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出生于1940年，在諾曼底的伊維托小鎮(zhèn)長大，她的父母在那里經(jīng)營著一家雜貨店和咖啡館。她的成長環(huán)境很差，但雄心勃勃。在她的寫作中，埃爾諾始終從不同的角度審視了一個在性別、語言和階層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生活。她的創(chuàng)作之路漫長而艱辛。
安妮·埃爾諾
她處理她的農(nóng)村背景的記憶工作很早就出現(xiàn)了，作為一個試圖擴大文學界限的項目，它超越了狹義的小說。盡管她的風格經(jīng)典而獨特，但她宣稱自己是“自己的民族學家”，而不是小說作家。她經(jīng)常提到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但皮埃爾·布迪厄這樣的社會學家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撕開小說面紗的野心促使埃爾諾有條不紊地重建過去，但也試圖以日記的形式寫出一種“原始”類型的散文，記錄純粹的外部事件。
安妮·埃爾諾的處女作是《清空》（Les armoires vides，1974)，在這部作品中，她開始調(diào)查她的諾曼人背景。而她的第四本書《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實現(xiàn)了她的文學突破。在短短的一百頁中，她為她的父親，以及從根本上塑造了他的整個社會環(huán)境描繪了一幅冷靜的肖像。這幅肖像采用了她發(fā)展中的內(nèi)斂和道德動機的美學，她的風格是經(jīng)過嚴格和透明的鍛造而成的。它標志著一系列自傳散文作品超越了虛構的文學世界。并且，即使還有敘事的聲音，也是中立的，并盡可能匿名。此外，埃爾諾插入了對她寫作的反思，她將自己與“記憶中的詩歌”保持距離，并提倡平淡的寫作：她平淡的寫作與她的父親是一致的，體現(xiàn)了他的世界和他的語言。然而，埃爾諾的語言中也有一個重要的政治維度。她的寫作總是被一種背叛她所離開的社會階層的感覺所籠罩。她說寫作是一種政治行為，讓我們看到了社會不平等。為此，她用語言作為“一把刀”，用她的話說，撕開想象的面紗。懷著這暴烈而又純潔的揭露真相的野心，她也是讓-雅克·盧梭的繼承人。
幾年后，她給了我們一部更短的肖像作品，即她母親的肖像，簡稱為《一個女人的故事》（Une femme）。它對埃爾諾作品的性質提供了重要的闡釋，在小說、社會學和歷史之間轉換。簡而言之，這是對一個堅強的女人的美妙致敬，她比父親更能保持她的尊嚴，通常是在令人擔憂的情況下。在她與母親的關系中，羞恥和繁重的沉默并沒有以同樣尖銳的方式出現(xiàn)。
伴隨安妮·埃爾諾對過去的重建所帶來的痛苦的例證是《羞恥》（Shame）。在許多方面，它似乎是她父親肖像的延續(xù)，試圖解釋過去某個特定時刻父親對她母親的突然憤怒。第一行是名副其實的鞭打：“我父親試圖在六月的一個星期天，在下午早些時候殺死我的母親?！?與往常一樣，埃爾諾試圖超越可容忍的極限。用她自己在書中的話來說：“我一直想寫那種我以后覺得無法談論的書，那種讓我無法承受別人注視的書?！弊屵@種經(jīng)歷難以忍受的是根植于屈辱的生活條件的恥辱。安妮·埃爾諾寫作時，尊嚴或缺乏尊嚴的問題沒有實際意義。文學給了她一個避風港，可以寫出與他人直接接觸無法交流的東西。對于埃爾諾來說，在一個人的性生活首次開始之前，羞恥感是個人身份中唯一持久的特征。
她的杰作是關于23歲敘述者非法墮胎的臨床克制敘述，《發(fā)生》（Happening）。它是第一人稱敘事，與歷史自我的距離不像許多其他作品那樣被強調(diào)。無論如何，“我”通過一個壓抑的社會的道德限制和她所面對的人的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成為了一個對象。這是一個無情的誠實的文本，在括號中，她用極其清晰的聲音添加了反思，以同一種流暢的方式對自己和讀者。在這兩者之間的空間里，我們正處在“事件”發(fā)生25年后的寫作時間，讓讀者也能強烈地感受到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情。在《擁有》（L'occupation）中，埃爾諾剖析了浪漫愛情的社會神話。根據(jù)日記中記錄她被情人拋棄的筆記，她既承認又攻擊建立在刻板印象上的自我形象。她的嫉妒被痛苦地揭示為一種癡迷，寫作日期再次標志著寫作成為剖析真相的利器的時刻。
安妮·埃爾諾的寫作始終服從于時間的進程。在其他任何地方，社會習俗對我們生活的影響都像在《歲月悠悠》（Les années）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這是她最為雄心勃勃的作品，使她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并擁有眾多追隨者和文學弟子。它被稱為“第一部集體自傳”，德國詩人杜爾斯·格林拜因稱贊它是當代西方世界開創(chuàng)性的“社會學史詩”。埃爾諾在敘事中用集體記憶的第三人稱代替了對自我的自發(fā)記憶，暗示了時代精神對她生活的影響。沒有普魯斯特意義上的情感記憶可以讓她直接回到早年。我們的生活是由被講述的故事、被唱的歌曲或統(tǒng)治趨勢形成的，這些慣例很快就過去了。因此，埃爾諾很難從曾經(jīng)的那個人身上認出自己。在《歲月悠悠》中，個人和集體記憶已經(jīng)融合在一起。
安妮·埃爾諾總是能夠回到清晰視野的障礙上。在她的社會視角中，羞恥機制具有特殊的力量，在《一個女孩的記憶》（Mémoire de fille）中，她從另一個角度恢復它們。在那部作品中，她在1950年代末以年輕女性的身份面對自己，當時她在諾曼底奧恩的一個殖民地失去了童貞。對她的行為的反應，她自己也努力讓大家知道，結果是她被驅逐出社區(qū)。在她生命的一半時間里，作家選擇不去處理這一痛苦的事件，這對她的精神和身體健康都產(chǎn)生了負面影響。她寫道，這是一個“與成為商店和咖啡館老板的女兒不同的恥辱”的問題。曾經(jīng)以成為欲望的對象而自豪是一種恥辱。她的眼睛對自己就像一個年輕女人一樣無情，就像對那些羞辱她的人一樣?！爱斈阆氤吻逡粋€普遍的真相時……這總是缺失的：在你進行體驗的那一刻，對你的體驗缺乏理解。”這個障礙被稱為“當下的不透明”。
安妮·埃爾諾顯然相信寫作的解放力量。她的作品毫不妥協(xié)，用平實的語言寫得清清楚楚。當她以極大的勇氣和敏銳的洞察力揭示階層經(jīng)歷的痛苦，描述羞恥、屈辱、嫉妒或無法看到你是誰的困境時，她已經(jīng)取得了令人欽佩和持久的成就。
安德爾斯·奧爾森
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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