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獻唐（1896—1960）是國內(nèi)知名考古學家、圖書館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他精于文字、音韻、金石、目錄、版本，又通典籍，兼長詩文、書畫和印章，被稱為“山左三百年罕有之大賢”。
近日，由張書學、李勇慧整理的《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一書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知名書法篆刻家、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劉一聞從《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說到王獻唐的書畫題跋、鑒定收藏與文章。在他看來，廣袤齊魯大地傳統(tǒng)文化的一磚一石一瓦一木，想來都與王獻唐這個名字息息相關(guān)。
王獻唐先生（1896—1960）
這是一部堪稱厚重的文獻性著作，之所以說其厚重，當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是這部書分上下兩冊，開本闊大，字數(shù)逾70萬近800頁次。又朱墨燦然，版式雅致，印刷精美甚是可觀。另一方面，此部大書為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文字的首次匯集，主事者“搜集整理了王獻唐先生所藏所見歷代金石文物、書法繪畫以及相關(guān)著述等所作題跋精品500余篇1000余則，按鐘鼎彝器、古代貨幣、印璽封泥、刻石碑版、磚瓦陶器、書法繪畫、其他等七大類匯編成冊”。如此大體量的內(nèi)容萃結(jié)，旨在通過題跋這一特殊文字形式，來集中展現(xiàn)王獻唐學術(shù)生涯中的不同尋常之處?？陀^說來，此書只是“王獻唐專題研究”的一個部分，是整理者張書學、李勇慧為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王獻唐全集》，而先行推出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 作者: 王獻唐 著 / 張書學 李勇慧 整理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王獻唐舊藏毛公鼎全形拓
一個多世紀以來，一代學人王獻唐的生平業(yè)跡人們多已熟悉，然而對于他的畢生歷史性貢獻，我依然覺得有必要再做一個概要闡述。在此，試從以下幾個方面談?wù)勛约旱哪w淺認識。
中年時期的王獻唐先生
首先，在王獻唐的一生之中，他對于搜集、保護、整理山左鄉(xiāng)邦文獻和各類文化遺存可謂竭盡全力事必躬親，換言之，在王獻唐燦爛人生的每一個歷史階段，但凡所見，他皆深入生活悉心勘察，甚至不顧體弱年邁時時出入田野考古現(xiàn)場以獲取第一手資料。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廣袤齊魯大地傳統(tǒng)文化的一磚一石一瓦一木，想來都與王獻唐這個名字息息相關(guān)。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委任重修山東通志籌備委員會主任狀（1930年）
其次，是對我國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等系列學科的深入研究，且多有創(chuàng)見每有著述，其涉及內(nèi)容之廣和文字總量之大，信為同時同類學者間所罕見。這一現(xiàn)象，尤其對于當代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富有前瞻性借鑒意義。
青島出版社《王獻唐文集》（2004-2010年出版）
第三，是對近代圖書館學、博物館學以及考古學建設(shè)的開拓之功。作為山東地域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王獻唐可稱鞠躬盡瘁居功至偉。作為山東文博事業(yè)的奠基者，王獻唐一生為邑地場館的可行性發(fā)展更是身體力行不遺余力，客觀上為山圖、山博日后走向科學性系統(tǒng)性管理，傾盡了心血。這一切，人們都能夠從已經(jīng)面世的信札和大量留存資料中得到詳實印證。
山東省立圖書館（山東金石保存所）遐園正門（1930年代）
山東大學教授聘書（1938年）
山東省立圖書館“奎虛書藏”（1936年）
與山東省立圖書館（山東金石保存所）同仁合影（前排右二為王獻唐，1933年）
最后一點，是王獻唐表現(xiàn)在金石篆刻和書法繪畫領(lǐng)域的不凡藝術(shù)造詣。他能書能畫能刻，這是一種具有典型意義的完全歸屬于學人一脈的難能實踐方式，此般由豐沛學養(yǎng)而至的別樣風采，與以此為活的尋常書畫家在表現(xiàn)手法上自是大相徑庭，在思想境界精神內(nèi)涵上，更是不啻天壤。盡管王獻唐在創(chuàng)作上起步很早，但因為終身耽湎于學術(shù)之道，而作為消遣方式的他的傳世作品自然有限，正出于這個原因，他的片紙只印往往被人們視為世間瑰寶，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當然，對于王獻唐來說，上述這幾個話題都是緊密相連的，也是常人難以做到的。放眼百年長河，能在近代學術(shù)史范疇內(nèi)形成自己獨特學術(shù)體系的，真可說是鳳毛麟角。
就王獻唐已呈系統(tǒng)化的學術(shù)研究而言，或可以用一個“博”字來概括——博覽群書而博學不倦，博通文史而博聞強記，博采眾家之長而博識歷代菁華，博富擔當之心而博愛家國情懷。在此基礎(chǔ)之上，王獻唐還能夠做到一個“深”字。豐碑大碣向來是世人爭相研究的，王獻唐在關(guān)注這些傳世名品的同時，也將視角轉(zhuǎn)移到不為人所重視的領(lǐng)域，雖然是殘磚斷瓦，竹頭木屑，皆或發(fā)微闡幽，征引文獻，或參考儕輩成說，繼而形成自己的考釋結(jié)論，言他人所未言之處，考前人所未考之物，摩挲研究，樂此不疲。此即王獻唐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由扎實學術(shù)里程而至的博大精深之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南方藏家馬國權(quán)為《近代印人傳》稿件，專程到濟南大明湖拜謁王獻唐。當時王獻唐雖已抱病休養(yǎng)，但依然堅持為馬氏所攜銅器拓片題跋留念。馬國權(quán)寫道：“先生為余扶病作長跋，記此簋出土時地甚詳，皆并世學人所未及者，博識至足令人佩仰。治印特其余事耳?！苯裉?，人們在《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上卷中，有幸可以目睹這一題跋件的全貌，并知其時為1959年。與王獻唐同時完成題記的還有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考古學家郭寶鈞，并有于省吾、唐蘭、胡厚宣、徐中舒、張政烺、徐森玉、王福庵、黃葆戉、張魯盦、沈尹默、謝稚柳等一流古文字學家和書法篆刻家。此件題跋大幅可謂“群賢畢至”，此中，以王獻唐的題跋文字篇幅最長，考證也最為確切詳盡，難怪馬國權(quán)會發(fā)出“并世學人所未及”由衷之嘆。
明湖雅集（1937年6月28日攝于濟南市大明湖南岸山東省立圖書館遐園）
與山東省立圖書館（山東金石保存所）同仁合影（前排右二為王獻唐，1933年）
通過以上實例，使人們除了能夠進一步看到王獻唐在學識上的廣度和深度之外，更加體會他的一絲不茍的學者風范。
王獻唐對近現(xiàn)代印學的貢獻
世人對于王獻唐相關(guān)印章專學的全面了解，大都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首次見到的《五鐙精舍印話》一書。
“五鐙精舍”是王獻唐的齋館之名，《五鐙精舍印話》是他的一部印學專著，作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之間，其時王獻唐適四十歲上下。全書涉及印史、印譜、印章形制、印文考釋及印章鑒賞與辨?zhèn)蔚扔W等話題，計179篇245千字。文篇中所展現(xiàn)的對各類印章源流梳理、古文字個案研究和古代典章制度的探討，皆具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作為由齊魯書社編輯的“王獻唐遺書”系列之一，此書于1985年上半年出版之后，即在域內(nèi)生發(fā)熱烈反響，如今更成了印學研究的必讀文本。
齊魯書社《王獻唐遺書》（1979-1986年出版）
《五鐙精舍印話》的可貴之處，正在于書中所討論的不僅僅只是單一璽印問題，而是把璽印作為核心議題，旁征博引，廣為涉獵，同時將古璽印文字及其特殊形制與歷史文獻互為印證，在識真的同時也提出辨?zhèn)卧掝}，在審美的同時也牽帶考辨之說。所以說，此書雖然涉及我國傳統(tǒng)印章的方方面面，但絕非一般印章啟蒙的通俗讀物，作者正是站在考古專學的歷史維度，運用實物參證之法，系統(tǒng)地闡述了與古代印學密切相關(guān)的一系列具體問題。譬如書中所列舉的“漢魏六朝印章字數(shù)例證”“鉨印款式之演變”“摹印與繆篆”“封泥”“異國文字印”“漢官印體制之異”“顧氏集古印譜”“十鐘山房印舉”“簠齋精鑒”“齊魯各家藏印”以及“印譜著錄之編選”“高南阜六印山房記”等典型文篇，不論章節(jié)之短長，皆引經(jīng)據(jù)典每出新見，可謂見微知著不一而足。
從王獻唐所有的著作及其各類序跋題記看，所涉稽古內(nèi)容幾乎無所不包，這一些，人們可以從《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得窺全豹。在此需要提出的是，著作中所展現(xiàn)的能夠充分關(guān)聯(lián)并辨析時代性文字特征的文篇，多有可讀之處。
在王獻唐一生之中，經(jīng)他寓目的古璽印數(shù)量之巨，手拓歷朝歷代印章之多，個人收藏璽印之精，鑒別水準之高，在民國時期的齊魯?shù)貐^(qū)公推無出其右。正是因為眼界既寬眼光獨到故而獨具慧眼，以致在賞鑒活動之中往往能一語中的，立斷真?zhèn)蝺?yōu)劣。許久以來，王獻唐每每遵循從形制、材質(zhì)、文字以及出土地點和收藏過程等諸多視角，來審度印章的特性所在，問源頭活水，求木之本末，有感而發(fā)地留下了大量的序跋題記文字，或長篇大論，或惜墨如金，如今讀來倍感親切良多受益。古代印章的品類之多面貌之廣本不難想象，由此，人們自可領(lǐng)略作者在這一領(lǐng)域的由熟稔鉨印文字而至的專擅之優(yōu)，同時更顯現(xiàn)出王獻唐本諳于完整古文字系統(tǒng)的難能之能?？梢哉f，王獻唐對古璽印的研究與認知，已至猶入千軍萬馬陣中而縱橫捭闔有游刃有余的自由王國。
縱觀王獻唐印學研究特征，他的以文物實體為經(jīng)，以源流并舉為緯的歷史唯物主義治學觀，正是支撐自己完整學術(shù)精神之所在。和《五鐙精舍印話》一樣，這些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和日積月累自成語匯的印學文論，除了澤被后學，也從另一個角度映照出這位曠世人物的非凡學養(yǎng)和思想光芒。
王獻唐的藝術(shù)理念及其篆刻
從青年時代起，我便一直在關(guān)注王獻唐的篆刻、書法和繪畫藝術(shù)。這既是王獻唐學術(shù)構(gòu)成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容易被世人忽視的部分。
篆刻一門看似微不足道，實際上卻能體現(xiàn)作者的綜合修養(yǎng)和審美高度。此一表現(xiàn)在印材上的運用鐫刻手段所完成的圖文形式，時而被調(diào)侃為“雕蟲小技”，而實際上，卻是一門專技抑或?qū)W。
在《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中，與書法、篆刻、繪畫有著具體關(guān)聯(lián)的章節(jié)有兩部分，分別是“印璽封泥”“書法繪畫”。實則，此中題記文字除考證內(nèi)容和同時展現(xiàn)的書法之美外，如果細心觀察，在部分題跋附錄圖片中，每可見得王獻唐所使用的印章，這些常用印章，堪稱近年有關(guān)王獻唐專題研究出版物中著錄最多的一種，此中大部分為王獻唐友輩董井、壽石工、馬少維、丁希農(nóng)和李伯鵬、董作賓等刻贈，其余為王獻唐親手所制。
王獻唐自幼天性聰穎能寫能畫，出于好奇，不久便嘗試刻印。確切地說，他的日后漸呈面目的篆刻之作，最初卻是從喜印藏印開始的。我曾見得他的為數(shù)不多的成年以后的印章之作?？傮w地說，這些印章大抵以秦漢一路古典鉨印為基本風調(diào)，沉靜雅致、古意充盈且不失矩度。
海嶽樓藏鈢印原拓
張書學在《王獻唐先生藏書印鑒輯考》一文中，所涉王獻唐自刻自用印章若干。譬如他于1933年8月間分別四刻的“西?！薄爸率贰薄伴L物”朱文、“獻唐”白文、“獻”“唐”朱白連珠印，以及“瑯琊王獻唐印”“平樂印廬”白文和“鳳笙南游所得”“寒金冷石文字”朱文、“抱殘守闕”“心澄”等白文諸印，可謂形狀各異風貌迭出。結(jié)合他的日記，可知此中不少印章為有感而發(fā)的興來之作。
在瀏覽王獻唐信札時，我也曾留意到他給往昔同窗李伯鵬的一封與印章內(nèi)容相關(guān)的書信：“百朋學兄左右，手示敬悉，尊印何其佳耶，數(shù)年不見乃精進如此，真出意外。印文清勁無塵俗氣無時下惡派，吾邑印人似無出兄右者。弟意最好買一部《十鐘山房印舉》，日與秦漢印為鄰，所語皖浙諸家之印譜一概不看，自然神與古會。近來吾邑治印多流入浙派，浙派能迎俗，秦漢相隔甚遠，望力避之?！睆耐醌I唐的這段文字里，人們自可直接讀到他對摹習古印的明確立場和方法指南，以及對于印章一域雅俗之分的明確表述。此中難能可貴的，正在于他所提出的遠避流派積習、接獲秦漢氣息的真知灼見和堅定不移。自然是，他的此番切中時弊的由衷話語，所針對的或是那些已經(jīng)跨越技法層面、而在風格認知上尚處彷徨踟躕的刻印者。
在對待我國傳統(tǒng)文字的認識上，王獻唐對印面文字的或鋳或刻，每有獨到見解，他認為“古人刀筆，以刀為筆，習之日久，用刀猶用筆也，宛轉(zhuǎn)生意，不修不飾，清剛直下，出乎天然”。又云“以刀刻金，一刀一畫，刀鐫金內(nèi)，握刃立下，自然直起直落。起處不能逆入，落處不能回收，非特無須事此，且若逆入回收，反多繁累，此又自然之勢，自然之理，不得不如此也”。——這是《顧黃書寮日記》中的一則，其內(nèi)容是論述印面形成的刀筆特點。在這兩段文字中，王獻唐認為刀筆合一之后所呈現(xiàn)出的不加修飾，以至自然天成的狀態(tài)是審美的至高境界。而線條準確流暢毫不做作，最終呈現(xiàn)的畫面勢必亦清朗醇厚剛?cè)岵邑S富多姿。王獻唐的這番論述，使人們得到很多啟發(fā)，那就是無論書法創(chuàng)作，還是篆刻實踐，他一直秉持“使刀如筆，運筆如指”的執(zhí)念和“布算子不難，難在樸茂”以及“因事制宜，萬難拘一”的審美標準。
王獻唐的這一觀念所在，我們還可從他為董井篆刻的序跋中得到印證。作為同館好友，平生為王獻唐治印最多的董井及其印作，一向夸贊有加。在《勉行堂印存》中王獻唐題道：“堅叔治印，獨得古人法乳，刀發(fā)于石，猶筆著于紙，刃過成劃，不修不飾，神理所會，筆不能至，而刀能達之。”王獻唐的題識文字多具考證屬性，通常囿于古代璽印一域。而為當時代印人作序題跋向來稀有，眼下所見僅此一二之例，由此可見王獻唐對這位廿年前已蜚聲印壇的同道摯友的高度評價，同時也集中反映了他素來主張的行刀如筆刀筆從容的印章創(chuàng)作方式。
王獻唐檢鑒印記
說起來，董井的刻印之道，事實上也經(jīng)過了漫長歷程。明清交替之際，隨著晚明以文彭、何震為代表，清代中期以鄧石如為盟主的印壇風云人物的先后出現(xiàn)和不斷影響，致使諸多印章藝術(shù)流派及各類創(chuàng)作樣式風靡一時。幾乎同時的浙派印章和繼之而起集于大成的晚清諸家，自然也成了眾多印人的追摹對象。入道未久銳意思變的董井，想來也身逢其時。從他先后為王獻唐所刻數(shù)十方印章看，表現(xiàn)于董井前期的由流派印章而至的創(chuàng)作路徑已清晰可見。他曾經(jīng)模擬過不少有如鄧石如傳人、清代名家吳熙載的印風，印例中的“鳳生審定”白文、“庚午年得漢畫十七石”“岫云書窠”“長樂未央”朱文等，堪稱典型。此間，以作于1929年的“獻唐”白文印最為突出，但見其邊款所刻“堅叔學讓之”赫然在目。除此之外，從董井所作的若干前期作品里，還可得見時有清末名家趙之謙（例“雙行精舍善本圖書記”朱文、介于吳、趙之間（例“寒金冷石文字”）及黃牧甫印風（例“獻唐劫后所得”）的面目留痕。
令人注意的是，董井印作中前后顯現(xiàn)的以北魏書體入印的如“雙行精舍校藏經(jīng)籍印”（董自謂“仿始平公造像”）及鈐蓋于《兩漢印帚》界頁上的“附周秦漢印五十紐”兩印，讓人頓有耳目一新之感。當時，北魏新體雖初見于書法作品，但印章運用幾乎不見，由此，自可窺得他的創(chuàng)作膽魄所在。董井此般充滿銳意然不悖遺制恪守格轍的戛戛獨造手法，看來恰恰是王獻唐反復(fù)推譽的最為主要的方面。
所以說，表現(xiàn)在書刻之域的美學界定想來是同一的，如果從審美角度和美學特質(zhì)看，王獻唐的這一段話語，既是篆刻的，也是書法的。
《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還收錄了《王筱舫<篆隱齋印存>》一文，其中有“嘗謂世間萬匯，惟書畫、篆刻不能欺飾，一舉手間，學識之力，悉躍然紙上。吾于先生印集，諗其功力醇深，學識邁時史遠矣”之語，在此，王獻唐借用題贊王筱舫之語來表達自己對書畫篆刻的卓識。在王獻唐看來，紙上所呈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表象，無論風格如何，或者表現(xiàn)形式如何，這些只是最終呈現(xiàn)出來的給眾人品判的一件件作品而已，當透過表面意象，進一步溯源作品其后的表達意圖之時，王獻唐連續(xù)兩次提出了“學識”這一概念，認為學識所在，其深度和高度便會決定作品的格調(diào)。在此，人們或可將之理解為作品中所蘊藏的生命狀態(tài)和心性表達。這樣的話，便可理解學識學養(yǎng)和創(chuàng)作之間的必然關(guān)系了。
若從深處講，自然也需積累豐厚的學識之力方可表達。如是，我們?nèi)钥蓮谋绢}中王獻唐所說的“世人治白文印競言秦漢，秦漢其名不必能為真秦漢，秦與漢不同，西漢與東漢又不同”“會于心而略于跡，欲為秦漢必先為秦漢之人……惟其如此，始可與言真秦漢，亦唯如此，始能為真秦漢”和“始能晤言握手于一堂，游刃無間”等語句中取得求證，以進一步理解王獻唐的刀筆自信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追秦摹漢，而是往還于精神層面——親睹秦漢璽印之歲月留痕，聯(lián)想秦漢社會之風貌態(tài)狀，進而對秦漢之季人文審美跡象展開由表及里的本質(zhì)性認識。故而，我們可以將王獻唐的篆刻及其書法創(chuàng)作，完整地視作為由集古而考古，由考古而傳古，由傳古而復(fù)古的演進過程，以最終呈現(xiàn)出由學人本色所致的自家藝術(shù)樣式。
統(tǒng)觀王獻唐的印章創(chuàng)作實例，人們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條貫穿始終的主脈絡(luò)，這就是以齊魯?shù)貐^(qū)出土古璽印和兩漢魏晉印章為載體的互為借鑒之途。然而，人們同時也看到，王獻唐并非泥古不化，在自己各個階段的篆刻實踐中，他不忘請教前賢轉(zhuǎn)益多師，不時明晰并汲取有如海曲許氏、丁氏和濰縣陳氏等鄉(xiāng)邦先輩的審美法則及雅正理念，自始至終以秦漢風度為視野標榜，不斷拓寬創(chuàng)作路數(shù)，進而形成個己篆刻面目。
總的說來，在王獻唐的印章作品中，人們既可讀到由其自身藝術(shù)格調(diào)而至的尚古意趣，更能見得表現(xiàn)在他刀筆之下的融匯兩周金文、齊魯陶文、秦漢璽印、魏晉印章以及刀布、封泥和磚瓦文字的入印手段?！衿滹L神為己所用，這也許正是王獻唐篆刻由時空而至的與眾不同的方面罷。
王獻唐的書法
書印同宗和書畫同源，這不僅是人們的習慣認識，也是行道中人的共同體驗。和傳統(tǒng)印章藝術(shù)一樣，與之相關(guān)的王獻唐書法創(chuàng)作，同樣是一個繞不開的主題。
紫桿穎毫對于王獻唐來說，既是須臾不離的書寫用具，更是抒發(fā)睿思寄托懷抱的親密伴侶。
王獻唐能書且久有書名。對于書法一道，王獻唐諸體皆善，舉凡甲骨、大小篆及漢隸書和行楷書，可稱得心應(yīng)手。如今，人們所能見到的他的書法作品，在形式上多數(shù)以楹聯(lián)為主，其次是堂幅，再就是扇面、冊頁或者題匾、題耑一類。視其內(nèi)容，則大都以古人佳句和自撰詩詞為習常。
留存于世的王獻唐最多的書法作品是金文大篆一路，這些澆鑄在青銅禮器上的各種文字樣式筆體優(yōu)美意態(tài)豐富，十分接近書寫原意。金文書法的興起，跟20世紀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有關(guān)，尤其是內(nèi)中各式古代文字，竟引來書界好古模古之風的一時驟起。需要說明的是，與那些不辨時代、不論地區(qū)、不分書體的通常寫家所不同的是，身具學問家之身的王獻唐，恰是由大量深研古器物和不斷熟識古文字之基而登堂入室的，正因為此，在他的筆下才會重現(xiàn)出三代吉金或峻拔有致或整飭華麗或清邁安雅的無盡風采來。
為維周書金文聯(lián)（1933年）
從廣義上說，因為篆籀文字本具一定的視覺之美，故而，王獻唐的此類書法之作，時而出現(xiàn)在他所擅長的楹聯(lián)作品上。譬如《王獻唐年譜長編》前頁有載的先后作于1933年和1937年，分別為著名劇作家老舍及孔夫子七十六代嫡孫孔德成所書的金文八言，便是他的典型手筆。從中可以看出王獻唐于金文之精熟，可說已經(jīng)到了隨手拈來的程度。
為老舍書金文聯(lián)（1933年）
孔圣王人大篆七言聯(lián)
相比之下，王獻唐可稱書法之作的漢隸一體，從總量上講并不算多，多散見于大字匾額、書名題耑以及扇葉小件。
王獻唐此路書風的出現(xiàn)時間未必晚于他的篆書書體，這一情形的發(fā)生，看來跟彼時碑學書法的蓬勃發(fā)展態(tài)勢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另者，《年譜》也記錄了王獻唐青年時代已有臨摹多種漢碑的具體信息。記憶中，我曾見他的一件早期小幅繪畫上的自題隸書，書風既近古雅秀美的《曹全碑》，亦似委婉渾樸的《華山廟碑》，間而還可循跡《熹平石經(jīng)》的法則韻度。細察之下，唯見筆性沉穩(wěn)結(jié)體安妥，并能體味到他的由功力積淀而致的筆體特征。
如今，人們在賞讀王獻唐的隸書作品時，仍不可避免地會感受到有如翁方綱、桂馥等清代書家對他的影響。翁、桂兩家皆為碑學時代的重要人物，他們集創(chuàng)作與研究于一生，可謂風格分明著述累累，在碑學一域尤聲名顯赫。在此，且不論當時是否受到“人人言碑”的習尚影響，然從王獻唐的書學一徑看，他的始于漢碑文字的研習熱情和日后實踐之途，大體可稱異曲同工，由此看，表現(xiàn)在彼此作品間的理氣互銜和體貌相接便也自在想象中。
王獻唐的這一類最能全面反映漢碑根底的書風，分別出現(xiàn)在他的各個歷史時期。如1932年為齊魯大學《國學匯編》的題扉、1937年為孔蓮舫作隸書軸、1939年為朱鏡宙繪《維摩室圖卷》隸書題詩刻本，以及1954年所題“蒲松齡先生故居”門匾等。
為齊魯大學《國學匯編》題簽（1932年）
為孔蓮舫書隸書軸（1937年）
自然是，從《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中，人們同時還可了解到他在漢碑一域的相輔相成的理論敘述實況。
在王獻唐的一生之中，由于運用廣泛，行書一體是人們見到最多的種類，也是最能夠體現(xiàn)為書者真實性情的書體。他的這一類早在青壯年時代已經(jīng)形成的楷中帶行、行里見草的獨到筆體意態(tài)，人們可以從他的大量題跋文字中進一步讀到。
從風格上說，王獻唐早期行書在筆體上具有峻峭險絕、鋒棱畢現(xiàn)的特性，這一情狀的產(chǎn)生，看來與他年少之時對“二歐”父子書法的鐘愛有關(guān)。在我國歷史上，歐陽詢書法享有隆譽，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號稱“唐代初四大家”，所作勁險刻厲、端嚴自許。其子歐陽通繼承家法，然兼有別調(diào)。若追索源流，“二歐”之上，便是“二王”楷帖法則，由此可見“二歐”父子的風規(guī)接壤。
對于用筆方法的講究，王獻唐在為顏真卿書《東方朔畫像贊》的題跋中說“作書用筆，分方圓二種。方出于隸而宜于隸，圓出于篆而宜于篆，皆書體使然。惜抱先生分文章為陽剛、陰柔二美，書道亦然。方筆者，陽剛之美也，過剛則失之悍；圓筆者，陰柔之美也，過柔則失之弱。方圓并施，斯為合作，惟楷書能兼之”。從王獻唐的這一段表述中，人們自可明晰他對傳統(tǒng)用筆特性的一語道破而通衢豁開。結(jié)合王獻唐的行書作品，人們除了感受他的神接山陰的書寫狀態(tài)外，更能體會作者胎息于“二王”“二歐”的筆體之長。
王獻唐的繪畫
與書法創(chuàng)作一樣，王獻唐在繪畫上也擅長于各種形式，在題材表現(xiàn)方面，花卉、山水最為常見。此中，花卉一般以小寫意為主，淺色相輔，逸筆疏疏；山水則以水墨為多，工、放互寓，略施色彩，風格簡括近乎新安畫派。很少見到的減筆寫意人物，偶爾會出現(xiàn)在作為補景一類的山水畫幅之中。
木芙蓉圖（1921年）
王獻唐辛酉年所繪并有隸書題款的家藏《設(shè)色木芙蓉圖》，為時下所見最早的一件繪畫作品。但見圖中花蕊雙勾填色，花葉沒骨挑筋，構(gòu)圖飽滿設(shè)色雅致，又款識妥帖小中見大，全無稚嫩之態(tài)。此后多年，無論是1930年為丁惟汾所作《菊花圖》、1938年為屈萬里所繪《山居圖》、1943年為李炳南所作《雪廬圖》，還是1944年身居四川時所作的《粟峰讀書圖》和1948年所作《風荷圖》，皆從各個方面映現(xiàn)出王獻唐在繪畫一域的客觀水準。特別是大幅中堂《風荷圖》，通篇幾乎全以水墨構(gòu)成，真可謂偃揚向背疏密得宜，枯濕濃淡之下，偶見點染恰到好處。難怪書畫鑒定大家謝稚柳先生在展觀《風荷圖》后，當眾興致勃勃地欣然提筆——“山東高鳳翰寫荷極有妙致，此圖足以繼之。謝稚柳觀因記?！?/p>
《風荷圖》（1948年）
當代山水巨匠陸儼少與王獻唐也有一段往日翰墨之情。他在親睹《風荷圖》時猶見故人一般，擊節(jié)稱賞之下，興味盎然地在畫幅右下端題道：“丁丑（1937）之變，予避地入蜀，寓居重慶之大江南岸，閑近筆硯，取法漢隸稍近金冬心漆書。不知何以傳至膠東王獻唐先生，獨稱譽之，以為近古。實則予與獻唐先生初未識面，神交而已?；厥淄滤煳迨辏蚴伦R一聞兄話起此事，承告獻唐先生為其外祖，因予舊有此一段因緣。茲出示風荷一幅，一一翻舉，如坐西泠橋下，令人頓憶杭州時也。壬申十月，八四叟陸儼少并記。”
為張海清繪巴蜀山水扇面（1948年）
為趙儷生畫梅并題（1949年）
始自少年時代的王獻唐繪畫，從數(shù)量上看，或許略少于他的書法之作。然而無論從形式抑或內(nèi)容看，此道多面作手確為同時代少有。對于王獻唐而言，印章一門和書畫之道，雖說都是聊以自遣的硯邊余事，但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既是他的完整治學生涯的一個部分，也可看作當時匱乏物質(zhì)生活的精神犒勞。隨著時間推演，所有這一切，皆已匯成了唯王獻唐獨有的天地人寰的人生大文章。
早在1938年，時為著名教育家和學術(shù)領(lǐng)導人的傅斯年，在“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函中說：“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著作精富，名聞海內(nèi)，乃考古及史學之長才也?！?984年，時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的張政烺和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的夏鼐，聯(lián)名致函文化部：“王獻唐先生系山東省近幾百年來罕見的學者，著述遺稿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至1994年，孔德成先生在《王獻唐先生墓表》中寫道：“蓋先生一生學術(shù)，及目錄、版本、校讎、訓詁名家于一身，融文字、聲韻、器物、古史之學為一爐?！?以上所列，已足以讓人們通過我國現(xiàn)時代的各個領(lǐng)域，來充分地認識王獻唐其人其學其事了。
跋張政烺贈《曾七如畫冊》1952年
總之，外祖公王獻唐的一生，是為佑護華夏民族文化而不惜奮斗的一生，他歷盡劫波洗盡鉛華，其堅貞之心從未絲毫改變。歷史地看，王獻唐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他的愛國行為及道德文章，更是后世景仰的豐碑。
面對著厚厚兩大冊《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猶如面對無際大海一般唯望洋興嘆，一時竟不能尋思其深遠廣大。我在捧讀此書之余，也只能從我的淺薄所知，嘗試著對王獻唐相關(guān)專題做一些唯恐貽笑大方的簡單詮釋。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獻公將自拓及友朋相贈金石文字拓片分類裝貼成冊，署名《寒金冷石文字》。我由此聯(lián)想，從字面上看，所謂“寒金”“冷石”似乎是寒涼冰冷的，不過我分明覺得，獻公耗費平生精力來收藏保護、進而無私弘揚的這些文化瑰寶，正象征著連綿不斷的偉大民族精神。是他，始終以一顆無比熾烈的赤子之心和報國熱情，給那些世間冷寂文字帶來了生命暖意。同樣，張書學、李勇慧伉儷費心整理的《王獻唐金石書畫題跋輯存》何嘗不也都是溫暖人心的文字呢。作為王獻唐的后人，透過這些文篇的字里行間，我分外感受整理者的溫馨情懷。
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和祖國文化事業(yè)的日益昌盛，在當下，人們對于傳統(tǒng)歷史的認知和渴求，已是勢在必行。在此，讓我們共同期待本書的二位整理者萬般辛苦的廣擷博搜，繼而發(fā)現(xiàn)更多的相關(guān)文獻信息，以使王獻唐專學盡善盡美。
注：本書的整理者張書學、李勇慧夫婦均為歷史學博士。張書學是山東財經(jīng)大學副校長、教授，李勇慧是山東省圖書館副館長、二級研究員。多年以來，兩人堅持從事王獻唐專項學術(shù)研究，可謂成果斐然。先后出版有《王獻唐年譜長編》《王獻唐往來書信集》《一代傳人王獻唐》《王獻唐著述考》等一系列的學術(shù)專著幾乎都是大部頭之作，尤其是2017年問世的具有140萬文字之多的《王獻唐年譜長編》，曾在業(yè)界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
《王獻唐年譜長編》
《王獻唐往來書信集》
注：本文轉(zhuǎn)載自《中國文物報·文博中國》，編者有編輯，小標題為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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