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摩·斯坦：美國唱片業(yè)的一個傳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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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開始流行“打口帶（唱片）”，在一些城市的地下交易市場，打口帶（唱片）非常搶手。實際上這東西是歐美唱片公司處理的滯銷貨（或殘次品）。這些滯銷貨不會給藝人結算版稅，會用物理方式銷毀，以免再次流入市場，侵犯藝人的權益。但它還是拐彎抹角，以工業(yè)垃圾的方式登陸中國。

但這種物理毀壞大都還有修復可能，磁帶打斷可以接上，唱片可能打壞一兩首歌，靠近圓心的音軌還能播放。這些殘次品看上去也許不那么完美，但對如饑似渴的中國搖滾樂迷來說如同寶藏。有段時間，我?guī)缀趺恐芏家奖本┮恍╇[秘角落買打口帶，是這些犄角旮旯才讓我真的知道北京城面積有多大。不到一年，我的書架已被打口帶填滿。除了一盤一盤地聽，沒事我還愛擺弄這些磁帶，比如按藝人名字的字母順序排列，或者按封面的顏色排列，或者按唱片公司分類排列……當我按唱片公司分類排列時，發(fā)現(xiàn)我喜歡的很多樂隊大都來自一個叫塞爾的公司，比如“雷蒙斯”“偽裝者”“傳聲頭像”“回聲與兔人”“史密斯”“趕時髦”“替補”“圣徒”“阿茲特克相機”“治療”“現(xiàn)代英語”“駕馭”“農(nóng)場”和喬納森·里奇曼……這個公司的標識也很好辨認，很像中國古代的陰陽魚太極圖。

塞爾公司的LOGO

我那段時間對一些偏門的樂隊比較感興趣，比如朋克、后朋克、新浪潮，這些音樂展示出的美和沖擊力讓我十分癡迷，而帶著塞爾標識的專輯更符合我的口味。很多音樂在今天聽來仍然會覺得比較晦澀，甚至不那么悅耳，但它一直引領我在偏門的路上越走越偏。我當時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對這些奇怪的音樂情有獨鐘，后來，看到英國搖滾社會學家西蒙·弗里思的一個觀點，說喜歡偏門晦澀的音樂，是一種空想主義沖動，是對日常生活的否定。再后來，我看了丹尼爾·列維廷的《迷戀音樂的腦》，在這本書中，他解釋了人為什么會喜歡比較古怪的音樂。學術觀點先放一邊，在我看來，可能這些古怪的音樂是專門為我遲來的青春期叛逆饋贈的禮物吧。

這些音樂不僅激活我的叛逆，還給我?guī)砗芏鄦l(fā)：在標準化搖滾樂之外，還有種不一樣的聲音，不管是音樂結構、樂器音色、歌曲主題、演唱方式，甚至封面設計、樂隊形象，都與眾不同，這正是讓我著迷的地方。搖滾樂也許是分層的，最頂層的可能是“披頭士”或邁克爾·杰克遜，越往下走，越會發(fā)現(xiàn)更多陌生、怪異的名字。隨著對搖滾樂和唱片業(yè)的整體結構了解得越來越多，我才知道，這些稀奇古怪的音樂是唱片業(yè)的基石，任何明日之星可能都暫時沉睡在最底層。同時也慢慢發(fā)現(xiàn)，任何形態(tài)的搖滾樂之間都有血緣關系——它們都源自民歌、布魯斯、鄉(xiāng)村音樂，甚至古典音樂。它后來的演變都是時代背景、文化潮流、審美情趣、技術革新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結果。搖滾樂最初被一些文化評論者定義為亞文化，當它最終變成一種文化時，那些在底層的搖滾樂成了真正的亞文化。恰恰是這些處在邊緣地帶的搖滾樂不停地發(fā)酵，才推動搖滾樂不斷改頭換面。

那時我只能朦朦朧朧地認為，在世界很多角落，有一些人出于對音樂的熱愛，用自己的方式表演出來，然后會有喜好相投的唱片公司發(fā)行他們的唱片，這些聲音并不像“阿巴”或“披頭士”那樣容易讓人一見鐘情，它仿佛來自遙遠的另一個世界，但總有人會喜歡。只是很巧，在那個時期，它們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流入中國，擺在我的書架上。

我無論如何也沒想到，二十年后，塞爾公司的老板西摩·斯坦會坐在我面前，接受我的采訪，給我講述他當年簽約那些我曾為之癡迷的搖滾樂隊的故事。

西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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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個朋友叫王江，一九九〇年認識他時，他還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念書，學的是導彈設計專業(yè)。我認識他不是因為我對軍事感興趣，而是因為搖滾樂。一九九二年，王江大學畢業(yè)回上海，我們也一直保持聯(lián)系。因為喜歡搖滾，王江在導彈發(fā)射軌跡和人生軌跡之間糾結了很長時間，最終他選擇了“要音樂不要戰(zhàn)爭”，后來他所做的事都跟音樂有關——給上海的搖滾樂隊“鐵玉蘭”當經(jīng)紀人、去《音像世界》雜志做記者、去環(huán)球唱片公司做企劃、做“甜蜜的孩子”樂隊經(jīng)紀人，至于他設計的那顆導彈，早讓他發(fā)射到九霄云外了。

二〇一一年的某一天，王江在電話里跟我說：“你有沒有興趣采訪塞爾唱片公司的老板西摩·斯坦？他最近來北京參加一個音樂論壇?！蔽乙宦犗渤鐾?，沒想到我當年聽到的那些音樂都指向一個人，而這個人就要出現(xiàn)在我面前。人一生中會經(jīng)歷不少幸事，采訪西摩·斯坦是我人生的幸事之一。

后來我才知道，王江這些年結識了不少國外唱片界的人，甚至與一些著名制作人有過合作，他成了西方唱片業(yè)了解中國音樂的一個窗口。在一次國際音樂論壇上，王江認識了西摩·斯坦，斯坦對這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很好奇——他怎么對“治療”樂隊這么了解？中國有人聽“治療”的音樂？就這樣，他們成為朋友。

我和斯坦先生約在工人體育場西路的一家意大利餐館見面，不巧那天他得了重感冒，我想另約時間，但他日程排得滿滿的。我實在不忍心打擾他休息，因為我是帶著很多問題來的，這些問題可能當年聽到那些音樂時就在心里畫上問號了，那些在網(wǎng)上公開的關于他的故事還不能完全滿足我的好奇心，沒有三四個小時這個采訪是不完整的。看到老人家不停地咳嗽，我只能放棄刨根問底的追問策略，先把一些最重要的問題排在前面。

沒想到斯坦先生一聊起音樂，就像是變了一個人，頓時來了活力，開始講他十幾歲敲開《公告牌》雜志的大門做實習生，到他和朋友創(chuàng)辦塞爾唱片公司，介紹那些幫助或影響過他的導師，以及又是怎么簽下那些后來成為傳奇的搖滾藝人。他總在強調，他不識譜、不會樂器、不會創(chuàng)作，但他有一雙好耳朵，能聽出音樂好在哪里。我像放電影一樣把我喜歡的那些塞爾公司的樂隊迅速在腦子里過一遍，感覺斯坦先生的耳朵可能還有常人不具備的功能——能聽出未來人們喜歡的音樂。塞爾之所以成功，跟他這種判斷有很大關系。

一個半小時的采訪，我的問題只問了三分之一，斯坦也正聊在興頭上，但他突然打斷了我們的談話，說接下來還有事情。我有點失望。斯坦大概也看出來了，想了想說，晚上我們繼續(xù)聊。

盡管晚上我們又聊了一個多小時，但我還是帶著些許遺憾跟斯坦先生道別——他的很多傳奇故事還沒講?；丶业穆飞希蚁耄娜松适乱菍懕緯?，絕不比那些明星傳記遜色。沒想到，二〇一八年，他真的出版了這本傳記《聽見天才：塞爾唱片和獨立音樂的故事》。

《聽見天才：塞爾唱片和獨立音樂的故事》，【美】西摩·斯坦、【法】加雷思·墨菲/著 余永黎/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樂府文化，202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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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斯坦的經(jīng)歷讓我想起美國唱片業(yè)另一個傳奇人物：約翰·H.哈蒙德。他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擔任制作人和星探期間，挖掘出大量的美國傳統(tǒng)音樂，包括發(fā)現(xiàn)了布魯斯奇才羅伯特·約翰遜。經(jīng)他手簽約的歌手包括：鮑勃·迪倫、布魯斯·斯普林斯廷、比莉·霍利迪、貝西伯爵、皮特·西格、阿蕾莎·富蘭克林、喬治·本森、萊納德·科恩、史蒂維·雷·沃恩……哈蒙德的興趣在于挖掘根源音樂，爵士、布魯斯和民歌是他的陣地，因為在那個時代，流行音樂迅速發(fā)展的同時，也需要追根溯源，為未來的音樂提供更原始的“彈藥”，他在某種程度上做了音樂史學家該做的工作。

如果說哈蒙德在探索音樂的根源，那么斯坦就是在探索音樂的邊界。創(chuàng)始之初，塞爾無法在美國唱片叢林中捕獲到獵物，這反而讓斯坦把目光投向同行們一直忽略的海外。可能在唱片業(yè)同行眼中，一家獨立唱片公司把目光投向大西洋彼岸的英國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六十年代的英國搖滾樂剛剛結束它的蹣跚學步。但斯坦看到的是英國文化的厚重——他十幾歲在《公告牌》雜志實習時從學習英國文學的主編保羅·阿克曼身上得到啟發(fā)，英國是美國文化之根，英國人一定會玩出不一樣的搖滾樂。從斯坦第一次踏上英國的土地時起，他就知道英國搖滾樂對他來說意味著什么。而且，恰恰是英國搖滾拯救了當時處于困境的塞爾公司。

唱片人的眼光很重要，你不可能拿著水晶球去預測未來，但唱片人一定要有靈敏的嗅覺，能嗅到別人嗅不出的味道，并且知道這個味道是音樂在演變過程中從哪個縫隙散發(fā)出來的，以及導致這種味道合成的社會、文化甚至技術上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很多時候，唱片人因無法像化學家一樣搞清楚這里面的成分而忽略、放棄它們。但總有人會有超乎常人的敏感，率先一步抓住它，剩下的就是讓更多人接受它。西摩·斯坦就是這樣的人。

塞爾成立于一九六六年，“披頭士熱”橫掃美國的余溫還在?！安涣蓄嵢肭帧爆F(xiàn)象讓人記憶猶新，但并不是從英國來的樂隊都像“披頭士”一樣。美國唱片業(yè)當時仍然以一種審慎的態(tài)度來判斷英國音樂，也許這只是文化融合中最常見的現(xiàn)象，一陣風潮過后，仍各歸其位。而斯坦則比更多的美國同行早一步聞到了從遙遠的英國飄過來的獨特氣息。

斯坦的判斷沒錯，這股氣息后來彌漫在美國上空，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塞爾像當年的“五月花”號一樣，載著一批批英國搖滾樂隊登陸美利堅。

塞爾和很多獨立唱片公司一樣，著眼于那些剛出道未成名的藝人。斯坦說：“我的工作是找到偉大的未成名藝人，而且希望是先于他人一步，然后使出渾身解數(shù)幫助他們成為明星。”在這本書中，你會發(fā)現(xiàn)，斯坦對簽下的每一個藝人都有相對寬松的條件，讓他們獨立發(fā)展，充分展示才華，剩下的就看自己的造化。獨立唱片公司簽約藝人，很像刮彩票，就斯坦而言，他刮出來的可能是布賴恩·威爾遜，作為六十年代“海灘男孩”樂隊的成員，一代偶像，卻以慘敗的方式結束八十年代的這次復出。但是麥當娜這張“彩票”卻讓斯坦中了“大獎”。獨立唱片公司有時就像靠天吃飯一樣，仰望天空，真不知道哪塊云彩會下雨。

斯坦是唱片業(yè)少有的不是靠音樂性來判斷藝人的人。這讓他面對新型音樂時會比那些靠音樂性來判斷的人多了幾分風險，但恰恰是他的天生“樂盲”，讓他能以更純粹的方式大膽冒險，他像玩賭石游戲一樣，玩出了“雷蒙斯”、“傳聲頭像”、麥當娜、艾斯-T這樣的藝人。而無一例外的是，當他第一次聽到他們的音樂時，都搞不懂那是什么。就像他第一次聽完“雷蒙斯”表演后的反應——這他媽是什么玩意兒！但斯坦從來沒有盲目去判斷，幾十年來他一直有一個標準：藝人與作品（A&R）。即有才華的人和優(yōu)秀的作品。這也是他在書中一再強調的。甚至，他還用這個來分析唱片公司內(nèi)部高層在判斷藝人與作品方面的能力，進而能看出這些人在公司的上升空間有多大。

雷蒙斯樂隊1976年發(fā)行的同名專輯Ramones

1982年，麥當娜憑借單曲Everybody受到西摩·斯坦的青睞，1983年7月27日，塞爾公司發(fā)行了她的首張同名專輯Mad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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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唱片公司的老板悉德·內(nèi)森對西摩·斯坦的父親說：“你兒子的血管里流的是蟲膠?！边@句話給年僅十五歲的斯坦指明了未來方向。十年后，斯坦和他的朋友理查德·戈特爾成立了塞爾唱片公司。這家小公司跟所有剛剛成立的獨立唱片公司一樣，最初都是帶著狂熱的激情上路的，更何況斯坦這樣的音樂瘋子呢。在他們煎熬了幾年后，幸運之神眷顧，斯坦打通了英美兩地的朋克血脈，讓塞爾這艘航船可以全速前進。斯坦也迎來了一時無兩的風光時刻。

但是，獨立唱片公司從誕生之日就注定了它的命運，要么堅持不住倒下，要么膘肥體壯后被大公司收編，塞爾也難逃這個宿命。最終，華納唱片公司用一百萬美元收購了塞爾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斯坦每每回憶起這次收購，心里都充滿糾結：

塞爾唱片只是一堆母帶、一摞藝人合約以及一間有大約十來個好打發(fā)的員工的A&R辦公室。莫花了兩百萬美元，就幾乎完全買斷了之前和之后的我，以及我文件柜里的所有內(nèi)容。他用花哨的術語和大額的數(shù)字把我晃暈了，然后讓我在其后相對平靜的數(shù)年間簽了很多樂隊。最終，當我的游戲時間結束時，他精打細算的賬房先生把所有的一切都卷走了。

莫·奧斯汀所做的只是用一根價值百萬美元的胡蘿卜在我面前晃來晃去，而我忙著垂涎欲滴，完全沒注意到隨之而來的是根終生痛擊我自己的大棒。

有那么幾年，你的確享受了兩個世界里最好的一切，一半是獨立音樂，一半是主流音樂，你瘋狂地用他們的錢種下許多種子，天真地認為到了收割的季節(jié)收成也會有你的一半。然而殘酷的現(xiàn)實是，到種子破土而出、長出嫩芽的時候，整座果園都是他們的了。

如果當初塞爾拒絕華納唱片那根價值一百萬的胡蘿卜，或許也可以繼續(xù)堅持下去，但是沒有大財團做后盾的獨立公司想在殘酷的叢林法則中幸存下來，會非常艱難，早晚難逃倒閉或并購的命運。加入大公司，可以不用擔心戰(zhàn)艦沉沒，只是你不再是那個發(fā)令的船長——這是讓斯坦最不爽的。

從這本書中，你能看到斯坦對嶄露頭角的新藝人有種近乎瘋狂的癡迷，他總是希望給這些稀奇古怪的人一份合同，讓他們起飛，看著他們身后的追隨者越來越多，并一步一步攀上巔峰。對唱片人來說，站在一旁看著藝人成功是最開心的事。但是，斯坦失去了財權，無法隨心所欲地把他喜歡的藝人籠至帳下。在整個華納唱片公司內(nèi)部，斯坦都是一個異類，他被頂頭上司莫·奧斯汀稱為“購物狂”。斯坦每簽下一個樂隊，費用申請單在公司內(nèi)部都像走迷宮一樣蜿蜒曲折，最終從老板的手指縫里摳出有限的費用，再興沖沖地把合同送到那些無名之輩面前。

西蒙·斯坦與戴維·伯恩、麥當娜在第十四屆搖滾名人堂頒獎禮上（圖片來自Getty Images）

斯坦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講述華納唱片內(nèi)部爭斗的故事，也是本書的“華彩樂段”。我們作為旁觀者，可能經(jīng)常在新聞中看到國際大企業(yè)分分合合的故事。然而當我們繞開這些撲朔迷離的新聞，跟著斯坦走到幕后，會發(fā)現(xiàn)，這個讓人敬仰的閃閃發(fā)光的品牌上布滿了齷齪的污點。

獨立品牌與大企業(yè)的區(qū)別除了規(guī)模，還有一點是，獨立品牌往往由專業(yè)人士管理，大企業(yè)往往由職業(yè)經(jīng)理人操盤。獨立品牌注重產(chǎn)品的獨特性，大企業(yè)注重產(chǎn)品的市場。就唱片公司而言，經(jīng)營者必須懂音樂、愛音樂，還要有靈敏的耳朵。但公司規(guī)模越大，越到高層，經(jīng)營者的這些“功能”就越弱，甚至在高層人眼中，制作音樂和生產(chǎn)汽車、漢堡包無異。

每當華納內(nèi)部出現(xiàn)人事變動或權力真空，就會出現(xiàn)一輪爭斗，這家世界上最大的唱片公司，常常上演三流電視劇的狗血劇情。媒體不斷通過內(nèi)部人士從鑰匙孔里傳出的信息來編寫一些花邊新聞，讓全世界的讀者享受這些頂級“演員”出演的低級肥皂劇。

斯坦不是個擅長玩弄權術的人，他只希望老板能高抬貴手，多給他點簽約費用，好讓他尋找那些被埋沒的藝人。每當公司發(fā)生權力爭斗，他都像獵犬一樣警覺地守護著塞爾這座家園，以免淪為魚肉。因為爭斗后總要重新組合一番，以平衡權力。最終，斯坦的權力被一步步削弱，塞爾也幾乎成了徒有虛名的空殼。

這種混亂局面其實就是每個人為自己爭奪利益的典型例子，就像在玩搶椅子的游戲，董事會里道格·莫里斯和鮑勃·莫加多在為誰能執(zhí)掌大權而斗爭，一群五十來歲的老男人們則圍著圓桌，在各個方向胡亂踩踏。也許因為我本來就是個不入流的人，始終沒有真正成長為像道格·莫里斯那樣西裝革履的公司高管，于是我就成了個束手無策的傻瓜。

作為一個“局外人”，斯坦總是觀察分析這些高管們誰會笑到最后。他判斷的方式也很簡單，就是在做唱片這行當是不是專業(yè)，很多位高權重的高管在斯坦看來，他們不會走多遠，盡管他們擅長管理，但熱愛權力勝過音樂，尤其是，他們沒有一雙好耳朵。

在經(jīng)歷了一陣混亂之后，華納慢慢回到正軌，這時，高層才慢慢意識到斯坦的價值，塞爾又重新起航。但此時的塞爾，已風光不再。

于是，我就像一個滿臉胡茬、從十年內(nèi)戰(zhàn)中蹣跚歸來的老兵，又回到了當初的起點。嗯，差不多是這樣吧。塞爾唱片在九十年代已經(jīng)被剝奪了旗下藝人所有作品的版權；我只有一間小辦公室和一名助理。但是，名義上，我又成了老“塞爾”先生。再也不用接受什么雙重領導了，只有我和塞爾唱片的旗幟。你可以說我想得簡單，但我一直想要的就是繼續(xù)駕著我自己的船駛向偉大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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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天才：塞爾唱片和獨立音樂的故事》是一本唱片人的傳記，如果你對唱片業(yè)有一些了解——尤其是對英美唱片業(yè)比較了解的話，那么它非常值得一讀。斯坦先生不僅通過塞爾這家獨立唱片公司的興衰講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唱片業(yè)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講述了很多從業(yè)經(jīng)驗和教訓。如果你是一個唱片業(yè)的從業(yè)者，或者你是從事任何工作但對流行文化有興趣的人，那這本書太有啟發(fā)性了。

對于那些被諸多陌生名字搞得一頭霧水的普通讀者來說，此書閱讀起來可能有些障礙，你可能看上幾頁就放棄了，因為這本書沒有那些成功學或勵志學書籍中散發(fā)出的廉價香水的味道。

如果你能堅持看下去，會發(fā)現(xiàn)，這個你感覺陌生的唱片業(yè)故事，講的就是成功和勵志，尤其是對人生的感悟——

當你活到我這個年紀時，你會發(fā)現(xiàn)身邊的事物看上去竟是如此奇妙！生活是一場殘酷的考驗，我們被置身于一個實際上并不需要我們的世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們都是些迷失的靈魂，被塞進了無法卸下的皮囊里。從我們生下來發(fā)出第一聲啼哭開始，人生的壓力就隨之而來。我們要學會掌控人生，要演好自己的角色，要混圈子，要訂計劃。往后余生，我們的日常就是不斷重復出生后的這種順序。我們醒來，我們渴望，我們看著鏡子，渴望更多。然后我們開始療愈。我們一邊煮著咖啡，一邊聽著收音機。隨著咖啡因流經(jīng)血管，歌曲振奮我們的精神，我們漸漸地把心思轉移到狩獵和收割這樣的低級勞作中。

自始至終，斯坦都在講一件事：熱愛。因熱愛而發(fā)生的故事才是最感人的，他的勵志和成功才是最精彩的。

西摩·斯坦是一個脾氣很怪的人，他喜歡離群索居，但又像個嬉皮士一樣加入一場場的瘋狂派對之中；他的心臟有先天缺陷，不能參加體育運動，但他卻一直讓這顆心臟超負荷工作；他是個同性戀，卻選擇結婚生子，但又不能盡到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他是個慷慨寬容的人，但卻比任何人都尖酸刻?。凰欢魳?，卻一輩子做著跟音樂有關的事……他是一個矛盾體，在各種矛盾沖突中走過自己的人生。步入古稀之年，慢慢安靜下來回顧過往，才會把他一路的迷茫和困惑看得如此透徹，有些看似信手拈來的深刻感悟，多是在痛苦中歷練出來的。

西摩·斯坦與前妻琳達，以及大衛(wèi)·鮑伊、雷蒙斯樂隊（圖片來自網(wǎng)絡）

也許你會羨慕斯坦所經(jīng)歷的玩世不恭、無所畏懼、跌宕起伏的人生，但他在書中會隨時提醒你，熱愛需要付出代價。你無法用任何數(shù)學公式算出這其中的成本，你只能在選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他這樣寫道：

在我們這個圈子里，每個人都是半個瘋子，常常是比著賽地吹牛，但我想正因為我們同病相憐，所以彼此之間才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共鳴。我們可能是競爭對手，但我們會在專業(yè)上互相幫助，甚至在個人生活方面，我們是彼此同父異母或者同母異父的兄弟，要知道大多數(shù)人在實際生活中還真沒有這樣的兄弟。我們知道彼此的掙扎，在運動場上都是干啥啥不靈，在家里是失敗的丈夫，都曾破產(chǎn)或有更糟的問題。我們都被困在游戲中，沒法回頭去過普通人的日子，也都不想退出。我們都有類似的人格障礙，可以輕易地在彼此身上看到它，卻又不敢獨自去面對。

所以，他才會這樣感慨：“好時光只是額外的收獲?！?/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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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用手機聽著流媒體長大的一代，看這本書時會不會有工廠的車工看《天工開物》的感覺。傳統(tǒng)唱片業(yè)已經(jīng)離這個時代越來越遠，那些傳統(tǒng)唱片業(yè)時代造就的臺前幕后的英雄也已逐漸變成古老的傳說和陌生的符號。在點擊、流量為先的數(shù)字時代，老一代聽眾會感嘆造樂工廠的沒落，再也聽不到像過去那樣精彩的音樂了；新一代網(wǎng)民則只是更關注他喜歡的藝人能紅多久，能帶來多少熱門垃圾話題填滿他空虛的心靈。至于音樂給人們帶來的美好和感動，早已變得不再重要，人與音樂的關系只要能變成社交媒體上的炫耀就夠了。

不管老一代和新一代聽眾在欣賞音樂習慣上有多大分歧，但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好音樂越來越少。這個事實總是在某些音樂事件成為公共話題時被人順帶拿出來浮皮潦草地討論或感慨一番，以證明自己好像還有那么一點審美，但人們從未真正思考過，為什么好音樂越來越少。是因為缺少這方面的人才嗎？好像不是，全世界的音樂院校在招生時都門庭若市，所有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在藝術方面有出奇的造詣。是因為從事這門藝術工作的人缺乏天賦嗎？好像不是，既然想踏進音樂殿堂的人排成長龍，那么最終經(jīng)過一番殘酷的淘汰會把天才們留下。那是因為數(shù)字時代音樂變成免費午餐，讓音樂人失去創(chuàng)作動力了嗎？好像不是，從事音樂行業(yè)的人一直有增無減。那是因為我們能想象到的音樂表現(xiàn)形式和優(yōu)美的旋律都被前人創(chuàng)造出來，現(xiàn)在的人再找不到新的創(chuàng)作空間了嗎？當然更不是，人的創(chuàng)造力從來就沒有極限！

那到底是因為什么？

西摩·斯坦在這本書中，從一開始就在強調唱片人最核心的生命力——A&R，即藝人與作品?？梢哉f，唱片公司變成一部強大的不停運轉的機器，都是建立在“藝人與作品”的基礎上，它就是發(fā)動機。當“藝人與作品”停止運轉，唱片業(yè)就變成一堆廢鐵，最多能吸引硅谷或者華爾街的資本家廉價收購回爐。但資本家才不會管藝人與作品的重要性，他們只想稱一稱這堆廢鐵還能賣多少錢。

我們聽不到更新的好音樂是因為“藝人與作品”這門手藝在資本化的數(shù)字時代被弱化甚至消失了。那么，什么叫“藝人與作品”？斯坦是個最典型的從事“藝人與作品”這門手藝的唱片人，他所做的并為之瘋狂的一切都在解釋這個概念。如果你有興趣了解這些，不妨從斯坦的字里行間尋找答案。如果迫切想知道答案又沒有耐心把此書看完，那么，我可以簡單地打個比方，唱片公司的“藝人與作品”這個部門，或者說后來演變成一種挖掘、培養(yǎng)藝人的運作模式，無非是伯樂找到千里馬，把最有才華的人推向成功，唱片公司要設置重重關卡，提升門檻，只有通關的人才有可能成功。這是鐵律，一個藝術與市場結合非常完美的標準，二者缺一不可。

當那些嚴厲的、手持藝術標尺的伯樂如今換成手欠的點擊愛好者，你看到的就是一群在大草原上狂奔的野驢。

好在“藝人與作品”這門手藝還沒有完全失傳，正如斯坦先生所說：

我希望在本書的字里行間，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到熱門歌曲是如何被發(fā)掘，明星又是如何誕生，以及我們是如何靠音樂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賺錢的……天才常有，但總得有人發(fā)現(xiàn)他們，為他們提供實際的幫助。歸根結底，音樂世界的運轉靠的是發(fā)掘才華橫溢的人和偉大的作品，這是制造音樂炸藥的兩種核心成分。

未來，西摩·斯坦們會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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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我能為西摩·斯坦先生的《聽見天才：塞爾唱片和獨立音樂的故事》中譯本寫序言。最后，用他書中的一段文字作為本文的結尾。

只有偉大的音樂才能通過真正表達那些我們可以感知但卻無法自行解釋的情感，從而提高唱片業(yè)游戲競爭者下的賭注。最偉大的藝人通常也是最偉大的創(chuàng)作者，雖然你從未見過他們，但他們卻是你最好的朋友。當我們需要一個肩膀去依靠，去哭泣，我們最心愛的、最珍藏的那些歌曲就像是小小的許愿蠟燭。它們以一種正面的方式讓我們落淚，讓我們能夠重新跟真實的自我和諧共處。是它們，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

王小峰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二日

本文為《聽見天才：塞爾唱片和獨立音樂的故事》中文版序言，原題《妖聲碟影，音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