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顧維鈞傳》：顧維鈞的外交生涯

《以公理爭強權：顧維鈞傳》，金光耀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652頁，89.00元

2022年2月，外交史、當代史學者金光耀教授的《顧維鈞傳》增訂再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這本厚達六百四十四頁的巨著，再次將“民國外交第一人”推到社會各界的聚光燈下。顧維鈞，這位從上海黃浦江畔啟蒙的少年、在紐約晨邊高地求學的青年，經歷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國際政治風云后，最終退隱哈德遜河畔。在紐約，晚年的顧維鈞完成了長達一萬一千頁的口述記錄稿，其中所記，正是他留給中國和世界的一份“不應忘卻的遺產”。

正如學界已經所指出的那樣，較為完整地研究顧維鈞，必須清理出兩條基本線索：其一，顧維鈞的主要外交思想和外交實踐；其二，顧維鈞在民國政局中的基本立場及其轉變。哥倫比亞大學藏顧維鈞檔案引入國內后，經過數(shù)年的沉淀和積累，兩大線索均已經有了明顯的進展，而《顧維鈞傳》無疑當為其中的集大成者。對顧維鈞外交生涯的回顧，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北洋時期為第一階段，抗戰(zhàn)時期屬于第二階段，國民黨失去大陸后系第三階段，退休后寓居哈德遜河畔為第四個階段。

拒簽對德和約、修約成就與派系糾葛

自哥大回國擔任總統(tǒng)袁世凱的英文秘書時，顧維鈞開啟了自己的外交和政治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給了顧維鈞等中國外交官以發(fā)揮自身特長的機遇。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的辯論成為顧維鈞外交生涯的頂點之一，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外交的轉折點之一，一舉改變了近代以來“始爭終讓”的慣性格局?！额櫨S鈞傳》將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概括為“國際舞臺上的中國聲音”，可謂入木三分。在華盛頓會議上，顧維鈞等外交官為中國挽回了國家權益，他們的努力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認可。

華盛頓會議后，顧維鈞回到國內，這段時期正是民國歷史上政局最為動蕩的時期，后人所熟悉的北洋軍閥的混戰(zhàn)，在這個時期達到頂峰。“民眾將國內政治的希望寄予本應在國際舞臺上折沖樽俎的外交官，實在是出于外交與內政不堪之現(xiàn)狀?！保?24頁）北京大學日刊稱贊顧維鈞“此青年外交大家，實我國大學學生之模范人物也”。出于對時局的憂慮，蔡元培、胡適等發(fā)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鼓吹“要做奮斗的好人”，提倡好人政府。顧維鈞等外交官被認為是“好人”。在上述背景之下，在派系林立的北京政壇，出現(xiàn)了一股“外交系”政治勢力，開始對中國政局施加影響，除顧維鈞外，還有顏惠慶、王寵惠、羅文干、施肇基等人。這一派系不同于我們所熟悉的直系、奉系、“政學系”及“研究系”等等，并無一個相對明確的領袖，穩(wěn)定的成員，亦無固定的活動場所，他們特點就在于：這一派系都是職業(yè)外交官出身。

外交系成員主導了中國此時期的對外交往，可以認為是“影響了內政，主導了外交”。顧維鈞為何要卷入國內政治旋渦，這是一個可能會被問及的問題，需要給出一個解釋。一般認為，顧維鈞留學時選擇外交和國際法為自己的專業(yè)，就是要立志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此時介入國內政治，除了政局演變的客觀因素，還在于顧維鈞對外交與內政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228頁）。顧維鈞在對外交涉中倍感艱辛，華盛頓會議通過有關中國的決議后，顧維鈞希望國內有一個穩(wěn)定政局和一致的民意。1922年8月5日，顧維鈞“最終并非毫不情愿地入閣擔任外交總長”，王寵惠內閣組成后，輿論稱“奔走有功者，厥惟顧維鈞”。隨著黎元洪去職，曹錕當選總統(tǒng)，顧維鈞在頻繁變動的政局中，深受直系器重。在當時的中外關系格局下，北京政府為了維持生存，必須與列強駐華使館保持聯(lián)絡，因此離不開顧維鈞等外交官員。

1924年7月，孫寶琦辭去總理職務，按照規(guī)定顧維鈞順位代理總理，總統(tǒng)曹錕任命顧維鈞代理國務總理。這是顧維鈞首次代理國務總理一職。 此后，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打響，由于馮玉祥倒戈，直系戰(zhàn)敗，曹錕下臺，顧維鈞被迫離開了外交部，離開了政壇。離開北京后的顧維鈞，暫居天津，隨后回到了上海。

1926年奉直聯(lián)合趕走了控制北京的馮玉祥，在吳佩孚的邀請下，顧維鈞再次出山，擔任了顏惠慶內閣的財政總長。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壓力下，由于奉直矛盾，顧維鈞最終成為能夠獲得兩派軍閥同時信任的人。1926年10月5日，顧維鈞出任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作為攝政內閣，顧維鈞也同時行使總統(tǒng)的權力。這是他步入政壇后的高光時刻。但此時的顧維鈞并未為此感到滿意，坦陳，“十五年至今戰(zhàn)亂，杜代閣維持數(shù)月，煞費苦心，因病告倦，弟勉承乏，自慚亦無建樹，惟外交案不易解決，國際地位日墮，不得不勉為支撐一時”。事實上，他的組閣是一個“由依附于張作霖和吳佩孚的人士組成的聯(lián)合內閣”（252頁）。在復雜的派系糾葛中，顧維鈞處事“十分穩(wěn)重、圓滑”，此時期，顧維鈞在外交上做出了終止中比條約和罷免安格聯(lián)的決定，這對大革命時期的中外關系而言，是兩件大事，在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中值得留下一筆。

在北京政府時期的任職經歷，并非全是苦澀的記憶，傳記中對此有比較客觀且符合人情世故的敘述。顧維鈞一度出任攝政內閣的總理，這與一般的外交總長是不同的，法國維希政府為此曾于1941年6月授予他一級十字勛章，此勛章一般授予外國國家元首級別的人。顧維鈞起初拒絕這一勛章，認為不妥，但法國的答復讓顧維鈞非常認可，法國認為顧維鈞曾以總理身份攝行總統(tǒng)權力，完全夠資格接受此勛章。對法國方面的答復，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認為“法國確實在處理有關禮賓方面的問題上經驗豐富，十分在行”。

如果說歷史在北洋時期留給了顧維鈞一紙重量級的“證明”，那就是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出的通緝令。1928年7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通緝王揖唐、曾毓雋、吳光新、姚震、湯漪、章士釗、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顧維鈞、湯薌銘、王印川等十人，顧維鈞名列其中。而這并非他唯一一次被通緝。顧維鈞遂游歷歐洲，在1929年的上半年，他攜夫人黃蕙蘭一起徘徊于湖光山色之中。顧維鈞人在歐洲，但內心一直在關注中國的外交形勢，隨著東北局勢的緊張，顧維鈞很快將步入其外交生涯的第二個階段。

戰(zhàn)時外交的執(zhí)行者與最高外交決策的互動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因不滿中國日益覺醒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本軍國主義策劃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中日外交比重開始超過修約外交?！熬拧ひ话恕笔伦儽l(fā)前，人在歐洲的顧維鈞因對中蘇關系的建言而受到張學良的重視，遂應邀回國，擔任張學良的外交高參。在政治上，顧維鈞與張學良事實上處于同一陣營，隨著張政治上與蔣介石結成聯(lián)盟，顧維鈞自然也成為蔣陣營中的一員。

出于對外交的極度敏銳，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曾談及，自“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后，他已經預感到“九·一八”事變，但張學良等并未予以足夠重視。事變突發(fā)，無論張學良還是蔣介石，均無一個成熟的應對方案，他們需要聽取各方面的建議，尤其是來自外交專業(yè)人士的建議。顧維鈞尋求通過國聯(lián)解決，并主張中日直接交涉。在處理“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與張學良之間雖然都有各自的考慮，但事實證明顧維鈞的建議有效可行。鑒于顧維鈞對“九·一八”后中國外交局勢所具有的重要性，他再一次被提名出任外交部長。在接受外交部長任命之前，熟悉中國國內政治的顧維鈞提出了三個條件：一、為有效執(zhí)行外交部長職權，對外使領館定期發(fā)放經費；二、外長全權決定外交人員的選任；三、外交決策權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但外長有事先知情權。前兩個條件顯示了顧維鈞對外交的透徹理解，第三個條件則顯示了他對政治的洞悟，“表明他明白出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與擔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的不同”（279頁）。自此以后，顧維鈞由主導外交決策開始向執(zhí)行外交決策轉變。執(zhí)行外交決策的過程中，如何糾正外交方針的失誤，最大化地影響外交決策，成為其外交生涯的另一重任務。

1931年11月30日，國民政府舉行顧維鈞就任外交部長儀式。蔣介石發(fā)表演說詞，稱“今顧署部長就職于危難之秋，受命于存亡之交”。顧維鈞亦向外交部同仁表示，“因國難當前”，“奉令代理外交部長”，“對事當負全責，對人毫無問題”。顧維鈞所主張的對日直接交涉及錦州中立化提議遭到輿論的批評，雖然從外交策略而言，這些方針可以緩和局勢，但這些妥協(xié)方案事實上無法阻擋日本的侵華野心?！坝捎趪裾畬τ凇拧ひ话恕伦兊膽獙傮w上為放棄軍事抵抗，只依賴外交交涉，使得外交無所憑借?！笨傮w而言，顧維鈞“對于局勢的分析和應對的策略尚屬得體”，可謂客觀之論。

面對中國的上訴，經過三次決議后，國聯(lián)最終決定同意派遣調查團赴東北，調查中日沖突的現(xiàn)狀。依據(jù)國聯(lián)決議，中日兩個當事國可以派出一名代表參加代表團，中方最終選派顧維鈞作為代表。接受參加代表團的任務后，顧維鈞即組織了一個對東北問題素有研究的專家團隊，先行研究代表團來華后可能提出的各種問題。顧維鈞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已經習慣于從歷史和法理出發(fā)，先做學術探討，然后做出相應的分析。

冒著個人安危，顧維鈞在東北盡力揭露日本的謊言，“每到一地，他總要向調查團開出一張應訪人員的名單”，這個名單是他反復精心考慮過的。在李頓調查團為期一個半月的考察期內，顧維鈞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工作，“對調查團了解東北的真相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調查團返回北平起草報告書期間，顧維鈞與各代表保持接觸，“力圖使他們接受中國的觀點，揭露日本侵華的真相”（299頁）。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外交格局突變，隨著中日矛盾的上升，如何聯(lián)合其他大國抵抗日本侵華成為中國外交的主攻方向。除國聯(lián)機制和九國公約機制外，此時的蘇聯(lián)是一個單獨的存在。作為一個緊鄰的大國，東北問題與蘇聯(lián)有密切的關系，盡快實現(xiàn)中蘇復交，有利于中國抵制日本的侵略。還在東北陪同調查團期間，顧維鈞已經著手與蘇聯(lián)相關代表接觸，表達了恢復中蘇兩國國交的愿望。顧維鈞向蘇聯(lián)領事齊那門斯基指出，東北問題關乎中蘇關系及世界和平，如果中蘇合作和平解決東北問題，雙方可以實現(xiàn)共贏：中國解決了日本的威脅，而蘇聯(lián)可以實現(xiàn)與美國改善關系，與其他列強保持同一立場，達到孤立日本，實現(xiàn)遠東和平的目的。中國朝野此時也出現(xiàn)了恢復中蘇邦交的呼聲，并準備以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為復交的先決條件，然而事實上蘇聯(lián)并不同意先訂約再建交的方式。顧維鈞提議，為解決東北危局，收國際協(xié)力對日的效果，發(fā)展對蘇關系宜先取得諒解，然后訂約復交。通過何士（Harry Hussey）渠道，顧維鈞做了最大的努力。中蘇復交最終采取了蘇方無條件復交的建議，國民政府先締約再復交的方針被迫放棄，顧維鈞的建議實際上被采納了。

國聯(lián)調查團調查任務完成后，開始撰寫報告并啟程返回歐洲。此時，顧維鈞成為駐法公使，除繼續(xù)主持中國在國際聯(lián)盟的工作之外，聯(lián)絡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各國同情中國抗日成為顧維鈞日常性的外交工作。在國聯(lián)舞臺上，顧維鈞發(fā)揮外交優(yōu)長，為中國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持發(fā)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33年3月14日，國聯(lián)報告書獲得國聯(lián)特別大會的通過，不承認偽滿，支持中日在國聯(lián)框架內談判，“這是中國在道義上和外交上的勝利，而日本則完全被孤立了”。日本罔顧國聯(lián)報告書，繼續(xù)向長城以內擴大侵略。顧維鈞建議，中國亦無必要繼續(xù)傾注全力在國聯(lián)與日周旋，中國應該“軍事上全力抵抗，外交上對日絕交”，“以抵抗為外交后盾，以外交助軍事抵抗”。對日絕交與否成為國民政府高層討論的重大決策，但最終認為立即對日絕交于中國不利。顧維鈞以其職業(yè)外交官的本職，憑借自己的經驗和才干，向決策層建議“他認為最有利于中國的外交方針”。此次建議被拒絕后，顧維鈞認為決策層的考慮并非只有外交一項任務，國民黨不僅害怕絕交后需要面臨的宣戰(zhàn)，更主要的是正組織力量進攻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根據(jù)地。此次顧維鈞的絕交建議并未被納入國民政府外交政策之內。

“七·七”事變后，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已經升格為駐法大使的顧維鈞全力投入揭露日本侵華以及呼吁各國援華的外交工作之中。從外交機制而言，中國所能做的除繼續(xù)向國聯(lián)申訴外，還可以申請啟動九國公約機制。顧維鈞一直重視美國的作用，事實上，在局部抗戰(zhàn)時期，英法主導的國聯(lián)亦將美國的參與視為能否解決東北問題的關鍵。在此情形下，當國聯(lián)機制無法有效制裁日本時，啟動九國公約機制的布魯塞爾會議舉行了。中國在外交上做的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夠聯(lián)絡大國，希望這些大國可以支援中國而孤立日本。顧維鈞認為，此時中國外交的任務在于爭取國際社會在道義上的支持和物資上的援助，而不是與日本交涉停戰(zhàn)。對于苦撐待變時期的中國而言，這一方針可謂理智。

法國淪陷后，鑒于對英外交的重要性，國民政府提名顧維鈞為駐英大使，召回郭泰祺。以往學界對這一任命關注不多，一般認為是中國重視對英外交的結果。《顧維鈞傳》通過顧檔向我們揭示了這一任命背后的小波折。英國此時曾希望由留學英國出身的杭立武出任大使，杭本人對此亦表示了熱情。英國對于國民政府的任命提議遲遲未予回復。但由于國民政府的堅持，英國最終同意了任命。出任駐英大使后，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形勢急劇變化。日本偷襲珍珠港后，德日意對美宣戰(zhàn)，中國對德意日宣戰(zhàn)，中英美成為戰(zhàn)時盟國。戰(zhàn)時中英關系之間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中英關系在顧維鈞的具體推動下?lián)u晃前行。戰(zhàn)時廢約是中國抗戰(zhàn)時期最為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中英新約的訂立即為其中之一。到1942年，外國在華不平等條約已經存在了一百年，久為國人所痛恨。顧維鈞自參加巴黎和會起就把廢除不平等條約視為一項重要的外交目標，經過北洋修約交涉后，剛剛啟動的廢約進程被“九·一八”事變打斷，廢約的事情一直耽擱了下來。英美承諾戰(zhàn)時廢約后，顧維鈞積極參與中英新約談判的交涉，由于英國不愿討論殖民地問題，因此拒絕一并歸還九龍。九龍問題成為影響戰(zhàn)時中英廢約的關鍵。顧維鈞亦希望收回九龍，但認為相較于廢約大局，九龍問題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解決。蔣介石堅持在新約中放入九龍條款，幕僚人員都不敢于去直接勸說蔣介石，顧維鈞從大局出發(fā)，向蔣陳明利害得失，蔣介石最終采納了顧維鈞的建議。中英新約的締結，顧維鈞雖非簽字者，但顯然發(fā)揮了關鍵作用。

參與創(chuàng)建聯(lián)合國及戰(zhàn)后的急流勇退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就開始期待戰(zhàn)后世界能夠建立一個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以便代替已經失去功能的國際聯(lián)盟。在1942年6月，國防最高委員會已經由下屬機構擬定了一份“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這一草案集中了當時若干國際事務專家的意見。在國際和平組織方案籌備的早期階段，顧維鈞正忙于戰(zhàn)時外交的其他緊急事務，并未充分參與國內的討論，但早已做過一個詳細計劃，并不時加以修訂。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前，國民政府對中國出席會議的方案已經幾經定稿，并最后征求駐外各使的建議。1944年8月6日，蔣介石親自致電顧維鈞，詢問“我國應取之立場及注意事項”“以研究所得電告為盼”。《顧維鈞傳》詳細介紹了顧維鈞在此問題上的態(tài)度，并分析了顧維鈞的意見在國民政府最后決策中發(fā)揮的作用。蔣介石指示代表團，會議系初步商談，中國希望會議成功，“對于若干困難問題，我方不必堅持”，“對于蘇聯(lián)，雖不共同會議，但仍宜設法聯(lián)絡”，這顯然是采納了顧維鈞的意見?！邦櫨S鈞以會議成功為首要目標，最主要的考慮是要確保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地位?！保?42頁）

作為舊金山會議的發(fā)起國，顧維鈞在中國代表團的組建及參會過程中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顧維鈞堅持中國出席會議的代表團必須能真正代表全中國，尤其是應該能夠吸收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參加，“一個多黨多派的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最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445頁）。在羅斯福的直接過問下，中國代表團最終吸納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董必武。顧維鈞詳細制定了代表團的分工，使每位代表都有事可做。雖然總體上支持美國立場，但顧維鈞并非完全遷就美方，而是盡可能表達中國的主張。在托管制度的討論中，美英兩國各有其算盤，顧維鈞在討論該議題的會議上四次起立發(fā)言，“態(tài)度異常堅決”“會場空氣異常緊張，形成中國與英美尖銳之對立”。美國代表為此專門拜訪顧維鈞，表示只要顧維鈞同意美英建議，“可以在托管理事會中給中國一個永久性席位”，顧維鈞稱“中國在此問題上并無特殊利益，也無意為自己謀求特殊好處，只是希望將民族獨立這一點包括在聯(lián)合國的基本目標之中”。在顧維鈞堅持下，“獨立”一詞最終列入了《聯(lián)合國憲章》（460-461頁）。

顧維鈞抗戰(zhàn)外交生涯的巔峰時刻出現(xiàn)在1945年的6月26日。這一天，在舊金山聯(lián)合國制憲會議現(xiàn)場，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簽字于《聯(lián)合國憲章》之上?！额櫨S鈞傳》對此中國百年外交的標志性時刻進行了詳盡闡述，并客觀論述了顧維鈞個人在其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自此中國成為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在舊金山會議期間，顧維鈞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上被選為國民黨中執(zhí)委。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主要是國共兩黨圍繞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斗爭，顧維鈞贊成聯(lián)合政府，認為應該讓共產黨加入政府。國民黨大勢已去，顧維鈞自稱為“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馬”。1956年5月顧維鈞從國民黨駐華盛頓代表的職位上退休，此后又擔任了兩屆國際法院法官，最終去紐約定居。“人間重晚晴”的顧維鈞始終眷顧故土，心懷祖國大陸，稱自己的“根”在中國?！额櫨S鈞傳》以詳實的獨家史料向人們講述了這位歷經民國外交風云的老人退休后的生活。中國恢復在聯(lián)大的合法席位后，中國共產黨沒有忘記顧維鈞為近代中國外交所做的貢獻，毛澤東主席指示章含之在紐約出席聯(lián)大會議時去看望顧維鈞。其長達一萬一千頁的英文回憶錄也最終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組織翻譯成中文出版。

結語

《顧維鈞傳》以“以公理爭強權”作為全書的尾章標題，這一提法來自求學時期顧維鈞的一篇文章，“當今日之世雖曰有強權無公理，然國際交涉之時誠能以公理爭強權，則強權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殺公理也”?！耙怨頎帍姍唷鼻∪缙浞值仃U釋了顧維鈞所經歷的中國近代外交的歷程，畫龍點睛地濃縮了這位外交家的一生。正如與顧維鈞同時代的外交家群體一樣，在中國處于弱國時代背景之下，外交家所能憑借的正是國際社會的“公理”，以“公理”與“強權”相爭。中國外交的得失與外交家個人的努力正體現(xiàn)在這相爭的過程中。