，把它們描述出來，那個過程有點像穿越”。
賈樟柯也回憶起自己小時候去媽媽工作的商場找她，因為商場隔壁就是電影院，所以聽了很多電影，這種獨特的經(jīng)歷甚至影響到他自己成為導演后，也愿意在剪輯室外抽著煙聽剪輯好的電影，感受語言的密度與物理的快慢，最主要的則是電影的時間感，那種快慢的關系，用畫畫來說就是疏密、松緊的關系，這種感受用聽反而更準確。
董強：經(jīng)典作品本身就是一個時代
董強曾旅居法國十二年，翻譯了大量藝術史著作和法國現(xiàn)當代詩歌。對于電影與文學的關系，他認為：“電影跟小說肯定有競爭，但是最終我認為是姐妹一樣，兩者之間可以互補。小說改編成電影以后像插上翅膀一樣，它給我們帶來很多衍生的東西，進入一個新的想象空間，這個想象空間給我們帶來的滿足度或者豐富程度是不亞于小說本身帶來的滿足度和想象力的豐富性?！?/p>
董強談到經(jīng)典文學之所以被不斷翻拍的原因：“塞萬提斯自從創(chuàng)造了堂吉訶德這個形象以后，這個人作為虛構人就存在了，你怎么改編，總脫不了這個原型，這是很了不起的，文學為什么能達到那么高的地位？我們手中拿到的每一部作品，它是真正扎根于當時的時代，任何改編后來都是用一種現(xiàn)代的東西試圖還原那個東西，而網(wǎng)格本里面經(jīng)典的作品就是長出來的，就像古董一樣，它本身就是這個時代。”
作為傅雷翻譯出版獎組委會主席，他強調了身為翻譯者的孤獨，在他的眼中，像傅雷這樣的翻譯大家就是一位“深深的孤獨者”，因此“我會竭盡全力推廣翻譯，推崇這些翻譯家……作家是在長跑，你如果把一個厚厚的莎士比亞的東西翻下來，也是在長跑，也是在黑暗中摸索……翻譯家最重要的是眼光，作品是他發(fā)現(xiàn)的……他敢于走出國門，他碰見一個人，他見到羅曼·羅蘭，覺得這個人了不起，進入他全部的內心世界，這個工作跟一個導演、跟一個作家沒有任何差別，他還會費勁力氣把它再轉到自己的母語來，讓我們作為讀者，包括作為藝術家們可以繼續(xù)去改編得到滋養(yǎng)。所以我由衷地想向這些翻譯家們致敬，尤其老一輩的翻譯家，他們像在眾多的黑暗當中找到火的普羅米修斯”。
嘉賓們也都感受過文學和電影相遇的瞬間，董強講述了兩件自己和電影有關的趣事：一是他曾經(jīng)幫助一位中國著名導演和米蘭·昆德拉聯(lián)系，希望將他的一部電影搬上銀幕，卻被昆德拉婉拒了；另一件是他自己在法國觀看電影《阮玲玉》時，無意中發(fā)現(xiàn)女主角張曼玉也在電影院里觀看。
麥家提到了多年之前，自己在北京參加伯格曼電影回顧展看電影時，看到作家史鐵生也坐著輪椅前來觀影，當時的麥家還是個文學愛好者，認出了史鐵生，他沒有自我介紹，只是喊來幾個人幫著抬輪椅上臺階。這次偶然的邂逅讓麥家記憶猶新。
陳魯豫回憶了自己小時候看完《紅高粱》的難忘經(jīng)歷，只覺得那一個禮拜眼前都是紅的，甚至無法找到語言去形容它。
戴錦華則講述了自己在國外的觀影經(jīng)歷。當看電影不再是一種工作，不再是在別人不看電影的時間里看，而真的是在晚上觀看，當電影故事結束，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好像自己是被抓回到了現(xiàn)實的世界中，那一刻，她突然發(fā)現(xiàn)，原來看電影是這么快樂的事，原來看電影是這樣豐滿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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