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伊麗莎白·芬奇》：離經叛道的朱利安和尤里安

Julian Barnes, Elizabeth Finch, Knopf, August 2022, pp192

在歷代羅馬皇帝中，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可能是比較樸實無華的一位，但他仍然是后世藝術界反復描繪的對象之一。亨里克·易卜生的戲劇《皇帝和加利利人》、費利克斯·魏因加特納的歌劇《叛教者》以及米歇爾·布托爾和戈爾·維達爾的小說都曾以他為主題，他也是查爾斯·斯溫伯恩1866年的詩作《普羅瑟芬之歌》的靈感來源。按照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說新作《伊麗莎白·芬奇》敘述者的說法，這位皇帝在十八世紀——“尤里安死后聲譽的巔峰時刻”——得到了孟德斯鳩、伏爾泰和愛德華·吉本的贊揚，后者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用了三個章節(jié)寫他。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他粉絲。

《伊麗莎白·芬奇》是另一部以尤里安為核心的小說。巴恩斯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中間的五十頁是一篇關于這位基督教“妖怪”的生活、遺產和矛盾的論文，這位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統(tǒng)治帝國的皇帝宣布自己是泛神論者（pagan），并且（正如斯溫伯恩寫下的那樣）戰(zhàn)死在波斯，哀嘆耶穌的勝利：“蒼白的加利利人啊，你們的征服勝利了。”巴恩斯提醒我們，尤里安在位僅兩年（公元361-363年），他“從未踏足羅馬”，而且他出生時就受洗為基督徒。書中他還促使我們去思考這位皇帝的信條與個性的各個方面，這些知識并非都能在維基百科里搜索到。但是這些信息插在一部小說中間是在做什么，這就是另一回事了，不過巴恩斯先生總是喜歡玩弄形式和風格，游走于虛構作品和非虛構作品之間多孔的邊界。這方面的例子包括1984年的《福樓拜的鸚鵡》，它讓我們去探索激起《包法利夫人》作者靈感的小鳥標本；以及馬賽克式的《10?章世界史》（1989年），此書對諾亞方舟和切爾諾貝利事件提供了另一種解讀。巴恩斯的年齡和經驗（他已經七十六歲，這是他的第三十本書）可不會讓他從現在開始守規(guī)矩。

不難看出，為何尤里安會成為熱衷于形而上學的作家的一個好題材。他可能缺乏愷撒大帝的威風凜凜，也沒有卡利古拉的夸張丑聞，但他短暫的一生（他三十出頭就去世了）堪稱是模糊性、多元性和高度道德嚴肅性的大師課。作為一個狂熱的犧牲者和預言者，尤里安批評基督教明顯缺乏復雜性；他嘲笑耶穌所崇尚的簡單與謙卑，但他自己也是一個謙遜而堅貞的禁欲主義者。他懲處基督徒，但又不失寬容和溫和。巴恩斯先生對此的評論是：“你可能會認為這是基督教的美德?！睋Q句話說，這位皇帝的傳說是一塊絕佳的用來投影的屏幕。我們的敘述者投射出他在歷史舞臺上的身影，“不同顏色的聚光燈追逐著他。哦，他是紅色的，不，更像是橙色的，不，他是靛藍色的”。對于像巴恩斯先生這樣的后現代主義者來說，此處就是關鍵所在：“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在看待任何人的生活時會發(fā)生的事情?！?/p>

朱利安·巴恩斯

這里所說的“真實”生活是指小說標題這個名字后面的人物，是尤里安的某種化身，或者說她是他的化身。1990年代末，書中的主人公尼爾參加了“獨立學者”伊麗莎白·芬奇（經常簡稱為“EF”）的一班為期一年的成人教育課程，主題是“文化與文明”。當時的尼爾三十五歲上下，曾是一名肥皂劇演員，但一直沒出名；他對知識充滿好奇，有點青澀，有點迷茫。小說還寫到了更接近我們當下的時代（英國脫歐后），此時的尼爾已經兩次離婚，芬奇已經去世。他仍然有點迷茫，比起當年的青澀，更有幾分頹廢。

對尼爾來說，EF的課程仍然是他一生中的亮點。他與昔日的導師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聯系，因此在她去世后繼承了她的文檔和藏書。他希望能理出些頭緒。其結果就是這本EF的肖像兼回憶錄以及他未能交出的最后一篇論文：關于叛教者尤里安。

即便我們只能瞥見EF的身影，也足以展示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她更喜歡教成年人而不是年輕人，因為“年輕人更加自以為是”，她教學的主要原則是“嚴格的樂趣”。她很嚴厲，言辭犀利，但有著一顆溫暖的心，而且經常表現出機智。她對模仿時尚不感興趣，而且似乎“與她的年齡不符”，但也明白自己的歷史位置。她蔑視“單一”（“一神論……一根筋。一夫一妻制……我準備提出單軌鐵路是有用的”），但又斷言“愛是一切”。她致力于一個完全本真的生活，但“相信假象”（當尼爾提到他的演藝生涯時，她感嘆道：“啊，通過表演制造真實的完美范例”）。她陶醉于矛盾之中，是“[尼爾]所見過的最不善于操縱他人的女人”——而她把他牢牢地捏在手中。

自然而然地，尼爾被她迷住了——并不完全出于男女之情（盡管他發(fā)現她很“風流”），但肯定是包括了智力、精神,甚至情感等方面。他開始著迷于她私生活的各個方面，想知道她是否有一個或幾個情人。他結識了她的弟弟克里斯托弗——“開朗、銀發(fā)、粉頰……普普通通”——并希望還能有更多發(fā)現。

作為一個多元多樣的存在，EF與一個日益極化的世界越發(fā)對立（正如它暗示的那樣，叛教者尤里安的世界也是如此）。我們一開始就讀到她曾經歷過“公開羞辱”，后來才知道細節(jié)：EF為某文學雜志寫的一篇關于尤里安的文章被英國小報發(fā)現，這些小報針對她關于基督教戰(zhàn)勝異教和希臘化是歐洲文明的災難的論點一番小題大做之后，隨之而來的是記者的騷擾和對她私人生活的窺探。這個社交媒體為王、動輒發(fā)動文化戰(zhàn)爭的時代，不是EF想要的。而巴恩斯先生的這本小說可以被解讀為對這兩者的狡黠批評。

關于“羞辱”的線索也成為了這本書的一種巧妙的敘事手段，挑起我們的興趣并使我們不斷讀下去。推進情節(jié)的其他重要事件包括班上其他學生之間的關系（關于尼爾有過的一段戀情），以及EF是否是猶太人的問題（她有時會提到“希特勒的餐桌談話”）。

巴恩斯先生在這里的立足點并不那么堅實。作為EF復雜品格的象征，同時作為一個短暫代入身份政治的載體，這條猶太人的線索讓人覺得略顯廉價。至于其他人物，他們得到了很好的描繪，但僅此而已。巴恩斯先生的這種模式化風格是直截了當的。書中包括：“安娜（荷蘭人，因此偶爾會被英國人的輕浮所激怒）、杰夫（挑釁者）、琳達（情感不穩(wěn)定，無論是在學習上還是生活本身）”等等。所有這些使人覺得與其說是“憑借人為產生真實”，不如說是小說家在敘事上沒多花工夫。

這反映了另一個更核心的問題：論述尤里安的那篇論文處于故事的中心地位。雖然它呼應了小說的主題和邏輯，但它對小說的藝術性幫助不大，它令我們從一個很好地展開的故事中轉移了注意力，這個故事在后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中不得不努力重新確立自我。

在《伊麗莎白·芬奇》全文中，巴恩斯先生經常提醒我們神話創(chuàng)作的支配力。我們會讀到“誤讀歷史是一個民族作為自我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宗教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家庭的一部分”，甚至“作為一個人的一部分”。尼爾也同樣熱衷于肯定“歷史學家能夠……成為優(yōu)秀的小說家”，而“神學家”也可以。

小說家也可以。這里的另一位朱利安（譯注：指作者巴恩斯，他與尤里安同名）很清楚自己作為一個故事敘述者的離經叛道，雖然許多讀者會欣賞他的模棱兩可又想法繁多的技藝，但其他人只想要更簡單的東西：人物和情節(jié)的發(fā)展，不那么花里胡哨的樸素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