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納德·萊特曼談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

伯納德·萊特曼（章靜繪）

伯納德·萊特曼（Bernard Lightman），加拿大約克大學科學史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美國科學史學會副主席（2016-2017）、主席（2018-2019），國際科學史權威雜志Isis主編（2004-2014），著有《不可知論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gnosticism, 1987）等，主編《語境中的維多利亞科學》（Victorian Science in Context, 1997）和《科學史手冊》（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6）等。萊特曼教授耗時十五年完成著作《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為新觀眾“設計”自然》，探討了維多利亞時代三十多位活躍的科學普及者。這項跨學科研究涵蓋了科學、宗教、性別、文學、出版和視覺文化等眾多學術領域，對科學知識的市場、宗教與科學的張力、科學職業(yè)化與文化權威的角逐、科學中的女性角色和性別意識、進化論的傳播和爭議等議題提出了全新見解。

本書中文版在原書出版十五年后問世，作者欣然應邀為中文版寫序，暢談該研究中的跨學科視野?！渡虾u》邀請本書譯者姜虹采訪了萊特曼教授，再談維多利亞時期科學傳播研究涉及的重要議題。姜虹系北京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化科技協(xié)同創(chuàng)新研發(fā)中心助理研究員，除了翻譯本書，還譯有《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2020）和《花神的女兒：英國植物學文化中的科學與性別（1760-1860）》（2021）。

《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為新觀眾“設計”自然》，[加]伯納德·萊特曼著，姜虹譯，中國工人出版社·萬川文化，2022年8月出版，620頁，128.00元

《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為新觀眾“設計”自然》英文版書影

這本書的書名雄心勃勃，囊括了豐富的歷史主題，“維多利亞（時代）”界定了本書關注的歷史時期和地理區(qū)域，即維多利亞女王統(tǒng)治時期（1837-1901）的英國。您能否簡單概括下維多利亞時代前后的科學普及，以及同時代歐洲大陸國家的情形？

萊特曼：嚴格來說，科學普及在1837年之前是比較少見的，曾經(jīng)被當作科學普及的東西并不是真正的科普形式。對此有一個充滿爭議的說法是，大約在1800年之前科學普及無從說起，因為那時還不具備它所需要的條件。在十八世紀及更早期的科學寫作是面向很小的讀者群，他們有良好的文化素養(yǎng)和經(jīng)濟實力，有能力閱讀和財力購買昂貴的書籍，是社會的富人階層。在我看來，當我們談論“大眾/通俗科學”（popular science）時，所指的應該是面向社會大部分群體的科學讀物，除了上層社會，也應該包括中產(chǎn)階級甚至更底層的讀者。大眾科學所需的條件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才開始顯現(xiàn)，出版商開始嘗試各種各樣的出版方式。例如，1826年開始的“知識傳播協(xié)會”系列叢書，就是為了了解科學讀物是否擁有足夠大的讀者市場，大量類似的嘗試都失敗了，因為這樣的讀者市場還未形成。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轟動》（Victorian Sensation）中指出，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鐵路系統(tǒng)的發(fā)展、紙張成本的降低、印刷技術的進步、識字率增加等原因引發(fā)了一場“通信革命”（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導致印刷文化的巨大變化，價格低廉的印刷品涌現(xiàn)，改變了英國的大眾讀者市場。西科德重點關注了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Chambers）的《創(chuàng)世自然史的遺跡》（The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844），這本書的暢銷意味著出版商所期待的讀者市場業(yè)已形成。于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面向大眾讀者的廉價科學讀物爆發(fā)式增長，這段歷史即為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在那之后的科學普及，讀者可以參考彼特·鮑勒（Peter Bowler）的著作《全民科學：20世紀早期英國的科學普及》（Science for All: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相比之下，我更關注非科學家的科學普及活動，鮑勒所關注的對象大多數(shù)是科學家，試圖表明從二十世紀早期開始越來越多科學家投身到科學普及之中。

關于十九世紀歐洲大陸國家的狀況可以參考伯納黛特·本索德-文森特（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林恩·尼哈特（Lynn Nyhart）和羅伯特·?？怂梗≧obert Fox）等學者的著作。歐陸與英國的狀況有所不同，因為受到了不同的歷史原因影響：一方面，英國大眾科學的自然神學基礎不如歐陸那么顯著；另一方面，英國發(fā)生的通信革命與世界其他地方發(fā)生的時間有所不同。

書名中另一個關鍵詞是“科學普及者/科普作家”（popularizers of science）。我很認同您的觀點，普及者這個詞在現(xiàn)在多少含有負面色彩，包括它的同根詞如“大眾的/流行的”（popular）、“普及”（動詞popularize，名詞popularization）。也主要因為這個原因，在與您以及其他師友商量之后，我在中文版書名里改成了“傳播”。在這本書出版十多年后，您現(xiàn)在如何看待科普、傳播以及公眾理解的變化？

萊特曼：在詹姆斯·西科德《維多利亞時代的轟動》和我這本《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影響下，科學史家在使用“科學普及”和相關術語時候不再那么猶豫，也認可不同方式的科學傳播可以成為科學史研究的重要主題。學者不再因為“大眾科學”現(xiàn)在具有負面含義就將其排除在科學史研究的范疇外，在我這本書出版之后涌現(xiàn)了很多關于科學普及/傳播的歷史研究，學界對科學如何在文章、書籍、博物館和展覽中傳播產(chǎn)生了更大的興趣。《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的目標之一，就是讓有志于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不再妄自菲薄，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在研究二流的科學作家，而是要意識到科學普及本身就很重要，與研究精英科學家及其著作一樣，在科學史里都非常有意義。本書的立足點在于，如果我們想理解維多利亞時代大眾讀者如何理解科學，我們就需要去研究普及者及其傳播科學的方式，對公眾而言他們同赫胥黎和丁達爾這些精英科學家一樣具有權威性。出版商和期刊主編往往也更喜歡科普作家而不是科學家，因為前者知道如何讓科學能夠被更多的人理解。

“公眾理解科學”這個說法遭到學者拒斥，因為它意味著公眾只是被動接受職業(yè)科學家們投喂給他們的科學知識，西科德和我都在竭力削弱“擴散”模式的影響，在這種模式下科學傳播是單向的，公眾是被動接受者。我們和其他十九世紀科學史的學者都展現(xiàn)了公眾如何參與知識的生產(chǎn)和傳播，而不是被動接受。

您在書中指出，科學普及者和科學家一樣，都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經(jīng)歷了職業(yè)化過程，這個說法很有啟發(fā)性。不過話說回來，當時成功的科學普及者更傾向于將自己界定為職業(yè)作家，而不是專門的普及者，他們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科學史家的重視，這些人的暢銷書可能更容易得到文學研究學者的關注。您如何定義或區(qū)分一部作品屬于大眾科學讀物還是文學作品？又如何界定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文學作品中的科學話題？因為這些作品通常很明確地被劃分在文學范疇，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傳播了科學，對它們的研究也需要很強的跨學科視野。

萊特曼：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我也很期待借這個問題闡明一個觀點：大眾科學讀物與文學作品并沒有非此即彼的區(qū)分。或者可以換種說法，科普作家都是講故事的人，他們在講故事時廣泛采用各種文學手法（當然科學家在寫大眾科學讀物也如此，但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因此，當科學思想成為一部小說里的重要元素，比如威爾斯的《時間機器》，我們其實可以將這些小說當作科學普及形式。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有多種多樣新的文學類型在傳播科學，比如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威爾斯和其他作者的科幻小說，喬治·艾略特、托馬斯·哈代和約瑟夫·康拉德等人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都不乏科學話題。關于文學現(xiàn)實主義與進化論之間的聯(lián)系可以參考喬治·列文（George Levine）的著作《達爾文與小說家》（Darwin and the Novelists），列文指出達爾文引起了小說寫作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進化論改變了小說結構本身。回到科普作家這個群體，還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有些科普作家自己就是小說家；第二，他們嘗試不同的文學形式就是為了吸引讀者對科學產(chǎn)生興趣。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羅伯特·錢伯斯的《創(chuàng)世自然史的遺跡》，他開創(chuàng)了進化論史詩的寫作模式，西科德在其著作中深入討論了錢伯斯和這本書。大眾科學寫作的文學維度吸引了文學研究學者，他們與歷史學家一起，共同為科學普及中的出版物研究貢獻了學術增量。

您在書中詳細探討了神職人員和女性這兩個從事科學傳播的群體。在人們的印象中，女性常常被科學拒之門外，很難參與其中，神職人員也一樣。他們?nèi)绾纬蔀槟年P注對象？

天文學科普作家阿格尼絲·克拉克

萊特曼：當我從事這項研究時，我非常詫異地發(fā)現(xiàn)，竟然有這么多女性成為科學普及者。她們的確很難投身科學：首先她們無法接受大學教育，而正規(guī)的高等教育是獲得科研職位的敲門磚；她們甚至被認為天生就缺乏科學思維，因為她們主觀、感性，是虔誠的宗教徒。達爾文和赫胥黎等進化論者宣稱，女性不如男性進化充分，赫胥黎主張科學協(xié)會應該將女性拒之門外。因此，女性即便對科學滿懷熱情，她們投身科學的機會也寥寥無幾，只能從事一些輔助性的工作，比如為科學著作繪制插圖，或者成為科學家（通常是她們的親屬）的助手。撰寫大眾科學讀物也是其中一種方式，前提是出版商和期刊主編能夠認可她們的寫作才能，并能夠向公眾有效地傳播科學知識。在這本書里，我大概研究了三十位科學普及者，幾乎有一半是女性，其中有些還非常成功。

在維多利亞時代，神職人員也是被科學協(xié)會排斥的對象。赫胥黎和其他科學家拒斥科學中有自然神學的痕跡，只有具備專業(yè)科學知識、以客觀方式探究自然的人才有資格參與科學。投身科學普及的不少女性與神職人員在這個時期依然延續(xù)了早期的自然神學傳統(tǒng)，他們以這種方式詮釋了現(xiàn)代科學更廣泛的意義，強調(diào)自然中的神圣秩序和設計。

維多利亞時代的精英科學家（如赫胥黎和丁達爾）與二十世紀的薩根和E.O.威爾遜等科學大家在大眾科學寫作上都投入很多，他們對自身作為科學普及者的身份認同和動機等方面有何差異？

萊特曼：人們很容易誤以為職業(yè)化進程在十九世紀晚期已經(jīng)完成了，其實不然。在赫胥黎和丁達爾所處的時代，科學的職業(yè)化進程還沒完成，科學家的職業(yè)身份也沒完全確立。他們代表了主張職業(yè)化的科學家群體，實現(xiàn)職業(yè)化目標的方式是通過教育改革，為社會提供真正的科學訓練，只有具備專業(yè)科學知識的人才有資格確定科學理論的有效性。從事科學普及也是職業(yè)化目標的一部分，并不違背職業(yè)科學家的身份，赫胥黎在十九世紀常常被奉為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之一，丁達爾則是一流的大眾科學演講家，盡管他們的對手宣稱從事科普活動會犧牲寶貴的科研時間。到了薩根和威爾遜的時代，他們無需再像赫胥黎和丁達爾們那樣為自己的科學權威和職業(yè)身份抗爭，投身科學傳播并沒有那么多復雜的目的。

書名中“新觀眾”新在何處？

萊特曼：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大眾科學的對象即“新觀眾”在社會階層構成上與之前非常不同，其中中產(chǎn)階級和經(jīng)濟狀況較好的工人階級構成了新觀眾的重要部分。大眾科學讀物變得非常便宜，中產(chǎn)階級和工人階級中不僅有大量人口開始負擔得起書籍消費，而且能夠閱讀的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另外，公眾對科學的興趣也大了很多。從1851年的萬國工業(yè)博覽會開始，公眾對科學非常癡迷，紛紛涌入科學博物館參觀，到海岸采集標本，有些海洋動植物還被帶回家，養(yǎng)在水族箱里?？茖W已經(jīng)成為維多利亞文化不可分隔的一部分，水族箱不過人們癡迷于科學和博物學的一大表現(xiàn)，再如進化論，滲透到了小說、詩歌、攝影、博物館、早期電影、戲劇和其他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覺得書名中的“設計”是涵義最復雜的一個詞。在翻譯過程中您就曾解釋過，這個詞在此處是一個雙關語，既指宗教和神學里的“設計論”思想，也指科學普及者在寫作、講座、演示過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和技能。相比英語世界，這個詞的豐富內(nèi)涵對中國讀者來說并非那么不言自明，尤其是在設計論這個意義上，所以我在中文版書名中加上了引號，以強調(diào)它的特殊性。就設計論而言，您可否概括下自十七世紀以來自然神學的演變過程，尤其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具有什么特征？在當今社會，宗教和科學之間的鴻溝似乎越來越難以跨越，自然神學又處于什么狀況？

萊特曼：至少從牛頓的時代起，英國的自然哲學家和自然志家（博物學家）相信，研究自然可以揭示上帝之手。在他們的科學觀念里，要想理解自然就必須理解時間之初上帝在自然中設計的一切。在上帝的計劃里，自然就如同一塊鐘表，它的每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功能或目的。例如，萬有引力定律確保了恒星以有序、規(guī)則而且可預測的方式運行，牛頓靠數(shù)學方程推算出萬有引力定律，這意味著自然體現(xiàn)了神圣秩序。眼睛和動物身體的其他器官都是由全知、全能、仁慈的上帝所造，他理解光學原理，設計了眼睛內(nèi)部的不同器官，才能讓視覺奇跡成為可能。十九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科學家如約翰·赫歇爾（John Herschel）、威廉·休厄爾（William Whewell）和理查德·歐文（Richard Owen）都認為自然神學為科學提供了研究框架。然而，自然神學并非一成不變，必須隨著科學新發(fā)現(xiàn)不斷更新，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思考其深意。十九世紀早期對自然神學的重新思考出現(xiàn)在“布里奇沃特叢書”（Bridgewater Treatises）中，這套叢書從三十年代開始發(fā)行。喬納森·托珀姆（Jonathan Topham）最近在其著作《閱讀自然之書：維多利亞時代前夕八部暢銷書如何重新連接基督教與科學》（Reading the Book of Nature: How Eight Best Sellers Reconnected Christianity and the Sciences on the Eve of the Victorian Age）中指出，“布里奇沃特叢書”的目的是讓英國讀者相信科學對于宗教來說是安全的。當然，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挑戰(zhàn)了這套叢書所傳達的自然神學思想，對大自然設計論造成了壓力。十九世紀下半葉許多科學普及者意識到，維多利亞讀者希望了解進化論和其他科學發(fā)現(xiàn)在更廣泛意義上對宗教意味著什么。他們的目的之一是根據(jù)進化論重新認識科學，并向他們的觀眾確?？茖W至此依然是安全的，有時候這意味著需要擴展設計論，表明它主要體現(xiàn)在自然規(guī)律之中，而不是具體的生物器官里。

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普及者采取了很多技術和策略吸引觀眾，尤其在視覺技術上可謂五花八門，如佩珀的幽靈表演、伍德的即興速寫等，其中一些技術手段和策略甚至可以繼續(xù)用于今天的科學傳播。是什么原因讓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普及者設計了這么多吸引觀眾的方式？

佩珀的幽靈表演

萊特曼：要討論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談到通信革命之后大眾科學讀物市場激烈的競爭。每家出版商都想通過廉價科學讀物分得一杯羹，科學普及者往往也迫于經(jīng)濟壓力不得不變著花樣去傳播科學。他們要想以科學寫作為事業(yè)就必須精心打造暢銷書，就必須有與眾不同、引人注目的創(chuàng)新才行，科學演講者和博物館策展人也同樣需要這樣的創(chuàng)新。佩珀的幽靈幻影為皇家理工學院吸引了大量的人流，他的表演栩栩如生，讓觀眾誤以為自己看到了真的鬼怪。伍德在演講大廳的巨幅畫布上，快速地即興畫出自然界的景象，他胸有成竹、一氣呵成，令現(xiàn)場聽眾大為折服。他們的表演都為觀眾創(chuàng)造了令人驚嘆的視覺奇觀，伍德和其他科普作家在寫作時也常常插入精細的圖像，或者創(chuàng)造性使用各種文學手法。

書名中最后一個詞“自然”讓我想到了書中三個重要的術語：自然神學、自然志（博物學）和科學自然主義（者）。就博物學而言，它不僅是大部分科普讀物的主題，也是博物館、展覽、動物園和植物園等場館里科學傳播的主題。女性和神職人員兩類普及者的作品中博物學主題尤為突出，除了因為他們的作品與自然神學關聯(lián)比較大之外，是否還因為這兩類人總體上缺少正規(guī)的科學訓練，而博物學又是比較容易入手的領域？

萊特曼：的確，相比自然哲學，大眾科學讀物中的博物學主題要多得多。在某種程度上，自然哲學需要一定的數(shù)學基礎，而數(shù)學對業(yè)余愛好者來說相對更難。但自然哲學的有些分支在傳播過程中并不需要復雜的數(shù)學知識，如天文學，這個領域有諸位頗具影響力的普及者，如理查德·普羅克特、羅伯特·鮑爾和阿格尼絲·克拉克等書中提及的人物。我覺得博物學占據(jù)較大份額還因為它不需要昂貴的科學儀器或?qū)嶒炇?，讀者很容易就來到戶外，以科學普及者鼓勵的方式去探究自然，他們甚至被告知在自家后院也能夠有重要發(fā)現(xiàn)。博物學的重要技能在于密切的觀察，普及者會強調(diào)每個人都具有培養(yǎng)這種技能的潛力。維多利亞人普遍熱衷于采集和收藏動植物標本、引種異域植物、參觀動植物園和博物館等博物學活動，博物學類的大眾圖書有更大的市場也在情理之中。

對赫胥黎和丁達爾這些科學家，您用了“科學自然主義者”（scientific naturalist）、“推崇職業(yè)化的科學家”（would-be professionalizer of science）和“科學精英”（scientific elite）等稱呼指代他們，能否談談不同指稱強調(diào)的含義有何差異？

萊特曼：其實除了這三個還有“科學實踐者”（practitioner of science）?！巴瞥缏殬I(yè)化的科學家”強調(diào)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科學的職業(yè)化尚未完成，還只是丁達爾和赫胥黎等人期望實現(xiàn)的愿景，但并非所有科學精英都和他們一樣將自己當成是職業(yè)科學家。對丁達爾和赫胥黎來講，職業(yè)科學家總是將科學放在第一位，宗教退居其次。因此，依然延續(xù)自然神學傳統(tǒng)的精英科學家并不屬于他們界定的職業(yè)科學家?？茖W自然主義者這個術語來自赫胥黎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造的詞，用來指稱自己和丁達爾這樣的人。同樣，并非所有的科學精英都認為自己是科學自然主義者，像開爾文和麥克斯韋等蘇格蘭自然哲學家就將宗教擺在首位，把自己視為科學自然主義的對立面。

書中說：“科學自然主義者排除了在自然界中經(jīng)驗觀察不到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自然主義的；同時，他們根據(jù)十九世紀中葉的三大主要理論去解釋自然，即物質(zhì)的原子理論、能量守恒定律和進化論，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又是科學的?！币环矫?，您主要探討了進化論，對前兩種理論講得很少，原因何在？另一方面，除了理論，科學自然主義者在實踐和具體方法上，又如何體現(xiàn)出他們是“科學的”？

萊特曼：其他學者對物質(zhì)的原子理論和能量守恒定律已經(jīng)有過大量研究，如弗蘭克·特納（Frank Turner）和克羅斯比·史密斯（Crosbie Smith）等人。進化論頗具爭議性，而赫胥黎、丁達爾和其他科學自然主義者將其作為旗幟，使這個群體團結一致，但他們相信達爾文并非因為接受自然選擇理論，而是高度認可達爾文在研究自然時的自然主義方法。達爾文在研究中將自然神學和其他神學思想排除在外，契合了科學自然主義者信奉的原則，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從事科學研究。實際上，科學自然主義者是改革派，他們希望大多數(shù)業(yè)余愛好者、神職人員和女性都被排除在科學組織的嚴肅討論之外?？茖W自然主義者在方法論上可以算是一種唯物主義，他們認為最成功的科學研究是追究自然原因，摒棄神圣學說和其他任何超自然存在。然而，他們又并非哲學或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者，而是認為科學和宗教各自為陣，分屬不同領域，它們只要相安無事，在自己的領地里都是有效的。問題在于，神學常常越過宗教領地進入科學。在赫胥黎和丁達爾看來，神學其實是科學的一個分支，因為神學家經(jīng)常宣稱自己的知識是形而上學的，因此神學必須以科學標準去評判，而不是其他方式。

能否談談這本書出版后的十多年里，您在科學普及/傳播這個領域有何進一步的研究或思考？

萊特曼：《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傳播》在2007年剛出版后，我決定將注意力轉向達爾文主義的傳播上，因為我還沒有在本書中系統(tǒng)討論過這個話題，再加上兩年后（2009年）就是達爾文《物種起源》一百五十周年紀念。剛好皇家學會主辦的科學史期刊《筆記與檔案》（Notes and Records）邀請我為2009年的紀念?？瘜懸黄撐?，于是我提交了“達爾文與進化論的普及”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我討論了達爾文如何將《物種起源》當成是一部大眾讀物，以及其他科學作家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如何以不同的版本去傳播進化論。我也開始對科學博物館和展覽中的科學普及產(chǎn)生興趣，寫了一系列與機構相關的研究論文，如皇家理工學院、皇家科學與藝術大劇院（Royal Panopticon of Science and Art）、地球博覽廳（Wyld’s Great Globe）和切斯特角斗場（Colosseum in Chester）等。這個系列的研究最終產(chǎn)生了論文集《轉型中的科學博物館：19世紀英美展覽文化》（Science Museums in Transition: Cultures of Displa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America, 2017），由我和卡林·伯科威茨（Carin Berkowitz）共同主編。當然，關于科學傳播這個主題，還有大量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英國之外的歐洲國家和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