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唐行小姐》：被獻祭給受壓迫的亞洲人民的供品

《唐行小姐：被賣往異國的少女們》，[日]森崎和江著，吳晗怡、路平譯，格致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209頁，39.00元

以日本近代的對外侵略擴張為背景，流浪在西伯利亞、大連、安南等亞洲各地的唐行小姐，是背井離鄉(xiāng)、到海外謀生的底層勞動者，她們被跨越大海的婦女買賣團伙拐賣到殖民地，“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被當成獻祭給受壓迫的亞洲人民的供品”，成了日本近代化和對外擴張的犧牲品。這些被拐賣的女性非但無法得到世人同情，還被污名化為“偷渡者”或“海外丑業(yè)婦”，被視為日本近代化的恥辱，是日本近代的“棄民”。

《唐行小姐》這部五十年前的作品是在民主運動席卷戰(zhàn)后日本之際，于同時期日本的“民間學”潮對民眾思想的多樣探求中應運而生的。作者森崎和江是以同時期各類勞動運動、學生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的展開為背景，關注底層勞動者并開展社會活動的戰(zhàn)后知識分子之一。面對戰(zhàn)后由男性主導的勞動運動，森崎率先從女性視角出發(fā)，在口述基礎上挖掘了底層女性勞動者內在的精神世界。

森琦和江

在這樣的知識空間中誕生的本書，也自然而然地，不僅關注日本近代史上男權對女性的系統(tǒng)性暴力，更從民眾史的角度深入探索作為普通生活者的女性內面的精神能量，又基于作者森崎本人在日治時期朝鮮出生長大的體驗，通過對這些足跡遍布亞洲的底層女性的生活與經歷的梳理，進一步反思殖民地問題和近代亞洲異族群間的交流。

日本近代化對女性的系統(tǒng)性暴力

1950年代，由日本戰(zhàn)后煤炭產業(yè)的合理化引發(fā)的勞動問題，引起了包括森崎、谷川雁、石牟禮道子等著名知識分子的關注，他們深度調查了中小煤礦勞動者失業(yè)后絕望的現(xiàn)狀，并在全國各地的礦業(yè)勞動者之間組織了共同體運動，推動了包括三池爭議在內的勞動爭議的展開。森崎在共同體運動的實踐中，逐漸產生了自己獨特的視角，她以勞動斗爭中被邊緣化的女性礦工為對象，挖掘了女性勞工的感性，以口述方式書寫了女性礦工的“精神史”（《黑暗》，1961年）。接著，森崎從身邊同樣被邊緣化的唐行小姐出發(fā)，將戰(zhàn)后民主的光輝進一步灑向這些特殊的底層女性勞動者，關注她們在女性問題、勞動問題和殖民地問題上的遭遇和主體性?；谏樵谛詣e方面的實踐及言論活動，日本著名的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將她稱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也是我十分尊敬的偶像”（上野千鶴子《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52頁）。

昭和初期在礦井運煤的女性礦工（山本作兵衛(wèi)的礦井繪畫）

本書在口述的基礎上，通過朝鮮行的阿美、俄國行的阿榮、大連娼妓阿淀、海蘭泡的馬賊頭目、在印度重啟新生活的芳子等幾位唐行小姐的生活與經歷，梳理了唐行之路施加在唐行小姐身上的層層枷鎖——本國的公娼制度、移民政策、專事偷渡的拐匪；受賄的海上船員、堆滿煤炭的船艙；橫跨大海的婦女買賣團伙，以及日本統(tǒng)治所及之處蔓延開去的公娼制。這一經由大海實現(xiàn)的人口貿易鏈，環(huán)環(huán)相扣，像沉重的鎖鏈一般囚住了出海謀生的少女，剝奪了海洋本應賦予她們的自由。

構筑“鎖海”的不僅有男性欲望，還與日本近代整個對外擴張歷程緊密相關。隨著朝鮮、臺灣、南洋諸島相繼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唐行小姐成了那里的必需品。將國家認可的賣春活動拓展到海外，是以“性”為橋梁，保障日本國內勞動力流向殖民地臺灣的手段，是挽留鋪設鐵路的朝鮮勞工、平復他們因日本吞并韓國后內心憤恨的門路，是日本開拓疆土、對外擴張的保險。然而，在日本當局的默許下，源源不斷地被輸往海外的唐行小姐，一方面作為某種意義上國家對外擴張的保障，承受著這樣的制度性“壓迫”，另一方面又被排除在祖國的外務省、警察和法律的保護之外。當東亞局勢發(fā)生轉變后，她們作為日本資本主義“樹立近代企業(yè)形象的障礙物”，又第一時間成了日本文明化進程的棄子，“為了日本的發(fā)展”“大國體面”而被驅逐出境。

昭和初期朝鮮半島的鐵路橋鋪設工程

就算回到故鄉(xiāng)，輿論投向她們的目光也總是充滿了鄙夷。因此，森崎首先把一位唐行小姐的故事發(fā)表在了鶴見俊輔、谷川健一編纂的《日本人紀實5：棄民》上，她們是日本的“棄民”。山崎朋子受這篇傳記的啟發(fā)，寫下了《山打根八幡娼館——底層女性序章》，該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望鄉(xiāng)》（1974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望鄉(xiāng)》在中國公開上映時，曾被批評“有傷風化”，巴金還就此撰文反駁。電影里，那些經歷悲慘、客死他鄉(xiāng)的唐行小姐，將自己的墓碑背向祖國日本，以示對日本的恨意，盡管關于電影的評價有過爭議，這一幕仍留在了許多觀眾的心中。

《望鄉(xiāng)》在中國公映時的海報

無畏異鄉(xiāng)的精神氣質

不過，森崎筆下的唐行小姐，不僅是《望鄉(xiāng)》中作為客體的受害者，更是在光芒萬丈、前途無量的海上之路上賭上自己的未來，在困境中艱難求生的積極生活者。森崎梳理了“唐行小姐”一詞是如何被污名化的，繼而貼合鄉(xiāng)民的思考方式，細細揣摩了“唐行”對少女意味著什么，又對鄉(xiāng)民意味著什么。森崎遍訪了唐行小姐的故鄉(xiāng)，探尋了那里前近代的生活原理，從天草和島原找到了與近代的家族意識、道德觀念不同的“唐行”?！疤菩小笔莾闪x的，既是因貧困而被拐騙、被迫委身于異鄉(xiāng)人的“壓迫”，也是無畏異鄉(xiāng)、樂于將他人和他鄉(xiāng)納入自己生活的選擇。

當?shù)厝擞凭玫某龊展さ膫鹘y(tǒng)，培育了唐行小姐無畏異鄉(xiāng)的氣質。貧困的村中少女為了“給家里減輕負擔”“減少吃飯人口”，和到他鄉(xiāng)務工的日本農民懷著同樣的心情，告別故鄉(xiāng)，走出國門。盡管前路險阻，為了給家庭打開生路，抱著一絲僥幸，她們游過苦海，咬牙走了下去。這不過是貧困村落開辟新生活的傳統(tǒng)手段。而另一方面，在養(yǎng)育她們的故鄉(xiāng)，“無論是保姆、女傭還是娼妓，都不過是一種職業(yè)罷了”（45頁）。故鄉(xiāng)和村中娘宿“賦予了她們將他人冰涼的雙手攬入懷中取暖的溫柔”（179頁），不同于近代家父長制的性意識，在她們告別的故鄉(xiāng)，賣身不是令人蒙羞的“丑業(yè)”、國家的恥辱，而是可以用稀松平常的語調告訴外人的“就是做些女人的工作”。她們或被逼迫或被蠱惑，同時又對這種生活方式敞開了胸懷。

傳統(tǒng)村落的生活方式培育了少女們出海求生的開放心態(tài)和不拘一格的性觀念，這種感性最終卻被男權和日本的近代化無情地濫用。但盡管如此，她們在各種不堪的境遇之中，也從未喪失強烈的主體性，仍然保持著豁達的心態(tài)。例如一次次跌倒，又一次一次爬起，在異鄉(xiāng)不斷重新開始的芳子，又如在朝鮮邊境的鴨綠江里游水的“無所畏懼、不知怨恨、感情豐富”（120頁）的天草女人。森崎強調了她們的生活本能，從她們饑寒交迫的生活底部找到了一種灑脫、放肆的能量。

當然，森崎對當?shù)厝藲赓|的梳理，強調唐行小姐在賣春上的主體性，絕非在美化買春和賣春，而是試圖從犧牲者或說受害者敘述里，發(fā)現(xiàn)些許正面能量，給這些走上唐行之路的少女一絲慰藉。

唐行小姐的三重身份

森崎和江于十八歲前，一直生活在日治時期的朝鮮，對日本在朝鮮展開的殖民統(tǒng)治的暴力性有著深刻的認識。這些體驗讓她始終對日本和日本社會保持批判，面對包括朝鮮在內的殖民地，她的內心有一種原罪意識。我們可以通過森崎聆聽唐行小姐在殖民地的遭遇后內心的葛藤，看到她對朝鮮和殖民地復雜的心緒。

隨著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展開，唐行小姐在殖民地的處境更加復雜。她們既是“受害者”，為日本帝國和亞洲的男性所壓迫，又因為日本人的身份，被視為殖民侵略的“加害者”，為遭日本侵略的土地所不容。例如，從森崎的朋友阿綾的母親阿美被賣往朝鮮邊境的經歷中，便能看到日本帝國的唐行小姐在亞洲殖民地背負的三重身份：吞并朝鮮的日本侵略者，被朝鮮勞工當成泄憤工具的日本妓女，以及由朝鮮人撫養(yǎng)長大、對朝鮮和朝鮮人心懷眷戀、痛恨日本侵略的日本女兒。

掌握鐵路鋪設權的日本人征募了大量朝鮮勞工，將他們投入便于日本資本進入朝鮮的鐵路建設當中。失去了國家獨立、被肆意驅使的朝鮮勞工，將“朝鮮人對鐵路鋪設的強烈抵抗”和“殖民的屈辱”發(fā)泄到為挽留勞工而輸入的唐行小姐身上。

阿美便在這樣的買春中，被朝鮮勞工羞辱和恥笑：“若這些朝鮮人來妓館只為滿足性欲，那阿美或許還承受得住。但有些朝鮮人的目的并不在此。他們會四五一群，一起包下阿美過夜，并灌她喝酒。他們將阿美團團圍住，不準她離席。而被買下的阿美，只得任由他們?yōu)樗麨?。這些朝鮮人賣了房子和土地，翻山越嶺來這里買日本女人。他們并非為了滿足性欲而來，而是懷著更深層的訴求——折磨阿美這些日本妓女。其行為背后，是對日本人露骨的憎恨?！保?17頁）在這樣的虐待之下，于朝鮮邊境接客的少女們，大多活不過二十歲。

而作為被朝鮮勞工虐待至發(fā)瘋的阿美的養(yǎng)女，阿綾卻又“因為朝鮮人的疼愛，才勉強有了三餐果腹”“被朝鮮人養(yǎng)大”（118頁）。面對朝鮮勞工對養(yǎng)母阿美的虐待，她向森崎傾訴：“他們待我溫柔，我也喜歡他們，所以實在不想譴責他們。我只能說，他們是被日本人逼到了絕境?！彼c朝鮮人之間的接觸，不以民族國家為媒介。阿綾的立場超越了民族、階級和性，是一個平凡生活中與恰好是朝鮮族的人們?yōu)猷彽钠胀ㄉ钫?。阿綾和森崎沒有將矛頭指向朝鮮或朝鮮人，追本溯源，釀出這場底層人欺凌底層人慘劇的罪魁禍首，是日本帝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一敘述里，唐行小姐既象征了奴役朝鮮勞工的日本侵略者，又是朝鮮底層男性的施虐對象，更是無關國族、對身邊的人溫柔以待的普通生活者。在這一點上，唐行小姐與同一時期懷揣著“革命夢想”漂洋過海來到亞洲大陸的特權階級——即男性大陸浪人——有著根本的不同。

底層人的亞洲連帶

海外日本妓女是一個流動的群體，隨著日本的對外擴張，她們在釜山、大連、西伯利亞，到安南、新加坡，乃至印度這片廣闊的亞洲土地上，與俄軍、朝鮮志士、馬賊、東南亞的歐洲警察發(fā)生著碰撞，與大陸浪人一樣，唐行小姐的足跡也是亞洲近代交流史的其中一個面相。

森崎將唐行小姐與“英雄氣質”“俠客義士”的大陸浪人放在一起討論，她把這些忠實的國家主義者極具侵略性的“國家主義”和“亞洲主義”斥為特權階級的特權意識，用唐行小姐樸素的國家認識和傳統(tǒng)村落培育的連帶意識與之對峙。

在還沒有國家觀念時，唐行小姐便“心無滯礙、不分畛域地活在這天地間”（177頁）。她們從村落共同體中走出后，與他者的接觸不以民族國家為媒介，對他人的關照也不分國族，就像她們“不會對被遺棄的孩子或貓咪棄之不顧”，“碰到沿海的旅行者，總會關照他們，讓他門住進自己家里”（同上）。在日本的民族國家建設日臻完善后，她們的忠誠與歸屬感，也屬于養(yǎng)育自己的那一方故土，并非“皇國日本”。這些傳統(tǒng)村落的少女所向往的，無非是“在某片土地上，有一個小小的容身之所，和各種各樣的人其樂融融地生活”（189頁）。

當然，她們也會被國家主義所煽動，在國家宣傳的“日本人意識”下，積極地肩負起身為日本女人的責任，但她們的“日本人意識”導向的并非殖民或壓迫，更非內田良平的“皇道世界統(tǒng)一主義”。例如，馬賊阿君的“日本人的秉性”，是通過與義軍共同抵抗日本和俄國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來表現(xiàn)的。而她們這些草野小民的“日本人意識”，不過是將日本女人的溫情和俠義，灑向同樣受苦的亞洲底層人身上。所以，在“國家主義”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后，她們認為自己的日之丸被“玷污了”，會“對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而感到羞愧”，并“拒絕與日本人來往”（144頁），又或是芳子以經營按摩店的方式在印度開展“民間外交”，通過為甘地按摩來支持印度的獨立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艱難求生著的她們，根底里是反殖民、反壓迫的。雖然她們的努力同樣被吸收到“大東亞共榮圈”的圖景中，但她們所懷抱的理想與那些國家主義者有著根本的不同。

歸根到底，她們對他人的關照不分國族，樂于將他鄉(xiāng)的一切都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對各式各樣的亞洲人都同樣敞開胸懷、提供幫助。森崎在無數(shù)唐行小姐的亡魂所勾勒的關于“民間外交”的未來圖景中，展望了回歸生活本質的異族群間文化交流的某種可能。她們這些底層人的“亞洲連帶”基于人與人的心意相通，根底里是對蕓蕓眾生的溫柔。

女性信任的傳遞

正如齋藤美奈子在本書的解說里提到的那樣，森崎和江對底層民眾感性和精神的挖掘，鼓舞了很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日本戰(zhàn)后的社會動蕩中迷失的日本學生。基于森崎和江的實踐與戰(zhàn)后思想之間的聯(lián)系，一些講述戰(zhàn)后思想的教材，還會把森崎、石牟禮等人的活動單列出來。時至今日，森崎和江的紀實寫作仍持續(xù)地給日本口述史、民眾史以啟示。

第一次讀森崎和江的作品，是在剛來日本留學參加的口述史課上，我們討論了森崎和江筆下的女性礦工精神史和她在殖民地朝鮮的體驗，并在寒假組織去了北九州，參觀了五六十年代著名的勞動爭議三池斗爭的三池煤礦遺址，拜訪了居住在附近的森崎和江。很多年后的一次閑聊，提到了森崎和江的口述，格致出版社的賀俊逸編輯決定引進這本小書。然而，當本書的中文版正式出版時，大牟田市的三池煤礦遺址已經以“明治日本的產業(yè)革命遺產”的名義，成了日本的世界遺產，而森崎和江也已在中文版從印刷廠出來的前一天，即2022年6月15日，以九十五歲的高齡與世長辭。

不同于森崎和江以往砌滿概念用語的晦澀難懂的敘述，本書以口述為基礎，有著獨特的口語化風格，借用上野千鶴子為森崎和江作品選所寫的宣傳語，就是“女性用只屬于女性的語言書寫女性的經驗”。因此，在翻譯方面，我向賀俊逸編輯推薦了吳晗怡，她能從樸實的口語化表述里捕捉到其中的感性因素，并準確地傳達給讀者。又因她擔心自己的日文，商討之下，決定由我們共同翻譯，我負責日文，吳晗怡負責中文。如果讀者能從書中感受到這些少女的能量，為她們的經歷所觸動，那都是吳晗怡的功勞。此外，要特別感謝住在我樓下的赤荻實梨，書中有大量的北九州方言，除方言外，翻譯中遇到的其他語言和文化上的問題，我跟吳晗怡都會求助于她，她總是耐心地跟我們講解。

這是一本由女性書寫女性，由女性翻譯，翻譯過程中得到了女性幫助的小書。這次翻譯也許就是一次“女性信任的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